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家对“西学”的接受

五四作家对“西学”的接受

第二节　五四作家对“西学”的接受

谈起五四作家，就不能避讳他们对“西学”的接受问题，他们曾接受“西学”并深受其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陈独秀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他说：“学西洋文明与尊中国文化是绝不可调和的：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¹⁸⁾还有许多五四作家也说过此类激烈的话，可以说，绝大多数五四先驱都有此种言论。因此，至今仍有人认定他们是“西化”、“欧化”，甚至“全盘西化”的，虽然本书主要论述传统伦理对其人朽的影响，但剔除“西学”在其间的作用是无法完成本论题的研究的。要弄清他们与“西学”关系的真相问题，必须弄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基于何种心理动因，通过哪些渠道来接受“西学”，进而进一步搞清楚“西学”对其人格的影响问题。

上文已初步证明，“三不朽”是五四作家的人格基点，其实也是他们接受新东西的基本的心理图式，根据皮亚杰发生论原理，人的认识是由主客体交互作用，不断建构主体心理逻辑（数理）图式的过程，而主体的心理逻辑图式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起着极为重要的同化和定向作用，人对外在东西的体验与感受并非纯客观的反映，亦非对客观事物刺激的单纯反应，而是主体各种心理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体独特的心理结构、逻辑图式、情感模型和具体的心境，直接支配和影响着体验与感受的过程。康德则认定，图式是“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各种形象是凭借并按照这个示意图才成为可能的，但这些形象不能不永远只有借助于它们所表明的图式才和概念联结起来，就其本身而言则是不与概念相重合的”⁽¹⁹⁾。因此，“我们只会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想看乃是一种选择行为。其结果是我们所见之物带入了我们的目力所及的范围”。因为“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到我们所知或所信仰的东西之影响”⁽²⁰⁾。就艺术而言，“艺术家会被可以用他的惯用手法去描绘的那些母题所吸引。他审视风景时，那些能够成功地跟他业已掌握的图式相匹配的景象就会跃然而出，成为注意的中心。风格跟手段一样，也创造了一种心理定向，使得艺术家在四周的景色中寻找一些他能够描绘的方面”⁽²¹⁾。我们知道，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西方文化是在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产生的，具有其独特的个性，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铸就了“三不朽”人格基点的五四作家对“西学”的接受就不可能是“全盘”的，“西化”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五四作家在接触到西方的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心灵图式早已不是一张白纸，他们不仅被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传统伦理文化“先念”地武装了心灵，而且，如前所述，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有意识的教育与无意识的熏陶与陶冶，都使他们内心图式里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这样，面对西方的东西，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只会接受与其图式相一致或者其心灵急切需要的方面，而对那些与其图式不相一致或者其心灵不是急切需要的方面，就会有意无意地加以排拒或漠视，而且在对外来的东西的接受途程中，他们还会对之加以变形与改造。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五四作家是经由严复、梁启超、林纾等近代先驱者的引领而接受“西学”的。而这批近代先驱者的人格完全是传统化了的，他们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与异质文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冲进国门的时候，虑及亡国灭种危机而介绍西方文化的。为了谋求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他们先是从器物层面，大量介绍、学习西方，后因甲午海战的失败转而介绍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等方面的学说，一系列传播西方学说，讨论变革图强的文化阵地纷纷出现：1895年，京沪两地先后成立强学会；1896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立《时务报》；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书局，严复等在天津出版《国闻报》与《国闻汇编》；1898年到1899年，严复的《天演论》与《群己权界论》这两部译作出版，与此同时，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问世。诚如有学者概括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及其价值观，作为‘文明’即现代性的范本，被介绍到中国；输入新学，开启民智，成为维新思想界寻求的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前提。”⁽²²⁾由于目的是救亡图存，他们不仅只选择与该目标有关的内容作介绍，而且还作了许多误译、改译，他们介绍的西方文化与其本然面目及其本然语境已相距甚远。这些先驱者当中对五四作家产生影响的有一大批人，但影响特别明显的当首推严复，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几乎是在他们刚睁开眼睛看外部世界时就接触了他的《天演论》。鲁迅在读了《天演论》之后十分激动，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有明确记载；胡适在1906年第一次读了以后也是“高兴的很”，他还总结道：“几年之中，这种思想遂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²³⁾在当时，还出现了小学教师拿《天演论》做课堂教本，中学教师常常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学生作文题目，热血青年以争读《天演论》为快的景观，可谓盛况空前。可实际上，严复的《天演论》却是建立在斯宾塞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严重的误读基点上的，他把达尔文明确只限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移植到人类之中，并且还加了一个带有鼓动性特强的按语，正是这误读与按语才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诚如胡适所言：“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²⁴⁾正是基于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五四作家在读了《天演论》等西方学说之后，产生了“立即性的迫切感”，“散发符咒般的魅力，催促一代中国人迎头赶上”。⁽²⁵⁾

