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定位分类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很多城市都开展了城市定位的实践和探索。大连自1993年起就开始了整体的城市规划，通过女骑警、花园式城市、宜居城市等打造城市亮点。青岛市则注重青岛啤酒，将青岛啤酒节作为城市名片，着重打造海尔、海信、澳柯玛等明星企业。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靠超高层建筑群和现代化建筑构建钢筋混凝土森林的金融气息。山西省大同市充分利用云冈石窟这一旅游资源，打出“展历史文化名城辉煌，亮优秀旅游城市品牌”的城市口号，定期举办大同云冈旅游节活动。而以乔家大院闻名的晋中市则挂出“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一有明确指向性的宣传标语，以明清民居建筑为特点吸引游客。
虽然中国城市已经意识到了城市定位的重要作用，然而出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仍然存在着城市定位缺失、偏差、滞后等问题。城市定位要从基本市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依据时代背景、历史积淀和趋势判断，结合政策支持、人民需要，做出科学定位。不同类型的城市，往往定位侧重也有所区别。
（一）工业城市定位
长春：打造汽车城
在东北三省省会城市中，提起沈阳，人们会想到“伪满皇宫”、“少帅府”，提起哈尔滨，人们会想到“北国明珠”、“冰雪世界”，而提到长春，人们能想到的也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了。不仅在东北三省内不受重视，即使放在全国的所有省会来看，长春在没有特色的城市排行榜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单纯从实力来看，长春并没有它在外的名声那么不济。长春是中国四大园林城市和首批中国旅游城市，拥有一批历史人文景观。然而，同样拥有伪满皇宫的沈阳早早抢走了这一旅游景点的先机，冰雪旅游这块蛋糕又早已被哈尔滨及其周边地区分走了，长春似乎在旅游资源上已经回天乏术。长春市政府始终试图打造长春市的独特城市名片，分别从长春电影城、吉林大学，甚至与长春相隔甚远的长白山旅游下手，力图打造长春的旅游城市形象。然而，这些尝试均无疾而终。这是因为以上这些虽然都是长春城市构成的一部分，却不够接地气、不够生活化、不能够得到长春市民的认同。长春人和长春市最引以为豪的，应当是长春作为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汽车城地位，以长春一汽为代表的汽车工业才是长春赖以立足的根本。
回顾历史，长春市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奠基典礼上，毛泽东主席曾经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当时的长春一汽汇集了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他们当中有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优秀干部、远渡重洋放弃国外优厚条件矢志报国的科研专家、刚刚步出校门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流水线上埋头苦干的技术工人，甚至还有一大批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又奔赴生产第一线的转业军人和告别黑土地的农民。正是这些长春一汽的建设者们构成了最早的老长春人，也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为长春城的发展铺路搭桥。
目前，汽车产业仍然是长春市的第一支柱产业。近年来，长春市委市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汽车产业对于长春城市定位的奠基性意义，提出了“建设中国长春汽车城”的宏伟目标，力图以一汽集团为主体，搭建全方位发展的汽车研发、生产、销售、售后基地，汽车人才交流培养中心及汽车文化产业基地。长春作为一汽集团生根发芽的热土，开启了中国“行走工业”的历史。长春的“汽车城”名片一旦打出，城市发展与汽车产业之间的联动作用将进一步加强，长春与一汽集团也将更加密不可分。
锦州：由内陆城市向滨海城市转变
辽宁省锦州市的管理者提前认识到了充分结合自身实际条件，进行科学精准定位的重要性。不同于以长春市为代表的囿于打造旅游城市的城市定位思路，锦州市跳出窠臼，交出了沿海工业城市的高分答卷。
锦州市作为辽西地区第一大城市，其发展规划关系着辽西地区的整体走向。锦州市位于交通要道，素有沟通关内外“咽喉”之称，是链接华北、东北两大区域的交通枢纽，“四省通锦”即是用来形容锦州在交通运输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地位。此外，锦州地貌多变，“三山一水三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坐拥笔架山、医巫闾山、北普陀山等自然景观的同时，还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奉国寺、青岩寺、北镇庙等人文风光为锦州的旅游资源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在2007年之前，锦州市的发展却陷于停滞状态，时任锦州市市委书记的佟志武将其归结为：“城市定位问题，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前提性问题，回避不得；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模糊不得。传统的锦州发展存在着一个定位误区，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内陆城市，实际上锦州紧邻大海，而锦州人在过去却一直背对着大海。
