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与谱系

定位与谱系

李无未

［摘　要］一百多年来，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的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内涵需要借助台湾汉语音韵学取得的成果来丰富、完善。中国大陆学界还很少有人去“解构”它，台湾学界也很少有人能够正确看待它。因此，着眼于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与特点，全面盘点通论、理论与方法、语音史与方音、语音比较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梳理出学术谱系脉络，通观其中国文化母体意识并给以东亚视阈学术史定位，肯定能为思考中国大陆及台湾汉语音韵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汉语音韵学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解构;学术谱系;中国文化母体意识;殖民意识

“解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或译为“结构分解”，原为分解、消解、拆解、揭示等义，德里达在此基础上补充“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意思，成为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个术语，一种批评方法。本文取“解释”与“建构”之意。台湾汉语音韵学是中国汉语音韵学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大陆还很少有人对其做系统的“解构”。从东亚汉语音韵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视阈来说，这是需要优先进行的。

(一)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存在认识误区

首先，有一些中国大陆学者潜意识里以为中国大陆是传统小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对台湾传统小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认识不够。其次，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近70年了，两岸政治意识存在着的明显差异，给两岸学者心理造成了不容易磨合的“误解”，容易用政治情感代替学术情感。再次，学科偏见。台湾汉语小学史是冷门学科，不大受社会关注。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者成立各类台湾研究会、团体或机构如全国台湾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等，主要涉及台湾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及对台方针政策等问题，忽略了对台湾汉语语言学史的研究，更勿论冷僻的台湾汉语小学史研究了。因此，大陆有关系统的台湾中国传统“小学史”著作，如台湾汉语文字学史、台湾汉语训诂学史、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见。

(二)关心西方汉语音韵学史甚于关心包括日韩越南中国台湾等在内的东方汉语音韵学史

一百多年来，西化倾向始终是中国学术建设的主流，西方汉语音韵学带给中国汉语音韵学的影响一浪高过一浪。马伯乐、高本汉等，还有留学欧美并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国的学者比如赵元任、王力、李方桂、桥本万太郎、张琨、丁邦新、龚煌城等人的汉语音韵学思想观念，在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界得到了极端重视。在许多人眼里，西方的汉语音韵学理论是“正统”的，代表先进的观念，而东方传统汉语音韵学往往是“非正统”、过时，甚至是落后的，居于末流的。即便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有些人也仍然是关心西方汉语音韵学史甚于关心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研究。比如某些学者在叙述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新进展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说不屑于关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东亚地区的汉语音韵学史成果。这很有代表性，是一种西方文化“优越性”、“先进性”的心态在起作用，是值得特别注意和思考的。

(三)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东亚早就形成比较稳固的、长期共存的“学术共同体”。从大的方面来说，东亚汉语音韵学史是个整体系统，学术传统和学术理念基本一致，当然整体系统中也存在着子系统的差别。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史、朝鲜半岛汉语音韵学史、日本汉语音韵学史、越南汉语音韵学史、中国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史等各自相对独立或融合发展，个性鲜明。在东亚各国(　地区)文明“环流”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流派，包含了各自丰富的理论内涵。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东亚汉语音韵学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中国音韵学史的骄傲，以其内涵丰富、特点突出、影响面大而享誉世界。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排除在东亚汉语音韵学史之外，东亚汉语音韵学史还能成立吗?

(四)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来必定会有人写出一部十分完备的、科学的《世界汉语音韵学史》，这是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缺少它，整个汉语音韵学史是残缺的。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曾经是极其辉煌的，是代表了世界汉语音韵学史研究的高峰之一，人才辈出，世界级学术大家不断涌现，绝不亚于欧美汉语音韵学的成就。在有关文献的整理上，更是成果丰硕。

(五)科学的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内涵必须借助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成果来完善

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发展到了今天，明显地遇到了瓶颈，人才断层(“文革”十年造成的恶果)，某些学者学术眼光局限性很大，难以做到“中西贯通”，因此，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成果十分匮乏。中国大陆学者将来如何立足于世界汉语音韵学之巅?如何再造曾经有过的辉煌?许多大陆学者都在寻找出路。如有学者提出“走出高本汉”的口号，有的以实验语音学方法改造汉语音韵学;有的以“类型学”方法改造汉语音韵学;也有的以语言演化理论看待汉语音韵学，各种汉语音韵学理论层见叠出，令人目不暇接。其实，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还是要汲取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优秀成果，无论是理论、方法、资料，还是结论，要以世界各国(地区)优秀研究传统为积淀，探索出适应现代科学理论基础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道路来。其中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的成果汲取成为必须，如历史比较的传统理论与方法革新(丁邦新) ;汉藏语、汉语西夏语比较中的汉语音韵学体系(龚煌城) ;文献考据与文献整理理论与方法(陈新雄) ;汉语音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何大安) ;汉语语音史“双线性”、发展不平衡性等地理因素(张光宇) ;建立独特汉语音韵文献研究体系(竺家宁) ;当代汉语音韵学“跨界”国际观(萧宇超)等，扎实而有效，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

(一)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发端和形成

第一，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与“大中国汉语音韵学史”观念。

李方桂说:“台湾的语言学研究工作，无法与大陆地区全然区隔”，“活跃于这个领域的学者大多来自大陆，并在来台之前已经发表了不少的研究论著”。［1］575林尹依据钱玄同的意见，即以“声韵随时代而变迁”认识为前提将中国音韵学分期为6个时期，最早的从公元前11世纪算起，称之为周秦时期，其他依次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2］12－16把台湾汉语语音变迁史纳入到中国汉语语音史范围中观察，原则明确，这是中国“大一统”观念的有力体现。方师铎以中国国语运动历史发展大格局论述台湾国语运动涉及的一些汉语音韵学史文献。［3］

陈新雄把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史放在民国以来大中国范围内汉语音韵学进程中考察，以“《切韵》学”、“古音学”、“等韵学”为主轴，将1912年到1972年中国汉语音韵学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台湾学者成果没有游离于中国汉语音韵学史之外。比如论及“《切韵》学”时，在周祖谟之后叙及董同龢《中国语音学史》声母研究成果，然后是李荣。论及“古音学”时，陆志韦《古音说略》之后是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并认为《上古音韵表稿》“大致根据高本汉氏《汉文典》所构拟之音韵系统，参以以后各家修正之说，氏分上古单纯声母为三十六，韵部为二十二”。接着是王力《汉语史稿》“阴阳入三分”理论，还有与台湾关系密切的李方桂、周法高的观点。而“等韵学”以黄侃四等定义为起始，高本汉依据江永《四声切韵表》而假定四等区别拟音为接续，进而罗常培、赵荫棠、王力等人的研究赫然纸上。许世瑛的《等韵一得》、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切韵指掌图诸问题》，以及高明《嘉吉元年本〈韵镜〉跋》、《〈韵镜〉研究》;陈新雄弟子林庆勋有关《切韵指南》和《切音指南》比较等也成为论述关键一环。台湾学者成果在这里与大陆学者成果“浑然一体”，不分彼此。［4］31，86，104，108陈新雄“大中国汉语音韵学史”观念十分突出，是我们认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的基础。