笔者在此之所以较繁琐地介绍《天演论》的影响，是想说明，五四作家与严复为代表的先驱者们虽存在诸多迥异之处，但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而这一价值取向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的。

严复的《天演论》在激发了他们爱国激情的同时，也诱发了他们学习外国文化的兴趣，随后（或几乎是同时），他们像饱受饥寒的人那样阅读了同样是基于救亡图存而误译、改译了的西方文化，其影响较大的还有梁启超、林纾等人的东西。梁启超本来就是一个传统伦理化的人物，他的许多著述之所以产生较大的反响，就是基于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他本人就是为了救亡图存而介绍外来文化，国人也是从这个视角来接受他的东西，至于跟外国的东西存有多大的距离，则无暇考量。

被人尊称为“林译小说”的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是五四作家最先接触到的外国小说，但“林译小说”的动机并不在小说本身，林纾坦言：“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顾译书之难，余知之最深。昔巴黎有汪勒谛者，在天主教汹涌之日，立说辟之，其书凡数十卷，多以小说启发民智。”⁽²⁶⁾对此，有人进一步解读为：“吾友林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社会贵贱等级之宜平。若《战血馀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凡此皆荦荦大者，其益可案籍稽也。其余亦一部有一部之微旨。总而言之，先生固无浪费之笔墨耳。”⁽²⁷⁾无论是译者的自白还是友人的解读都是中国传统伦理化的，而与西方小说的本然意蕴存有明显的距离。在此思想指导下的翻译，只可能是中国化了的意译乃至误译、错译，再加上其翻译用语还是与其语言相距甚大的文言文，其意蕴与味道就必然与其本然面目相距遥远了。如饥似渴地吸吮了其乳汁的五四作家，所接受的已经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外国小说。

从近代到五四时期，这种不通英文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主张‘西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作家群体，除了个别人精通英语外，绝大多数都不通晓西洋文字。这一奇怪现象实际上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运动，在其发难之初，并不具备与西方近现代文学进行直接对话交流的可能。其实，不通‘西语’而又极力鼓吹‘西化’，这是晚清思想启蒙与文学改良运动的一大通病。”⁽²⁸⁾梁启超曾感慨：“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最大不幸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力量，乃在不通西洋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²⁹⁾原本就是抱着传统伦理的救亡图存的先念图式，又不懂英文，他们所介绍与接受的西方东西的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就是这种已经被译者打上了浓烈的传统伦理色彩的西方文学，五四作家在成长期也接触甚少，对此，胡适总结道：“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社会上所有的西洋文学作品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十九世纪前的作品，其中最高的思想不过是迭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至于代表十九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都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见。”⁽³⁰⁾看来，五四作家与世界文学的真实面貌差距还大得很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在文学上又何言“西化”？

由五四作家最早接受的进化论与“林译小说”就不难看出，当他们睁眼看中国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步开始，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打上了中国伦理色彩的外国东西，作为一种导引与基调，既在有意无意之间影响着他们的包括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化观，又为他们接受西方文化奠定了基调。

