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的生存与发展困境

最近几年，国内高校英语教育面临多重激烈矛盾。一方面，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地位已经确立（陈新仁、李民，2015），国家大力推行文化、经济、科技等走出去的战略也强化了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刘道义，2014）。另一方面，“基础英语教育改革”引发社会热议，形成了一股削砍教学效率低下的英语教育的声音（陈琳，2014；龚亚夫，2014；王初明，2015），给高校英语教育带来冲击（程晓堂，2015；王守仁，2014）。此外，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的中国，呼唤教师转变角色，成为转化性知识分子和变革型学者（Kumaravadivelu，2012；吉鲁， 2008）。但是，国内实际的教师教育仍未摆脱工具理性的制约（姜勇，2011；钟启泉，2001）。这些矛盾给高校英语教师，特别是青年英语教师带来了更多困境和束缚。

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含青年英语教师）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情况已经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并时常引发热议。他们被描述为“工蜂”（廉思， 2012a）和“青椒”。“工蜂”是蜜蜂家族中最庞大的群体，最主要的特征是勤劳忙碌却获益最少。与“工蜂”一样，作为高校教师群体中最大的团体，高校青年教师勤劳而忙碌地承担着教学、科研、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徐浩，2014；张坤，2004；邹军、袁兴国，2015），投入时间精力多，但在工资收入、职称、行政工作方面都处于劣势（廉思，2012b；郑砚，2013），极易遭受焦虑、抑郁、自卑等消极情绪的困扰而出现心理枯竭（Brogden和Page，2008；Kesen和Aydin， 2014；李春梅，2015；于兰，2007），职业满意度不高，成就感低（刘英爽， 2013），职业怠倦严重（史耕山，2014），大量的青年教师不愿意从事目前的职业（廉思，2012a）。

“青椒”与成熟的“红椒”相对，辣味较淡却略带苦涩，最主要的特征是初露头角，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与“青椒”相似，因为深受个人、学校和社会文化等多重大小环境因素的影响（黄新炎，2014；黄新炎、许钧，2014），如准入体系不够科学、教学技能培养未得到重视、评价机制具有功利化和短视化倾向（周国华，2015），高校青年教师处于学校科层场域的底层和边缘，缺乏教学、学术、职业和经济各方面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并且形塑了顺应、服从、等待、幻想等惯习（李培利，2015；张俊超，2008），因而在专业发展方面还未达到成熟，在专业思想、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态度等方面还存在不足（Jiang等， 2013；胡萍萍、陈坚林，2014；王静，2007；吴寒，2011）。

总之，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和发展瓶颈（郝迪婧、闫志刚， 2014）。青年英语教师若要追求专业发展，就必须深入地理解和有效地应对这些困境和问题。而教师如何理解和应对各种困境与问题深受他们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形塑的信念体系的指引。每一位教师独特的信念体系决定了其对困难特定程度的理解，也决定了他们所能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方式及其效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就面临多重生存压力和发展困境的青年英语教师而言，他们学习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转变信念，以深化对职业困境的理解并有效应对这些职业困境的过程。换用顾明远教授的话说，“转变观念对中国教师来讲是最最重要的”（见邱超，2014：83），有效的高校青年英语教师学习必须触动和转变他们的信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