也有一些台湾学者把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起始时间从小川尚义1896年到台湾时算起。洪惟仁说:“小川尚义是汉字音比较研究的开拓者。”［5］日本的现代汉语音韵学也是从1937年岩村忍、鱼返善雄合译高本汉的论文辑为《支那语学概论》而开始萌芽的［5］，而中国引入高本汉是罗常培1935年开始的。李壬癸院士也称他是“台湾语言学先驱”［6］，杨允言等《台语文运动访谈暨史料汇编》也专门设置“台湾语言学的奠基者”一节介绍他的贡献［7］29－36。这种看法存在着一定的缺憾。日本占据台湾之前，汉语音韵学的学术活动早就已经展开。传统“小学”韵书、闽南话辞书、汉语官话语音教科书，都构成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主旋律，还有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撰的《厦英大辞典》( 1873)用罗马字记音，也是一个明显证据。

杨允言等把闽南话作为台湾“独立性”语言来对待，隔断了闽南话与汉语的“血肉相连”关系，显然是为少部分人“台湾语”政治意识服务的，再次陷入日本占据台湾时所强调的闽南话为“台湾语”阴险“陷阱”，重蹈“殖民语言策略”覆辙。“虽然台语(闽南话)是大部分台湾人所使用的语言，然而它也始终没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官话语言的排挤。”［7］2清朝大江南北，东西疆域都通行着一个大家广泛认可的“官话”书面语;上流社会，比如朝廷，流行着官话口语通语，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在强调使用官话之外，清政府尊重闽南话作为区域方言存在的实际意义，但切不可把这一点作为台湾“语言”独立问题倾向来对待。

第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形成。

小川尚义调查和研究台湾地区的语言，包括汉语方言和南岛语言，前后40年之久［8］27，但是，把他称为台湾地区汉语现代语言学建立的先驱人物，开创了一个语言研究新时代则存在片面性。因为，在小川尚义之前，该时期尚有甘为霖到台湾编撰《厦门音新字典》( 1870)，有传教士马偕编写《中西字典》( 1876)，还有日本学者伊泽修二制订台湾语言研究规范。小川尚义毕竟不是以真正高本汉式历史语言学方法研究台湾地区汉语闽南方言和南岛语，也很少涉及北京官话和传统汉语“小学”文献。

应该提及的是，1945年之前日本学者在台湾致力于北京官话语音等汉语语音的研究工作。比如后藤朝太郎( 1881—1945)，被称为当时学术界“中国通”第一人，任过台湾总督府嘱托(特别雇员)等职务，出版《汉字音系统》( 1902年)等音韵学著作;西岛良尔( 1870—1923)，曾在台湾总督府任职，写过《清语读本》、《支那官话字音鉴》等书;伊泽修二( 1851—1917)，担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对汉语注音字母标记改进贡献很大，出版《日清字音鉴》、《视话应用音韵新论》、《支那语正音发微》等著作。［9］

如果把这些成果纳入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范畴中来，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地区已经形成“殖民地”汉语官话和闽南话语音研究特殊“发达”局面的话，是可以得到认同的。

(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分期与特点

第一，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如何分期?

在台湾，很多学者把1949年以后“狭义”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作为分期的依据，但这样做所运用的汉语音韵学标准是不是过于偏狭，明清两代以及日本殖民地时期与汉语语音相关的著作还算不算汉语音韵学研究?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各时期特点的把握，既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台湾政治体制对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影响，也要顾及台湾汉语音韵学自身的学科发展脉络。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也不能脱离台湾历史发展各种政治教育文化与中国大陆统一紧密联系以及日本殖民地占领、回归中国而国共分治的事实前提。①　张振鹍认为，台湾历史分期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的一个海岛，它有一个与大陆的关系问题;台湾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就是在这两个关系的运动中形成的”。台湾历史即分为从远古到“明(代)郑(成功)”时期( 1683年前)、清朝时期( 1683—1895)、日据台湾时期( 1895—1945)、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分离时期( 1945年后)。详见张振鹍:《漫议台湾历史分期》，载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台湾史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第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和特点。

“明郑”前台湾汉语音韵学，与中国大陆传统经学范畴内的“小学”发展关系密切，以传统韵书文献研究为主，比如陈第就是如此。荷兰占领时期传教士语言学教育对台湾汉语研究影响不可低估，“双语间文化交流”，用罗马字记录汉语语音就是明证。［10］

清朝满语是“国语”，但科举制度制约了“正统”“小学”在台湾汉语教育主体地位。魏章柱指出，清代台湾设立学校包括儒学、书院、义学、社学和书院等，使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发芽，完成了两岸理念的整合，其影响是深远的。［11］汉语文言书面语、官话、闽方言、土著居民语言，交织在一起，直接促进了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比如，清代黄宗彝与刘家谋两位旅居台湾的“闽儒”上古音研究成果就已经比较成熟。

日据台湾殖民地时期汉语音韵学研究虽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殖民色彩更为浓郁。日语是“国语”，研究汉语音韵学也要从属于这个根本性的原则。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语音、闽南话语音，也包括调查南岛语言，都是在推行伊泽修二等所制定的日本台湾语言政策前提下进行的，体现了汉语研究和教学实用性功能，小川尚义的学术研究也要服从于这个基本原则。

魏建功等制定推行国语计划，倡导大学中文系学生学习传统小学知识，使汉语音韵学研究回归到正常轨道上来。［12］1946年8月，何容来到台湾后，参与了国音标准的制订;吴守礼等作为第一批台湾大学本土汉语教授，重建闽语文献语音研究资料库; 1946年，音韵学家许世瑛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汉语音韵学。

