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一、企业的概念

企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普遍认为企业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欧洲贸易的兴起使得企业得以出现。关于企业的产生，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的起源是建立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的。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企业起源学说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其将企业看成是社会分工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同一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一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而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认为，企业是建立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的，指出企业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他认为，资源的配置有两种途径：市场和企业。而企业的规模扩大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使得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或小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时才会产生企业。科斯指出，“市场的运行需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利(管理者)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约某些成本”。

无论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企业都肩负着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使命，是人类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企业管理者的共同目标都是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使企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基业长青。然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和企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大部分的企业都如流星般转瞬即逝或只是昙花一现，真正可以实现“基业长青”或“百年老店”的企业凤毛麟角。现有研究表明，在美国的中小企业中，生存期短于5年的企业高达68%，只有13%的企业寿命超过10年(吕国胜，2000)；而在法国，50%以上的新企业在5年内消亡(Abdesselam等，2004)。显然，大部分企业与“基业长青”的目标都相去甚远。

然而，也确实有一些企业在世事变迁和商海沉浮中屹立百年而不倒。比如，创立于1928年的摩托罗拉公司，从最初不起眼的电池修理业务起家，跨进汽车收音机、电视机、半导体、集成电路及移动通信行业，最终成长为历经百年不倒的跨国企业。再比如，创立于1837年的宝洁公司，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考验，历经近180年而屹立不倒。而与宝洁成立于同时代的类似企业大多数都无法生存15年以上。又比如，创立于1945年的索尼公司，公司创立人井大深在创业时和他的7位创业员工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他们考虑过很多可能性，从绿豆汤到小型高尔夫球机以及计算尺，最终通过电热毯制造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最终成长为当今的商业帝国。那么，究竟什么是企业生存的重要决定因素?什么才是实现企业基业长青的秘诀?

企业的生存(survival)与发展(development)是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的两大基石。其中，企业生存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而企业发展又是企业生存的保障。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企业生存是指企业在研究期内维持其常规活动、保持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以及组内成员的忠诚度，没有退出、破产、合并等事件的发生(Hannan和Freeman，1989)。企业生存与企业的绩效等企业发展的研究高度相关，但又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企业绩效的评判会因研究目标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如企业效率、利润率、产值等都可以成为企业绩效的判断标准，但企业生存的判断标准具有唯一性。其次，企业绩效主要关注企业当期的表现，而企业生存更关注企业长期的演化过程。某些资源的投入可能会促进企业短期绩效的提升，但却不一定会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生存；某些战略可能会带来企业短期的绩效下降(如研发创新)，却可能成为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生存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企业发展是指企业面对未来未知环境的一种探索和适应的过程。通过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有关企业发展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围，包括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企业发展绩效的评价等。在本书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国际化战略。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由国内企业发展为跨国公司的过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任何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国际竞争。综观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发展的过程。一般而言，当企业经营活动与国际经济活动发生某种联系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就开始了。这种联系既可能是生产要素方面的，如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也可能是产品和服务的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的交换，还可能包括各种海外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鲁桐，2000)。有关企业的国际化是否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以及提高企业的生存几率始终存在着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的发展，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联系或存在负向关系。一些研究还认为，企业国际化将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不良影响。

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贡献。大量的中国出口企业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开创了中国经济的特色发展之路。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也节节攀升，表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逐步加深，国际化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同时，许多企业海外经营负面消息不断，海外投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因此，如何理解企业的海外发展之路，成为理解中国企业发展、企业生存的关键问题。

二、企业的生存与相关研究

笔者通过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发现目前有关企业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关注企业生存的研究较少。笔者以“生存”“死亡”“退出”为中文关键词，以“survival”“mortality”“exit”“failure”为英文关键词，对2000年以来的国内外重要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和梳理，共录得与企业生存相关的文献200余篇，其中中文论文41篇。发现企业生存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的研究理论包括：组织生态学、资源基础理论、战略选择理论、权变理论、制度理论等；研究视角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组织两个方面。

(一)企业生存的宏观视角

组织生态学是从宏观视角对企业生存进行分析的经典理论。组织生态学秉承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观点，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Hannan和Freeman(1989)将组织生态学的研究目标界定为揭示影响组织随时间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指环境的力量。国外学者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包括：(1)揭示以种群密度为代理变量的种群合法性和竞争性对企业生存影响的密度依赖理论(density dependence)的相关研究(Bogaert等，2006；Dobrev等，2006；Loree，2008)；(2)关注以产业集中度为代理变量的种群结构对多元化、专业化企业生存影响的资源分割理论(resource partition)的相关研究(Boone等，2002；Boone等，2009；Carroll等，2002；Soule和King，2008)。

此外，环境变化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转型经济下的环境变化。Roberts和Thompson (2003)对波兰体制转型前一年和转型后三年的企业生存进行了分析，认为转型经济过程中的环境不确定性、政权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垄断的金融体系、私有产权和风险投资市场的不健全以及市场中的存量国有企业都可能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产生影响。除体制转型外，Mc Kendrick和Wade (2009)就技术变革引起的环境变化对企业生存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区位因素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是近期兴起的研究热点。Eckert和West (2008)、Dowell和David(2011)分别对Alberta地区的饮料零售业的选址和企业的生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区位选择是企业生存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是否邻近商业中心或大型超市等条件。Lyles等(2004)发现，企业对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可达性对企业生存有显著的影响效应。此外，由产业集聚引发的企业区位选择，也是企业生存的重要影响因素(Buenstorf和Guenther，2010；Globerman等，2005)。

