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语文学科的性质由于受阶级斗争的影响，逐步思想政治化了，偏离了语文学科本质规律的认识，也偏离了对语文学科工具属性的正确把握。如，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时期，《汉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汉语是一种重要有力的工具，文学也是对年青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61年《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指出“语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
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文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文道关系、语文性质的大讨论。在讨论声中，学界逐步明确了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工具性，并写进教学大纲中。如1963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强调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这是中学语文教学第一次明确地定位了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提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双基”教学原则，准确地把握了语文教育的发展规律，使语文教学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然而，当时的人们依然对语文的工具属性理解有偏差，甚至把语文这门工具理解为像“轮船、刨子”一样的工具。为此，1963年10月10日张志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说工具》一文。他强调说：“语文这个工具跟其他工具有相同的一面……也就是着眼于掌握字、词、句和篇章的运用能力……它跟其他工具又有相异的一面，这又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和训练学生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结合起来……”张志公的观点的确对当时人们错误理解语文的工具属性具有纠偏作用。并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多次强调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问题。
就张志公的语文学科性质观，近年来，学者王文彦先后指导两名研究生，写了两篇“论张志公的特殊工具说”的文章。一致认为，张志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识到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高度，而21世纪初期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是历史的倒退。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是因为无视历史或忽视历史造成的。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和西方教育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904年1月“癸卯学制”的颁布，促使了语文学科的诞生，语文教育由此走向科学化、学科化的发展道路。而这一时期，产生于西欧中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对我国教育领域的影响还是比较弱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心理学的兴起，对全球教育领域的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革”十年的破坏，使我国再次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又席卷我国的教育领域。由于过于追求科学化的发展，致使我国的教育又走向“技能化”、“标准化”、“伪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同时，美国人本主义教育理念被引入我国，对“伪科学”的教育导向进行了审视与批判。语文教育领域中就逐步形成了“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和“人文主义语文教育观”两种教育观的对峙局面。据考证，1987年，陈钟梁在《语文学习》上发表《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才首次提出语文教学要注重“人文性”一词。由此可见，张志公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语文学科性质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上升到“语文学科性质是工具性和思想性统一”的高度而已。因为人文性是指对个性和个人价值的认同和张扬，对人类终极目标和归属的关注，对生存环境的高度敏感，对苦难和悲剧的悲悯焦虑等。其内涵要远远大于思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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