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报刊及其白话文学

文学革命自1917年初发动以来，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19年底“人的文学”的提出，文学革命取得了奠基性的胜利，其标志就是白话取代了文言：白话报刊、白话文学作品相继出现，为大众所认可，为社会所接受。这一时期的资料显示：

白话报刊

1918年

1月15日，《新青年》从4卷1号起，完全改用白话，并使用新式标点，在国内引领了白话报刊的变革。相继创刊的还有影响较大的白话刊物是：

11月底，《新潮》月刊在北京大学创刊，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等编辑。

12月，《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主编。

1919年 

这一年，估计“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三个报纸的副刊：

《晨报副刊》：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由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所办，1916年8月15日在北京创刊，1918年12月改名《晨报》。1919年2月7日，李大钊主编《晨报副刊》第七版（副刊固定在第七版），开始使用白话，开报纸、报纸副刊使用白话文风气之先。1920年7月，孙伏园接编副刊第七版，副刊文字全都使用白话。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反响，起了引领的作用。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历史悠久，前身是《时事报》，1911年5月改名为《时事新报》。1918年3月4日，开辟《学灯》副刊，由张东荪主编。该刊初为周刊，每周出版一次，1918年5月后，每周出两次，12月起出三次。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这不仅是一份白话副刊，还于1922年下半年改为横排版，开风气之先。1929年5月终刊。该刊的编者在《学灯的第九年》一文中说：“我们稍稍慰藉的，就是我国报纸之有讨论学术的副刊，《学灯》实首为之倡。”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原为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时期的机关报，1916年1月在上海创刊，原有两个副刊，取消了这两个副刊后，于1919年6月16日创刊《觉悟》，邵力子主编，陈望道为助编，后来，成为一个独立出版的副刊，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副刊。

这三个副刊，被称之为是三年来“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推进和普及白话文、白话文学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五四”文学革命发动以来，紧随理论上的倡导，就必须有新文学的作品来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文言能做的，白话文一样能做。首先是诗歌领域，传统的五七言绝句、律诗，一直是旧文学最活跃的场所。因此， 胡适在与陈独秀一起发动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发动了一场诗歌革命，他从诗体解放入手，明确主张破除旧诗词的声韵、格律、骈偶等的种种束缚，采用自由诗体，积极倡导用白话作诗，希望诗坛由此出现“几个白话的东坡”。他自己也“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借此作实地试验，并希望大家一起来“尝试尝试”。胡适带动起一场诗歌革命，从诗体的解放、倡导、尝试到白话诗蔚成大观，确实经历了三个年头。到1919年5月15日《新青年》6卷5期止，白话诗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先于小说、散文、戏剧，首先确立了它的位置。

白话文学——诗

1717年2月1日，胡适作白话诗8首：《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发表在《新青年》2卷6号。其中《朋友》在1922年3月收入《尝试集》时，改题为《蝴蝶》，这是胡适最早的一首新诗尝试之作，作于1916年8月23日。这是一首眼前之境的写实之作，其白话形式的运用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原诗四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发表了8首白话诗：

刘半农2首：《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刘半农是白话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的诗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在那个时代都是具有引领的意义。他的《相隔一层纸》，通过薄薄的一层纸，把现实的社会分成的两个贫富不同的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难忘，在当时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全诗8行，是白话口语入诗的代表之作：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呼“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胡适3首：《鸽子》、《人力车夫》、《一念》。他倡导白话诗，主张白话诗要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受诗的语言长短、平仄格律等的限制，他的《鸽子》一首则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

胡适不仅在诗的形式上有所要求，还主张要不断地扩大题材，去表现劳动者的生活和苦难：“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地小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的《人力车夫》，首先努力尝试，把文学的题材转向劳苦大众，表现他们的痛苦和不幸，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沈尹默3首：《鸽子》、《月夜》、《人力车夫》。这三首诗的发表，使沈尹默一举成名。他的《人力车夫》，与胡适是同题的一首，都是写下层劳动者的痛苦和不幸，但各具特色，胡适的一首，是作者出门不忍心坐孩子拉车的“好心肠”，拉车的孩子所作出的痛苦的倾说：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沈尹默的一首，作者则用质朴的语言，写实的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出社会贫富不平等的世态图，直诉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新青年》这一期同时发表三个人的白话诗作，表明了白话诗尝试队伍的扩大，白话诗为诗的作者们所赞同，从此，由胡适倡导、尝试开始，白话诗终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诗的境界。