1949年以后，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聘请历史语言所教授兼任台湾大学教授，比如董作宾、董同龢、周法高等，奠定了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的根基。有学者因为他曾任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所以称他为“连接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学术传统的标志性人物”，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承袭北京大学语言学传统，是有目共睹的。①　黄俊杰、孙震:《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教育理念》(《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3卷第1期)说，重建大学精神，提升台大的师资水准，包括聘请中央研究院第一流学者兼任教授，实际上，是把北京大学业已形成的传统带到了台湾大学。语言学，尤其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得以重振雄风，并不是偶然的。董同龢等在台湾大学所培养的学者，后来成为汉语音韵学的顶尖人物，培养了何大安等“本土”“中央”研究院院士。许世瑛、林尹、高明任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更是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汉语音韵学传统带入台湾，培养了陈新雄等大师级学者。他们的学生占据了各个大学汉语音韵学学术领地，传播汉语音韵学。后来，又有一批从欧美回来的汉语音韵学家加入。如李方桂，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1928)，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于1973年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张琨，美国耶鲁大学语言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2) ;丁邦新，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的博士，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壬癸，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博士，1970年起进入“中央”研究院起，就以台湾南岛语言的研究为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龚煌城，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1976年回台从事语言学研究，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任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极大丰富了台湾汉语音韵学内涵，在很多研究领域站到了国际前沿位置，形成了现代汉语音韵学与传统汉语音韵学双峰并峙的学术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赵元任、罗常培、王力、李方桂等现代汉语音韵学;章太炎、黄侃等传统汉语音韵学，相得益彰，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别彼此，再加上承袭清代考据学学风，构成了特色鲜明，又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个性特征，在世界汉语音韵学史占有特殊地位。台湾汉语音韵学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

台湾回归中国，海峡两岸分离时期( 1945年后)汉语音韵学又可以分时段研究。竺家宁将1949年到1992年之间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分为早期的研究( 1949—1973)和近二十年的研究( 1973—1992)。［13］姚荣松把1950—1976年26年称为台湾声韵学灌溉期，又称为前期，还把这26年按两个10年以及后6年来排列。后期指的是1977年到2000年，又把1999到2008年称之为21世纪初始10年。［14］我们认为，按照学术走向分为最初重建时段( 1945—1949)、创设时段( 1949—1973)、发展时段( 1973—1992)、繁盛时段( 1992—2014)，比较符合实际。

(三)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成果文献盘点

台湾学者对台湾汉语音韵学成果总结与回顾的文献很多，主要有李方桂［1］、陈新雄［4］、何大安［15］、姚荣松［14］［16］、竺家宁［13］［17－19］、王松木［20－21］、林炯阳和董忠司［22］、江俊龙［23］、李长兴［24］、吴晓琪［25］、颜静馨［26］、曾进民［27］等。我们粗略盘点如下:

第一，通论类成果。

董同龢《中国语音史》、《汉语音韵学》;林尹《中国声韵学概说》、《中国声韵学通论》;许世瑛《许世瑛先生论文集》;丁邦新编《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李方桂《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吴守礼《福建语研究导论》;陈新雄《等韵述要》、《文字声韵论丛》;何容等《国语辞典》;潘重规等《中国声韵学》;高明《中国历代韵书的韵部分合》;周法高《中国音韵学论文集》;谢云飞:《中国声韵学大纲》、《语音学大纲》;丁邦新《音韵学讲义》;竺家宁《古音之旅》、《古音学入门》(与林庆勋合作)、《声韵学》、《音韵探索》、《声韵之旅》、《台湾声韵学当前的研究状况(上、下)》;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张光宇《广韵与方言》;林炯阳与董忠司等《台湾五十年来声韵学暨汉语方音学术论著目录初稿》;耿志坚《汉语音韵》等成果，建构汉语音韵学体系，传播汉语音韵学基本知识，功用十分明确。

第二，理论和方法。

周法高《论古代汉语的音位》;林尹《中国声韵学研究方法与效用》;董同龢《声母、韵母的观念与现代的语言分析理论》;高明《治音韵学应具有的一些基本观念》;郑再发《汉语音韵史的分期问题》、《就韵母结构的变化论南北方言的分歧:官话方言元音谐和小史》、《近体诗律新说》、《汉语声母的颚化与浊声母的衍生》;龙宇纯《例外反切的研究》;李方桂《藏汉系语言研究法》、《汉语研究的方向与音韵学的发展》;张琨(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谢云飞《汉语历史语音研究的分期问题( 1)》;张以仁《由广韵变到国语的若干声韵语声母上的例外》;郑锦全《从传统声韵学开拓汉语方言计量研究》;李壬癸《七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回顾》、《汉语的连环变化》;丁邦新《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论官话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汉语上古音的元音问题》;陈新雄《研究古音学之资料与方法》;何大安《语言史中的层次问题》、《声调的完全回头演变是否可能》、《从中国学术传统论汉语方言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古汉语声母演变的年代学》、《刘宋时期在汉语音韵史上的地位——兼论音韵史的分期问题》、《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送气分调与相关问题》、《古今通塞:汉语的历史与发展》;姚荣松《重纽研究与声韵学方法论的开展》;杜其容《陈澧反切说申论》;张光宇《汉语发展史与古音重建》、《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汉语方言的横的比较》、《汉语语音史中的比较方法》、《论汉语方言的层次分析》、《汉语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韵母篇》、《比较法在中国》、《语言的连续性》、《汉语语音史中的双线发展》、《论条件音变》;竺家宁《汉语音变的特殊类型》、《论近代音研究的方法、现况与展望》;杨秀芳《音位中的互补与互补有关的问题》;王松木《明代等韵之类型及其开展》;萧宇超《台湾闽南语之优选变调》;吴瑾玮《论汉语中的介音、擦音、变调:从优选理论分析》;洪惟仁《音变的动机与方向:漳泉竞争与台湾普通腔的形成》;李存智《介音对汉语声母系统的影响》;林英津《从汉藏语的比较:龚煌城先生在李方桂先生的汉语上古音系上搭楼台》;钟荣富《谈现代汉语音韵学应走的方向》等，融合古今中外，衍生新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极具活力的研究范式。

