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家的人格基点

五四作家的人格基点

第一节　“三不朽”：五四作家的人格基点

正当我冥思苦想仍久久不能切入本论题时，是下面这段原本并不陌生的文字再次映入眼帘，一下子把我点燃了——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废，此之谓不朽”。⁽¹⁾（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是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层目标，自然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基点，绝大多数传统文人均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作为自己人生的罗盘。譬如：司马迁在《与挚峻书》中就明确：“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司马迁的一生，正是这“三不朽”的生动体现。再如，《晋书·杜预传》记载：“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杜预一生都在努力实现这“三不朽”。又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注》中也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确实，回望中国古代文人，终其一生，都是这“三不朽”的倡导者、宣扬者，更是其实践者。尽管他们的倡导与实践可能各有偏侧，但其总体形态均难逸出其轨道。当然，与儒家形成互补的道家以及从外部传入并经中国化了的佛教也对中国文人的人格铸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并未撼动传统文人的人格基点。

中国文人之所以把“三不朽”作为人格基点，是由人的特性决定的，人之为人，不仅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更要追寻人生的价值、意义，找寻人生栖居与生存的家园，并在有限的生命中寻访人生的不朽。西方文人是从“逻各斯”出发，在理性与天国中寄寓情思，而中国文人则立足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既各有偏侧，又是一个整体，还相互渗透，对一个有理想的传统文人而言，三者缺一不可，并且是源于“立德”，兴于“立功”，更是归于“立言”的，诚如有的学者所概述的那样：“儒家诗学在对‘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价值追寻中，从表述的逻辑序列上来看，其首先崇尚‘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但是‘立德’和‘立功’作为两种抽象的精神价值只有转型为语言，负载于‘立言’的文本形式中，才可能在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存留下去，以兑现‘立德’和‘立功’的不朽。”⁽²⁾同时，“立言”也是“立德”与“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才有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对于一个规范的中国文人来说，“三不朽”既是其人格的基点，更是其人格的全部内涵，舍此，其人格还剩啥？

孔颖达注疏“三不朽”时说：“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看来，在“三不朽”中，只有“立”的“言”方可传之于后世，达到真正的“不朽”；“立德”与“立功”都是不能直接达成“不朽”的，必须通过“立言”来实现（民间口头相传其实也是一种“立言”形式）。而“摛锐藻以立言，辞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³⁾，通过“立言”以达成“不朽”的只有文人，文人的责任是重大的，中国文人也往往是依靠“立言”而流芳百世的。

倘说传统文人人格的基点及主要内涵是“三不朽”的话，那已步入20世纪并受到大量现代文明浸染的五四作家也是以“三不朽”为人格基点的吗？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现代心理学十分重视早期经验在人格铸成中的作用，弗洛伊德甚至认定：“一个人童年的历史，也就是他精神发展的历史。”⁽⁴⁾此话说得过于绝对了，但也说明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童年时期（5—12岁）的经验和体验，对人格的发展有一种定向、定型和定势的功能，民谚所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是此意。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早期经验是影响人格的最原始因素，它生成了人格的深层内容，它为人格生成打上的这层底色，是在创作中显露出来的人格烙印。”⁽⁵⁾五四作家中的绝大多数都出生于19世纪70—90年代，在他们的童年时期，虽然国门早被轰开，西学也渐次渗透了进来，但西学主要只在少数有所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影响，而对于包括五四作家成长的周边环境在内的多数人，其影响极小。从五四作家的个人自述及传记材料中都不难看出，他们童年时代无论是受到的有意识教育，还是无意识的熏陶，均是传统文人式的；在他们人格的铸成中，传统文人的“三不朽”模式对他们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三不朽”正是五四作家人格的基本图式，也是他们接受其他影响的基点与出发点。在研究了五四作家的人格特征以后就不难发现，其人格与“三不朽”在总体上是吻合的。