1918年2月到1919年5月，《新青年》从4卷2号到6卷4号，发表了多人的白话诗：

刘半农4首：《车毯》、《拟车夫语》、《游香山纪事诗》（4卷2号），《学徒苦》（4卷4号）； 胡适1首：《老鸦》（4卷2号）；沈尹默4首：《宰羊》、《落叶》、《大雪》（4卷2号），《三弦》（5卷2号）；陈独秀1首：《丁巳除夕歌》（4卷3号）；唐俟（鲁迅）6首：《梦》、《爱之神》、《桃花》（4卷5号），《他们的花园》、《人与时》（5卷2号），《他》（6卷4号）；俞平伯1首：《春水》（4卷5号）；李大钊1首：《山中即景》（5卷3号）；周作人3首：《寒食这一日，奉和寒星诗翁〈中央公园即目一首〉》（4卷5期）（注：这是周的新诗处女作，是由刘半农的诗引出的：“苍天万丈高，翠柏千年古，我身高几许？我寿长几许？以此问夕阳，夕阳黯无语。”诗有些伤感，周于是作和诗，来破坏半农诗的伤感气氛，这大概也是白话和诗的第一首了），《小河》（6卷2号），《两个扫雪的人》（6卷3号）；沈兼士2首：《真》、《香山早起作，寄城里的朋友们》；陈衡哲2首：《“人家说我发了痴”》（5卷3号），《鸟》（6卷5号）。

1919年1月《新潮》在北京创刊，傅斯年、罗家伦编辑。它的出版，成为《新青年》的有力的支持者，成为文学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又是白话文、白话诗热潮的积极推动者。参与白话诗作的有叶绍钧、周作人、胡适、俞平伯、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等，如：罗家伦的《雪》（1卷2号），《“除夕”入香山》（1卷3号）；叶绍钧的《春雨》（1卷2号）；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1卷2号），《咱们一伙儿》（1卷5号）；康白清的《“棒子面”》（1卷3号），《牛》（1卷4号）。

这里选录的新诗仅限于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这三年间，这期间，新诗由胡适从倡导、尝试开始，并将其诗作结集成新文学的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引领着一场诗的革命、诗的解放，从而最早确立了新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

白话文学——小说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小说界革命要晚于诗界的革命，时间是1918年5月15日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发表。这篇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以思想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震动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尤其是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当时年轻的张定璜在《现代评论》1卷7、8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是这样说这篇作品的：“《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1914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1918年，中间不过4年的光阴，然而我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注：苏曼殊作品）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这不仅仅是在比较，而是在说鲁迅作品的跨世纪的价值和意义，接着，张定璜发表了一段经典之论：

鲁迅先生也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事实是在一切意义上他是文学革命后我们得了的第一个作家。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实力给我们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虽然他并没有高唱文学革命论。

“划出了一个时代！”真可谓经典之论。

《狂人日记》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指示着文学革命未来的路，成为文学革命的奠基性作品。此后，鲁迅先生说，他越发不可收，在《狂人日记》发表一年后，又有《孔乙己》和《药》问世。他以自己的独特的作品，引领着未来的新小说的作者群，催生着新小说的诞生。

但是，这终究没有像诗界革命那样，一开始就具有团队行动的意义。我们清点当时的情况，只有《新潮》在新小说的诞生时有过一定的影响，作品有：汪敬熙的《雪夜》（1卷1号），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1卷3号），俞平伯的《花匠》（1卷4号）。

这一时期，《新潮》的作者，除上面的三位外，还有罗家伦、杨振声、欧阳予倩，鲁迅说他们的“技巧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情调”，“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年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

这寂寞荒凉的局面，是在《小说月报》小说栏全面革新后才被打破。

《小说月报》于1910年7月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印行。创刊时由王蕴章编辑，第3卷第4号起改由恽铁樵编辑，从创刊到第8卷止，撰稿人多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成为他们控制的主要刊物之一。1918年1月，王蕴章重新接任编辑，在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下，表示也欢迎白话作品。1919年第10卷12号上，发表了《本月刊刷新内容增辟“小说新潮栏”预告》。强调这个新潮栏“专收西洋新文艺作家的著作，发表本社同人对于创造中国新文艺的意见”。1920年1月第11卷1号起，沈雁冰担任“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刊物面貌开始发生变化。1921年1月，由沈雁冰主编的、经过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以崭新的面貌问世，此后，它就成为倡导、发表“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

