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工具的革命”与白话语体的确立

“文学工具的革命”与白话语体的确立

第一节　“文学工具的革命”与白话语体的确立

对于以“三不朽”为人格基点的五四作家把语言当成他们图新求变的工具，胡适认定：“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¹⁾“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²⁾而且，“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时，是语言文字的大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³⁾。他举例说：“欧洲文人都还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⁴⁾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形式的变革，是他考虑到：“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也就是说，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他要用新形式来承载“新内容和新精神”，“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方才能跑到诗里去”⁽⁵⁾。他还说：“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所以在那几十年中，古文家还能勉强挣扎，要想运用那种文体来供给一个骤变的时代的需要。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终于失败了。”⁽⁶⁾胡适的形式革新不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为了承载与传播新时代的新思想。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写导言时，他仍重申：

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问题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学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具体说来，这“文学工具的革命”就是要用白话替代文言。他们认定“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⁷⁾。在《逼上梁山》中，他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它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它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他方面。

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惟一工具。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我去志已决。

胡适是幸运的，他并未“单身匹马而往”，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结伴而行”，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等都是他的同志。

陈独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吾辈有口，不必专与上流社会谈话。人类语言，亦非上流社会可以代表。优婉明洁之情智，更非上流社会之专有物。故《国风》《楚辞》，多当时里巷之言也。”⁽⁸⁾鲁迅则分析：“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象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所以“我们以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⁹⁾他呼吁：“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¹⁰⁾他强调：“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¹¹⁾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则从破旧立新的角度来强调使用白话的重要性：“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渗透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

而且，他们也在竭尽全力来维护白话文，陈独秀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认定：“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¹²⁾鲁迅则满含激情地向那些反对白话文势力宣战：“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¹³⁾五四先驱者对于白话文的支持与维护，对白话文在文坛的扎根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先驱者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地鼓吹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要是由进化论思想做底气。胡适说：“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变迁史。”⁽¹⁴⁾他总结：“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¹⁵⁾他认定：“老实说罢，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¹⁶⁾钱玄同也是以进化论为依据：“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¹⁷⁾然而，他以为“文学的真价值，本在内容，不在形式”，“其文之内容而有文学真价值也，则形式为《诗经》，为楚辞，为汉魏乐府，为杜、白之诗，为周、辛之词，为关、马之曲，为施、曹之小说，为胡先生之白话诗，无乎不可。其形式之异，只是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耳。”⁽¹⁸⁾

五四先驱者不仅大力倡导白话文学，而且还亲自实践白话文创作。胡适在诗歌、话剧方面，都率先“尝试”；鲁迅在小说、杂文方面为现代白话文确立了标杆。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大批作家都以白话为载体，创作了一大批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胡适的《尝试集》、《终身大事》，虽然其语言的艺术造诣不高，但是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而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的语言造诣起点很高，几乎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最高水平。在胡适、鲁迅等先驱者的引领下，许多作家都用白话进行创作，白话语言在全面占领新文学的阵地，白话文学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归根结底，五四作家是受到“三不朽”思想的鼓荡，在救亡图存使命的激荡下，通过语言形式的变革，以达成民族拯救的目标，这与中国传统伦理理想一脉相承。率先主张形式变革的、似乎只注重语言问题的、给人以“全盘西化”印象的胡适，在倡导新文学之初，就满含激情地以诗的形式写道：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¹⁹⁾

何等豪气，充溢着豪情与自信；流溢着霸气：民族拯救，舍我其谁！其他先驱者也本着此目标而竭力鼓吹白话文。

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功效，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主要动因还是它既是奔着救亡图存而来，也更与全社会救亡图存的意愿相契合，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使得白话文在新文学界迅速站稳了脚跟。

其实，五四文学的倡导白话文，与近代文学一脉相承。近代的先驱者已经急迫地感到，民众对于社会变革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绝大多数民众的整体素质很低，迫切需要对他们加以启蒙；而启蒙的最切实的途径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一直使用的、喜闻乐见的、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使广大民众听得懂、看得懂，喜欢听，喜欢看，让他们受到感染，得到教益。这样，就通过文学的形式，提升了民众的水平，开启了民智。而文言文及其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学因不能为民众所喜闻乐见而遭到摒弃。

首先，高雅的知识群体向高雅的文言文语言体系提出了质疑。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明确提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²⁰⁾“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可以说，“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²¹⁾。他们批评文言文“手口异国，动须翻译”⁽²²⁾。

其次，推崇白话文，因为白话文“省日力”、“免枉读”、“便幼学”、“便贫民”。⁽²³⁾因此欲“祟白话、废文言”；黄遵宪则提出了“吾手写吾口”的观点；刘师培则从天演论的角度论述了使用白话口语的重要性：“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深浅文质之殊，岂知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²⁴⁾梁启超则认定：“古人文字与语言同，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梨病既娄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²⁵⁾有人提出：“小说最好用白话体，以用白话方能描写尽情尽致，‘之乎也哉’一些也用不着。或谓小说不必全用白话，白话不足发挥文学特长，为此说者，必不曾经读过小说者，必是不曾领略小说兴味者。小说难作处，全在白话。白话小说作得佳者，便是小说中圣手。”⁽²⁶⁾

为了通过开通民智以达成救亡图存之功效，晚清思想家甚至想通过用拼音文字来替代汉字。例如：卢戆章早在1892年就提出：“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有了切音字，“不数月通国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²⁷⁾。到了1908年，劳乃宣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正式提出：“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普及教育，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²⁸⁾

这两方面都为五四文学语言变革奠定了基础，五四文学语言变革者明显地承继了晚清文学语言变革的路径。正如伍启元所言：“民国五年间，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运动’——最盛的时期，文学革命开始了。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有同一目的：求文字的普遍；但文学革命运动，更进一步，打倒那‘半死不活’的古文，更进一步要建设有生气的国语文学。”⁽²⁹⁾

当然，不能就据此认定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是晚清白话文的翻版，其实，五四白话文既是晚清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又发生了质变。对此，胡适总结的好：“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但这些‘人上人’自己仍应该努力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这个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说，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你们爱举哀的，请举哀罢，爱庆祝的，也请庆祝罢！”⁽³⁰⁾当时及之后还有很多人也都指陈过两者的区分：“原来这种白话只是给那些识得些字的人预备的，士人们自己是不屑用的。他们还在用他们的‘雅言’，就是古文，最低限度也得用‘新文体’，俗语的白话只是一种慈善文体罢了。”⁽³¹⁾但这些区分并不能否认五四文学语言与晚清文学语言的承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