五四作家都十分重视“立德”，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德”——这里主要是指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都具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并由此而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危机感、责任感，这是他们思想、言论、行为的指南与指归，他们之所以投身于五四新文学，其根由在此。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早已渗入每一个国民的精神结构之中。五四作家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他们还受到进化论的催逼，危机意识特别强烈。当然，在五四作家的爱国主义情感之中，剔除了“忠君”意识，随着国难的加深，原有的“天下”观念也转变成民族意识。他们发动的文学革命，其根本目的也在于救国。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等都有过这方面的陈述，连冰心早年在《问答词》中也向世人宣布：“是呵，我已经入世了。不希望也须希望，不前进也须前进。”五四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就身体力行这些德行，时刻不忘民族的救亡图存、民众的启蒙觉醒；在创作上，更是把“立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以此为创作的始发动力。

二是“私德”——这里指个人的做人而言，中国传统伦理特别重视教人如何做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⁶⁾做人就是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五四作家正是秉承传统文化的教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修炼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处理个人问题时，诸如小到与人相处，大到婚姻大事，大多数时候都按传统规范行事。即使是在他们反传统最激烈的时期，也都确信“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对五四作家，我们都可以利用传统的君子人格来评判他们，他们自己也是努力按照君子人格来自我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私德”往往总与圣贤思想相吻合的根源。从大量的研究资料及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等五四文学的发动者均有传统君子的风范。朱自清病逝以后，王瑶、郭良夫、季镇淮等写了许多纪念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标题就是《完美的人格》，其副标题则为“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李广田称颂道：“佩弦先生对人处事，无时无地不见出他那坦白而诚挚的天性，对一般人如是，对朋友如是，对晚辈，对青年人，尤其如此。凡是和朱先生相识，发生过较深关系的，没有不为他的至情所感的。”“他是这样的：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对于任何人都毫不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与谦恭里面。”“正由于他这样的至情，才产生了他的至文。”⁽⁷⁾这里面既是朱自清人格本来面目的写照，也是称赞者的一种塑造，而其标尺就是传统伦理的理想人格模式。就在五四作家反传统最激烈的时刻，并不保守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成立了“进德会”，进德会为蔡元培所主持，校评议会成员皆为该会领导成员，截至1918年5月24日，入会者已有468人，人数居北大社团之首。这是北大社团中唯一的与“校政”直接相联系的组织，影响到聘退、提职、加薪等一系列待遇。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竭力反传统的激进者都是其成员，而“进德会”的主要内容都源自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五四作家在“私德”方面与传统伦理的一脉相承性。可以说，“立德”既是五四作家终身的自觉追求，也是他们用以臧否人事的基本标尺，还是国人评述他们的逻辑起点。而且，他们之所以从事文学的变革与创作，其根由就是基于“立德”。

在“私德”方面，最能体现他们传统伦理化特性的是他们对于自己婚恋问题的处置方式。在西方，婚恋是属于最个人性的事情，极少有人完全不顾个人的意愿来听从家人的安排的，而“作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胡适，他的婚姻是一个独特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矛盾体。展示这一矛盾体，得见的不仅是一代文化名人、启蒙思想家的人的本体，更重要的是他置身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基质”⁽⁸⁾。沈卫威谈的是胡适在婚姻问题上的矛盾现象，其实却适用于多数五四作家，包括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激进人士都无出其右。很多人都不理解，怎么这么多前卫人物都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置自己的终身大事。其实，倘若从他们传统伦理化的人格特点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依然是传统中国人，而中国传统伦理在婚姻上就不是以个人意愿为准绳，而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定夺的，在其间个体的主观感受无足轻重，男女之间的爱情不仅得不到鼓励，而且还往往遭到嘲弄与唾弃；成家立业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的事、家族的事；社会的立足点往往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外在的体面。这就是他们“置身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基质”。大凡对他们这种处置婚恋问题方式不理解的人，尽管带有不太了解中国传统婚姻方式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高估了他们的“西化”程度与解放力度，误读了他们真实的人格特点与行事风格。实际上，在很多问题上，尽管他们的一些言论比较前卫，在婚恋等问题上，由于违逆了自己的本性也苦恼过、动摇过，甚至在局部地方、局部时候也逸出过文化的布局，但总体上则往往仍然按传统伦理的要求行事，因为归根结底他们仍是传统伦理的产儿。