《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旨在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内容和形式上“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它遂以全革新的姿态，驱动着新小说的革命。单就1921年和1922年两年间，它就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翻译作品，不仅把一批作者推上了文学的殿堂，同时也为新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展开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1921年，发表：王统照的《沉思》（12卷1号），《春雨之夜》（12卷6号）；冰心的《笑》（12卷1号），《超人》（12卷4号），《爱的实现》（12卷7号）；许地山的《命命鸟》（12卷1号），《商人妇》（12卷4号，署名落花生）；叶绍钧的《一个朋友》（12卷2号），《苦菜》（12卷4号，署名叶圣陶）；庐隐的《一个著作家》（12卷2号），《或人的悲哀》（12卷12号）。

1922年，《小说月报》又发表了短篇小说6篇，许地山的成名作《缀网劳蛛》就发表在13卷2号上。1923年又发表短篇小说7篇，此后的日子，《小说月报》确实成为推进中国新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阵地。

新文学运动前几年中，为了配合白话取代文言的斗争，白话诗的尝试先声夺人，有力地佐证了白话一样能为诗为文。小说虽然相对于白话诗的尝试晚了几年，但是，因为鲁迅的出现，他的《狂人日记》以及其后的《孔乙己》、《药》等作品的发表，就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正因为此，中国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起步较高，成熟也较快。

另一方面，《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又为现代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介绍，为人生的艺术的倡导，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这一切都为现代小说的诞生，准备了较高的起点。一批文坛新进的作者，首先贡献给读者的是：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令人耳目一新的“乡土文学”。它们是潘训（潘漠华）的《乡心》，王思玷的《偏枯》，徐玉诺的《一只破鞋》，许钦文的《疯妇》和短篇集《故乡》，许杰的《惨雾》和短篇小说集《惨雾》、《飘浮》、《暮春》、《剿匪》等四部，台静农的《红灯》和1928年底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鲁彦的《许是不至于罢》、《黄金》，彭家煌的《怂恿》和几个短篇小说集，蹇先艾的《水葬》和多个短篇小说集，等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文学革命从发动起的前三年，重点是围绕白话取代文言的论争和如何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讨论，也是白话诗的倡导、尝试的时期，这是一个特别活跃的时期。这之后，就是鲁迅所说的一个相对寂寞的三年，直到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初成立和同年6月创造社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团队行动，走上了它自己的发展的大道。

创造社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22年3月就在上海创办了《创造季刊》，以团队的姿态参加文学革命。他们以此刊为阵地，发表小说创作，单就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郭沫若的《创造者》，郑伯奇的《最初之课》，郁达夫的《茫茫夜》，张资平的《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创造社在现代小说创作上，当推郁达夫，在创造社没有成立前，他就于1921年7月7日至9日、11日至13日，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随后，他又写了轰动当时文艺界的小说《沉沦》，并与《南迁》等集结，于这年的10月15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沉沦》的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创造社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是有成绩的，除代表人物郁达夫外，还有张资平、滕固、陶晶孙、方光焘、何畏、张友鸾、赵邦杰、张定璜等。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是以诗步入文坛的，他于1919年12月就写了《地球，我的母亲》，而于1920年1月底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槃》而蜚声文坛。他是诗人、剧作家，早期也写过小说。

现代小说的问世，从根本上巩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确立了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白话文学——散文

“五四”散文，同诗歌、小说一样，经历着文学革命的洗礼，显示着它的特色、它的成就，它的成功。而它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

“五四”散文，是作为一种文体的统一称呼的，但在它各自的内容的侧重面上，则又有明显的不同；有以议论为特色的，这是杂文式散文；有以抒情和叙事相结合为特色的，这是小品式散文；有以记人记事为特色的，就是报告文学了。“五四”时期，杂文和小品展开得颇具特色，成就也最大。

