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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的职业定位与社会责任

时间:2022-03-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导师的职业定位与社会责任吴中胜要谈学术繁荣和学术的社会责任,学术导师的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本科生导师还是硕士生导师,也无论是博士生导师还是博士后合作导师,导师对学生的学术态度、学术思想乃至学术品位都影响甚大。导师的一言一行,是学生最好的人生和学问的榜样。据报道,徐州师范大学“申博”失败,教授委员会停课抗议。导师带了责任感来指导学生吗?
—导师的职业定位社会责任_社会责任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导师何为? —导师的职业定位与社会责任(1)

吴中胜(2)

要谈学术繁荣和学术的社会责任,学术导师的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本科生导师还是硕士生导师,也无论是博士生导师还是博士后合作导师,导师对学生的学术态度、学术思想乃至学术品位都影响甚大。要说“导师何为”,我们首先有必要“说文解字”一番。首先说“导”字。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导”的:“导,引也,从寸道声。”“导”字主要有几个义项:引导、传导、开导。所谓“引导”,就是导师要走在前面,有知识的相当积累和相当的学术经验,更主要的要有学术的眼光和前瞻性。所谓“传导”,就是导师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手把手地传给学生。这里面涉及教学方法和技巧的问题,高明的导师应是一个教育家。所谓“开导”,就是俗语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导师要把学生领上正确的门径,更重要的是教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导师是学生的指路人。什么是“师”呢?最早见诸文献的“师”字是指军队。古代是所谓冷兵器时期,人多力量大。许慎在《说文》里释“师”为“二千五百人为师”。这么多人自然不能群龙无首,所以要有“师长”。段玉裁说:“众则必有主之者。”一群学生也不能成为乌合之众,得有人给他们指点迷津,这就是经师或人师。正如《周礼》所云:“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韩愈有《师说》一文,说得再清楚不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当前,中国的教育界都在思考“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太大,一句两句说不清。就今天我们谈的话题而言,我们认为,导师在培养人才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围绕着导师的问题,我们谈三点:导师的职业道德、导师的专业素养及导师的职业方法。

一、立足高远,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导师

古人云:“见贤思齐”,又曰:“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袁行霈先生指出:“导师不仅要做‘经师’还要做‘人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培育学生的人格,责任是很重的。”(3)一个德才兼备、负责任的导师,会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等方方面面影响和带动学生。导师的一言一行,是学生最好的人生和学问的榜样。作为一名导师,首先要有人格魅力。导师的道德学问、学术视野、科研思维及人格魅力,对研究生全面成长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学人有很多很好的学问品格和丰富的学术精神,值得今人好好吸取。司马迁著《史记》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他历时十多年才完成这部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史学巨著。宋代理学大师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4)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读书从学的座右铭,避开其封建伦理的时代局限性不谈,其基本的学术担当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过时的。

导师的人格魅力,具体体现在养德、储才、融情、励志、践行等方面。回顾这些年的学界,有几件事是跟导师有关的。先是爆出浙江大学博士后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事涉李连达院士。作为贺海波博士后期间的合作导师,又是学院的院长,对这一论文剽窃事件至少负有在科学道德建设方面疏于管理、教育不力、监管督查制度不严的责任。迫于社会压力,李连达院士后来说,他有多份兼职,有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尽一名导师的应有之职。这样的导师徒有其名,于学生,于学术都没有什么好处。据我所知,各大学的研究生培养都实行“导师负责制”,既然是“导师负责制”,就应是“权利和义务对等”。是你的权利,理应你享受;是你的义务,也理应你承担。但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的导师只知享受分内权利,而没有承担分内的义务。学生有成绩了,导师来“负责了”——实质是享受权利,但学生出事了,却不见导师来“负责了”——实质是逃避责任。现在许多高校申请硕士、博士点,老师申请硕士、博士导师,首先想到的是有诸多利益在里面。一旦申请成功,拿课题、弄经费都容易。一旦申请失败,则深感“钱”途无望。据报道,徐州师范大学“申博”失败,教授委员会停课抗议。教授们为什么要抗议呢?“没有博士点,什么都没有你的,评奖、报项目、划拔资金等都要和博士点挂钩,有博士点是什么待遇,没有博士点又是什么待遇,完全不一样,而且差距很大。”(5)说起来,这些教授怪可怜的,十几年的努力终成泡影,无数人生规划究成虚幻。在其他“985”、“211”的高校,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水平更差的同仁们早成博导,但他们连当博导的资格都没有。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悲哀。但细细想来,教授们争的无非是“名利”二字,无非是想通过当导师争取更多的名利而已。以这样的心态去当导师,就算当上了导师,怕是也难带出好学生来的。现在高校争硕博点,大多是从学校利益、老师利益出发,在这里,学生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也不是说导师不要个人利益,而是说,带着太重的名利观来做导师,必然师德师风和岗位责任意识淡薄。去年先是东北某大学传出最牛论文事件。后来上海某高校又传出更牛论文,应了一句话,“没有最牛,只有更牛”。就是这类论文,当年也是顺利通过答辩的。试问,这样的论文是怎样指导出来的?导师带了责任感来指导学生吗?教不严,师之惰。有学者就鲜明地指出,“史上最牛硕士抄袭论文”之所以能通过上述重重关卡屡屡出现,除了抄袭者缺乏基本的学术操守和学校管理存在疏失外,其指导老师也应负重要责任。当前,很多导师自顾不暇:一些导师热心于四处讲学扩大影响力,一些导师专注于行政职务谋划自己前程,还有一些导师醉心于办辅导班赚取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生一个学期也难得跟导师见上几次面,更别说具体指导了。再加上某些导师带上几十甚至上百名研究生,有些学生连名字都叫不上,又怎么会有精力去指导和修改学生的论文呢?(6)