第三，上古音方面。

清人黄宗彝《榕城方言古音考》;现当代学者，如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谢云飞《刘熙释名音训疏证》;许世瑛《评高本汉古韵二十六部》、《由王念孙古韵谱考其古韵二十一部相通情形》、《辑江有诰通韵谱合韵谱借韵谱》;许锬辉《说文解字重文谐声考》;方师铎《中国上古音里的复声母问题》;周法高《论上古音和切韵音》、《周法高上古音韵表》、《上古汉语和汉藏语》;江举谦《诗经韵谱》;谢云飞《上古汉语的声调》、《中国语音中的上古声调问题》;陈新雄《蕲春黄先生古音驳难解》、《论上古音中脂对两部的区别》、《毛诗韵三十部谐音表》、《古音学发微》、《古音研究》、《音略征补》;左松超《古声纽演变考》;朱鸿林《九歌韵说》;吴静之《上古声调之蠡测》;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王静如等《上古音讨论集》;丁邦新、余霭芹合编《语言变化与汉语方言: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汉语上古音的元音问题》、《〈论语〉、〈孟子〉及〈诗经〉中并列语成分之间的声调关系》;余迺永《两周金文音系研究》;林清源《王力上古汉语声调说述评》;全广镇《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伍明清《宋代之古音学》;龙宇纯《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丝竹轩小学论集》上古音部分;杜其容《部分叠韵连绵词的形成与带1－复声母之关系》;吴世畯《说文声训所见的复声母》;董忠司《江永声韵学评述》;陈文吉:《楚辞古韵研究》;林庆勋《段玉裁之生平及其学术成就》;郑再发《上古音系五元音说:论诗经的曲式、韵式与韵部》;李壬癸《关于－b尾的构拟及其演变》;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研究》;廖湘美《牟应震古韵学之研究》;古琴芳《以广韵谐声证江氏元部独立说》;成玲《姚文田生平及其古音学研究》;林孟侃《上古简帛通假字喉音声母研究——兼论其开展》;张慧美《王力之上古音研究》;郭乃祯《戴震声类表研究》、《李方桂上古音的研究述评》;何大安《从上古到中古音韵演变的大要》、《上古音中的hlj－及相关问题》、《六朝吴语的层次》、《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梅广《上古汉语的元音及辅音韵尾问题》;姚荣松《上古汉语同源词研究》、《〈文始·成均图〉音转理论评述》、《钱大昕〈声类〉的声转现象与词源学》;孔仲温《殷商甲骨谐声字之音韵现象初探——声母部分》;《论重纽字上古时期的音韵现象》;都惠淑《刘逢禄古音学研究》;李存智《秦汉简牍帛书之音韵学研究》;郑振控《上古汉语声调之研究》;杨素姿:《先秦楚方言韵系研究》;李鹃娟《合韵现象源流考》;徐芳敏《闽南厦漳泉次方言白话层韵母系统与上古韵部关系之研究》;梅祖麟、龚煌城《上古音对谈录》;李妍周《汉语同源词音韵研究》;吕兆欢《毛奇龄韵学研究》;陈文玫《吴棫〈韵补〉研究》;林孟侃《上古简帛通假字喉音声母研究——兼论其开展》等，传世与出土文献相结合，汉语与非汉语“跨界”，深入挖掘活的方言资料，上古音系统日臻完善。

第四，中古音方面。

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广韵〉重纽试释》、《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下字》;周法高《三等韵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论中古汉语的音位》、《广韵重纽研究》、《论〈切韵〉书》、《玄应一切经音义》;林尹《切韵韵类考正》、《音学略说》;许世瑛《评罗(常培)董(同龢)两先生释内外对转之得失》、《广韵两读之字朱熹口中只有一读考》、《论广韵反切跟国语音读》;姚鹤年《守温三十六字母新证》;吴笑生《论去声》;李永富《从切韵到广韵》;应裕康《广韵集韵切语上字异同考》;庄惠芬《广韵切语今读表》;高明《高明小学论丛》、《韵镜研究》;于维杰《宋元等韵图源流考索》;张琨著、张贤豹译《论中古音与切韵的关系》;李金真《再谈阴阳对转》;谢云飞《经典释文异音声类考》、《七音略之作者及成书》;康世统《广韵韵类考正》;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龙龛手鉴〉新编》;龙宇纯《韵镜校注》、《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中上古汉语音韵论文集》、《从集韵反切看切韵系韵书反映的中古音》、《论重纽等韵及其相关问题》;杜其容《释内外转名义》、《论中古声调》、《由韵书中罕见上字推论反切结构》、《陈澧反切说申论》;许德平《韵镜与七音略》;陈新雄《广韵研究》、《声韵学论文集》、《音略证补》、《锲不舍斋论学集》、《声类新编》、《文字声韵论丛》;蔡信发《广韵反切一览表》;利瓦伊棻《反语起缘新证——也谈阴阳对转》;林平和《吕静韵集研究》;简宗梧《经典释文引徐邈音辨证》;林素珍《广韵又音探源》;朴贞玉、朴现圭《广韵版本考》;邱棨檠《集韵研究》;马辅《切韵内外转之解释》;姜忠姬《五音集韵研究》;李存智《韵镜集证及研究》;陈志清《切韵声母韵母及其音值之研究》;孔仲温《韵境研究》、《〈龙龛手鉴〉音系研究》、《辨四声轻清重浊法的音韵现象》;丁邦新《重纽的介音差异》;陈光政《广韵四声相承韵系联之探讨》;陈宏昌《藤堂明保之等韵说》;陈贵麟《切韵系韵书传本及其重纽之研究》、《论〈韵镜〉重纽的逻辑原型及原型重估后的音值》;何大安《从上古到中古音韵演变的大要》、《六朝吴语的层次》;龚煌城《从汉藏语的比较看重纽问题》;张光宇《〈切韵〉与方言》;李添富《古今韵会举要研究》;李鍌《昭明文选通假文字考》;康世统《广韵韵类考正》;林炯阳《林炯阳教授论学集》;姚荣松《切韵音系的元音音位问题》、《切韵指掌图研究》、《广韵又音试探——体例及其声母现象》;董忠司《陈隋初唐声母综论》、《颜师古所作音切之研究》、《广韵声类手册》;周玟慧《从中古音方言层重探〈切韵〉性质——〈切韵〉、〈慧琳音义〉、〈玄应音义〉的比较研究》;叶键得《通志七音略研究》、《十韵汇编研究》;王三庆《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音韵材料》;耿志坚《唐代近体诗用韵之硏究》、《宋代近体诗用韵通转之研究》;谢美龄《慧琳一切经音义声类新考》;翁慧芳《〈韵镜〉及〈七音略〉之比较研究》;吴敬琳《〈玄应音义〉的音系及其方音现象》;王松木《〈敦煌俗务要名林〉残卷及反切研究》;张慧美《朱翱反切新考》;杨素姿《〈大广益会玉篇〉音系研究》;金彰柱《宋代散文赋用韵阴声韵之分部》;林英津《〈集韵〉与当代汉语方言》、《论集韵在汉语音韵学史的定位》;杨文惠《五言律诗声律的形成》;李正芬《试论〈经典释文〉诸家反切轻重唇音分化的时空差异》等，以高本汉研究为突破口，引入敦煌等文献，寻求语音时空间差异，分析科学而细密。

