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发展历程，美国传播学家弗雷德·西伯特作了这样的概述：“16世纪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17世纪见到了哲学原理的发展；18世纪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¹⁾

这里所说的“直接的现实基础”是16世纪资产阶级报刊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在15世纪，近代报刊已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但当时报刊主要传播商业信息。进入16世纪，报刊开始转向思想传播和政治斗争，引起各国封建王朝的恐惧，纷纷建立严厉的报刊审查制度，以控制、限制报刊。在整个16世纪，资产阶级为争取出版自由所进行的斗争此起彼伏，慷慨悲壮。这些斗争虽则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做些让步，但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作指导，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专制的新闻制度。资产阶级报刊的先驱者为争取报刊自由的斗争呼唤着资产阶级新闻理论。

在17世纪的欧洲，在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过程中，欧洲早期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关于人的理性、人的权利、国家性质和作用等一系列学说，不仅构成了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而且成了西方各国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和基础。其中，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弥尔顿以及美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1644年弥尔顿向英国国会提交一篇演说词，抨击出版检查制度，争取言论自由，后来印成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产生了深远影响。弥尔顿主张每个人都有将自己的思想诉诸社会的自由权利。他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他坚决主张让一切思想、主张都公开地表达出来，真理必定会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击败谬误。他呼吁“让她（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因为人是理性的，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必定会选择真理，自我修正谬误。从弥尔顿的思想出发，发展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两大基本原则，“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

约翰·洛克从自然权利说出发，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原则，即生命、自由、财产是人人与生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天赋人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洛克提出了分权学说，即立法权与执行权分开。他认为，不分权就没有自由。洛克的政治思想学说奠定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报刊制度的理论基础。

孟德斯鸠从三权分立的原则出发，阐述了言论自由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利，除了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外，还必须看到舆论可以作为一种权力形式而对权力机构实行约束。而发挥舆论力量的前提必须实行言论自由。他认为，言论自由乃是人的一切自由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没有这一自由，其他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了⁽²⁾。

从18世纪开始，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先后建立，新闻业的不断发展，西方新闻自由从理论探索转向制度化的实践探索。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冲突不再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而主要是发生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其原因就在于，新闻自由原则对任何权威所构成的挑战性、批判性以及某些破坏性，会对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构成现实的威胁，资产阶级政权对新闻自由原则有一个重新认识、重新建构的艰难过程。

众所周知，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最早提出新闻自由口号的国家。1694年，英国国会废除了象征封建专制的特许制，宣布新闻自由。但1712年国会又颁布印花税法案，对报刊课以重税，使其难以生存。印花税制实行不到半年，英国一半的报刊被迫停刊。同时当局还采取一系列规定来限制新闻采访和公开报道。例如，禁止记者采访国会辩论。而威胁最大的是对那些敢于揭露政府弊端的报人以诽谤罪、叛国罪进行制裁。经过长达百余年的斗争，直到18世纪末，印花税法和其他限制新闻自由的规定才得以取消，英国的新闻自由才得以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言：“诽谤罪、叛国罪和渎神罪，都沉重地压在出版事业身上……英国的出版自由一百年来苟延残喘，完全靠当局的恩典。”⁽³⁾

法国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1789年通过了人权宣言，取消了一切限制新闻自由的封建王朝法规和任何形式的出版许可证，获得了充分的新闻自由。但不久，热月党人专政，对反政府的报纸大开杀戒。拿破仑称帝后，对新闻事业的压抑甚至比君主专制还厉害。1800年1月17日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在巴黎只有13家报刊准许出版，并威胁如果刊登诋毁当局的文章，立即予以取缔。1830年，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甚至颁布取消一切新闻自由的法令，终于引爆人民起义，推翻了波旁王朝。新建立的政府再一次宣布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法国新闻界从此获得相对的独立。

美国为新闻自由同样在资产阶级政权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独立战争胜利以后，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与以杰弗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就国家的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新闻自由是这场论战的一个要点。最后，美国国会终于在1789年通过宪法的10条修正案（又称“人权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明确宣布：“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人们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利。”至此，报刊自由得到了美国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确立自由主义报刊体制的历史进程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当推杰弗逊。

托马斯·杰弗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曾任第三、第四届美国总统（1801—1809）。他是17世纪欧洲思想家们所创立的一般自由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奉者和伟大实践者。他不但力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国会的通过，而且以总统的权力来确保自由主义报刊体制的确立。1787年，在给他朋友卡林顿的一封信中，杰弗逊写道：“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⁴⁾杰弗逊如此重视报纸，重视新闻自由，在于他的坚定信念。他认为，人们只有利用报纸，自由地交流思想，才能认识真理，人们的分歧通过自由讨论而自行澄清⁽⁵⁾。只有提供新闻的自由和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人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政府才能听到人民的意见⁽⁶⁾。而且报纸自由是人民其他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哪里报刊是自由的，并且每个人都能阅读它们，一切就是安全的。”⁽⁷⁾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正是美国新闻史上所称“黑暗年代”的政党报刊时期，联邦党人和民主党人利用各自报刊相互攻讦、造谣、诽谤、谩骂，甚至大打出手。杰弗逊作为民主党人的代表成为联邦党人报刊攻击的首要目标，深受其害。杰弗逊有时痛心疾首，有时被弄得心灰意懒。他曾愤怒地写道：“报刊随心所欲和撒谎到放肆的程度，从而使它完全丧失人们对它的信任。”⁽⁸⁾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信自由主义报刊的原则，仍为新闻自由而辩护。

经过长达300余年的艰苦探索和斗争，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以法律确认的形式，使自由主义报刊成为一种制度，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根本标志之一。这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正如列宁所说：“出版自由这一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