杂文是一种以议论见长的散文，但他又不是纯粹的议论文或政论文，它富于浓厚的文学色彩。始创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随感录》专栏。这个栏目，最先由于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而兴起的短小精悍、灵巧轻便的社会批评文字，不设标题，以发表的先后顺序编号，形成了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新的文体——杂文。鲁迅是这个栏目随陈独秀等人之后的真正的主角，他从1918年8月就在《新青年》5卷2号上发表了杂文《我之节烈观》，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又发表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等随感录27篇之多，随感录的作者最初的还有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刘大白、沈玄庐、瞿秋白等。到1921年10月9卷6期，计有130篇左右。这种新文体，在新文化运动中，因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被其他报刊纷纷效仿：《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新生活》等，都设有杂感等栏目。写作这种新文体，一时成为风尚。后因《新青年》同人的意见分歧而解散，《每周评论》等刊物也先后被禁或停刊，出现了鲁迅所说的寂寞、荒凉的景象，杂文也因此面临着日益萧索的景象。1924年11月《语丝》创刊，这种颓势得到遏止，由于“语丝派”成员的全力提倡，努力写作，从而把散文推进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这就是“语丝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语丝》最初是由孙伏园编辑的，因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的直接参与，从创刊起，它就承继着《新青年》随感录的风格，用“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语丝文体”，写作了犀利、缜密、幽默而泼辣的“语丝派”杂文，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鲁迅在《语丝》上发有70多篇杂文，以及25篇后来收入《野草》集的散文诗，如《题辞》中那诗一般的语言：“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正是这“野草”，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经典之作，开启着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先河。

周作人在《语丝》上发有120篇左右的杂感和短评。他贡献于现代散文的是从1921年6月起，就提倡写叙事性和抒情性的或“两者夹杂”的艺术性“美文”，希望治新文学的人都来试试，“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美文》）。《语丝》期间，他自己则在“美文”这块园地上辛勤地开垦着，写作了许多诸如《喝茶》、《乌篷船》这样的“美文”佳作。他的《雨天的书》、《谈虎集》、《谈龙集》、《泽泻集》等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周作人是《语丝》的主编，他以自己的影响在刊物的周围结集了一大批作者队伍，其中的主要成员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参加者，并以鲁迅和周作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16人的长期撰稿人队伍，他们是：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还有刘半农、梁遇春、陈学昭、陈子展、钟敬文、沈端先、冯雪峰、徐祖正、张定璜等。这样一支较为固定的庞大的杂文队伍，操着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写出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把散文推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杂文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运用得最充分也是成绩最突出的一种文体，它合着时代的要求，在长篇的议论性散文之外，以灵巧、轻便的多样的形式，泼辣的语言，写作抨击时弊、揭露痼疾的短小文字，成为“五四”时期的一种战斗的文体。

“五四”时期，杂文之外，具有突出成就的散文作者就是冰心和朱自清了。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她在1919年10月尝试写作小说《斯人独憔悴》之前一个多月，就有她最早的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问世。1921年1月10日她在《小说月报》12卷1号发表了散文《笑》，这篇新文学史上较早的一篇抒情散文，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是用实践打破了现代散文不能用白话的妄谈，使她在散文创作上赢得了声誉。1923年7月25日，她的《寄小读者》开始在《晨报》连载，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她的散文，没有大时代的风云，有的是自己的家庭，父母之爱，小朋友的爱，以及对大海、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之情。郁达夫说：“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

朱自清，“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朱自清的散文创作晚于周作人和冰心，但是他的散文中无论是游记、随笔、特写、杂感，都是引人注目的，特别是他的抒情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西湖六月十八夜》两篇，沈从文说“代表当时抒情散文的最高点”（《习作举例》）。他于1925年11月22日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散文《背影》和1927年7月10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荷塘月色》，则是现代散文的精品了。

“五四”时期，散文名家还有丰子恺，他的散文具有“细腻深沉的风致”，1926年12月26日在《文学周报》发表的《给我的孩子们》，是他的成名怍，其后尚有《辞缘缘堂》等名篇；郑振铎的散文，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其代表作是《海燕》，发表在1927年6月26日《文学周报》上，并于1932年以此名结集；俞平伯是“五四”的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创作颇丰，“五四以后谈及写美丽散文的，常把俞、朱并举，即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习作举例》）他于1919年3月1日就在《新潮》发表处女作《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他的游记性的散文写得颇为出色，他也有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全篇渲染着一种“怪异样的朦胧景色”，而《眠月》则是他散文风格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后来结集为《燕知草》、《杂伴儿》等多个集子。庐隐在小品文中，“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茅盾《庐隐论》）她1920年2月就有杂文问世，后有《月下的回忆》、《愁情一缕付征鸿》等。林语堂是一位为人所熟知的散文家，胡风说：从1923年至1927年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写有《祝土匪》那样的颇具勇猛精神的篇章，三十年代，他的散文转向“性灵”一派，受到批评。“五四”散文作家中，还有叶绍钧、许地山、钟敬文、罗黑芷、朱大楠等。