第五，近代音方面。

董同龢《〈切韵指掌图〉中几个问题》;许世瑛《〈等韵一得〉研究》;应裕康《洪武正韵反切之研究》、《古今韵会举要反切之研究》、《论集韵与宋元韵图韵书之关系》、《清代韵图之研究》以及《本韵一得》、《五音通韵》、《黄钟通韵》等研究;谢云飞《四声等子与切韵指掌图之比较研究》;朱尚文《太和正音谱校订》;许世瑛《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从诗集传叶音中考广韵阳声及入声各韵之拼合情形》;张琨《读〈建州八音〉》;陈新雄《中原音韵概要》;梅广《从朱翱反切看中古晚期几点音韵学的演变》;林平和《明代等韵学研究》;竺家宁《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四声等子音系蠡测》、《九经直音韵母研究》、《近代音论集》;于维杰《宋元等韵源流考索》、《宋元等韵图序例研究》;王松木《〈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同文韵统所反映的近代北方官话音》、《明代等韵之类型及其开展(上、下)》;林庆勋《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与等韵切音指南比较研究》、《音韵阐微研究》、《明清韵书韵图反映吴语音韵特点观察》等研究;柯淑龄《梦窗词韵硏究》;何大安《韵首的迷思:〈度曲须知〉中的“属阴”与“属阳”》;向惠芳《潘耒〈类音〉韵母系统分论》;董忠司《沈宠绥的语音分析说》;金周生《元好问近体诗律支脂之三韵止二分说》以及朱熹《诗集传》、周德清《中原音韵》语音研究;王经昌《中原音韵讲疏》;王洁心《中原音韵新考》;张屏生《清末民初南、北官话的语音比较》;吴杰儒《韵略易通》、《韵略汇通》研究;罗灿裕、向惠芳《类音》研究;廖湘美《敦煌石室〈心经〉音写抄本所反映之声母现象——兼论译者归属问题》;宋韵珊《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新纂五方元音全书》、《韵法直图》、《韵法横图》、《等韵简明指掌图》研究;陈贵麟《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杉亭集五声反切正韵》研究;朴奇淑《正音咀华》研究;廖才仪《〈全台诗〉用韵研究》;李柏翰《〈山门新语〉音韵研究》、《明清悉昙文献及其对等韵学的影响》等，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走向综合，兼顾南北，线索更加清晰可辨。

第六，现代语音与方音方面。

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撰的《厦英大辞典》;伊泽修二《日清字音鉴》;小川尚义《日台大辞典》等;后藤朝太郎、来原庆助、西岛良尔等著作;吴守礼《明嘉靖刊荔镜记戏文校理》、《福客方言综志》、《闽南方言研究集》、《综合闽南台湾语基本字典》、《国台对照活用辞典》等;魏建功《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洪惟仁《台湾文献书目解题:语言类》;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厦门方言的音韵》、《四个闽南方言》;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绩溪岭北音系》、《台山语料》;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钟露升《标准台语方音符号(课本)》、《国语语音学》;王天昌《汉语语音学研究》;杨时逢《成都音系略记》、《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南昌音系》;张琨《论比较闽方言》、《论吴语方言》、《谈徽州方言的语音现象》、《论汉语方言的分类》;王育德《台湾语音历史研究》、《闽音系研究》;林正三《音韵阐微之校证与闽南语之音读》;黄金文《方言接触与闽北方言演变》;钟荣富《福尔摩沙的烙印:台湾客家语导论》、《客家话的构词和音韵的关系》;徐芳敏《闽南方言本字与相关问题探索》;元钟敏《八音定诀研究》;林庆勋《台湾闽南语概论》;杜佳伦《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何大安《“浊上归去”与现代方言》、《论赣方言》、《官话、晋语与平话性质的检讨》、《海南岛乐会方言的口语音系》;张孝裕《轻声辨义举例》;杨秀芳《台湾闽南语音韵研究》、《论汉语方言中的全浊声母的清化》;李壬癸《闽南语喉塞音尾性质的检讨》、《闽方言的鼻音问题》;连金发《论闽方言的开合口》;丁邦新《台湾语言源流》、《吴语声调之研究》、《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与张双庆合编)、《一百年前的苏州话》、《如皋方言的音韵》;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闽方言关系试论》、《闽方言音韵层次的时代与地域》;罗肇锦《台湾客家语》;刘慧娟《台湾闽南语语误的音韵学研究》;董忠司《福尔摩沙的烙印:台湾闽南语概要》;林英津与吴瑞文《闽语方言辅音韵尾今读的历史分析》、《论吴方言的连读变调》;黄金文《方言接触与闽北方言演变》;吕嵩雁《闽西客语音韵研究》;江俊龙《台中东势客家方言词汇研究》、《两岸大埔客家话研究》;江敏华《台中县东势客家语音韵研究》、《客赣方言关系研究》;萧宇超《从语料库观点探讨古诗节律》、《优选理论对现代汉语音韵研究的影响》、《台湾闽南语之优选变调》;魏岫明《国语演变之研究》等，偏重于闽南语、客家方言，兼顾与大陆关系，呈现多元化格局倾向。

第七，语音比较研究。

丁邦新等主编《李方桂全集》、《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李方桂《台语系声母及声调关系》;郑再发《蒙古字韵跟八思巴字有关的韵书》;周法高《上古汉语和汉藏语》;张琨《瑶语入声字》、《藏语口语读本》、《藏语在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中的地位》、《汉藏语系的‘针’字》、《苗瑶、藏缅及汉语的鼻冠音塞声母:是扩散的结果还是同系证据》;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丁邦新等合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二、三)——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丁邦新《古卑南语的拟测》;严棉《卡语和沙语的初步比较》;吴钟林《从五种方言和译音论重纽的音值》;卢顺点《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颚化情形》;成元庆《洪武正韵译训研究》;李存智《从日本吴音的形成及其现象看闽语与吴语的关系》;吴圣雄《日本吴音研究》;成元庆《十五世纪韩国字音与中国声韵之关系》;吴世畯《从朝鲜汉字音看一二等重韵问题》;黄金文《从汉藏比较论上古汉语内部构拟》;林庆勋《日本馆译语的柳崖音注》、《试论日本馆译语的韵母对音》、《科本〈圆音正考〉连锁反应的音韵现象》;杨征祥《蒙古字韵》;江佳璐《越南汉字音的历史层次研究》;李壬癸《台湾土著语言的词音位转换》、《台湾南岛语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何大安《台湾语丹路方言的音韵系统》;杨秀芳《赛德语雾社方言的音韵结构》;董忠司《畬语和闽南语的关系》;辛勉《古代藏语和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比较研究》;林英津《论西夏语文献对汉语经典的诠释:以西夏语译〈六韬〉为例》、《西夏语文献解读与西夏语的研究》;庄淑慧《〈玄应音义〉所录〈大般涅槃经〉梵文字母译音之探讨》;全广镇《汉藏语同源词综探》;吴叠彬《〈真腊风土记〉里的元代语音》;赵育伸《巴拉第〈汉俄合璧韵编〉音韵问题初探》等，以汉藏比较为重心，逐渐向汉语与其他语言关系研究推进，形成了特有的比较研究趋势。