而五四作家的“立功”与“立言”既具有中国文人的共性，又具有这个群体的独特性。就共性而言，在“立德”方面做得好，有了功绩，本身就是“立功”的具体体现。同时，作为文人，“立言”往往是他们“立功”的最直接的体现，五四作家与传统作家一样，都是在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策之下从事“立言”，其成果自然就是“立功”了。就其独特性而言，传统文人事功的主要途径是入仕做官，这既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达成建功立业的理想，又能得到丰厚的生活待遇，还能实现光宗耀祖的抱负，因此，他们往往是在“立功”之余或“立功”之后甚至是在“立功”不成时而“立言”。而五四作家则不然，由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从事了一系列直接“立功”的举措，但都没有成功，这里包括戊戌变法、明治维新、辛亥革命等。拯救民族的历史负荷压到了“五四”一代读书人身上，他们经由痛苦的抉择，共同走上了文学之路——他们深信，文学，也只有文学，才能承担起救国的重担，他们的策略是先“立人”，再救国、立国，通过“立人”以救国、立国，而“立人”的最佳途径就是“立言”。概括他们的工作程序就是：立言—立人—立国，也就是说，“立言”是手段，“立人”是中介，“立国”则是其终极指归，通过“立言”以“立国”，其行径与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脉相承。有意味的是，他们最初选择的专业大多不是文学，可最终都走上了文学之路，其根由自然由兴趣、爱好的驱使，更是由于在确立专业方向时，仍是实业救国盛行之时，而到了从事创作时，“立言”以救国、立国之潮流开始兴起了。因此，五四作家的“立功”与“立言”本身就是紧密相联的，他们的“立言”就是“立功”，因此，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五四”退潮之后，其间的大多人放弃“立人”也即“立言”而直接参与“立功”的革命活动的根本原因，因为“立人”太慢，甚至没明显成效，作为心急的20世纪中国人，投入直接的“立功”活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曾有一种十分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五四以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这一观点并不准确：启蒙本身就是救亡的具体手段，只是到了五四之后，救亡的手段变成了更为直接的政治革命了，在这里，启蒙与后来的政治革命的地位是并列的，而救亡是其终极指归。也就是说，启蒙与直接的政治革命都是具体的“立功”行动，只是前者依凭“立言”来达成，后者则靠更为切近的行动来实现，并且，作为作家的革命活动，有许多地方仍是依凭“立言”而完成的。

“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统一可用“内圣外王”来概括：在内强调个体的人格修养与熔铸，在外担负民族与社会的责任。“内圣”是“外王”的基础与条件，“外王”则是“内圣”的指归。五四作家也是如此，他们特别重视“内圣”，他们试图通过“立言”来“立功”的举动也正是在实现“外王”。这里还涉及一个如何看待五四作家的反传统问题。应当说，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它本身还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五四作家的反传统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们之中既有对传统在进行了新的观照之后而加以大力赞赏的，如郭沫若；也有局部回归传统的，如胡适、周作人等；还有自觉着自己怎么也脱不开传统“鬼魂”的，如鲁迅。我感到，他们的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的理想层面——“君子”人格、“三不朽”思想、“内圣外王”之道，用这些理想来对抗传统伦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种种与这理想境界背道而驰的方面——自私、虚伪、残忍、无爱国心、无正义感等。也就是说，他们是基于传统而反传统的。对此问题，后文在论及反孔问题时还会涉及。

笔者还注意到，五四作家的人格不仅与“三不朽”相契合，而且这“三不朽”其实也正是其自觉追求。就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反传统猛将胡适在《新青年》第六卷第6号发表了《不朽——我的宗教》一文，虽然胡适否定了“神不灭论”，指陈了“三不朽说”的三层缺点，而他则把自己所推崇的“社会的不朽论”当作自己的宗教，他的“社会的不朽”的“大旨”是：

“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恶，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并明确宣布“我的宗教的教旨是”：

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之所以大段的引用胡适的论述，是因为胡适的这一思想与传统伦理的“三不朽”思想的精义是相吻合的，只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如今所说‘社会的不朽’，其实只是把那‘三不朽论’的范围更推广了。”这说明传统伦理的“三不朽”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他把扩大了的“三不朽”思想当成“我的宗教”了。可以说，“三不朽”思想既是其人格的真实写照与铸成动因，也是其言行的指南，更在五四作家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他人没作此明确的表述）。