锦州过去长时间的定位是内陆城市，存在‘靠海不近海’的误区，锦州有妈祖庙，在北方很少见，这也证明了锦州过去有海洋渔业的基础。以前我们是站在海边却背对着海，而现在我们要转过身来面向大海，拥抱世界，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的问题。
我们要对城市类型进行‘脱胎换骨’式的翻转，即由内陆城市向滨海城市转变，目的就在于整体融入锦州湾开发。锦州湾开发与锦州振兴是‘一体两面’，锦州湾开发成就锦州振兴，锦州振兴则是锦州湾开发成功的重要标志。”
在探索与奋斗之中，佟志武和锦州人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科学的城市定位已经成为事关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思维基础和实践基础。“实施沿海突破战略，建设辽宁沿海第二大城市”是锦州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定位、新的目标。
在这一发展方针的指引下，锦州港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沿海最北部、渤海西北部400公里海岸线唯一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商港，锦州在辽西地区的领头羊地位已经不可撼动，在辽宁省内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交通枢纽及经济辐射作用。
（二）旅游城市定位
纵观世界各国，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城市形态和城市定位，这种城市定位展示着包括国家政治、价值取向、民族传统、时代主张等各要素在内的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城市体系。但是，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性城市”、“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正在席卷世界各地的城市，城市定位正在趋同化，上海与纽约越发相似，深圳与西方城市正在雷同。
北京、南京、西安这些有着千年历史，同时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桥头堡地位的文明古城，正在以现代化整合关系，表现着同一文化样态，这种发展潮流正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和进步，同时也表现为民族性、地方性和多样化的城市形态正在消失。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诸多城市本末倒置，片面追求打造商业城市，创造利润目标，忽略了对自身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城市定位逐渐走向趋同。
拉萨：要保留藏文化的纯洁性
雪域明珠拉萨位于世界屋脊之上，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作为世界上离太阳最近的城市，这里四季日照充足，素有“日光城”的美称。拉萨的自然景观姿态万千，风光旖旎，气势恢宏。在2002年4月，拉萨市政府曾委托北京大学旅游开发与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旅游规划中心联合课题组完成了《神秘·阳光·挑战：拉萨旅游中心城市发展规划》。在规划中，拉萨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为——神秘：藏文化精神信仰与探秘中心；阳光：青藏高原旅游中心城市；挑战：世界屋脊特色国际旅游城市；雪域高原密境·世界阳光之城。自青藏铁路通车以来，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拉萨的旅游城市定位带动了整个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
然而，在旅游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拉萨原有藏文化的纯洁性逐渐被商业文化侵蚀，失去了其原有的灿烂色彩。近年来，拉萨城市规划片面追求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反而忽略了游客观光的重点老城区建筑的修复及保护工作；为了方便当地居民与游客沟通，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教育，使得很多新一代拉萨藏族人讲得一口流利的标准普通话，教育水平较高的也可以与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用英语自然沟通，但却对藏语言文字一窍不通，乃至与老一辈藏族人的日常沟通都成了问题。在商品化经济的大潮中，拉萨作为藏族文化城市的独特地位逐渐被削弱乃至丧失。
