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性选择理论

第六章　“如果是个漂亮女人，那就更完美了”：达尔文与性选择理论

在本书很长的论证中，我的首要目标是：以达尔文及其著作为例，阐明一种能激发伦理保证的赋魅与一种自然主义视角之间的兼容性。利用达尔文这个典范，我试图在最后一章开始论证这一点，并特别指出，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生活中，达尔文都对细微之处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注。科学与生活的纠结，这种情况（尽管强大的传统自觉地将科学同日常生活分离开来，以便净化科学并使科学客观化）在科学家中间相当普遍。当然，这在达尔文身上体现得非常典型，在本章中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把握其生活与工作的整体性，这对我的论证十分重要。前文通过考察达尔文生活中的细节，阐明了他的生活是如何同他的科学结合起来的，在本章中，我想考察一下他是如何制定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即性选择理论，从而指出其生活状况及当时的文化状况与理论建构之间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想质疑这样一种偏见，即科学家的工作中必须不掺杂个人的任何文化假定，而科学思想中一旦出现文化假定的痕迹，就有理由被视为是可疑的。情感和价值绝非与客观和公正的科学无缘，它们必然与文化紧密相连，无论科学家是否愿意，其自身都浸润在文化之中。

无疑，达尔文的非科学生活与他的科学之间的差距极其微小。事实上，两者几乎在一切有关联的地方都相互重叠。我们已经看到，在他女儿去世的时候，他摆脱这场噩梦的方法，部分就是努力去记录这件事（然后是她的生命）的各种细节，这至少给他提供了某种有节制的幻想。此外，安妮之死也使人回想到近亲婚配问题，达尔文在研究中曾多次论及这个问题。他在提出理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跨越了对自然进行冷静客观的科学观察与直接插手人类事务这两种活动之间的界限：进化论——甚至是在为藤壶和植物而忧心的时候——几乎也必然是“自反的”。

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似性，在达尔文的整个纲领中占据中心地位，因此他的拟人论，在那些倾向于将这类修辞技巧视为非科学形式的现代读者看来，可能非常令人吃惊，但实际上，这是达尔文科学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在《物种起源》接近末尾处，他声称“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有很多共同之处”，对他来说，一切生物组成了一个共同体，正是这种意识使他的一切观察受益匪浅，并促使他提出开创性的猜想（假说）来指导他进行研究，提出新的观点。植根于达尔文理论内部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假说（我们姑且称之为假说，以便显得更科学），即人类在很多重要方面与低等动物有关联。要理解这些生物，考虑一下人类可能会对环境作出的反应将会很有用处。一方面，这可能通向达尔文理论一个祛魅的版本：精神被逐出世界；理性获胜，并揭示我们并非由上帝创造，而是源自某种“多毛的四足动物”。另一方面，它也能通向（对达尔文来说显然是这样）一幅完全赋魅的世界图景：万物都充满一种能被人类意识所辨认的精神。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相连。

依据达尔文的拟人论模式，非有神论赋魅的观念开始变得有意义。带给世界意义的并非某个神灵，而是人类（以各种形式）与一切生物所共有的智慧：蚯蚓从叶片狭长的一端将叶子拖进洞里，或是对某些音符作出反应；蜜蜂设法以完美的几何形状建造蜂巢，以便使其达到最高效率，并且便于储存食物；蚂蚁的集群行为几乎像是由大脑在操控一样。达尔文反复证实，认识到人与“低等动物”之间具有联系，这从未令他烦恼，也从未削弱他对人类价值的意识。事实上，这给了他一种丰富的意识，对此我想称之为对自然本身之神圣性质的意识：自然是神圣的，正如我们希望设想人类生活是神圣的。

尽管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当提醒自己——为了避免在考察达尔文行为时陷入一种感情化和过分净化的自然观念——达尔文的拟人论产生的效果也并不怎么引人注意。拟人论并不是一种普遍状况，而是紧紧地局限于某些时间和地点。将生物看作像人类一样具有思考和感觉能力，这意味着什么？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在“人类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的个人意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仅就我们生活的此时此地——我们是如何看待人性的。因此对达尔文来说，拟人论可能意味着，将其他生物视为同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一样，这样一来，拟人化的视角似乎是最危险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自以为超越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及其文化偏见的现代人来说。在此我想追踪达尔文在通往性选择理论过程中的思想活动，试图弄清拟人论在何种程度上对其观念造成束缚和扭曲，又是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使他对复杂的生物问题提出丰富而具有开创性的猜想。

在达尔文最具有文化争议的理论中，性选择理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于人们通常认为它不可能摆脱社会的支配力。达尔文对两性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危险的倒退，而且无论在达尔文的私人作品中还是在他的“科学”中，我们都能找到维多利亚时期性别主义的强大证据——现代文化批评家把这种性别主义视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性，并对它持拒斥态度。达尔文的理论似乎跳了一场“吉格舞”，最终使他得以去证实男性在体力和精神上都优于女性。尽管事实上有很多19世纪的女性主义者都自认为是达尔文主义者，但如今的女性主义者倾向于将达尔文视为危险的且影响力极大的沙文主义者，因为达尔文对维多利亚社会的传统进行了自然化解释，从科学上认可了当时文化上对女性的偏见。

例如，达尔文用他在描述昆虫、鸟类及哺乳动物的形态特征时运用自如的那种语言写道，女性的头骨结构“据说介于小孩和男性之间”（Descent，2：317）。他审慎地拒斥了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智力的观点。不过他说，这种差异或许可以通过与低等动物的类比来加以说明：“没有人会反对，在性情上公牛与母牛不同，公猪与母猪不同，公马与母马不同，而且正如动物园管理员所熟知的，大型猿中的雄性个体也与雌性个体不同。”（2：326）接着他继续宣扬维多利亚时期的一套陈词滥调，诸如女性由于“母性本能”而具有更多的“爱心和更少的利己心”，她们具有“更强的直觉和更敏锐的感知力，或许还有更强的模仿能力”。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期通常对女性的赞美，但达尔文指出，女性在“思想深度、理性或想象力，或者仅仅是对意识和双手的运用上”等其他方面都不及男性。因此，最终他接受了高尔顿的观点：“男性的智力标准必然高于女性。”（2：327）在浩繁的达尔文与达尔文主义文献中，我们无须费力就能找到证据，表明批评达尔文理论具有一切维多利亚文化偏见的印记是相当正确的。

