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运动，对当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对当时语文教学的内容和教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运动促使了教育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推行国语运动，即白话文运动，将白话文著作引进中小学语文教材，从而使语文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促使文化教育界的许多人士开始注意到统一国语的问题。1916年秋，在京各省人士，发起成立了国语研究会。同年夏天，全国高师校长联合会，议决开设国语讲习科，以培养国语教师为宗旨，暑假后陆续招生举办。与此同时，人们对学校里，尤其是小学里，国文科“读古文，写文言”表现极大的不满，认为不仅难学，而且束缚思想。叶圣陶撰文说：“我国文字之难习，言文之异致实为其主因。方为文之际，初则搜集材料，遍次先后，其所思考固与口一致；然欲笔之于纸，则须译为文言。于是手之所写非即心之所思。其间移译之手续殊为辛苦。”（《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黎锦熙发表讲演说：“国民教育，原是谋教育普及，现在的通俗书报，白话文告，在社会上本已通行。而小学国文一科，尚是因乃旧习。学生在此四年中所学文字，一知半解，雅俗两伤……方知文体不改，断难达到应用之目的。不如因势利导，径用白话浅语，编成教材……从儿童心理方面观察之，用白话输入知识，唤起兴味，较之文言为易，无句法笔法诸缭绕，解释上可省许多工夫，识字可以较多，发表传达其思想，亦自较易。”（《国语之经过及其计划》，《教育公报》第六年第一期）在舆论的要求下，1919年3月，教育部公布全国教育计划书，其中“统一国语”条款中说：“欲期教育普及，自以统一国语为先务。现以颁定注音字母为统一国语之基本，并将编定普通语法为言文一致之预备，以后应就各省地方设立国语讲习所，藉广推之。”
1919年4月21日，国语统一筹备会在京成立，议决案有：国语统一进行方式及方法，编辑国语辞典、国语文典，欲谋国语统一宜先推行注意字母，请颁布新式标点，等等。周作人、胡适、朱希族、钱玄同等六人提出了“改编小学课文”的议案：“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按：初等小学）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一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教育公报》第六年第九期），接着，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提出了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办法是全国师范学校一律添授国语科，并依据国音字典，教授注音字母，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应改为国语，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应言文互用，提倡编辑国语辞典、国语文法、国语会话等书。（《教育杂志》第十一卷十一号）在全国文教界的一致呼吁下，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于1920年1月明令公布“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即初等小学）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至于中学各科教科书，也都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讲义，也都采用语体文。这是中国教育史，尤其是语文教育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白话文文学作品，这就为当时中小学的语文科提供了许多极宝贵的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鲁迅的小说《故乡》、李大钊的《梦境》、俞平伯的《潮歌》等，都被选进了中学国语课本。大量内容健康、思想进步、文笔优美、新鲜活泼的白话著作代替了过去充塞在中小学国文课本中的腐朽封建的老古董，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语文教材的这一巨变，反过来又对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语文教材的这一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封建复古势力千方百计要保存那套腐朽没落的东西，1920年，当时的浙江省教育会提出了一个国民小学以上各学校每星期读经的议案，以读经为名，变相地将三纲五常、文言八股硬塞给中小学生。这一倒退复古的提案，居然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一时间舆论大哗，陈望道于1920年10月31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书》，痛斥这种残害儿童的封建教育：“儿童底脑力有几何，光阴有几何，到现在还把儿童底头脑，当作字纸篓，来装二千多年前的故纸，在你们不过得了一个进化史倒读的名称，一般活泼的儿童，究竟比你们未来的日子还多，要在将来的世界上担负的责任还重。……愿你们悉心省！”在这封公开信上署名的还有玄庐、（叶）楚伦、（邵）力子。尽管还有一些遗老遗少坚持使用文言文读本进行教学，但“国语”代替“国文”毕竟已是大势所趋了。不过，白话“国语”怎么教授？当时的很多教员是缺乏经验、缺少办法的，为此，各地开办了国语讲习班，培训国语教员。例如商务印书馆于1921年利用暑假举办了“国语讲习所”，共设五个课目：注音字母、发音学、会话（语法，语音、语调）、文法（词类的分析，语句的构造）、教学法（教材的研究，教法的革新）。学员五百人。于正课之外，还常请名人讲演，胡适之、吴稚晖、马寅初、陈鹤琴等都到所演讲过。为配合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授国语，依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和国音字典编辑的，由黎锦熙等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亦于1920年2月出版［1］。
教材的变革又进而引起了教法的变革，语文教育界人士又开展探讨白话语体文的教法。黎锦熙撰文道：“现在的语体教科书，已和语言接近；用不着‘翻译式’的讲解了……若仍然老法子逐句轮讲，不过是逐句复读一遍罢了……何不留着这可宝贵的时间多从实质上灌输儿童一点生活上的知识呢？”“读法也要注意。向来温读国文，还是上承八股时代‘摇头摆脑’的余习，语体文就是说话，尽可照着课文的语气来‘表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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