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和语言

第二节　文字和语言

在西方传统中，文字享有很高威望。这是因为文字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明晰和持久，文学语言也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而文字正字法往往因此而占上风（索绪尔，1985：50）。

柏拉图第一个对文字中心论发起挑战，认为文字不如言语，因为文字并不能取代言语的功能。不过，柏拉图语焉不详，没有具体论证文字为什么不能取代言语（Harris，2000：18）。亚里士多德同意文字和言语各有不同功能，并首次从符号学角度区分文字与言语，指出书面形式为什么不能捕捉到口语表达的思想：语音是“灵感”（affections of the soul）符号，文字是语音的符号；字母因人而异，声音因人而异，但直觉的“灵感”和印象反映的事物不会因人而异。索绪尔把口语和书面语分开，把书面语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他认为语言和文字属于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为表现语言而存在，因此语言学不研究文字（“书写的词”），只研究“口说的词”；文字只代表声音符号，而不是语言事实本身（索绪尔，1985：47-48）。语言是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索绪尔，1985：49）。

索绪尔部分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他提出了不同的符号观——语言符号表达的不是语音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而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能指不是语音，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音响形象”（image acoustique），属于心理印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示“灵感”的音响即语音是物质的，是说话者发出的声音；在索绪尔那里，说话者发出的声音在受话者心理上留下声音形象，它是心理上的能指，不是伴随空气振动产生的物质语音（索绪尔，1985：33-34）。索绪尔断绝语言学和物质层面的任何关系，把语言学归入心理学，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局限在“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产物（语言）”（索绪尔，1980：38，47）。同时，他否认“灵感”的普世性，因为人的概念世界依赖语言，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语言，普世观念是不存在的（Harris，2000：33-34）。如前所述，索绪尔把属于外部世界的文字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因为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索绪尔，1985：47）。

不过，如洪堡所说，口语和文字终不能互相独立，各自的需要、各自的局限、各自的优点和各自的特点，都会影响对方，并形成互动。文字的变化会引起语言的变化，我们根据说而写，也根据写而说（Harris，2000：206）。哈里斯反对德林哲关于理想字母应当对应每个语音的观点（Harris，2000：130-137），批评亚里士多德和索绪尔脱离社会文化脉络的符号理论，批评他们僵化的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理论，认为文字和语言包括声音在内的其他方面形成互补互动关系，不是互相指代的表征关系；它们之间存在整合关系，和具体场景乃至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等因素有关联（Harris，2000：64-72）。汉字是最好的例子：以苏美尔、埃兰、埃及、赫梯等古国代表的世界文明，都经历过图画文字阶段，但为时不久，便因行不通而归于消灭了，最后无不改用“字母”，唯有汉字始终不变，文字图形和艺术与文学结合，文字形态发展成“书法艺术”。中国文明的持久性举世公认，而中华文化核心是汉字（饶宗颐，2000：174）。汉字文化和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民俗、阶层、宗教、审美、价值等整合在一起，随着后者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后者的发展变化。说话写字是文化实践，社会现实通过说话写字得到体现和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