虽则正确，但却不足。毫无疑问，达尔文得以使进化论引起同时代人的关注，部分是因为，他偶尔未加反思地接受了很多同等地位者的文化偏见。他显然不是煽风点火的革命者，绝对不是。我们已经看到，最近由德斯蒙德与穆尔撰写的传记，以及布朗更为细致的研究，都表明了达尔文是怎样安然自在地被环绕在一个由具有政治和社会敏感性的保护者们组成的防护网中：虽然那些保护者可能会利用达尔文来敲打一下教士，但是他们对等级制有着极其强烈的认同感，而且无疑多数都对女性应有的地位确信无疑。不过，在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他针对雌性昆虫、鸟类、哺乳动物以及女性问题实际所说的内容，还有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考察。他在论性选择问题时的书写方式绝不是没有歧义的，这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例子，表明文化假定是如何在他的理论论证中发挥作用、并有效地促使他的思想不偏离传统。我并不试图指出达尔文论证中的政治蕴含应当是什么，不过我倒想劳神问问，至少就一个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些蕴含通常是什么？而且，我想从本书中更为宏大的论证内部来考察这个问题——这个更宏大的论证，即以另一种方式来阐明：达尔文对细微之处不懈的关注，以及他对生物的情感，是如何开启了一个赋魅的世界，与此同时使世界变成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传统上认为，传统观念（诸如达尔文对女性的看法）损害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严肃性；要么是这样，要么就是传统观念极其彻底地融入科学中，以至于如果我们认为“科学与文化截然分离，而且截然可分”，那就会非常荒谬。通过考察达尔文实际上所做的，我试图论证，正是他的传统性，帮助他从那些由传统促生、但最终将颠覆传统的立场去进行思考。达尔文的社会和文化立场，无疑对他的科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既不妨碍科学的合法性，也不代表他的行为始终受到这些文化局限性的束缚。就像很多有趣的文学和科学文本一样，达尔文的著作在某个方面超越了他的文化局限，尽管最初促使其著作出现的，正是这些局限性。如果所有人都被迫只能说自己的文化中已有的言论，那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观念和新的知识。正如一位评论者针对本章早期版本的内容所说：“达尔文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假定……促成了一个理论的诞生，这一理论，现在已被证明就其核心内容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为其提供基础的假定本身具有颠覆性。”¹

众所周知，对于进化观念实际上能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于人类，达尔文始终——甚至是在《人类的由来》出版时乃至其后——非常谨慎。从长远来看，他无疑相信，这将是对其理论的一个重大检验（或许是关键性的检验）。因此，他在论证中冒着极大危险说了一句话：“非常有可能……人类智力也是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完善起来的。”（Descent，1：161）他理解，困难——甚至比他在论证眼睛通过自然选择发展完善时更为艰巨——将在于举证说明。人类生活中那些看起来最独特、最不同于低等动物的组成要素，都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结果，正是同一类因素促成猿和老虎的形成。达尔文试图主张：人类天性中每一个方面，包括伦理和审美能力，都可以用自然选择进程来解释（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正是从指导生存和繁殖的遗传本能中，产生了我们对善的意识，对美的意识——阿诺德曾极其悲伤地哀叹达尔文描述的人类起源中缺乏这种意识。

就连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对伦理和美感的自然化前景感到焦虑不安。华莱士（事实上，达尔文在着手研究时曾援引过他的观点）在这种前景面前退缩了，并且声明，即便自然选择作用于人类身体发展的每一个方面，它也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的智慧与高等文明中的美德。正如菲克曼对华莱士的立场所作的总结：“根据功利原则，自然选择将会仅仅赋予野蛮人略高于猿的智力水平。华莱士强调，这无法解释野蛮人大脑的复杂性。”诸如此类的一些结论，促使华莱士相信，要解释人类的全面发展，必然需要一种“更高智慧”的介入。不仅如此，考察到这些观念的政治和社会蕴含，我们还应当注意，华莱士几乎在所有这类问题上，都比朴素的辉格党人与富有的达尔文“左”得多，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好例子：一位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采取了一种有人可能会认为与鲍尔弗、阿盖尔（Argyll）或马洛克之流的政治保守主义更为一致的立场。

无论如何，华莱士思想中的这一转变，当然令达尔文大为失望。但是达尔文描述的那种冷漠无情的进程，几乎令所有人都深感不安。在19世纪后期，尤其是在费边主义者中间，拉马克主义的目的变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变异版本。这种在宇宙之中寻找意义与设计目的的需要，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右派与左派或传统与现代的二分。

达尔文在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坚持上所表现出的严格与韧性（修改很多，但不存在断裂），是其职业生涯中令人惊叹的事实之一。正如自然选择理论一样，性选择理论在维多利亚时期只得到了极少数人的认同，对这两种理论，达尔文经受住了华莱士有力的驳斥，并在《人类的由来》中用大部分篇幅进行了深入的论证。然而，性选择理论受到的驳斥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尽管采取的形式均大不一样。从一开始，华莱士就发现了理论中的不足（我稍后会谈到其中的原因），认为需要考虑的并非雄性动物耀眼的色泽，而是雌性动物毛色的暗淡。他认为，这正是严格的自然选择作用所致，目的是保护处于繁殖期和哺育期的雌性个体，使其免受袭击。另一方面，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很多现代批评家都颇为合理地指出了理论中的性别主义色彩。但是不管批评家说了些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达尔文如其一贯所做的那样，试图从自然主义的方面来解释那些似乎为人类所特有的性质，并未特设一种来自自然之外的智慧介入，而华莱士认为这是必需的。

正如比尔所说，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或许在于它重新将目的与文化倾向引入了进化论，而在《物种起源》中，当达尔文最初提出理论时，目的与文化倾向的缺失似乎是惊人的。进化方向中智慧的缺失导致了一场文化危机，然而达尔文借助性选择理论重新引入进化进程中的这种智慧，并不意味着重新引入某种超自然的心灵——那正是华莱士所要求助的力量。性选择所依赖的目的，源于生物在发展中的活动，而不是源于一种“伴随产生的主宰性智慧”。如果说这是一种智慧，那也是一种偶然性的智慧，不过，在极端严酷的自然选择控制之下，它的确能提供方向。因此，达尔文使得进化始终是一种完全自然的进程，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阐释了大多数人在关于“我们是谁”以及“人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所具有的目的意识。对达尔文而言，目的只不过是为生存和繁衍而斗争的自然进程之中的一部分。因此，达尔文理论实际上重述了先前对起源与自然所做的形而上学解释，但是其中没有上帝。不管我们今天会怎样看待这一举动，这在当时都是极其大胆的。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十分谨慎，不去讨论人类物种或是文化上较为复杂的问题（除了通过隐喻方式，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在《人类的由来》中，他触及了人性、道德观以及文化，其意图不仅是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自然主义的解释，同时也是将文化因素引入生物学的发展中，或将后者引入前者中。这是一个惊人且难度极大的举动，所产生的效果，比起自然选择理论本身来说更为可疑、更具有争议。目的，自然神学的这个关键主题，在《物种起源》中一度消失，却又在《人类的由来》中卷土重来。“目的”的消失，可能是达尔文理论中最引入注目、也最具有祛魅色彩的方面，然而在《人类的由来》中，从人类物种形成的过程中销声匿迹的目的，又重新回到了性别差异的形成之中。最重要的是，目的的回归主要是通过雌性选择的方式。这一举动最为大胆，但同时也最不受重视。