丽江：让人与城市相通
同为旅游型城市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一度也面临着和拉萨类似的问题。丽江古城因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成为世界名城，古城中“家家溪水绕户转、户户垂柳赛江南”。上天对丽江这个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小镇想必十分眷顾，丽江被国际旅游组织誉为“中国最令人向往的10个小城市之首”和“地球上最值得去的100个小城市之一”，“屋前屋后绕清渠，街头巷尾过小桥，大沟小溪见游鱼，屋里屋外杨柳依”正是慵懒惬意的丽江古城写照。雄壮的马帮、豪爽的行酒、圣洁的雪山、庄严的祈祷……玉龙雪山滋养下的丽江人提出了“天雨流芳、梦幻丽江”这一唯美的城市口号，丽江市也不负所托，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一跃成为全世界旅游者向往的城市，也成为众多旅游城市学习的典范。然而随着丽江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提速，这座有着“东方威尼斯”称号的古城却面临着被商业街、集贸市场、宾馆团团包围，乃至成为“街心公园”的尴尬。
面对城市化发展进程与传统文化保存的两难局面，丽江有关部门转变了旅游发展战略，提升城市品牌形象，由观光旅游、休闲旅游提高为体验旅游，将城市口号改为“小资天堂，体验之都”，提高了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也提升了城市的形象。
2006年，丽江联合张艺谋共同推出大型实景表演——《印象·丽江》雪山篇，颠覆了传统演出三面墙加一个空地的舞台模式，以真正的地貌环境作为演出场地，以真实的自然风光作为演出背景，将玉龙雪山海拔3100米的山腰半地下建筑改造为剧场，加上500余名当地带有质朴民俗习惯的原生态农民的倾情演出，展现了纳西族人民朴素刚健的民族气质。正如张艺谋所说：“丽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们在云南拍电影，最感动我们的是民情民风、自然风貌和文化。我们做这个演出，是出于对这方土地和人民的景仰。”《印象·丽江》的演出既展现了雪山的壮观、茶马古道的险峻，又使游客身临其中，切身感受了丽江瑰丽壮阔的民族文化，同时借助张艺谋身为国际著名导演的品牌效应，达到了对丽江城市品牌的又一次轰动性宣传效果。
作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的故乡，东巴文化是当地纳西人最引以为傲的民族文化精髓。从街头象形文字、对联书写到东巴宫、玉水山寨、东巴万神园，丽江旅游局斥重资打造了一系列东巴文化服务企业，提供了各类东巴仪式及东巴旅游纪念品，东巴文化产品成为丽江具有独特优势的文化产品。
为了保护传统民间文化，丽江启动了一项名为“走进纳西人家”的传统文化资源开发项目，扶持了一批由知名学者、手工艺人开办的纳西族传统民间工艺作坊，如“打铜人家”、“编织人家”、“造纸人家”等。丽江市政府还对这些产业在资金投入、房屋租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逐步形成了保护、研究、开发利用的良性循环。正如同时任丽江人民政府市长助理的白长虹所说：“如果山水景观、历史文化元素离你远远的，不能看，不能和你亲近，不能和你有对话感，不能和游客、居民有相容感，这还能有魅力吗？所有的魅力元素都是心灵与心灵的。人与城市相通达到的境界，才是丽江要追逐的目标。”
旅游城市定位：打好文化牌
旅游城市定位要打好传统牌，打好文化牌，提倡民族传统与历史记忆开发相结合，要把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历史记忆的保护与开发作为城市定位的新理念提出，张扬支持本土化城市思想设计模式并且给予政策与经济上的支持。提倡本土化城市形态定位，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排斥吸纳世界城市优秀的建设理念与文化，而是强调在目前单一的西方城市形态潮流中，把握中国城市优秀的理念和主张，构建具有民族性格的城市定位。
比如日本的古城奈良，主打文化先行的城市定位，被日本国民视为精神故乡。奈良作为日本曾经的首都“平城京”所在地，是日本文化、艺术和工艺的摇篮，有东大寺、法隆寺、春日神社、八幡神宫、奈良公园等诸多古寺神社和历史文物。奈良市政府在注重保护现有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积极申报世界遗产，积极推动撒团扇、万灯节、春日若宫御祭、若草山烧山、锯鹿角等具有古代日本风情的文化特色活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先生在访谈中曾经表示：“一个城市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先确定了到底要建立文化城市、产业城市还是政治中心，然后才好规划。日本人觉得东京不是日本的城市，它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都市，其传统也保留得不太多。除皇居还能看到一点传统色彩以外，其他地方都已经现代化了。但东京的定位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是政治的、产业的、文化的中心。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要发展首先得定位。奈良的定位就是保存传统、依靠观光，比如奈良每年办一个正仓院文物展，据说要展出70年才能把全部宝物展现出来。奈良是一个保留下来的古代城市，它不是产业地带。作为一个传统的古代城市，奈良尽可能地保持了原来的风貌，而北京则是发展的城市，是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甚至是工业的中心。恰恰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失败，北京不应该搞成一个工业的中心。”