(四)台湾汉语音韵学学术谱系

台湾汉语音韵学流派“谱系”，从学术师承“血缘”关系入手去观察，就能够找到一些显性和隐性学术“遗传”因子符号性特征，以学术成果内容为进一步探讨依据，还会析缕出师承“进化”的“谱系”和“错综复杂”真相。

第一，“明郑”前后及清代汉语音韵学“谱系”。

如明末陈第居留台湾研究古音，闽人刘家谋曾任台湾府儒学训导，其《操风琐录》所论闽语保存古音;黄宗彝旅居台湾，著有《闽方言古音考》，承传吴棫、陈第等闽人学风。英国传教士巴克礼完成杜嘉德所著《厦门音英汉大辞典》的增补工作，带有西方语言学研究风格。

第二，日据台湾时期汉语音韵学“谱系”。

伊泽修二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建立台湾教育制度，影响深远。小川尚义受业于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研究台湾闽南话、台湾南岛语言诸语言，著有《日台小辞典》(和上田万年合作)、《日台大辞典》、《台日大辞典》、《アミ语集》等，有人称之为“台湾语言学先驱”。其他，除了后藤朝太郎专心于学术之外，谷信近、来原庆助、西岛良尔等，在台湾当过通译官，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与军事侵略关系密切。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学术学脉在这个时期占据了主流地位。

第三，回归中国，两岸分离时期汉语音韵学“谱系”。

1945年以后在台湾各个大学执教，并且培养台湾本土汉语音韵学学人的第一代学者情况。魏建功名义上在台湾大学任教，但没有实质性的教学任务。吴守礼与黄得时被台湾大学代理校长罗宗洛聘为文学系中国文学副教授，成为台湾大学文学系最早的本土师资。许世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师从赵元任、陈寅恪，曾协助王力教授工作，随父许寿裳赴台任职后，自1946年始任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1962年被台湾“教育部”聘为指导博士生的教授。林尹，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入台后先后执教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等。董同龢曾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从王力学音韵学，后在史语所从李方桂学音韵学，1949年随史语所迁往台湾，兼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美国访学和任教。高明，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来台后创办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招收台湾首批文学博士研究生，主持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及中文研究所。周法高，中央大学文学系毕业，师从罗常培、丁声树，194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硕士，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任研究员，兼任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授。方师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在台湾应东海大学中文系之聘，继董同龢先生之后讲授声韵学。潘重规，中央大学毕业，师从黄侃，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化大学等校教授。鲁实先，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董同龢培养了郑再发、丁邦新、郑锦全、严棉、龙宇纯、杜其容、梅广、郑锦全等人，林尹、高明、许世瑛三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如陈新雄教授等。据《台湾“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网》收录，林尹教授与其他教授名下指导的博硕士论文74篇，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有许多是和高明、许世瑛、潘重规、黄永武、陈新雄等合作指导的，涉及汉语音韵学领域的，如博士生:姚荣松(与陈新雄合作)、柯淑龄(与潘重规、陈新雄合作)、林庆勋(与潘重规、陈新雄合作)、林炯阳(与陈新雄合作)、邱棨鐊(与高明合作)、成元庆(与高明、许世瑛合作)、董忠司(与高明合作)、林平和(与高明合作)等。周法高培养博士比较有名的是余迺永(与胡自逢合作)，硕士有李存智等。

第二代学人，除了本土培养的博士之外，还有欧美名校毕业的博士，如丁邦新(师从李方桂)、梅广、郑锦全、李壬癸、郑再发、龚煌城(德国)、梅祖麟、曹逢甫等。这些人大多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第二代学人，陈新雄教授除了与林尹、潘重规等第一代学者合作培养竺家宁等之外，或者独立，或者与第二代、第三代学者合作指导汉语音韵学博硕士论文。比如博士生:钱拓(与李添富合作)、潘柏年、郭乃祯、何昆益、戴俊芬、廖湘美、崔秀贞、金周生、成玲、陈瑶玲、都惠淑、朴允河、金泰成(与谢云飞、林炯阳、竺家宁合作)、吴世畯(与林炯阳合作)、朴万圭、金钟赞、李添富、吴圣雄、李义活、许端容、叶键得、姜忠姬、孔仲温、耿志坚(与黄永武合作)等。龙宇纯教授指导汉语音韵学博士生则有谢美龄、张慧美、崔玲爱等。丁邦新，以指导汉语方言学为主，兼而指导汉语音韵学学生，比如博士生有何大安、杨秀芳、林英津、徐芳敏(与何大安、李壬癸、龚煌城合作)等。梅广教授指导的汉语音韵学博士生有周玟慧。谢云飞，以指导汉语音韵学领域为主，也涉及汉语方言学领域，博士生有郑镇椌、金泰成、游子宜等。李鍌指导的汉语音韵学博士生是蔡瑛纯。龚煌城指导的博士生有黄金文、李存智等。

第三代学人，按导师查询台湾“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系统，计收有竺家宁指导的博士硕士论文94篇。汉语音韵学博士生有:金泰成(与陈新雄、谢云飞、林炯阳、何大安合作)、朴秋铉、王松木、周美慧、吕昭明、江俊龙、颜静馨等。姚荣松则有博士生张屏生(与董忠司合作)、朴允河(与陈新雄合作)、金彰柱、张淑萍。何大安除了与其他学者合作指导博士生金泰成之外，还有李妍周等人。其他博硕士导师，则有张光宇、林炯阳、董忠司、孔仲温、吴圣雄、林庆勋、李添富、杨秀芳、金周生、叶键得、耿志坚、柯淑龄、林英津、萧宇超、钟荣富、徐芳敏、康世统、陈淑芬、张屏生等人。其中，张光宇(导师张琨教授)、萧宇超、钟荣富、陈淑芬等均为美国著名大学语言学博士，学术背景明显不同。