现在我们应该大胆地意识到，虽然就达尔文看待女性地位的态度而言，他无疑不折不扣地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但是在解释生命中所体现的方向性与目的的初始意识时，他没有诉诸上帝，而是诉诸雌性个体。达尔文是这样一个人：在考虑是否应当结婚时，他写到妻子将是一个“忠实的伴侣……［一个］爱侣和玩伴……无论如何比一条狗好”。²但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与当时的整个科学与文化体系背道而驰，将雌性选择观念引入了自然。谈论性选择理论，就绝不可能不引出一切文化问题，也就是达尔文在论证其关于进化及其机制的主要观点时曾极力避免、或至少是暂时搁置不谈的那些问题。但是，要想合理论述达尔文的影响，就绝不能不结合他引入雌性选择观念的惊人之举，以及暗示性提到的在某个进程中——达尔文声称这一进程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发展，以及种族差异的形成具有根本性意义——所体现的女性的智慧。这种观念甚至可能违背了达尔文本人信念的主旨，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推到他面前，他很可能会否认女性有能力对进化发展方向施加任何力量。但是在《人类的由来》中，几乎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女性在做选择。

因此，性选择是个危险的雷区，不仅对科学家如此，对文化批评家同样如此。没有什么比批评达尔文理论更容易了：达尔文理论实际上只是对文化上的女性偏见进行自然化解释，就像过去有人声称自然选择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自然化解释一样。然而，当自然选择这方面的“只不过是”消解为无稽之谈时，性选择理论却依然极具争议，它与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歧视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使这一理论本身岌岌可危，而这种关系事实上也很可能（或者已经）被视为推翻了性选择理论作为一种严肃的生物学解释的地位。

但就这两种理论而言，意识形态批判都与理论本身丝毫无涉——这的确会帮助我们去理解理论的发展史，但却无法过多地巩固或撼动理论。无论《人类的由来》中可能包含多少未经反思的文化假定，性选择理论都是一种惊人且卓著的观念，它出自于由文化假定、深入观察和审慎思考组成的混合性难题。这些因素都是无法分离开来的，而且它们的纠缠不清（本身是一种强烈的达尔文主义观念），正是意识形态批评仅凭自身无法驱逐该理论的部分原因，尽管批评能为喜欢或是厌恶理论提供强大的理由。中肯的文化理论，或许最好不要将性选择理论视为对文化偏见的简单折射，而要将其看作对文化偏见作出的一种迷人的注释。

遗憾的是，比尔的研究方法虽然秉承这些路线，并给后期关于达尔文及其与文学、语言之间关系的几乎一切文化研究带来了可喜的改变，但是她在性选择问题上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并未从她的方法中获益。³在比尔对达尔文与文化的关系所做的绝妙论述中，一个显著而且极其令人满意的特征，就在于她别具一格、直指主题地谈到文化（谁敢说这是“非科学的”？）力量在达尔文的思考中起到的作用，且并不认为必须从我们当前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视角去评价他或者他的理论。确切地说，她将此类判决性的批判视为一种思想无知的标志，这种思想上的无知关闭了向过去学习的可能性。达尔文的复杂和棘手，在比尔对他的批评性的解读和利用中体现得无以复加。我们从她那里了解到，达尔文思想的发展，是如何与通常被严格的科学论述所忽略掉的文学和文化力量密切相关；达尔文思想又是如何从文化中渗透出来——但是在每一步论述中都带有一种意识，即达尔文语言的不稳定性与丰富性，而绝不是另一种意识，即达尔文作为当时一位富有的男性公民，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他当做意识形态上反动的典型。通常认为达尔文身上包含其自身文化中的价值和观念，使得他的工作不可能超越文化限制去作出独创性的发现，并对文化进行批判——比尔绝不肯接受这种过于简单的假定。正如她所说，达尔文的“作品加剧并搅乱了由来已久的主题，并将其变成了新的问题”。⁴

因此，跟随达尔文理论进入文化共谋的核心是值得的，在这里，本性与教养、文化与科学令人绝望地纠缠不清，也是在这里，我们可能会对文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获得一种更丰富的意识。在此过程中，我感觉到来自对立信念的压力。在对达尔文的研究中，我在开篇章节中已经提到过的那类批评，也就是阐明达尔文理论与其意识形态假定（尤其是关于政治和性别的）之间具有关联的那些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让我学到很多。但是我发现，近距离地解读达尔文、追随他所使用和提出的观念的历史轨迹，并同时强调他提出理论的方式和他论证的原创性与合理性，这种方法也始终是有用且重要的。这两种方法不应该是不相容的。一种方法主要强调达尔文的意识形态共谋，使得他的著作看起来不过是对维多利亚时期某些极其糟糕的习俗所做的精心辩护——这样一来，从达尔文理论就直接导向了“优生学”或是自由意志论！另一种方法倾向于圣徒传记，亦即对原创性天才的抽象颂扬，这是我一直在尽力避免的，即便我偶尔所做的正是圣徒传记作家的工作。

中肯的文化批评不会将科学还原为意识形态，优秀的思想史也不会让观念与天才抽象而独立地置于语境之外。德斯蒙德与穆尔不同凡响的历史著作——确切地说，这本著作对语言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审视，并结合了广泛的语境与意识形态背景——可能是历史和文化批评中最好的典范，它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驱动，但却衷心地致力于正确解读达尔文，理解他的思考方式，并同时考察文化过程以及那些独特的思想特征与个人属性：前者使其观念中某些方面得以形成，后者促使他在与社会境况（他对这些境况极其适应，他的理论却有对其基础带来挑战的危险）周旋时提出理论。

德斯蒙德与穆尔声称，当达尔文为自然选择理论找到了一个与自由放任经济相容的形式时，该理论就定型了，而他们那种有力的历史研究，在我看来已经一劳永逸地确定了，自然选择理论与自由放任经济之间具有密切且有案可稽的关联。5德斯蒙德先前在《进化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volution）中已经阐明，19世纪早期的进化论者多数具有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思想根源，无疑，达尔文必须努力使他的进化论与那些可能让他觉得有政治污点的版本撇清关系。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最大的政治影响，在于它清除了物种形成中的智慧设计与方向性。

对达尔文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公开声明这种缺失，他在论自然选择的章节中（当他谈到“性格的分歧”时）曾插入一幅极其简单而又惊人复杂的图表，在《物种起源》中他又多次重提这一图表并对其做了更多精心的修改，我们只须去领会这幅图表隐含的意思就够了。对于这类论证在现代的使用方式，我已经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里德利对巴厘岛水稻种植的论述，尽管里德利的论证公然与一种政治纲领相联系。然而，里德利所哀叹的“利维坦”，正是达尔文所排斥的智慧的上帝。大自然的运行不需要其中的任何一种干预。达尔文的图表中明显存在一种随机性，但是，这种随机性本身使人想起一种赋形智慧的缺失。在这幅图表上，事物遽然产生出新的物种。然而，这幅图表本身是一种智慧的干预力量，因为它展示了一种卓越的思想实验，在其中，物种的发展并不依据某种蓝图，而是彼此延续、舍弃，抑或沿着某种图示一路向前发展，这种图示具有一种对称性，但是显然更像一棵树，而不是一种几何图形。智慧和方向性仅仅存在于实验者心中，而不在物种形成的过程之中。

然而，性选择理论中既少不了智慧，也摆脱不了政治。我们当代的批评直奔文化主题——考察一两篇这方面的论著，从而理解文化与理论的关系，理解比与理论相关的政治更为强大的力量，都将是有用的。