随后，五四作家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更多、更直接了，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远涉重洋，到国外去留学，从此，西方文化的大门对他们洞然敞开，他们如饥似渴地饱览西方文化典籍，充分领略了西方世界的风土人情、人文地貌，并且在国外学习的时间都很长：胡适是7年，鲁迅是7年，周作人是5年，郭沫若则断断续续近10年，郁达夫是10年，田汉为8年……这么长时间的学习、浸染，西学的渗透，西风的吹拂，使他们的人格结构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这批留学海外的人身上，同时，因西方学说愈来愈多地涌进了国内，使那些即使没出国留学的人，像沈雁冰、朱自清、叶圣陶等，也都受到大量西学的影响，使他们的人格结构中增添了不少新的因素。但是，即便是那些长期在外的留学生也没改“中国心”，没有被“西化”、“洋化”，而且其初衷也没变，他们起初外出学习大多数并非是文艺，其动因除考虑个人的职业之外，主要受实业救国的驱策；后来又纷纷转入文艺之道上来，除受兴趣驱策之外，仍是基于通过“立人”以“立国”的救亡图存的动因。他们正是带着“三不朽”这一充分中国伦理化的心理接受图式去吸吮西方文化的乳汁，并把他们最终纳入到自己的人格结构之中，因而他们与严复们一样，对西方文化同样存在着诸多的误读、漏读、修正之处。

而且，由于辛亥革命推出的共和政体仅仅是一个空壳，新的观念没有确立，旧的又有许多或遭质疑、或被破除，致使整个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价值理性空位，人们的人生信念也随之模糊起来。本来，在中国传统匮乏性经济条件下，人们都在为生存而奔波，为光宗耀祖而努力，为子孙后代而积累，而到五四时期，人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迷惘：国家内忧外患、内外交困，处于最黑暗、最危急的时刻；个人因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因此也让觉醒了的五四作家们看不到任何希望。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西学”渗透进来，他们认定这些都是西方之所以富强的根源，因而在近代先驱者的导引下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各种学说，一方面是寻求救亡的良方，另一方面，西方民主、自由等个人主义的东西也较切合人的本性，因而五四时期对西方学说的吸收较之近代更为广泛，规模与声势也更大。

但五四作家并没有“西化”，也难以“西化”，不仅由于传统伦理的“三不朽”思想早已为其人格的铸成定了基调，而且还与他们西学资源的来源有关，他们的西学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通过日本这个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转站来输入，五四作家的主体是由多次去日本的陈独秀以及长期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与日本有亲缘关系的人组成，他们更多地或在日本、或通过日本接近、接受西学，这西学必然地打上了浓重的东方色彩。对此，梁实秋就批评五四文学革命中有关西方的东西，只是从日本贩运而来的：“即将某某作者的传略抄录一遍，再将其作品版本开列详细，再将主要作品内容展转的注释，如是而已。”⁽³¹⁾梁实秋的这种批评不免尖刻了，但却验证了当时知识界吸收西学的路径。而且还“一语中的告诫国人，在短暂的历史瞬间，使中国新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实现并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³²⁾。

二是在国内接受西学的作家像沈雁冰、冰心、叶圣陶等，他们接触西学时更是戴上了中国文化的有色眼镜，他们领悟到的西学更是打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

三是留学英美而成为五四激进人物的，这类人物比较少，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适，他虽在美国学习多年，可在五四时期，他主要是从形式方面倡导白话文学，他更多的是从中国的白话文学中寻求资源，也较难谈得上“西化”。

不管五四先驱者从何种渠道吸纳外来东西，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吸收了外来东西，看到了世界的真面目以后，他们救亡图存的危机感更强烈了，这在当时也是普遍的。一向被认定是只关注自己情感抒发的郁达夫就深情的写道：

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的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³³⁾

外国的现状以及在外国所遭受的遭遇与所产生的感受是一面镜子，完完全全地照出了中国的尴尬地位与危险境地。郁达夫其实是道出了那一代知识精英的共同感受。他们没有被西方同化，也就不可能“西化”，在外来图景的冲击下，他们救亡图存的欲望往往是更为强烈了。

既然五四作家接受西学是以“中学”为基点，那为何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传统姿态与急切的西化状态？这是因为“早期的知识分子不分皂白地拥抱西方……最早是出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需要，即以侵略者的蛮术来治他们的蛮行的需要。知识分子作这种选择，是中国行将被西方列强灭亡的危机和中国人受尽空前凌辱所逼出来的。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觉到中国已经濒临绝境”⁽³⁴⁾。叶维廉在此说的是近代知识分子的状态，但同样适合五四作家的实际，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是与近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