（三）商业城市定位
温州：商贸港口城市
自2002年浙江省温州市决定打造“国际性轻工城”以来，温州就成了小商品集散地的代名词。“国际性轻工城”这一定位是温州市委市政府根据温州市产业特色而做出的拓荒式的政策决定，开启了轻工业作为城市支柱产业辐射周边地区的先行之路。
温州产业发展最大的特色就是轻工产业。因此，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李强提出“产业定位决定城市定位，产业发展决定全局发展。特色就是优势，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希望”的城市定位战略，要求温州抓住轻工业产业重点，突出产业特色，发展先进技术，全力打造国际性轻工城。
同时，温州市大力扶持轻工名牌产业，举办中国轻工产业博览会，努力打响轻工产业的区域品牌。无论从温州“重商文化”的历史传统，还是从发展趋势看，这一“国际性轻工城”的定位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脉络。
此后，为了承接产业结构大调整而带来的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温州市委市政府提高了城市定位标准，用“国际轻工城”的说法替代了“国际性轻工城”的提法，旨在提高温州轻工产业品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创新能力。然而，提到温州，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总是乱哄哄叫买叫卖的集市气象，逛街路过地摊上堆放着的日用品和粗制滥造的服装鞋帽，人们也往往会不屑地耸一耸肩，和身边的人说起温州制造是如何质量不好。
种种迹象表明，虽然“轻工城”的城市定位满足了温州市短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对于城市形象的长期建设是十分不利的。
为了摆脱这种发展困境，温州市提出了以东南沿海大商埠、国际轻工城和山水生态城市作为支点的商贸港口城市这一定位。从历史沿革看，自南宋以来，温州就已经作为中原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温州的发展史可以作为中原文明的商业发展史，温州文化本身也是一种“重商文化”，因此“东南沿海大商埠”这一提法不仅体现了温州的地理位置，也贴合了温州人民的内心认同，彰显了温州重商的文化特色。
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产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的一种温州特有的经济格局，被社会各界称为“温州模式”。这一模式与温州人骨子里浸润着的商业思想文化是分不开的，因此，“大商埠”一词用于定位温州再为精准不过。
国际轻工城这一说法有了上文的介绍已经无须再多费口舌。北临雁荡山麓，南邻飞云江，东接洞头半岛，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区位，也充分表明山水生态城市这一称号当之无愧。温州市试图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营造宜居、宜商、宜创业的良好环境，形象好了、品位高了，自然会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来投资创业。因此，山水生态城市的口号也是延续温州人优势的需要。
温州人是温州经济得以发展的不竭动力，发展温州经济，既要鼓励他们走出去，又要把他们留下来，建设山水生态城市，增强温州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事关留下温州人、留下温州根的大事。
温州历史上就是一个商埠，又拥有港口的资源，建设一个商贸港口城市，这是提升温州城市功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内容。“商贸港口城市”这一口号虽然有流于空话口号之嫌，但仍然是相对于“国际性轻工城”在城市定位内容和阶段上的重要跨越。
（四）文化城市定位
美国城市规划家路易斯·芒福德曾经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今天城市文化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增加城市这个容器的消化能力。”一个城市的形象是它个性的外化，是一个城市精神气质的可视化表现，是一个地域共性的审美，是一种文化，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景观。文化城市是城市文化的集中化外现，文化立市对于加强城市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展城市的旅游业，打造城市品牌形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吉首：神秘的湘西文化