第四代学人，一般指1962年以后出生的，博硕士导师主要有:陈贵麟、卢国屏、张月琴、许慧娟、李存智、成玲、廖湘美、江敏华、周美慧、陈瑶玲、吴瑞文、郭娟玉、张慧美、宋韵珊、谢美龄、陈梅香、杨徵祥、李鹃娟、郭乃祯、江俊龙、颜静馨、王松木、林蕙珊、林清源、杨素姿、周碧香、周玟慧、邱彦遂、吴瑾玮等。这一代人，有个别的也是欧美名校毕业的博士，比如张月琴、许慧娟，但在汉语音韵学界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就目前来说，第四代学人正逐渐成为汉语音韵学领域第五代博硕士生培养的主力军。

很明显，70年来，赵元任、罗常培、王力、李方桂等现代音韵学和章太炎、黄侃等传统音韵学或交叉或独立传承，占据学术学脉主导地位，构成了十分严谨而整齐的学术谱系。

(五)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中国文化“母体”意识

综观一部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尽管在荷兰占领时期( 1624—1662)及日本占领期间( 1895—1945)有着传教士语言教育和日语变为“国语”88年的影响，但汉语音韵学研究仍然以汉语为主，中国文化“母体”意识始终没有间断过。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为了开垦土地而急需劳动力，招引大量汉族移民台湾。1659年以后，汉族人口至2．5万到3万人之众。尽管荷兰人也对他们进行殖民化教育，但这些汉族仍然以保留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为荣。这是中国文化“母体”意识的真切反映。日本占领台湾后，也曾极力将日语变成台湾国语，并限制官话和闽南话通行，但仍然不得不设置汉文科。1922年，公立学校汉文科改为随意科，直到1937年1月，公立学校才取消汉文，并禁止学生说台湾话。尽管如此，台湾学者保卫“国语”的意识十分强烈。比如在“书房”教授汉文，成立诗社、文社吟诵汉诗，熟悉诗韵。1899年，章太炎为躲避清政府通缉，来到了台湾，主编《台湾日日新报》社汉文栏主笔，传播中国文化，也包括音韵学。1911年，对汉语音韵学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学者梁启超曾来台湾，就是栎社接待的。他们接续的是汉语音韵学的种子。

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台湾社会如何“脱日本化”而回归“中国化”，很自然，“国语”由日语转换为汉语就是最为迫切的议题。汉语音韵学家魏建功不遗余力地所推行的国语运动以及在实践中确立的有关汉语中国语与闽南方言关系研究原则和方法，对后来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国语运动带来了人们对汉语官话“国语”地位的新认识。比如对国字读音，强调从“孔子白”(台湾闽南腔读音)过渡到“国音”。［28］17伴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在台湾省内，汉语音韵学教学和研究也就逐步得到重视。此后，从大陆来的汉语音韵学者，以光复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汉语音韵学人才，为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林尹、陈新雄，乃至于竺家宁把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与“大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结合考察的观念，就是中国文化“母体”意识的直接体现，反映了当前台湾主流汉语音韵学史研究者的心声，是非常客观的。

(六)东亚语言学视阈下台湾汉语音韵学的学术定位

“东亚语言学视阈”，指的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语言学研究最优“整体性”视野，这超越了“国别”范畴和“语系”范畴，着眼于历史上“汉字文化圈”内“跨文化”互动而形成东亚文明的语言学学术观照理念。［29］借用布罗代尔语，东亚汉语音韵学“创造产生于相互运动，相互浸透，相互作用的生成系统之中”［30］3。透过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汉语音韵学史，我们还看到了“汉字文化圈”内“跨文化”之间的互动，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交流，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促成了“汉语语音”在东亚各国的“环流”，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学传统，这当然包含了各自丰富的语言学理论内涵。台湾汉语音韵学与大陆汉语音韵学“母体”之间，既“吮吸”而成长，又“反哺”母体。1992年以后，大陆与台湾汉语音韵学，在陈新雄与唐作藩等先生的超常规促进下，开启了汉语音韵学“破冰之旅”。此后，“学术对接”日益频繁。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质量之高、涉足领域之多、学术视野之宽阔、学术批评之科学，都令大陆学者为之震撼。使大陆学者感到，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在很多学术课题方面已经走在了大陆的前列，大陆学者要想迎头赶上，必须奋起直追。台湾学者许多先进的汉语音韵学理念输入到大陆，丰富了大陆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内涵。

在1992年之前，韩国汉语音韵学博硕士生培养主要由台湾学者承担，而这些韩国学者回国后，又成为韩国汉语音韵学研究领军人物，成元庆、崔玲爱、金相根、朴万圭、金钟赞、金泰成、姜忠姬、郑镇椌、裴银汉、蔡瑛纯、许璧、林东锡、康寔镇、陈泰夏、吴钟林、吴世畯、全广镇、丁玟声等教授的成果，代表了现代韩国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水准。

从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可知，日本学者对台湾汉语音韵学的关注是不遗余力的。比如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 1957)、小仓肇《上古汉语的音韵体系》( 1978、1979)对董同龢上古音研究的重视;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 1973)对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 1972)的补充与订正;花登正宏《古今韵会举要研究》　( 1997)对竺家宁《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 1986)的赞许等等［31］57，62，102，108，都可以说是对当代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充分肯定。

台湾汉语音韵学在东亚，乃至于在世界汉语音韵学的重要地位是可以肯定的，它代表中国汉语音韵学所取得的多方面成就是无可置疑的。

(七)台湾汉语音韵学被“边缘化”风险问题

一些关注音韵学研究现状的台湾学者不无感叹地说，台湾50岁以下的学者，坚持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大为减少，即便是这个专业毕业的博硕士，也大都改行去做热门的汉语方言学或者是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了。有人惶恐预言，用不了十年，台湾学生学音韵学就要到大陆去了，因为很多大学已经找不到老师开课了。这话是不是危言耸听?还需要论证，但形势确实比较严峻。

大陆的情况又如何呢?似乎要好一些，50岁以下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开始成为科研与教学的主力军。但是，隐忧也不时显现，比如“文革”十年人才断层、学术评价体系过分看重刊物的级别和数量(许多权威刊物拒绝刊发汉语音韵学论文)、商业化炒作以及过分强调与国际语言学学术接轨、受学术眼光局限难以做到“中西贯通”、学术“山头”纷争、集团优势在消退等因素，致使汉语音韵学整体性研究质量在下滑，被学术界“边缘化”风险也十分明显。