雅恩（Rosemary Jann）有关性选择理论的文章的论证严密而有力，至今依然是所有这方面论述的一个出发点，我在试图讨论理论与文化的牵连时，也将以其作为出发点。⁶另外，我还要加上约25年前伊夫琳·理查兹（Eveleen Richards）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她宣称“达尔文对人类进化的建立或重建中充满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⁷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

这些文章极为重要地阐述了：在《人类的由来》性选择理论的形成中，达尔文关于女性地位的非科学假定起了作用。对于其中有力的论证，我们没必要去深究细节，不过可以肯定，如今要想重提《人类的由来》而不去考虑全面渗透于其中的文化假定，那将是很困难的。达尔文的拟人化手法是其著作中一个关键特征，他笔下几乎每一只动物（包括昆虫），都似乎表现出维多利亚时期的行为特征。《人类的由来》大部分是轶闻趣事。一开始，达尔文就承认“这部著作在关于人的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原创性事实”（Descent，1：3），在这些事实问题中，原创性的缺乏是非常明显的。大部分情况下，达尔文都在总结他早期的笔记以及其他人的观点，通常缺乏他在《物种起源》的论证中所体现出的那种不同寻常的细致与严格。然而，细致与严格确实体现在《人类的由来》最多的那部分论证中，即讨论性选择理论的部分，主要是关于动植物的。就在达尔文开始讨论人类时，他转向了——看起来几乎是防卫性的——其他人的观点（他在首页上注明：他在《物种起源》中不想谈论人类，是因为他害怕这样做会“带来更多对本人观点的偏见”）。即便对于像我这样的达尔文迷来说，《人类的由来》在很多地方通常也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其中关于人类行为的论述，似乎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二流思想对达尔文早期的一流研究所做的评注。很多内容都依靠同时代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提供的材料，而在新的社会科学尚处于诞生阶段之时，那些人本身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在《人类的由来》中，就连达尔文关于人类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观念，也倾向于仅是间接地推出。他对动植物的论述，是从深入的观察及细致的实验积累中审慎推出的，同时也浸透着他对人类的意识，由此出现了一部非同寻常的思想力作。

在论证这一点时，我并不想声称达尔文——其人格在本书的语言中得以体现——绝非一位可敬的中产阶级绅士［顺便说一句，正如布朗在《我可能会彻夜呕吐》（I Could Have Retched All Night）中指出的，达尔文从来不肯让人把他描述成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显示出工作特征的人］。理查兹和雅恩的文化批评是必要的，而且大体上是对的。可敬的中产阶级绅士形象从达尔文笔下的一切事物中浮现出来。这是一个拥有私邸的人，他在自己的花园里闲逛；他谦逊地倾听他的理论可能会受到的一切反驳；他游离于争论之外，即便他引起了争端；他也恭敬地对待一切帮过他的人以及反对他的人。

但是理查兹与雅恩的论证，对于性选择理论的合理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呢？雅恩在她的论文接近尾声时写道：“在我们对过去的重建中，承认将秩序加诸事件中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观察者（他们阐释数据并编造流行故事）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必然排除满足科学的证据与逻辑标准的可能性。”理查兹论著中有一处引出了类似的问题，她说：“达尔文对女性的生物学进化与社会进化作出的结论，受到他对人类心智与伦理特征进行自然主义解释或科学解释的信念束缚，正如受到他那些源于社会的有关女性天生劣势及家庭责任的假定束缚。”这段话的表述似乎颇为古怪。一方面，它流露出一种惊奇：科学解释竟然能诠释达尔文科学理论的一切。另一方面，它暗示出理查兹论证的焦点，将在那些未曾显示出受到“科学束缚”的地方。然而，极其耐人寻味而且极其重要的是，在这两篇主要暗示了文化解释之重要性的杰出论著中，两位作者都坚持认为科学的束缚是必然的。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种束缚可能是指什么？甚至，我们如何能设想这种束缚？作者是否在暗示，有些问题受材料内在属性的束缚，而不是受文化力量的束缚？当然，对那些在最近那场令人悲叹的“科学大战”中为科学而战的人来说，这是个根本性的观点。有些事实（科学家们很容易发现这些）与我们的观念全然无关，无论文化束缚产生怎样的作用，这些事实也终究是出自严肃的研究。但是我认为科学束缚与文化束缚之分过于简单，超越这种划分，我们可以询问：如果正如某些文化史家所声称的，一切事物都在某些方面受到文化的束缚，那又将如何？在对特定科学论证进行研究时，这种假定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尤其是，这对性选择理论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即使有证据表明达尔文的论证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这里也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性选择理论本身来说，达尔文是否正确？厄斯金（Fiona Erskine）写道：“性选择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反女性主义的。”⁸对于这一声明，有两个问题要问：这是否也意味着要对理论的合理性作出声明？性选择理论各个繁杂的方面能否全部被容纳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蕴含之中？毋庸置疑，当达尔文开始谈到人类时，正如厄斯金所说，他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加强了他那种根深蒂固而且为当时所普遍持有的女性劣势观念（尽管他曾长期支持妇女教育）。然而，类似于雅恩的论著中那种微妙的批评性分析促成了这一问题的消解，因为她指出达尔文自身的论证内部存在矛盾，这似乎使得达尔文的论证——除了通过最荒诞离奇的可能——不可能完全正确（它们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如今已达成广泛共识）。但是直至今天，达尔文关于动物之间性选择行为的根本观念，仍然很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且，仅仅是因为达尔文在谈到人类时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主义就拒斥其理论，那么这将是个极其恶劣的错误。事实上，这种做法会使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可能性：本质上具有性别主义色彩的并非是达尔文，而是大自然。无论是在文化研究还是在科学研究上，我们都跨越了全盘接受达尔文的阶段。同样，我们也将跨越另一个阶段，即一旦证实理论具有意识形态建构的立场，就将其视为这一理论的终结。如果普遍情况就是（有必要将“普遍”一词用在这一问题上，这对“一切事物都是政治的”这种徒劳无益的主张，是一个讽刺性的注解）一切事物都是意识形态的，那么，重要的分析和理解研究，必须在完成意识形态研究之后才能开始。证实一件事情是“意识形态的”，并不能让我们从中证实任何事情。

在我们相信任何对话（包含我们自己的言论）都必然体现地方性文化视角的同时，恪守科学的证据与逻辑标准将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在讨论范围之中，何况此处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我相信，面临文化力量的压力，仍然存在合理的证据标准（尽管或许并不像有时声称的那样井然有序、一目了然），在此我对达尔文独特天赋所做的论证，至少依赖于暂时性接受的一种普遍观念：他关于性选择（甚至还有自然选择）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文化假定的启发。显然，一旦意识到文化视角是普遍的，要回答什么是构成科学的证据和逻辑标准，答案将不可避免地由那些视角而定。

