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现象。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最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本书认为，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到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城市化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速度相对缓慢，压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的进程，也相应压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保留工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弱势的状况下，工资被维持在劳动力的保留工资的水平上，保留工资的压低则抑制了劳动收入的上升。相比之下，长期的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于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并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老龄化可能带来储蓄率下降，这使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Perkins and Rawski，2008）。展望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那么，当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均放缓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从何处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很多都位于东亚，那么，中国能够继续这一地理上的神话吗？我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是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的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也仍然需要20—25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将极大地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市对于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生产要素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却面临着许多制度上的障碍。如果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采取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的策略，那么，其相应采取的政策将不是整合地区间市场，而是分割地区间市场，不是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而是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当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时，地区之间的产业同构便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下一个结果就是，对于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地方而言，将采取分割商品市场的政策来保护本地产业。当每一个地方都采取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的时候，虽然可能是有利于本地短期经济增长的，但从整个国家来说，却既不利于发挥资源跨地区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改进，也不利于企业突破地区间的市场边界，扩大生产规模，享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本应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的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便尤其重要。
很多人喜欢将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类比。表面上的确如此，贸易盈余大幅度攀升，本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呈现泡沫迹象。但是，中国的不同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的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在1985年，其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提供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3.2%。[1]而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其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受到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日本也从未像中国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在一个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大国”，这恰恰成为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潜在空间。同样道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个日本当年所不具有的潜在的需求来源，那就是城市化。各个城市间住房价格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城市内部外来移民所占比重而解释（陆铭、欧海军、陈斌开，2014），这意味着，如果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提高，住房的实际需求就能够相应地增长，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就有可能得到支撑，而不至于像日本那样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在无数次面对学界同行、政府官员或社会公众时，本书作者总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打破城乡间和地区间要素流动障碍的目标迟迟未能实现？更有甚者，听众会不假思索地给出一个他自己的回答，这条路不会被政府采纳的。我的回答是，首先，在知识的层面，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经济集聚的好处，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却被高估了。一些“城市病”被简单地归结为人多，但却忽视了技术和管理对于城市病治理的作用。其次，即使在知识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在行动层面，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却是，各个地区都陷在了一个市场分割的“囚徒困境”里。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算大家都认识到市场整合是有利的，但每个地区都仍有动机去分割市场，保护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整合市场的政策不被实施。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每个地方都想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想要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对于已经流动到本地的低技能劳动力却不愿意接纳其为永久市民。
如果不能顺利地推进市场整合与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中国经济将面临潜在的“欧洲化”的危险。一方面，中国的省之间存在的市场分割使得整体经济的规模效应面临严重的障碍。另一方面，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在劳动力未能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地理劣势地区有强烈的动机来扩张本地的经济，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冲动来加大本地投资，甚至大规模举债，而长期的低利率则为地方政府举债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而一旦经济增长总体下滑，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将首先在投资效率最低的地方显现出来，这和欧元区的弱国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机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这时，欠发达地区因为是中国这个天然的统一货币区的一部分，是不能单独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债务困境的。当然，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统一财政的国家，一旦出现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中国不会像欧元国家那样为是否援助希腊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运用财政资源，甚至用通胀的方式来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那么，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是由普通百姓来承担的。对于较发达的地区而言，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通过上述逻辑，最后以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低效率、债务危机和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这些形式造成的福利损失最终还是要发达地区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的。[2]
话已至此，我想再重复一下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请注意，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谨防出现“欧洲化”的局面，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在采取类似“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
这本书的目的便是在知识的层面将上述道理讲明白。总结起来的话，我想告诉读者以下几点重要的信息：
第一，城市化和经济集聚发展的好处被大大低估了。事实上，相对于小城镇，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更高，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大城市通常人均教育水平更高，人们更能够在相互学习中获得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往往担心，城市人口增长后会造成就业困难。恰恰相反，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而且，与人们容易形成的误解相反，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提升就业和收入的效应对较低技能者而言更大。
第二，城市化和经济集聚发展的坏处被严重高估了。城市扩张过程中生产和生活成本会上升，而这在本质上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带动地价和房价的上升，地价和房价又会传导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去。而城市扩张中出现的拥挤、污染、犯罪这些“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与管理，城市扩张中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并有利于对污染和犯罪的治理。如果城市可以兴建高效的地铁和公交系统，并转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那么，城市污染便不会是严重的问题。“在发展中治理”是对城市病进行“疏”的思维，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作用。如果对城市病的解决通过限制城市人口来加以控制，则走的是“堵”的路，既会损失经济增长，也会制造出人为的歧视，从而有损社会和谐。
第三，地理是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体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试图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上的劣势，唯一可行的就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不顾经济规律，用增加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过度依赖于投资和政府支出，在长期却对区域经济增长无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而在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政府干预造成了经济的过度资本化，降低了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也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若干年来，低效的投资让一些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本书再次强调，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应该走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当前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正在提高，而生产要素（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劳动力）的集聚却远远滞后，其结果就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更充分地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那么，城乡间和地区间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反而更容易实现。在生产要素更为充分流动的前提下，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就能够形成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从而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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