吉首市位于湖南省西部，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被誉为武陵山区的明珠。吉首市风光秀美，民族风情浓郁，在保留着湘西地区特色文化资源的同时，还拥有国家级的重点风景名胜区德夯景区和历史文化悠久的乾州古城池。
虽然吉首市有着这样优厚的先天性资源，其名气却远远不如附近以旅游城市而闻名的凤凰和张家界这两个景区。凤凰县的城市定位以湘西民族文化为内涵，毫不露怯地喊出了“天下凤凰”这一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的城市口号。而张家界则利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主打世界级自然遗产的自然风光牌。在城市定位环节上起步较晚的吉首市则陷入了资源被邻近城市抢占，重复性资源缺乏闪光点的困境。
然而，在吉首市苦苦思索富有特色的城市定位而不得时，湘西文化特色浓郁的各类网络小说却大行其道。从《盗墓笔记》到《鬼吹灯》，盗墓、赶尸、苗蛊等以其神秘古老的色彩牢牢抓住了人们的眼球，“赶尸人”、“湘西”成为人们热衷于讨论和搜索的高频词汇。湘西作家沈从文在《沅陵的人》中描写了自己回乡采访某著名巫师的经历。沈从文探问“赶尸”口诀，其答曰：“不稀奇，不过是念文天祥的《正气歌》。”又请他随意表演，其人则推托，说：“功夫不练就不灵，早丢下了。”盘桓半日，不得要领。然而，沈从文似从巫师“伏尔泰风格的微笑”中看破了玄机：“为了一种流行多年的荒唐传说，充满了好奇心来拜访一个熟透人生的人，问他死了的人用什么方法赶上路，在他饱经世故的眼中，你和疯子的行径有多少不同？”
2014年我去过一次怀化，那里山水美，人朴实，是一个多民族相融合的地方，独特的地理环境，交通不是很发达。但也正因如此，这里产生了许多让人心感神秘的传说，如“赶尸”、“放蛊”、“落花洞女”。
因为湘西沅江上游一带，地方贫瘠，穷人多赴川或黔东地区，以小贩、采药或狩猎为主，那些地方多崇山峻岭，山中瘴气很重，恶性疟疾流行，生活环境坏到极点，除当地的苗人以外，外地人是很少去的。死在那些地方的外地人，很少是有钱人，而中国人在传统习俗上，运尸还乡埋葬的观念深。但是，在那上千里或数百里的崎岖山路上，即使有钱，也难以用车辆或担架扛抬，于是有人就开创了这一奇怪的“经济办法”——赶尸回乡。
民间有书记载，赶尸起源于炎黄时代，相传几千年以前，苗族的祖先阿普（苗语：公公）蚩尤率兵在黄河边与敌对阵厮杀，直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打完仗要往后方撤退，士兵们把伤兵都抬走后，阿普蚩尤命令阿普军师把战死的弟兄送回故里。于是阿普军师装扮成阿普蚩尤的模样，站在战死的弟兄们的尸首中间，在一阵默念咒语、祷告神灵后，原本躺在地上的尸体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跟在阿普蚩尤高擎的“符节”后面规规矩矩向南走。这便是赶尸的最早版本。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有所更新，去世的亲友不必非要入土为安，火葬更为环保节能，骨灰盒也大可由孝子贤孙乘飞机或者火车抱回安葬。近年来最接近赶尸形态的，也许是赵本山在《落叶归根》这部电影中的本色演出。赶尸已经不再作为湘西丧葬习俗的一个构成部分，然而，赶尸这一湘西习俗所蕴含着的故土难离的思乡情意、赶尸人千里星夜兼程的执着承诺、赶尸过程中曲折离奇的百般禁忌、几乎每个老一代湘西人都能脱口而出的赶尸回乡的诡异故事，以及新一代青年群体对赶尸的好奇心理，加以香港、台湾等地区电影制作过程中对僵尸这一特有形象的宣传，都充分表明赶尸作为湘西丧葬文化的重要特色，在湘西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民族记忆，在湘西之外也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满足了外来人的猎奇心理和探秘心态，完全可以作为吉首市城市定位的一大抓手。这一城市文化特色不仅避开了凤凰、张家界等邻近地区的城市宣传点，而且共同构成了湘西文化的宣传产业链条，突出了湘西文化神鬼莫测、瑰丽波折的城市群特色。
绍兴：文化立市的典范
2014年5月中我去了以鲁迅故里闻名的绍兴，这个城市就充分抓住了文化立市、文化建市的城市定位重点，自主研发了古城保护、文化宣传的“绍兴模式”。
这里是越文化的发祥之地，这里是秀丽的江南水镇，这里是千古流芳的“名士之乡”，这里有瓷，有桥，有酒，有茶，有悠悠碧水，将这一切的一切融合成独到文化的温柔敦厚；这里有越剧、绍剧、莲花落唱遍悲欢离合、世事无常的戏曲大观；这里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有勾践卧薪尝胆一雪前耻……到了近现代，这里更有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身在闺阁心系苍生的女杰秋瑾默默吟诵“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每一块沉甸甸的青石板都有更为沉重的典故，每一座桥梁都有传说，每一种产品都带有绍兴文化的印记。公元前490年“筑城立郭，分设里闾”至今，厚重的历史传统、绚烂的文化，凝聚成绍兴最大的财富。这块文学巨匠曾经生长的土地，在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荣荣的眼里，她是一口醇厚的老酒、一粒嚼不尽的茴香豆、一首清秀的小诗，老街小巷、粉墙黛瓦、青山绿水，让人回味无穷；而在更多口口相传的叙述中，她是众人皆知的“鉴湖越台”，每一块砖石都是记载着故事的“博物馆”，即使在素有“文化之邦”美誉的浙江，这座魅力城市也依然是令人神往的重要坐标。