对达尔文的评论者来说，就像达尔文当初所切身感受到的一样，无论怎样阐释这些观念，意识到阐释中的某种局限性都是必要的，达尔文无疑也局限于意识形态假定之外的其他事物。他对文化批评家可能提出的批评非常敏感，在《人类的由来》接近末尾处，他直接声称“此处提出的观念，关于性选择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验证”（2：383）。科学合法性的准则问题，对达尔文来说是非常严肃的。他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他对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所做的各种丰富论证，还需要更多证据支持才能牢固地确立起来，谈到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则尤其是如此。他担心（这种担心是合理的，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盲目性的痛苦挣扎）自己能否提出更多的证据，他的整个研究都体现出或然的修辞学语气。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对他的理论来说就是致命的。他显然知道，他在论述人类时所用到的推理比全书中其他任何部分都更多。但是毫无疑问，读完达尔文的著作以及他的通信与笔记，最强硬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达尔文最为关注的，并不是推行他的性别主义假定或者他青睐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彻底弄清楚这些观念。达尔文在对性选择理论的每一步论证中所体现出的细致观察，再次展现了他对世界的热爱，以及研究世界的热情。当然，在他本人的推测中，他相信自己的主张，与此同时也意识到其立场的弱点。

在性选择这一主题上，达尔文知道他处在怎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少数派阵营中。但是如果说他在坚持自己的理论时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共谋性，那么那些反对派又将如何呢？一方面有华莱士，他比达尔文更加达尔文主义，尽管在政治上比达尔文更左。另一方面有坚定的罗马天主教科学家米瓦特（George Mivart），他的宗教和政治立场明显比达尔文更为偏右，而且他曾谈到“堕落的雌性之反复无常”，这使得雌性选择有助于确立永恒的进化变异这一观念在他看来十分荒谬。⁹当然，我们或许能抹平那些反对者中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声明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关于性别的文化偏见中，但是这种消除差异的行为使得重要的独特性变得不可能，而且暗示出没有人能在反对或赞成达尔文理论的同时不犯同样的错误。这很难说是一种有利于思想发展的观念。

对于科学的文化研究，最耐人寻味的问题之一将是：拒斥达尔文的理论，是否意味着拒斥如今附加给它的那些文化上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假定（这些假定将是古怪的）？但如果不是这样，这一结论对于达尔文理论与任何特定意识形态假定之间的关系，又暗示着什么？在谈论反对达尔文者所持有的各种立场时，特殊性将是必需的，而这些不同立场全都隐含同样的文化假定，这又预示着什么？我希望我所说的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不单纯是一种幼稚的言论：在某个历史性的时刻，如果达尔文发现证据，得出女性并不比男性低劣的结论，他可能会接受这种“对他的理论来说是致命的”结果。对达尔文来说，爱上他的科学，爱上这个世界，部分意味着（当然，是在文化带给他的局限性许可的范围之内）倾听、而且能够听到大自然对他的耳语。他充分运用感应想象来接近大自然，这使他得以发现一些场所，在那里，大自然的话语迥然不同于他的文化可能教给他的言论。这样一种让步，对他来说，并不比他在性选择理论中所发现的、毕竟在进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某种智慧的驱动力量，迫使他作出的让步更大。达尔文理论扰乱了自然神学的生命观念，这无疑意味着它拒斥这样一种观点，即生物是被有意图地设计出来、并且正好适应于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回想一下，在达尔文对雌性选择在进化过程中的影响发表声明时，就在同一本书中，他承认他在早先的著述中曾经错误地假定“结构上每一个细节，除退化器官以外，都具有某种特定的用处，即使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用处”（1：153）。《人类的由来》中提出的进化变化理论有意识地反对这种观念，即一切事物都具有一个目的，所有“结构上的细节”都有用处。然而，性选择理论正是依赖于这样一种假定：只有认为具体形态特征确实都有某种“用处”，我们才能合理地解释种族差异和性别差异。

考察一下华莱士与这一理论的关系将会很有意思，哪怕仅仅是因为华莱士的研究如此显著地与其他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纠缠在一起。华莱士不仅反对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而且还是个比达尔文坚定得多的适应论者。他认为（撇开人的心灵来说），生物体结构上几乎一切细节都具有“用处”，而其适应性是通过自然选择得来的。（注意一下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偏离一贯的政治立场有多远，也会很有意思，尽管这可能有点离题。在最近的争论中，古尔德多次表示反对社会生物学理论及其政治学立场，他一向是一名反适应论者，主张很多生物特征无法用自然选择机制来加以解释，或者仅仅是自然选择进程中的偶然产物。因此，华莱士在政治上可能比反适应论者达尔文更靠近今天的古尔德。但是我之所以插入这段比较，部分是为了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在政治谱系上占据一个必要的位置。）正如菲克曼所说，华莱士写《达尔文主义》一书，部分是为了“阐明各种雌雄异形现象都可以被归因于自然选择的作用”。华莱士简直无法相信动物或者人类的审美意识依赖于自然进化的力量。达尔文彻底的自然主义使得聪明而且充满政治热情的华莱士深感不安，尽管他本人信奉自然选择，且仅就自然选择对动物和人类的作用而言（除了人类的智慧和精神能力），他的信念甚至比达尔文还要强烈。我很好奇，如果历史是华莱士获胜，而不是达尔文胜出，那么进化论在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上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插入一句：我们或许还可以注意到，在关于人类智慧的关键问题上，华莱士似乎从问题退回到神秘，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就是现在所谓的“智慧的设计者”。其中存在重新赋魅的空间，尽管很难设想这种赋魅如何与一种完全由自然选择驱动的物质进化和谐共存。）

无论达尔文本人关于目的的观念是什么，任何人在论及性选择理论的意识形态蕴含时，都应当考虑到其中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不仅是华莱士不相信性选择理论，几乎所有人都不信。确切地说，艾伦（Grant Allen），一名非常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在他那本有趣而夸张的著作《生理美学》（Physiological Aesthetics）中秉承达尔文的观念，声称美感是从性欲中产生的。此外，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哈代（Hardy）拜读过《人类的由来》，并且受到这本书的影响。但是任何人在考察性选择观念的文化影响时，都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生物科学内部，性选择理论曾经有很多年未曾受到严肃的对待——事实上，直到最近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正如克罗宁（Helena Cronin）在她对达尔文理论所做的广泛考察中指出的，“多年来极少有人谈到性选择，只是到现在，性选择才被当做严肃的历史问题和科学问题”。然而，达尔文的重要性保证：他的理论将引起一些与性选择在进化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相关的讨论。虽然自然选择也是一直到20世纪才得到科学的认可，但性选择与自然选择不同，它似乎从来没有深入地渗透到文化之中，尽管性别主义（无论科学与否）大为盛行。直到近期，仍然有人可能像希麦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那样，将性选择理论视为公开的证据，不仅用来说明达尔文意识到其自然选择理论的失败，而且用来证明达尔文思想的浅薄。¹⁰

