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
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1926—1995）出道甚早，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就有学术专著《社区冲突》（1957）问世。60年代他著有《青年人的社会》（1961）、《元社会学引论》（1961）等。七八十年代未知其有何力作闻达于学界。真正为他带来崇高声誉的是1990年才付梓的《社会理论的基础》，这年科尔曼已逾花甲（六十四岁），这一已近黄昏的辉煌，可说是“夕阳无限好”。科尔曼题签本书献给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默顿的评语是“科尔曼教授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
科尔曼被公认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工作与霍曼斯的交换论有着内在的承继性，经由霍氏的理性命题进入科尔曼是顺理成章的。本节关注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的关系是霍曼斯心理还原论甚少涉及的，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则是他们共同秉承的观点立场。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理论中，关于微观与宏观的方法取向向来存在两个对立的传统：原子论—整体论，还原论—有机论，个体—系统，行动—结构，心理主义—社会学主义。功利主义、行动理论、交换理论等代表了前者，社会学主义、功能结构主义代表了后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将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结合起来的趋势，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力图引入人主体的能动因素，而个体主义的社会理论则扩大视野，力求认真对待系统性的宏观现象。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邹谠认为，理性选择理论一开始就将宏观和微观的看法结合起来(44)。从理论阵营上看，科尔曼属于微观取向的，但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力图探究的就是分析宏观水平的现象如何经由微观水平的行动而“涌现”（emergence）出来。
先让我们来了解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观点。“理性选择理论试图解释社会后果是如何从受制度和环境的种种可能的制约的有目的的行动者的行动中涌现出来的。”(45)邹谠将此理论程序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的重点是环境对人的影响，第二个过程或程序是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选择与决定。环境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环境对人类行为不论是个人合伙集体行动者的行为都有很大的约束作用，环境将无穷尽的抽象的可能的途径和方法，缩小成为数目不多的可行的途径和方法。邹谠以中国革命为例，在国民党统治下，反革命力量在城市中非常强大，先夺取城市来导致全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环境对人类行为的第二个作用是向个人或集体行动者提供机会。仍以当时中国为例，由于农民生活的痛苦、国民党和军阀的矛盾、国民党和各军阀的武装力量不能控制各省的边缘地带，使得中国革命采用从农村到城市的形式，而取得最后胜利。但是可行的途径与方法变成政策之前，必须有人认识到它是一个可能采用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所谓“已被人认识的可选择的途径和方法”。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可行途径和方法，这就发生选择与决定的问题。这一选择和决定的过程，受到行动者的偏好、信念和判断、意志和品格以及价值观念包括理想或道德规范等四个主观因素的影响。而环境的第三作用是对这四个主观因素都会自然发生约束和强化的影响。环境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可能改变人的偏好、信念和价值观。而强化的作用，如握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则可以诱使人以权谋私(46)。但客观现实并非决定一切，而个人或集体行动者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在确定的社会制度下，人们仍然可以选择并非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某一个人相信死后去见上帝，另一个人相信死后去见马克思，这些人的行为和这些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就有很大的分别。”(47)邹谠认为，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环境影响与行动者选择关系的主要洞见。
让我们回到科尔曼。科尔曼认为社会理论应包含三方面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个体水平的行为；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科尔曼集中于从微观到宏观的讨论，称他采用的理路是一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1）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解释社会系统的现象。但系统现象并非涂尔干意义上的与个体行动者无关的“自成一类的实在”。如市场价格是具系统特征的现象，但市场价格无非是市场行动者一系列交易互动中涌现出来的一种交换比率，绝不能撇开具体的交易行为孤立谈论市场价格。因此，研究应从低于系统水平的个体行动者开始，由系统组成部分解释系统，科尔曼也将这种分析模式称作“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48)。
（2）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关键概念是源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行动者”概念，即用理性行动者及其行动（微观）解释一切系统水平的现象、关系、结构和组织（宏观）。理性行动的关键意涵有两点：目的性行动；以及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性行动。肯定人总在追求增进自身的最大利益，既是人性的基本事实，也是方法论的要求。第一，最大限度效益的原则便于理论的定量研究，与只有定性称述的原则相比，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第二是有利于保持理论的简洁，不论人们结成何等复杂的关系、结构和系统，莫不可用利益驱动的原因来解释。“自身利益”概念在社会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如同万有引力在物质世界运动中的地位一样(49)。
（3）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程序是从行动进到结构，从元素进到系统，用微观原因说明宏观结果。最基本的元素是两个：行动者和资源。资源是行动者可以控制并用来获得自己利益的事物。如果行动者控制的所有资源都能满足自身获利的需要，他们肯定采取直接实现个人利益的行动。但在更多情况下，能使行动者获利的重要资源控制在其他行动者手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驱使理性行动者进入一种行动系统，与其他行动者进行资源的交易、控制权的转让及各种形式的互动行为，从而产生系统水平的种种关系、结构和组织：交换关系、权威结构、法人组织等。由目的性行动产生的系统现象，可由目的性行动合理来解释，却不能作还原论的理解。有目的的行动往往产生无意的社会后果，生活中人人争先恐后的利己行动，其集体后果多半不是最优，而是最差(50)。
（4）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包括两个方向的转变，即宏观如何影响微观，微观又如何影响宏观。科尔曼以公共场所的抽烟权利分配的变化来说明宏观—微观关系的辩证过程。在公共场所抽烟者是否有不受限制抽烟的合法权利，而不抽烟者是否有控制抽烟者抽烟行动的权利，长久以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抽烟损害健康的信息广泛传播，影响日增。人们首先了解到，抽烟影响吸烟者的健康，这导致许多抽烟者戒烟。80年代关于被动吸烟损害健康的信息开始流传，它为不吸烟者反对抽烟者权利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关于在公共场所抽烟权利的冲突，在上述信息的作用下朝着有利不吸烟者的方向转变，最终改变了利益冲突的结果，使抽烟者在公共场所不再拥有抽烟的权利。上述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图16.1