绍兴人才辈出，名流荟萃，除了提到过的秋瑾、鲁迅、勾践、大禹，还有“书圣”王羲之、“东山再起”的谢安、“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还有文坛怪杰徐渭，近代民主革命家徐锡麟、陶成章，一代伟人周恩来，学界泰斗蔡元培等。在北京“中华世纪坛”40个中华名人雕塑中，绍兴籍名人就有王羲之、蔡元培、鲁迅、马寅初等4位。仅看现在，绍籍“两院”院士就有60多名。这些文化名人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但都展示着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影响着一代代绍兴人的品格和志向。
绍兴是中国的“戏曲之乡”、“书法之乡”，历代诗词散文也蔚为壮观。发源于嵊州的百年越剧是仅次于京剧的全国第二大剧种，绍剧已有300多年历史。更为少见的是，在传统戏曲日渐衰落的今天，越剧仍然在绍兴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走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不仅能听到几把苍老的嗓子唱起难懂的唱词，也能听到年轻人清亮的嗓音相为应和。此外还有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的绍兴莲花落、绍兴平湖调、新昌调腔等。因“书圣”王羲之创作“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而闻名的兰亭，被称为中国“书法圣地”。所有这些，都对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群众的文化意识、提高城市知名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绍兴的山水风光秀甲江南，且具有鲜明的文化印记。“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明代刘基《游云门记》）绍兴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源头，“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地段，李白、杜甫等400多位诗人赞美稽山鉴水。绍兴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由此衍生出丰富的水文化、石文化、桥文化，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
近年来，绍兴获得了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和联合国人居奖等称号。秀丽的山水、肥沃的土地、宜人的气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为城市文化繁荣创造了广阔天地。
绍兴不仅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也赋予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以文化气息。绍兴是中国“黄酒之乡”，白居易等诗人称越州为“醉乡”，黄酒酿造工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绍兴丝绸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有发现，由丝绸业发展而成的纺织业已成为支柱产业，有“中国纺织看绍兴”的赞誉。一些行业习俗、生活习俗、社会习俗，如鉴水乌篷、咸亨酒韵、南镇祭禹、水乡社戏、台门遗韵、龙舟竞渡、花雕嫁女等，已经成为绍兴乃至江南风情的代表。
“绍兴这座‘博物馆’太大太深，绍兴这部‘线装书’太厚太长。”时任绍兴市市委书记王永昌说。
所有这些，是绍兴的根脉所在，也是绍兴的魅力之源、优势所在。千年传承，绍兴城市文化积淀厚重。古城保护，考量着当代人的智慧。
坚持“文为城之魂”，绍兴加强对文化遗址、名人故居、民俗风情、自然景观的保护开发，鲁迅故里、沈园和仓桥直街、书圣故里、八字桥的建设整修，城市建筑富有绍兴特色的立面改造，使绍兴古城更富特色与魅力。绍兴大剧院、绍兴图书馆、鲁迅电影城、绍剧艺术中心、黄酒博物馆、越国文化博物馆等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的落成，为先进文化的物质展示提供了平台；《越王勾践》、《大禹治水》、《西施断缆》等精品力作的问世，是文化积累的释放；中国兰亭书法节、公祭大禹陵、绍兴黄酒节、水乡风情旅游节、鲁迅文化艺术节等的举办，为绍兴文化影响力的扩大打开窗口。
拥有2500余年建城历史的名城绍兴，在“文为城之魂”的城市风气浸润下，俨然氤氲着历代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青衿妙笔、锦心绣口，也浸染了一代又一代风骨秀拔、才艺卓然的新绍兴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