雅恩和理查兹发现的那种意识形态研究实际上一直在持续进行，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要说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大可能的。拉西特（Cynthia Russett）声明，虽然“雄性比雌性变异性更强”这一观念的确被用来行使某些龌龊的意识形态职责，但是这种观念根本没有依赖于达尔文理论提供的支持。她认为“雌性的保守主义与雄性的进步主义，雌性的平庸与雄性的天赋，这种精心构建的大厦矗立于变异性的基础之上，并不是直接源于《人类的由来》”。¹¹对达尔文的论证没有影响力的说法，我们当然无法为之作出某种辩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证的直接影响确实微乎其微，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科学共同体觉得无法相信这种观念，即雌性在进化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阐明本章乃至全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此我想简要提一下肯苏尔（Oscar Kenshur）的论证，他将特定科学理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蕴含的这种观念称为“意识形态本质论”。他是这么说的：“意识形态本质论者希望能在初看起来崇高而且客观的抽象理论中找出内在的政治蕴含。”¹²与之相反的替代性观念，我之前已经极力主张过，肯苏尔称之为“意识形态语境主义”，我认为语境主义是对“本质论”的正确反应。在第二章中，我在对一些“达尔文的用法”进行考察时，已经试图指出：无论是达尔文最初提出的理论，还是后来使用达尔文理论的那些人的自身的理论，都是在偶然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这些条件影响到其思想，使之表现出多价态的特征。也就是说，理论可以（以后继续可以）派上各种用场，而这些用场与达尔文最初在他的偶然性世界中从事研究时所设想的用处，可能没多少关系。¹³在反复的利用和误用之后，剩下的始终还是理论，有待进一步引用与误用。不仅如此，正如我在简要谈到华莱士对性选择的看法时试图提出的：我们终究很难理清论证中纠缠不清的线头，甚至无法准确定义，什么是必然导向一种政治蕴含的关键所在。

性选择理论虽然在历经150年的意识形态曝晒后或许已很难辨识，但其基本理论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破坏性。正如达尔文的语言所表明的，这一理论的卓著与原创性，都与其文化来源紧密相连。通过辨识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在达尔文对性选择理论的构想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将会发现，理论自身的力量打破了那些促成它产生的偏见。达尔文在从论证动物转向论证人类时其观念上的转变，尤为显著地表明，他的思想跃过了助其形成的文化。（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点：就人类女性选择问题而言，华莱士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并且最终在人类层面上接受了性选择理论。显然，他的转变归根到底反映出他关于女性文化地位的政治观念，正如达尔文在人类层面上的思想转变反映出他本人的观念。）

但是达尔文如何能想出审美意识源于动物性欲这种观念呢？这种观念存在的困难是多重的，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知道它需要达尔文认识到雌性选择是理论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华莱士并不接受它，且正如拉西特所指出的，几乎没有人接受它。克罗宁描述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立场：达尔文的反对者米瓦特声称雌鸟根本没有鉴赏力，无法对花枝招展的雄鸟的美学诉求作出回应。因此，他宣称：“雌性个体并不进行选择；不过，雄性个体的炫耀性展示或许有助于给雌性个体的神经系统提供必要的刺激”。雌性动物归根到底是矜持的。这一整套观念违背了达尔文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直觉。伯克哈特（Frederick Burkhardt）引用达尔文在去世前不久写下的一段话，来表明“很多博物学家怀疑雌性动物能否行使选择某些雄性动物而不是其他雄性动物的权利。然而，更准确地说，雌性动物是在特定程度上因某些雄性动物的外表、声音等而受到刺激或者引诱，而不是有意识地、审慎地选择它们”。¹⁴

米瓦特对达尔文论点所持的文化偏见，很可能也是达尔文本人所持有的偏见。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达尔文的雌性选择观念，是直接源于他本人未经言明的文化假定，正如他在人类层面上将选择权交给雄性一样。达尔文理论的发展过程表明，发现文化假定在科学论证中发挥作用，并不必然削弱这些论证的力量；至少就达尔文的情况来说，文化假定的存在，促成了某种创新性的好科学，其中潜在的蕴含可能正好与他无意识间当做理论来源的文化假定背道而驰。

众所周知，达尔文并没有用到他声称的“培根主义原则”。“假说—演绎”方法，像被某些有趣的评论者［如吉塞林（Michael Ghiselin）］所极力赞赏地那样，¹⁵始于某种类似于猜想的东西。《物种起源》中的“猜想”，即物种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是真实的，同时也充满了文化假定的色彩。达尔文的科学需要意识形态假定——文化批评家及科学家之流出于各种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其视为坏科学的证据。性选择理论背后隐含的假说和猜想，不仅表明了达尔文的观念是如何参与到文化意识形态之中的，而且暗示出，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不是生活在绝对客观和普遍一致的理想化“真空”中，文化假定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说，科学观念，亦即韦伯认为给世界祛魅的那些要素，通常（尤其是当观念涉及人类之时）浸润在世界以及伴随世界而来的情感与价值之中。

对于我已经提到过的两种明显对立的方法，个人倾向促使我试图去理解的（尤其是在达尔文的例子中），不是文化偏见和假定如何展现出性别主义或帝国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共谋，而是这些偏见和假定如何也成功地产生创造力，促使一种像性选择这样的理论的诞生。这只是对达尔文性别主义一个方面的匆匆一瞥。

按照达尔文的说法，他所认为的一流小说应包含“某个能让人彻底喜爱的人物，如果是个漂亮女人，那就更完美了”（Autobiography，138—139），这能为达尔文工作中文化与科学的相互作用提供一条宝贵的线索。在那个段落中，达尔文首先哀叹自己美感意识的丧失，事实上他已经无意识地退回到美感的来源处，也就是他在《人类的由来》中已经指出的，“漂亮女人”。在《人类的由来》中，他曾声称“美的意识”并不是“人类独有的”（1：63）。他小心翼翼地指出美的意识并不是单一的，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他所说的“高雅的品位”，依赖于“文化和复杂的联系”（1：64）。但是他并未宣称为低级趣味的东西，对于复杂的动物来说也是根本性的，而且是从对“美”的追慕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维多利亚时期文化中的假定显然发挥了作用，而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的论证中也收入了关于“野蛮人”之低劣的一些相当令人不快的（回忆性的）材料，从达尔文的观点来看，野蛮人的审美趣味通常比鸟类还低：“从野蛮人所喜欢的那些丑陋的装饰品以及同样可怕的音乐来看，或许可以断定，他们的审美能力还不如某些动物，例如鸟类。”（1：64）然而，在达尔文自传性评论的语境下，当他自嘲地描写他对幸福结局以及漂亮的女主角的热爱时，他暗示他已经退回到一种原始的美感意识——顺便说一句，在《人类的由来》中，他曾经指出，在仍然以女性选择为准则的“原始部落”中，这种意识非常普遍。对小说的爱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女性化的行为，它无疑标志着从高等文化跌落到了原始情感，“漂亮”女人的诱惑力，体现出一种对基本的原始欲望的诉求。虽然更高等的文化以及更高水平的进化发展将选择权移交给了男性，但是在《自传》中，达尔文遗憾地承认，他本人从那种高等文化中跌落了下来。

“漂亮”对他的吸引力，正如对鸟类的吸引力一样，而他并不试图解释这一点。在《人类的由来》中，他承认道：“为什么某些耀眼的色彩和某些声音，在达到和谐的时候会使人兴奋快乐呢？我猜想，这并不比为什么某些香味令人心旷神怡更容易解释；但是可以肯定，同样的色彩和声音，不仅为我们所喜欢，也为众多低等动物所喜欢。”（1：64）比尔指出，达尔文在谈到人类女性时，坚定地“给予美至高无上的权利”，位居智慧之上。美是关键概念，美自始至终诱惑着他，美也明显适应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期望。