1920年10月到1923年初，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邀请，以记者的身份到苏联采访，写下了有关苏俄的报道16万字，用真挚的情感描写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的真实情况，发表在《晨报》上，后结集成《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旅俄散文集，是“五四”现代文学的杰出篇章，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滥觞。作者因此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成为我国现代报告文学的第一人。

戏  剧

“五四”戏剧革命是“五四”整个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从西洋输入，并且作为中国旧剧的彻底否定者而兴起来的”。（周扬语）它兴起的那一刻，就从介绍西洋戏剧入手，理论探讨较为活跃，剧本创作却特别的少，不能同诗歌、小说、散文相提并论。

发动“五四”戏剧革命的也是《新青年》。1918年6月，该刊4卷6号出“易卜生号”，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易卜生戏剧：罗家、胡适译《娜拉》；陶履恭译《国民之敌》；吴弱男译《小爱友夫》。

这样一个专号，吹响了戏剧革命的号角，影响是较大的。茅盾有过一段回忆文字：“上海戏剧社正在公演易卜生的名著《傀儡之家》（又名《娜拉》），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的大文豪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的马克思和列宁。”

这年的10月，《新青年》5卷4号又出“戏剧改良专号”，发动戏剧改良的讨论。

胡适发表文章《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在强调文学要随时代变迁的观点的同时，明确指出“要改良中国旧剧，当注意吸收西洋戏剧的悲剧的观念和文学经济的原则”。“文学经济”就是在表现手法上追求最高的效果。

傅斯年发表了《戏剧改良各面观》，文后附录了两篇文章：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和张厚载的《我的中国旧剧观》。

傅斯年同时还发表了《再论戏剧改良》。

宋春舫作《近世名剧百种目》。

此后，关于戏剧的讨论有多位参加，周作人在《新青年》5卷5号上给钱玄同信：《论中国旧戏不应改》，对旧戏改革表示了他的看法。涵庐在1919年2月11—12日和16—18日在《晨报》上发表了《现在改良戏剧家的错处》和《戏剧问题各面观》，他于23日又在《每周评论》第10号上发表《我的戏剧革命观》。戏剧改革的讨论是热烈的，不一一陈列。

到1921年5月，当人们还在就戏剧改革问题开展讨论的时候，我国现代戏剧史上较早的一个戏剧社团“民众戏剧社”在上海成立。由沈雁冰、郑振铎、柯一岑、陈大悲、汪仲贤、欧阳予倩、熊佛西、徐半梅、陆冰心、沈冰血、张聿光、张静庐、藤若渠等13位发起并组成。该社以“提倡艺术的新剧为宗旨”，坚持戏剧为人生的主张，宣言：“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他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不得一毫遁形。”（《民众戏剧社宣言》）

这个月的31日，民众戏剧社同人出版了《戏剧》杂志，这是我国第一个戏剧月刊。内容偏重于对旧剧的批判，新剧理论的研究，西洋戏剧的译介，也发表戏剧创作。撰稿人多为民众剧社成员，此外还有周作人、张正藩、蒲伯英、宋春舫、许地山、王统照、蒋百里等人。该刊出至1922年4月停刊。

胡适是现代戏剧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第一个介绍、宣传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他也是第一个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终生大事》的，时间是在《新青年》出“易卜生号”的8个月后，即1919年3月，发表在《新青年》6卷3号上。这部话剧是模仿易卜生的《娜拉》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其情节极为简单：田先生和田女士有一个女儿叫田亚梅，亚梅与男友陈先生相爱并私订终生，遭到母亲田女士的反对，理由是她求过菩萨，请过算命先生，都说“八字”不合。田先生虽不相信菩萨和算命的，但他却拿出“祠规”来反对这门婚姻，因为“陈”和“田”自古就是同姓，同姓是不能联姻的，否则，就要被“革出祠堂”。亚梅在父母的反对声中，得到男友的信，信中说：“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亚梅于是决心离家出走，留下一张字条：“这是孩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亚梅像娜拉一样，向家族，向社会宣战，离家出走！