说明：1代表从宏观到微观的信息改变个体认识过程；2代表从微观到宏观的个体认识改变冲突力量对比过程；3代表从宏观的权利冲突导致新的权利分配过程。(51)
批评者认为，如果微观和宏观分属两个不同层面，那么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关系必须涉及两类问题，或者说要满足两项条件。第一，从形态上看，这是两类不同的现象，而这种不同不能用因果来解释。一个较好的例子是语言和说话：实际的说话永远不能全部实现或符合语言，语法及其全部可能性；语言是宏观性，结构性的，而说话则是微观性，行动性的。第二，从实际后果看，也应是两类不同的现象，一个好的例子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命题：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科尔曼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符合第二项，而不符合第一项。科尔曼始终采用因果方法，由行动的微观领域过渡到（作为行动后果的）系统的宏观领域，很显然，这种解释无论如何不能适合于像自然语言这样一类的宏观现象。而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因果解释对大部分狭义的文化现象也是无效的。当然科尔曼可以反驳任何这一类的批评，因为他在《社会理论的基础》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本书的理论是为现今人们出于各种目的自觉创建的人造社会组织构筑基础，属于特定的社会理论，本来就不曾想要解释一切社会系统，更不必说那长久演化而成的语言、文化等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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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4页。
(2) Peter P. Ekeh: Social Exchange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3.
(3) 马塞尔·莫斯：《礼物》，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同上书，第25页。
(5) 同上书，第204页。
(6) 同上书，第63页。
(7) 同上书，第221页。
(8) 引自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311页。
(9) Peter P. Ekeh: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46.
(10) 引自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312—323页。
(11) 同上书，第323页。
(12) 约翰·布鲁德斯·华生：《行为主义》，第12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年。
(13) 同上书，第231页。
(14) 同上书，第271页。
(15) B·F·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第149，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2006年。
(16) 同上书，第33页。
(17) 同上书，第149、174—175页。
(18) 同上书，第167页。
(19) G·墨菲、J·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下册，第450—451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
(20) 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第176页。
(21) 引自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315—316页。
(22) 以下关于霍曼斯交换理论命题的叙述，摘自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Harcourt Brace Jovanocich, Inc., 1961/1974, pp.14-51。中文译者张钰。
(23) Ibid., p.14.
(24) 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p.23.
(25) Ibid., p.25.
(26) 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p.26.
(27) 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p.29.
(28) Ibid., p.37.
(29) 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p.39.
(30) Ibid., p.40.
(31) 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p.43.
(32) Ibid., p.49.
(33) Ibid.
(34) 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p.51.
(35) Walter L. Wallac (ed.): Soci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28.
(36) 引自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56页。
(37) 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pp.384-385.
(38) 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p.2, from 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 p.439.
(39) See 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 p.442.
(40) From George 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 p.443.
(41) Peter Blau: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from Alan Sica (ed.), What is Social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p.273.
(42) Peter Blau: Contra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rom Jeffrey C. Alexander & Bernhard Giesen (ed.):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80.
(43) 以下内容根据布劳“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和“Contra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两文的中译文（张钰翻译）编写。
(44)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第2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45) Debra Friedman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from George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18.
(46)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第28—30页。
(47) 同上书，第32页。
(48)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9年。
(49) 同上书，第35页。
(50) 同上。
(51)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第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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