达尔文对于小说中的漂亮女人始终不渝的热情，有助于提示我们，他是如何想出性选择理论的。达尔文对漂亮女人的那种未加反思的、较低层次的乐趣，是其理论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他在《物种起源》中简略地写道：“动物中的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具有相同的普遍生活习惯，但是在结构、颜色或装饰上却有不同，这些差异主要是通过性选择形成的。”这种洞见之所以得以出现，是因为达尔文假定，那些外形上的差异，对于另一种性别的个体来说是显而易见而且具有诱惑力的。不仅如此，一旦这些差异显示出来，另一性别的个体就能对其作出选择，正如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或者可能偶尔是一位乡下姑娘）所做的那样。

从这种与文化偏见明显的关联中，一种可能的推论是：整个理论中必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而另一种可能的推论是（也是我想要指出的）：达尔文的经验以及他所持有的那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品位，使他清楚地看到一个问题，并提出一种完全拟人化、与此同时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在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拟人化作用的大量隐喻揭示出，他那些关于人类文化的假定，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塑造他的科学论证。但是正如我之前提出的，达尔文著作中的拟人论思想，也是由于他那种一切生物都是明显相互关联的观念所致。达尔文对关于维多利亚时期漂亮的假定表现得过于明显，从而很可能模糊这样的事实：在性选择理论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必然源于这类假定。一直到今天，甚至那些最认同达尔文理论的人，也很难将性选择的结果与自然选择的结果区分开来。经由性选择而形成的特征，不会在自然选择中产生影响；它们并不是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确切地说，如果说性选择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某些对性选择来说十分必要的特征，在自然选择的领域中反而是危险的——最为显著的是，处在交配期的雄性通常毛色最惹眼、举止最招摇。（而另一方面，动物身上出现的武器式的特征，例如突出的尖角或致命的利爪，都可以轻易地被解释为自然选择作用中的要素，这正是华莱士试图去做的。）

有时候，性选择理论比自然选择理论更加违反直觉。正如达尔文所说，在性选择中，胜利“并不取决于雄性普遍具有的旺盛精力”，而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独特武器”（Origin，88）。这些武器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但是对于和其他同种雄性争夺异性并获得生育最多后代的权利，却是必需的。大多数雌性并不像众多雄性那样绚丽，然而也能在自然中生存下来，由此可以推断，装饰性的外表另有目的——达尔文指出，目的就是赢得雌性的青睐。要不然这些华丽的装饰还能有什么用？

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地进行了一场思想实验，他曾经在《物种起源》中将其运用得十分精彩，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思想实验是围绕着一个漂亮姑娘的：

说到雌鸟对特定异性的偏好，我们必须记住，只有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处在同样位置，我们才能判断雌鸟行使的这种选择权。如果外星球上的一个居民远远望见一群年轻的乡下小伙子正聚集在一起，对一位漂亮姑娘大献殷勤并为她争吵不休，就像聚集在某个地方的鸟儿一样，那么他唯有通过观察追求者是怎样热切地讨好她并展示自己的优点，才能推断出她具有选择权。（2：122）

在这里（我将在下一章进一步展开论述这个观点），科学事业依赖于对生物的一种情感，以及艾略特在其小说中呼吁的那种富有想象力的同情行为。当达尔文进入雌鸟的“心灵”时，他所看到的世界充满了情感和价值。很难说这是一个死寂、严酷的地方（韦伯告诉我们，那是科学解释造成的后果）。《人类的由来》中大部分内容都依赖于想象我们自身处在另外一些生物的处境中。在此过程中，即便我们试图去想象其他的生物，它们也会变得极其类似于我们，极其维多利亚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注视那个“漂亮姑娘”，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观鸟人观察求偶的鸟儿一样。解释这种行为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视为对雌性展开的一场角逐，而雌性，面对过多的追求者，具有行使选择的权利。雌性在差异之间作出选择，这些差异便积累下来（正如在自然选择机制中特征分歧的增多一样），因此，没有选择，鸟类中就不可能存在雌雄异形现象。这种猜想尽管明显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但却是相当不错的一种猜想——毋宁说，之所以不错，恰恰是因为具有不言自明的维多利亚特色。在这里达尔文就像一位高明的小说家一样，他想象自己进入了鸟类的世界，借助这种富于想象的跳跃，使自身背负的意识形态包袱变成了某种丰富而有创造性的东西。

同样，我们值得停下来考虑一下，达尔文在进入他的思想实验并创建出一幕发生在一位漂亮的乡下姑娘与众多争吵不休的追求者之间的假想式场景时，他实际上将雌性选择引入了人类的婚配中，但对于人类而言，他后来又否认了这一点。这种想象以一种思想实验的形式确认了整个理论，同时也再次确认了雌性选择的作用，即便是在人类中间——尽管达尔文本人在谈到人类时将这一模式颠倒过来，因为他无法相信人类中的女性在物种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达尔文将自然中无法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的附加之物界定为在异性看来“漂亮”或是美丽的东西。这种论证是基于他的一种意识，即有很多东西确定无疑是“漂亮的”（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所以漂亮，是因为以人类的眼光来看它们是如此）。如果人类觉得美丽（他列举的一条证据竟然是女性用鸟的羽毛来作装饰品！），那么鸟类必然也觉得好看。这些鸟儿都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的特色。

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的漂亮标准毫不避嫌，完全就是属于人类的，尽管他也经常承认，在某些动物看来是美丽的，在人类看来未必美丽。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证据都是基于人类价值，正如他对价值的理解一样。在谈论鸟类炫耀性行为的章节中，他援引艺术家来为鸟类羽毛的惊人美丽与非凡求偶习性提供证明。例如，在描述了大眼斑雉尾羽的样式之后，他特意指出：“这些羽毛曾被展示给一些艺术家，他们都对其完美的色调变化表示赞赏。”（2：91）在举例论述雌性选择时，他写道：

雌鸟能够欣赏细腻的色调变化与精美绝伦的样式，很多人会声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无疑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竟然拥有这种几乎达到人类水平的品位，尽管它或许喜欢总体的效果，而不是每个单独的细节。如果某个人自认为能可靠地估测低等动物的鉴别能力以及品位，他或许会拒斥雌性大眼斑雉懂得鉴赏如此精妙之美的说法；但是接下来他就不得不承认，雄鸟在求偶行为中，借以完全展示出其绝美羽毛的那些不同寻常的态度，是毫无目的的；这种结论我个人永远无法接受。（2：93）

在这里，拟人论再次强烈地被呈现出来，不过毫无疑问，对于达尔文来说，拟人论通常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化的失误。在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具有绝对连续性的世界中，拟人论反倒是一种相当严肃的考察方式。因此，其拟人化色彩并不像拟动物化那样强烈，所谓拟动物化，也就是说，人类也是动物，从而我们只要通过设想进入动物的心灵，就可以（正如动物本身那样）理解非人类行为。