洪深评价说：在当时，“只有胡适底《终生大事》一部剧本，是值得称道的。这部戏，作者认为是‘游戏的喜剧’（即趣剧），这在田太太和田先生两个人底‘性格描写’的夸张上，是可以这样说的。可是田亚梅是那时代的现实人物，而《终生大事》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出反映生活的社会剧。这出戏他原是应美国留学的朋友们底请求，用英文写的。后来有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才把他译成中文。可是，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胡适说：‘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很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是的，在封建势力仍然强盛的中国，是没有女子敢‘做’娜拉的！但这正说明了这出戏的意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终生大事》所表达的主题意义是反对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和封建的婚姻制度，谋求男女婚姻自由和自主，这样的主题，正是“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一个最突出的体现。

胡适首先开拓了社会问题剧的新主题，指引了现代话剧的新方向。其他参与戏剧创作的还有：

叶绍钧于1921年7月在《小说月报》12卷7号发表了独幕话剧《恳亲会》。洪深评述说：“我最近复读了一遍，仍然能使得我感动”，“剧本中几个教员，写得是太热诚太真实了”。

汪仲贤于1921年10月在《戏剧》1卷6号发表独幕剧《好儿子》。

陈大悲于1922年1月在《戏剧》2卷1号发表了《爱国贼》。他是“五四”时期戏剧界的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人，除戏剧理论的探索外，留有多部剧作，有《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平民的恩人》、《父亲的儿子》等。

田汉于1922年3月在《创造季刊》1卷1号发表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作者说，这是他“剧曲创作生活的发轫”，是他的“出世作”。同年9月，他在《创造季刊》1卷2期发表剧本《午饭之前》。

洪深于1923年1月在《东方杂志》20卷1、2号发表《赵阎王》。

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集诗人、文学家、剧作家、学者于一身。“五四”即开始文学创作，他于1920年1月30、31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新诗《凤凰涅槃》而蜚声文坛，1920年发表了诗剧《棠棣之花》，1921年2月在《民铎》2卷5号发表诗剧《女神之再生》，4月在《学艺》发表诗剧《湘累》。诗剧这种新形式，他说是在“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的影响而写作的。这种诗剧的形式，为他的历史剧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1923年5月，在《创造季刊》2卷1期上，他发表了三幕历史剧《卓文君》。1924年2月，在《创造季刊》2卷2期上，他发表了三幕历史剧《王昭君》。1925年9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他的二幕剧《聂莹》。郭沫若后来还写有多部历史剧，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剧的奠基人，开拓者，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历史剧是以历史的材料，用“据今推古”和“借古鉴今”的方法处理题材，结合现实的战斗要求，来表现主题。他的《卓文君》与胡适的《终身大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历史上的女性，一个彻底要求解放的女性，发出了“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的呼喊，表现的是大胆的勇敢的反封建精神；而胡适笔下的田亚梅，则是“五四”时代反封建的叛逆的女性，她也发出了婚姻“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的呼喊，真正是“五四”时代的个性彻底解放的精神。

丁西林于 1923年10月在《太平洋》4卷3号发表独幕剧《一只马蜂》。 1926年1月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增刊发表独幕剧《压迫》。

欧阳予倩于1924年10月在《东方杂志》21卷20号发表戏剧《回家之后》。1925年3月在《剧本汇刊》1集发表《泼妇》。

这时期，参与戏剧创作的还有：蒲伯英、成仿吾、余上沅、熊佛西、郑伯奇等。

这里不是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发动者，面对的是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封建的道德和礼教，以及承载这种文化的所谓的古文，因此，发动这场革命，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较量，更为突出的是实践的较量。反对文学革命的头面人物林纾就公开宣言，白话不如文言，他们早就料到“白话文的‘气运’是不会长久的”（茅盾《心理上的障碍》）；鸳鸯蝴蝶派的那个胡寄尘也挑战似的说：我以为不好的自身就不能成立，不必攻击，“只努力做出好的来代替便是了”；而“学衡”的胡先骕也讽刺文学革命，闹了几年，也没有产生一种出类拔萃的作品等等！因此，实地试验，拿出作品，是文学革命成败的关键，亦如鲁迅所说：文言能做的，白话文一样能做。这里展示的是必需的，不可少的，没有这些，文学革命就只是一个空空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