五四作家这种以“三不朽”为基点的人格特点，必然导致“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与文学观念。“经世致用”是中国文艺的特点，诚如朱光潜所言：“中国民族向来偏重实用，他们不喜欢把文艺和实用分开，也犹如他们不欢喜离开事实而去讲求玄理。”⁽⁹⁾中国诗学这种实用主义特性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他在《论语·季氏》中申言：“不学《诗》，无以言。”其“兴”、“观”、“群”、“怨”说就无不与实用主义相关联。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也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种经世致用思想一直延续到清代，顾炎武甚至认定当时的理学是空疏无用的学问，甚至会导致家国的覆亡。梁启超曾总结说：“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¹⁰⁾在近代，由于国难加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明确坚持“经世致用”的观念，这有梁启超自己的话作证：“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¹¹⁾五四作家直接秉承了近代先驱者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于实用主义，他们是有明显追求的，胡适认定：“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对人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¹²⁾他也是从实用主义角度来寻求语言文字的价值的：“语言文字的用处极多，简单来说，（一）是表情达意；（二）是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三）是教育的工具；（四）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以此为基础，他制定了评判的标准：“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应用的”，“应用的能力增加，便是进步，应用的能力减少，便是退步。”⁽¹³⁾胡适的思想明显受到杜威的启示，但主要还是秉承经世致用的观点。在行动上，他们主要是为了民族主义的诉求而选择人生道路、从事文学创作、学习与介绍外国文学。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之所以起初都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谋生手段，就是与当时实业救国的潮流相关联；他们后来的纷纷趋向文学，主要是受梁启超等实用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在心灵深处又受“立言”思想支配，认定文学可以通过“立人”以“立国”。钱玄同在目睹了袁世凯称帝及其败亡时就与友人坦言：“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我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¹⁴⁾罗家伦则断定：“我们觉悟到以政治的势力改革政治是没有用的，必须从改革社会着手；改革社会必须从改革思想着手；但是改革思想必须有表现正确思想的工具。况且，我们现在觉悟到人生的价值了，尤不能不有一种表现‘人生正确思想的工具’。所以我们大致都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¹⁵⁾即便是他们的关注外国文艺，也由此决定。据周作人回忆：“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希求自由也。”⁽¹⁶⁾

综上所述，在“三不朽”思想的支配下，五四作家显示出了如下的人格特性：基于忠君爱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其一切言行的指针；基于传统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是其吸纳外部事物、从事文学创作的标尺；而传统伦理中原儒的人格理想则是其人格修养的具体内涵。当然，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经世致用与艺术特性、伦理理想与本能欲望之间还存有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都激荡着他们的心灵，“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心理调节机制也对他们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主导倾向在五四时期没有改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作家的人格基点完全是传统伦理文化原典意义上的理想层面的精髓，而非遭到他们唾弃的操作层面的一些糟粕。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论及五四作家人格特性铸成的时候，还不可忽略地方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对作家人格的形成也具有明显的功效，有学者在论及“山药蛋派”时说得好：“一种地域性传统得以形成，必然是有赖于适宜这种传统的地域性文化土壤，‘山药蛋派’作家既然也生活在这块土壤上，因此，即使他们不去自觉地关注这种传统，也仍然会进入这种传统，成为传统长链中的一环。”⁽¹⁷⁾五四作家往往也是这种地域性“传统长链中的一环”，譬如越文化对鲁迅、周作人的影响，楚文化积淀对郭沫若的影响，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等等。这些地域文化使得成长其间的五四作家的人格风貌彰显出了不同的地域色彩。这是带有宏观研究特质的本课题难以顾及的遗憾。同时，每一位五四作家的人格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摇曳多姿的个性色彩，犹如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没有一位五四作家人格与他人一模一样，这是带有宏观研究特质的本课题难以顾及的更大的遗憾。作为弥补措施，将在后文涉及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时尽可能的加以顾及。当然，就作为宏观研究的本课题而言，主要关注的是五四作家带有群体特性的文化人格，从这个视角来看，不管是出身在哪里，不管具有何种个性，作为群体性文化人格，五四作家鲜有逸出“三不朽”人格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