达尔文通过对地方性偏见进行思考进而打破这种偏见，这种卓越的能力从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上文所引的段落只是其中一处。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他完全相信——这已经超越理论本身，进入了他个人想象的深处——人类情感与思想建立在动物意识（乃至蚯蚓的意识，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的基础之上。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文化偏见，或许也是蚯蚓的文化偏见，但是接受这种偏见并带着这种偏见、在这种偏见中思考，却使达尔文的思想得以超越这些偏见，正如他在雌性选择问题上所做的那样。

但是在这种立论中有一个引入注目的方面，即它在将达尔文更深入地置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内部的同时，展开了新的可能性。对我来说，这段卓越的论证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中用到的修辞方法，正好就是达尔文在研究中花费大部分精力来加以拒斥的自然神学所采用的那种方法。奥斯波瓦特（Dov Ospovat）在几年前曾指出，达尔文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神学的影响，尽管他最终拒斥了自然神学。直到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后，达尔文才（逐渐地）产生了这类观念：并没有“完美”适应的事物，世界并非处处和谐，而是充满了“不协调”。¹⁶不过，在整个这样的运动中，“适应性”事实依然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伴随适应性而来的，还有自然神学陈旧的理性力量。雌性的意愿，看起来仅仅是给隐含着各种形式的自然、看上去充满目的的世界作一点补充，正如理查兹所说，充满“强烈的浪漫主义情调”（Romantic Conception，552）。

在《人类的由来》另一处的论证中，达尔文谈到一种求偶炫耀行为：“我们无法相信这种炫耀行为是无用的。”¹⁷而在我刚才引用的段落中，他坚决断言，他将永远不会承认大眼斑雉的求偶习惯与方式是无用的。或者，考察一下这段关于猴子的描述：“几乎无法想象，这些羽冠以及毛皮上的强烈对比的色彩，会是单凭变异而无须选择协助就能产生的结果；同样也无法想象，这些特征在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中会起到何种用处。如果是这样，这些特征就很可能是通过性选择获得的，尽管在两种性别的猴子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均等的，或者几乎是均等的。”（2：308）

对于像我这样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来说，以上论证实在激动人心，这在论性选择的段落中完全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自然神学》一书中，面对自然那些奇妙的装置，佩利表示，他无法相信有什么人在看到这些事物时，会看不出其中的设计意图以及必然存在一位设计者的证据。佩利所说的设计师，当然就是上帝。达尔文在谈论性选择理论时，同样表示十分惊愕，而且无法相信有什么人在观察动物时，会否认目的的作用。差别在于，达尔文的设计师不是上帝，而是雌性动物。他坚持这种主张，尽管事实是《物种起源》主要是为了指出，将目的或设计植入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进程中是错误的。维多利亚时期对秩序和意义的强烈需要，从19世纪末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受到的抨击中可见一斑，而在《人类的由来》中，这种需要体现得生动而明显，并且起到了作用。无论达尔文是否有意识地效仿佩利的方法，他在此处都确实运用了自然神学的策略。

“这是怎样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又是为了什么？”在进化生物学中，这一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代的争议中，常常有人争论终极利益究竟是属于基因的、生物体的，抑或是群体的（物种的）。但是无论我们给出怎样的答案，答案本身都暗示出一个目标、一种目的，或者至少是一种类似目的的东西。装置可能是“为”这些阶元中的任何一种而设计的，但是它似乎是“为了”某种东西而存在的，而且它被视为是值得的，或者说是必要的。对此或许并不存在满意的答案；在达尔文描述的很多情况下，这种装置或许只是生物体其他适应性部分的一种生长相关性造成的结果，亦即古尔德所谓的“拱肩”效应。但是，无论我们采取哪种立场，初步的、完全常识性的，且具有文化负荷的回应都是必需的。只有当某些事情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我们才会进一步提出问题。只有这种回应完全吻合（或者挑战了）我们文化中形成的假定，才会让我们吃惊。达尔文通过性选择，将审美趣味与雌性的选择作为驱动力引入了进化进程中，他之所以能这么做，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我此处描述的这些文化态度与文化假定。

当然，这种描述省略了故事中的大量内容。大体而言，我只是想指出，在性选择的故事中以及达尔文与这个故事的关系中，某些貌似悖论的东西表明：虽然达尔文的理论浸透着文化价值和情感，但是文化促使他得以提出理论，而不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将他引入歧途。很多批评家声称，这种促进作用的暴露，阐明了达尔文与维多利亚时期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谋，也损害了他的“科学”理论，这样一种解读假定了“本性”与“教养”之间的二分，而这种二分正是达尔文极力想要破除的。

阐述出的这种共谋性，其内容无疑还不到故事的一半。在这个故事剩下的部分中，有些内容将会揭示出：那些意识形态假定不仅是邪恶的意识形态的罪恶传播者，而且是达尔文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独创性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作为文化批评家和史学家，如果我们认同即便是我们最客观、最严肃的思想活动，也不可能杜绝当前文化的影响，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相信——有一些思想活动能真正地改变事物，那么，我们可以将达尔文作为一个重要的范例，来讲述对于一个充满渴望、善于观察且勤于思考的心灵而言，传统文化观念如何能打开通往新思想的道路，而这种思想将打破那种给我们的思想带来历史性制约的传统观念。达尔文的理论，无论表现出怎样的地方性，无论与我们很多人认为的维多利亚文化中丑恶的意识形态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在其长久的流传中，与那些或是其他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都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当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作者，尤其是像哈代或艾略特那样的小说家，在使用达尔文性选择观念的变异版或是在其基础上自由发挥时，也各自背负着自身的意识形态包袱，而他们作出的其他阐释，很可能又会滋生出其他的意识形态立场。

性选择观念具有惊人的诱惑力和创造性。沿着达尔文的论证模式，很难让人想象（或感觉）世界丧失了情感和价值。即便是性欲使然，生物学世界也充满了美丽，并且是通过选择方式来运行的。借助富有想象力的同情作用，达尔文成功地建构了他的性选择理论，而那种行为本身就令人兴奋，它是历史性的，因为它与文化对雌性选择观念强烈的敌意背道而驰，它也是美学性的，因为正是在美丽之中，它找到了对事物现有状态的解释。目的回归到世界之中（即便后来的思想家极力用冷酷无情的算法模式来压制它），而且这种目的，是由一种对“漂亮”的强烈情感所驱动的。

从非常维多利亚的关于“漂亮”的观念和非常维多利亚的对“引人注目”的感觉中，达尔文的理论对进化发展提出了一种在科学上耐人寻味的、而且很可能是正确的理解。就此我们或许能将性别主义上的达尔文描述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英雄，而不管他本人是怎样的。无疑，他坚信女性在思想上的劣势。但是雌性选择观念几乎像自然选择一样具有革命性，它所受到的抵触直到最近才逐渐消失。性选择理论是维多利亚文化的一种产物，这既不足为奇，也非同寻常，因为，如果沿着达尔文确立但却并未坚持到底的方向，一直推至最全面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很可能暗示出女性在智力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