(二)企业生存的微观视角

企业生存的微观视角主要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将企业视为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物质资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组织通过不断“投资”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资源来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Barney和Clark，2007)。其中，关注最多的资源是组织年龄和规模。年龄依赖理论和规模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年龄和规模与组织生存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企业生存研究中，组织的年龄和规模是最常用的控制变量。也有学者对年龄依赖和规模依赖下各因素的协同演化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Do-brev和Carroll，2003；Mens等，2011)。除此之外，技术(Cefis和Marsili， 2005；Fontana和Nesta，2009；Helmers和Rogers，2010；Sinha和Noble， 2008)、管理者的经验及社会网络(Fontana和Malerba，2010；Kalnins和Chung，2006；Lyles、Saxton和Watson，2004)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也有学者对所有制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比重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方面(Kronborg和Thomsen，2009；Mata和Portugal，2002)。Gaur和Lu(2007)发现，所有制、制度和在东道国的工作经验都会对外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生存产生影响。

组织的战略选择是组织生存中的另一重要理论流派。战略选择就是对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模式的选择，就是要创造适应组织生存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适应环境。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进入时机(Dowell和Swami-nathan，2006；Geroski等，2010)、组织战略(Cottrell和Nault，2004；Lyles、Saxton和Watson，2004)、组织结构(Bradley等，2011)等因素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研究方面。

(三)企业与环境的协同演化与组织生存

环境影响组织生存的同时，组织也构成了环境。组织及其运作模式的演化不仅仅是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过程，更是环境选择与组织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Geroski、Mata和Portugal (2010)指出，在有关组织生存的研究中，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优劣之分，每一种理论中都有对组织生存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因此，要以综合的视角来看待问题。Ilmakunnas和Topi (1999)、Bonn(2000)、Zimmermann和Zeitz(2002)的研究都从宏观和微观的综合视角对企业生存的影响要素和影响机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阐述。

本研究将结合笔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整合中国建筑业、制造业等微观企业数据，对中国企业生存中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

三、企业的发展与相关研究

本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研究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本书发现，目前国际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化目的地的选择(location choice)、国际化方式的选择(mode choice)以及国际化时间的选择(time choice)三个主要方面。

而与此相关的理论从多个视角对企业国际化的现象进行了解释。如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通过国际化，企业能将外部的货物、知识及资本市场的中间交易纳入企业内部，可以减少由有限理性等原因带来的中间交易的不完善，降低交易成本(Teece，1986)。而Dunning (1980)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则认为，国际化是企业利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有学者从知识的角度解释了企业国际化(Gupta和Govindarajan，2000；Kogut和Zander，1993；Love，1995)，认为国际化是企业跨国传输知识和技术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而产业组织的研究则认为，企业国际化是对国内激烈竞争和国外富有吸引力市场的一种回应。国内激烈的竞争可能促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寻求适合其生存的市场(Ito，1997)。

尽管在理论方面一般认为，企业国际化发展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会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以及企业的生存，然而，在实证方面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虽然目前大部分实证都证明了国际化理论所给出的假设，即企业的国际化将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无法证明两者之间的显著关系。Daniels和Bracker (1989)从1984年的《福布斯》杂志中选出116家美国企业，以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率(FSTS)与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率(FATA)作为衡量标准，将样本划分为6个组，然后以绩效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FSTS在40%～50%及50%以上，虽然对企业的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而FATA在40%～50%及50%以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非常混乱。此外，甚至有一些学者发现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反向联系。Michel和Shaked (1986)以持股人股价报酬为绩效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国内企业持股人的报酬高于国际企业持股人的报酬。因而得出结论，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而Sa-pienza等 (2006)提出，企业的国际化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生存率，但同时这种效应受到企业年龄等因素的调节。

企业出口作为企业国际化途径的一种，并且是最初阶段的主要方式，其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出口作为企业的发展战略? 一般认为，影响企业出口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企业的生产率，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然而，一些国内学者在对中国出口企业的研究中发现了“生产率悖论”现象(李春顶，2010)，即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出口企业。一些学者认为是国内市场分割、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等制度扭曲造成的企业“被迫”出口(张杰等，2008，2010；朱希伟等， 2005)。此外，Besedes和Blyde (2010)发现，关税、交通成本、企业初始规模、产品种类、金融体系等都对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造成影响；刘志彪和张杰 (2009)发现，产品供应链关系、企业规模、出口密集度、产业集聚等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人力资本与资本密集度并未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

在企业出口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 Syverson (2010)在其NBER的工作论文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梳理，发现企业的出口是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虽然一些研究认为生产率高的企业会出口，但仍有一些研究证明了出口同样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Ber-nard和Jensen，1999)。Ito和Lechevlier (2010)发现，已有一定研发积累的企业进行出口，能极大改善企业的生产率，进而进一步证明了在出口和创新的协同作用下，企业将获得可持续竞争力。国内学者也证明企业的出口行为对中国企业的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张杰等，2009)。但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是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获得的。金祥荣等 (2012)甚至认为，中国企业的出口虽然会促进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在生产率的提高上却收获甚微，中国做出口的优质企业可能会演变为更劣质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