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的酝酿

“五四”文学革命从1917年发动到1922年的五年多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任务。随后的三年，即鲁迅所说文学革命的沉寂期。这期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引发了文学社团潮，此后文学的发展更加稳定而坚实。1925年开始了大革命，到1927年以失败告终。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文学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却引发了一些作家对革命和文学问题的思考。有代表性的是三位：蒋光慈、茅盾、郭沫若。

蒋光慈，中国共产党选派的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在苏期间，他关注着当时的苏俄国内关于文艺论战的有关问题，接受着某些观点。1924年他回到国内，很快就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载8月2日《新青年》季刊第3期，署蒋侠僧），阐述了在阶级社会中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都具有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必然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既成为政治上的一大势力，在文化上不得不趋向于创造自己特殊的，而与资产阶级相对抗。”他的文章，是标举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转变的第一面旗帜，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先声。

沈泽民曾评述道：他（蒋光慈）于同年11月6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他的意见是：我们的这个时代，需要革命的文学和革命的文学家，革命的文学需要革命文学家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否则，“决不能产生革命的文学”。

蒋光慈于1925年1月1日又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民国日报·觉悟》）。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应该能产生出“代表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的革命文学家，但可惜没有这样的文学家，有的是“市侩派的文学家”，其代表是表现“市侩的生活”的叶圣陶和表现“市侩式的女性”的冰心，这不是现代需要的文学家。而在作品中“触到了现在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的郁达夫和现在中国唯一的诗人郭沫若，则是我们需要的文学家。今天，“谁个能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出来，谁个能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他的文章，第一次攻击了“五四”文学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两位有成绩的作家，认为他们开的是一个恶劣的先例。他又就什么是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学作品，用宽泛的说辞作了解释：只要揭露了社会的罪恶，激起人们强烈反抗的文学，就是革命文学。这也是“革命文学”酝酿期最明确的表述了。

注意到“革命文学”问题，并作了较早、较详细的研究的是沈雁冰，即茅盾。1925年5月10日开始，他在《文学周报》172、173、175、176期，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他说，他是用这篇文章“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文艺观”：“我早期的文学艺术观，即是提倡写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赞成进化的文学，为平民的文学，主张艺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虽然我的观点后来有发展和变化，但明确地以阶级观点对这些早期的文艺思想加以修正和补充，始自这篇文章。”他用阶级的观点看文学，就觉得自己“为人生的艺术”和为“全民众”的提法，是“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这篇文章让他在探讨中，既提升了自己，又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艺术的基本原理，成为革命文学酝酿期的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茅盾回忆录》）

文章共五节。依次是：无产阶级艺术的历史形成、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苏联的文艺现状、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他认为“无产阶级艺术”是“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的“一种新的艺术”。这种艺术的“范畴”应确定为：“第一，无产阶级艺术决非仅仅描写无产阶级生活即算了事，应以无产阶级精神为中心而创造一种适应于新世界（就是无产阶级居于治者地位的世界）的艺术”；“第二，无产阶级的艺术非即所谓的革命的艺术，故凡对于资产阶级表示极端之憎恨者，未必准是无产阶级艺术。怎么叫做革命文学呢？浅言之，即凡含有反传统思想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革命文学。所以它的性质是单纯的破坏。但是无产阶级艺术的目的并不是仅仅的破坏”；“第三，无产阶级艺术又非旧有的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就是表同情于社会主义或宣传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虽然有些知识阶级的作家对于劳动阶级极抱同情，对于社会主义有信仰，但是，‘过去’象一根无形的线，永远牵掣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观。他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大都有的是一副个人主义的骨骼”。所以，“无产阶级的艺术意识须是纯粹自己的，不能渗有外来的杂质”。

对无产阶级文学内容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它的缺陷及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一个年龄幼稚而处境艰难的阶级之初生的艺术，当然不免有内容浅狭的毛病。而所以不免于浅狭之故，一因缺乏经验，二因供给题材的范围太小。”他还指出内容上的“一点毛病”，“就是误以刺戟和煽动作为艺术的全目的”。但“刺戟和鼓励只是艺术所有目的之一，不是全体”。无产阶级艺术的完成，有待于内容之充实，亦有待于形式之创造，因为“形式与内容是一件东西的两面，不可分离的”。

这些意见中，除了批评创作中重内容不重形式的错误看法外，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非即革命文学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纠正了人们把革命文学混同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错误认识。

郭沫若也是较早讨论革命文学问题的人之一，他于1926年5月1日在《文艺家的觉悟》（载《洪水》2卷16期）一文中，在论述作家与社会现实，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时，新用了“第四阶级”的名称，并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样，在革命文学论争时，就有了“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第四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些被作为同义语混同起来使用的专有名词。

同月16日，他在《创造月刊》1卷3期发表了《革命与文学》，就文学与时代和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做了论述。他认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文学只有革命的文学与反革命的文学这两个范畴。文章考证了欧洲文学从古希腊罗马而至于今日发展的历史，以证明今天的革命文学“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革命文学“不一定要描写革命，赞扬革命”，它要的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苦闷，革命文学家能把它表现出来，这才是我们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学。郭的关于文学的两个范畴的绝对化的断语，以及革命文学在形式上是反浪漫主义的表述，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若说革命文学酝酿期还有一位代表人物，应该是成仿吾了。他于1926年6月1日在《创造月刊》1卷4期发表了《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从文学的“人性”说，探讨了革命文学发生的可能。他说：文学的内容是“人性”，“人性有永远的时候，文学也必有永远性”。人性中有积极的一类和消极的一类，如果作者在作品中有意扩张积极的一面并彻底屏绝消极的一面，就有一种“特别的文学发生的可能。这便是所谓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不因为有革命二字便必要革命这种现象为透彻，要紧的是所传达的感情是不是革命的……只要他所传达的感情是革命的，能在人类的死寂的心里，吹起对于革命的信仰与热情，这种作品便不能不说是革命的。”

这就是革命文学酝酿期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个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这一时期，苏联文化建设和文学运动的情况陆续被介绍到国内来，人们开始了解到有关苏联文学界在无产阶级文学问题上的论争。另一方面，在苏联留学的蒋光慈，又直接接受了苏俄论战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某些观点，到国内来介绍和提倡，以引起中国文艺界在中国文艺发展方向问题上的思考。但是，当时介绍苏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情况毕竟是有限的、粗疏的、不全面的，因此，在革命文学酝酿期的几篇文章中，苏俄文艺论战中一些值得商讨的意见也同时被运用着：关于对“五四”以来作家的认识和评价；关于对文学作品非此即彼、不革命即反革命的逻辑判断；关于革命文学的不同诠释；关于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混用等。而这些问题，到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有些表现得比这一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鉴于此，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反击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围攻，却从1928年6月开始，在《奔流》月刊1—5期上，译介了《苏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评议会记录1—5》。1929年4月20日第10期，又译介了《关于文艺领域上党的政策——俄国X X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此纠正文艺界在酝酿期和革命文学论争时的错误观点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