在现阶段,尤其要强调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的养成。赵逵夫先生指出:研究生“在读期间养成严谨的学风,掌握学术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比完成几篇论文更重要”。(7)现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编写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导师自己在科研中要严格执行,并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切实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只有严格指导,才能指导出有真才实学的学生。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当年师从詹瑛先生学《文心雕龙》,“一年间,先生一篇篇讲下来,我一篇篇整理笔记,一篇篇背诵下来,终于有一天感到走近了这座精深的理论楼阁,虽不敢说登堂入室,却似可窥其门庭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詹瑛先生授学之严,而这种严格的授学方法必然培养出治学严谨的学生。经过这种严格的教学锻炼,詹福瑞先生著书立说就“不敢如今之秀士才子作天马行空之笔”。(8)这里有一则关于著名学者陈寅恪如何指导研究生的回忆。(9)1948年夏,陈寅恪指导刘适完成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文五十年后得以出版。刘适在自序中谈及论文写作的过程,其中不难看到导师的重要作用:撰写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导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节、章,则读与导师听(此时陈寅恪双目失明),详细讨论后定稿。导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必须先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论文时,力求精练。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实,记载有出入者,须认真鉴定,确证为史实者,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导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种可能的歧见,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二、终生学习,做一个不断有创造力的导师

钱学森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10)说到底,就是现在中国的高校还没有学术创新的体制、机制及创新氛围。

就体制、机制而言,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导师遴选制度,导师可上可下。我国最早的一批博士点的导师,是一批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们的人格学养是社会公认的,所以其资格可以说是“指定式”的。据说,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要搞博士教育了,政府召集一批德高望重的教授去开会。开完会这些人就是博士导师了。结果有些老师因故没去开会,以后评博导还颇费周折。苏州大学以钱仲联领衔申请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材料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钱钟书这里,钱钟书对社科院的博导们说:“连钱仲联这样的人都不能做博导,我们个个都不能做。”话传到苏州大学,据说苏州大学连夜把材料中的“硕”字改成“博”字。从此,苏州大学有了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传闻是否属实,我们无从考证,但却证明一点,无论硕导博导,还是要有资格的。这种资格不一定是学历学位,也不一定是行政职务的高低,而是社会或同行的公认度。

现在许多高校也实行所谓“导师遴选制度”,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遴选制度,只上不下。评上了导师还要千方百计保住他的“导师资格”,比如设立专项基金(教育部就有博士点专项课题)。真正意义上的遴选应是淘汰式的、竞争式的,老的能下,新的能上。比如在武汉大学,主持重大课题的副教授也可以聘为博士导师。导师选择学生的权利应当得到敬重,师生应该是互相选择的关系。学生可以选导师,导师也可以选学生。现实的情况是,学生进来,导师根本不知道。在选学生的问题上,研究生院(处)的权利比导师要大得多。现在的问题是,导师想招的学生招不到,不想带的学生不能不带。导师实际上是“被导师”了。清华大学陈丹青宣布不当导师,实际是要反抗这种“被导师”的管理。值得欣慰的是,复旦大学裘锡圭先生看中的学生,学校还是想方设法招进来。但现在有几个导师能有裘先生的这种学术待遇呢?