台湾与大陆汉语音韵学被“边缘化”而日趋“冷门”，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今后的路如何走?都需要有识之士真诚面对。

“解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时，大陆学者必须具有审慎处理问题的几种意识:

(一)大陆汉语音韵学主流决定意识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与大陆汉语音韵学历史“血肉相连”，离开大陆去谈台湾汉语音韵学，肯定是不行的，而离开台湾汉语音韵学去谈大陆汉语音韵学也是不周全的。从学术源头上看，有些学者否定这种“血肉相连”关系，一定是只会孤立地得出某些不恰当的结论，很多问题也根本讲不清楚，更勿论梳理出汉语音韵学解释理论上的“源”与“流”关系。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过分强调大陆汉语音韵学在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主流意识及其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只会模糊人们的视野，导致研究的片面性。

(二)台湾汉语音韵学思潮中还存在着强烈的殖民意识

台湾有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与大陆的隔阂性，残留旧时代日本统治时期的“殖民意识”，其主要目的是人为地割裂历史，为台湾“独立”于中国制造舆论。比如一些学者以研究闽南话为出发点，认定闽南话代表台湾的“国语”，这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台湾以后所确定的“台湾语”政策影响的余续。闽南话是汉语代表性方言之一，是研究汉语史的典型“活化石”，闽南话的形成是与汉语在各个历史层次中的积淀分不开的。这是事实，无论是谁也改变不了。一些学者保留有荷兰和日本的殖民意识，并不代表主流看法，大陆学者也无必要夸大这种意识的作用，更不能带有对台湾汉语音韵学整体性误解的偏见，否则，以偏概全，就会导致错误地估计台湾汉语音韵学整体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现象的发生。

(三)台湾汉语音韵学与大陆汉语音韵学“同构”意识

有学者认为，台湾汉语音韵学所走过的道路与大陆没有什么两样，无非高本汉现代音韵学和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范式”的“再现”。这种简单看问题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台湾毕竟受荷兰、日本殖民统治时间过长，个别学者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殖民意识”影响还存在。而且，1949年以后两岸历经近70年痛苦“分离”，台湾汉语音韵学的独特性，已经注定了与大陆汉语音韵学不可能完全“同构”，这是显然的。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本着客观、公正，并以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的科学标准来衡量，既考虑到它与大陆汉语音韵学的“同源性”，即“脱胎于母体”、“基因”内核传承相同，又要注意到，它存在着的“变异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也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况且，大陆汉语音韵学发展，各个历史时期并不平衡，比如“文革”十年，几乎完全停顿，而恢复旧有汉语音韵学研究传统需要时间，大陆在汉语音韵学许多方面存在着研究上的“短板”，这也是客观事实。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在恢复和发展中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在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精湛而富于创新性，这不但缩小了与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差距，而且，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台湾学者研究，走在了世界汉语音韵学的前列。当然，大陆汉语音韵学研究与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和风险，许多学者也尽力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和意识，寻求最优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十分明显，正经历着痛苦而艰难的抉择。

(四)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往往偏重于现代语音理论意识

许多台湾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学以理论见长，富于思辨，比如丁邦新、何大安等，发表了许多理论性很强的音韵与方言结合的论著。他们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往往通过实践去纠正现有的许多西方理论与汉语语音研究不对称的偏向。比如鼻音和流音，Chomsky和Halle ( 1968)认为二者的区别只在元音性的不同，鼻音是“－元音性”，流音是“+元音性”，但丁邦新认为汉语鼻音和流音属于自然的一类，下江官话常常把［n］［l］混而为一。从隋唐中古音到国语的声调演变中，鼻音和流音的行为总是一致的。“次浊”就是鼻音和流音，等韵学家已经把他们归为自然的一类，在声调的演变上有一致的方向，和清音或全浊音的演变并不相同。鼻音和流音基本上都是响亮音( sonorant)，用“音节性”代替“元音性”，鼻音和流音该是完全相同的一类。所以，Chomsky和Halle的观点与汉语的现象不合。［32］丁邦新《平仄新考》则以考据见长，除了引用大家熟悉的《悉昙藏》文献之外，还补充了日本了尊《悉昙论略图抄》(《大藏经》“悉昙部”84 册653－714页，作于1287年)和日本净严《三密抄》(《大藏经》“悉昙部”84册715－810页，作于1682—1684之间)的两则资料。在翔实的文献基础上，丁氏认为中古平仄声的区别在于平调和非平调。平调指平声，非平调包括上、去、入三声。其中，上声是高升调，去声大约是中降调，入声是短促调。中国文学中的平仄声对立就是平调和非平调的对立。“平平仄仄”不是“轻重律”、“长短律”或“高低律”，而是“平仄律”。［33］理论与考据结合，而不是明显地偏向哪一种研究模式，突破文献视野的局限，达到了新的研究境地。

不过，在台湾希图从理论上实现汉语音韵学“思维模式”有所转变的也大有人在，如萧宇超就具有明确的当代汉语音韵学国际观。萧宇超极力推崇当代西方形式音韵理论，并认为形式音韵理论在整个汉语音韵学研究领域中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观察是，近五十年来各种形式理论不断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带动音韵研究的主流。形式音韵理论，比如“衍生音韵学”( Generative Phonology)，就涉及词汇音韵学、韵律结构、派生音韵规则等内容与现代台湾流行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范畴大不一样。他力主汉语音韵学与其他学门整合，比如音韵与构词、句法、语音、心理语言、语言习得、方言变异、计算机语言等跨学门研究，涉及音韵与构词研究、跨音韵与句法、跨音韵与语音、跨音韵与心理语言、跨音韵与语言习得、跨音韵与方言变异、跨音韵与计算机语言等，面目皆非。［34］这在台湾，只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倾向，也许真的会成为多数汉语音韵学学者研究的主攻方向的。就现在看来，萧宇超所说的当代国际主流汉语音韵学，术语体系与现代汉语音韵学分离太大，不容易全面对应，很难融合在一起。

回顾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思考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的未来，是不是能带给我们以新的收获和启示呢?这是我们“解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目的之一，希望关心中国和世界汉语音韵学未来命运的读者能够予以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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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曰龙］

［作者简介］李无未，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厦门　361005)

［收稿日期］2015－01－20　［修回日期］2015－12－01　［DOI］10．15939/j．jujsse．2016．02．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2＆ZD17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4M56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