就导师个人而言,应做一名学习型导师。人文日新,世界日新月异,任何人停止不前必然会被社会淘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导师能培养创新性的人才。作为导师,要引导、指导学生,自己首先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学术导师理所当然的应是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外行导内行,是典型的“胡导”。A领域的专家管理B领域的事,或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插手所有领域的事,都是专业错位,也都是“胡导”。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曾批评过这种现象,年轻时他参加音乐方面的论文答辩,专家组的成员“当然都是杰出人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得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学者们对已有的成见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11)中国的大学者钱钟书也批评过这一现象:“有时候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什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什么好曲子!烹调呢,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也未可知。”(12)这纯粹是哗众取宠、装腔作势。这种专业的错位,在我们的学术管理中大量存在。比如说,院士本来也只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但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评上院士后就以为掌握了一切领域的话语权,到处做报告,不管与自己的专业有关没关,不管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专业研究。

三、授人以渔,做一个懂教育艺术的导师

作为导师,不仅应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也应是懂得教学方法和艺术的教育家。今天大学导师的任务多,担子重。自己有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再加上指导人数众多的研究生,整天忙得不可开交。2010年两会期间记者采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刘校长说:“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学生太多,普遍来说很多在中国的博士生导师,他的学生太多了。我知道有时候一个人同时带30个博士生。我自己就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照顾不了这么多。”在这种情况下,更要讲究指导方法。套用一句文学名著的话,成功的导师都是一样的,不成功的导师各有各的不成功。归纳那些成功导师的经验,无非有以下几条: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北京大学著名思想史专家赵靖先生做导师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这就要求导师自己要不断学习,“教师的学识和水平也不能停滞于一点,而要不断有所进步;而教学对象也每次有所不同”,所以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13)取法乎上,授人以渔,点铁成金的方法,为刚刚进入研究生涯的学生指点迷津。研究生的课程应是研究性学习。学术训练重要,尤其要指导研究生在实践中培养能力。复旦大学葛兆光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给大学生常识,给研究生方法,给博士后视野。”部分导师创新能力和学术后劲不足,教学理念、培养方式陈旧。2010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指出:“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及美国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14)

鼓励学生创新。温家宝总理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15)让研究生参与导师的课题,在实践中“传、帮、带”。作为导师,要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平台,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和高水平的学术课题。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谈及自己做导师的经验时说:“在课程安排上,组织他们参加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东史》,用研讨式的方法,从原始资料着手,到酝酿论点,制订提纲,确定重点论题,以提高他们的基础知识和科研能力。”(16)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指出:“中国最缺的就是敢挑战权威的学生。”(17)

做学生的知心朋友。钱钟书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说:“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谈交友》)(18)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先生当年师从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每周都要到王先生家里“聊天”的。王元化曾书“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八个字赠胡晓明先生。(19)学问有时候就是在师生授学的点滴中,在“沉潜”与“含玩”的从容淡定中生成的。曹道衡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傅刚(现为北京大学教授)获得了全国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曹先生介绍经验时说,导师“最好和学生充分交谈。”傅刚为了撰写博士论文,曾跑遍了北京、上海、郑州等地方的图书馆,细读了许多珍贵的版本。关于他研究的进度及阅读这些书以后的体会,曹先生说:“我经常和他交谈,谈我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的心得,听取他的意见。”(20)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杨卫教授说,导师要“十戒”:“一戒光当老板;二戒尽做监工;三戒漠不关心;四戒呵护进紧;五戒批评不停;六戒处事不公;七戒用心不专;八戒治学不实;九戒逐末忘本;十戒快速扩张。”(21)其中所说的道理,对今天的导师是很有教益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现在,国家已经认识到,导师在培养创新型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1)本文系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导师制”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项目号:JXJG08113)的阶段性成果。

(2)吴中胜,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文学评论研究中心主任。

(3)袁行霈:《关于人文学博士生的培养》,《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编《导师论导——研究生导师论研究生指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4)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

(5)《南方周末》2009年3月26日。

(6)曹建文:《论文抄袭:是“生之过”也是“师之惰”》,《光明日报》2009年6月3日,第6版。

(7)赵逵夫:《爱之则劳,忠焉以诲——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培养》,《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编《导师论导——研究生导师论研究生指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页。

(8)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后记,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9)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我们的父亲陈寅恪》,《南方周末》2010年4月15日D23.

(10)《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

(11)[法]卢梭撰,黄勇编译:《忏悔录》,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12)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13)赵靖:《导师要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编《导师论导——研究生导师论研究生指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14)《扬子晚报》2010年5月3日报道。

(15)2010年5月4日温家宝在北京大学与学生对话。

(16)彭树智:《明确指导思想是做好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关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编《导师论导——研究生导师论研究生指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17)《扬子晚报》2010年5月3日报道。

(18)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0页。

(19)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后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20)《攀科学高峰 育创新人才——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导师笔谈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编《导师论导——研究生导师论研究生指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

(21)《中国教育报》200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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