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之主流历程科举制度前的学校语文教育

语文教育之主流历程科举制度前的学校语文教育

第一编　语文教育之主流历程科举制度前的学校语文教育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一种重视德育教育的综合教育。语文教育，不仅是使学生们获得丰富的语文知识，开发思维、提高智力、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而且是获得认知、探究、沟通、交际等诸多能力的工具性教育活动。因此，古代教育是以语文教育为基础的文化形态，亦是以语文教育为主要形式的精神生产活动，更是以语文教育为主要载体和形式的人的生命的严整有序的生产活动。而古代学校语文教育，又是整个古代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形式和途径。古代学校语文教育，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主流。古代语文教育，以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分水岭，一分而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从原始社会的言语教育开始至魏晋六朝的语文教育，后一个时期从隋开始至清末的语文教育。

学校，是学校语文教育的物质场所和管理机构。没有学校这样的物质场所的实体以及其中的运行的管理机构，学校语文教育便是空中楼阁、水中泡影。但是，也应该看到，虽然有学校这样的物质场所的实体以及其中运行的管理机构，若没有教师和学生的参与以及教学艺术的活动状态，学校也只是物质场所的空壳和管理机构的摆设而已。因此，任何一种学科、任何一种类型的学校教育，当然也包括学校语文教育，必须是由学校物质场所实体形态、学校运行的管理机构、教师和学生、教学艺术的活动状态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和相辅相成的完整状态。因此，学校一旦成为学校教育这一文化形态，成为学校教育这一精神生产形式，成为学校教育人的“生命的生产”这一严整有序和谐高效的活动形态时，学校就不再是单纯的房舍、楼阁、场地和器物、设施以及环境等的混合物，而是富含着人文精神价值、呈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和实现的理想目标与不断实践躬行操作的特殊设施。这一特殊设施，其本质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有利于民众的、公众的、公益的教育教学机构与育人养才的场所。宋代欧阳修在《南省试策》五提出：“夫欲民之暴者兴仁，智者无讼，在乎庠序以明教化。”（〔10〕卷二，1115）南朝齐武帝在《兴学诏》中说：“《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校，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有兹。”宋代著名的教育家胡瑗则把办学校的意义强调得更清楚。他在《松滋县学记》中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持相同看法的还有中国近代郑观应先生，他在《盛世危言·学校》中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蔡元培先生在1918年给北京大学月刊写的发刊词中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些看法，抓住了学校质的规定性的一些主要方面。学校从它一产生开始，直至发展到当今的现代化形态，它都始终肩负着五项神圣的使命。这五项使命便是学校的五项基本功能。这五项功能孕化出它的五种属性。其一，学校是整个社会一代一代传承、传递、传播、弘扬文化的场所或设施。当然，传承、传递、传播、弘扬文化的场所或设施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但是，学校这一传承、传递、传播、弘扬文化的场所，较之其他场所或设施，具有等级与种类齐全，规模与形态多样的特征。它不仅为从幼儿到成人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提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场地、处所、环境，从而达到对基础文化的传承、传递、传播、弘扬，而且也是不同知识结构的个体对专门科学文化知识深广层次高尖程度的探研学习的场所或设施，从而达到对专门文化的传承、传递、传播、弘扬。因此，中国古代就有国学、私学两种性质的大学和小学。现代则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等各种级别的学校。当然，学校传承、传递、传播、弘扬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师生互动的教学艺术予以展示与呈现的，同时也有着学校本身的文化蕴涵“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与影响。其二，学校是国家和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窗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进步、兴旺发达的整体形态和标志。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总是有着地区和地区、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的差异与多样。团体、组织、社区，乃至人群之间，也有着差异与多样形态。因此，自古以来，争取民主平等，保卫疆土安全，发展经济实力，研究科学技术，开拓创新精神，弘扬诚信友善，批判唯利是图，打击贪污腐败，热爱环境自然，提倡科学规律，追求人文价值，创造美满和谐，消灭贫穷落后，打击强取豪夺，彰扬大公无私，追求个性发展，实现自由自觉，等等。总有先驱前行者、倡导开拓者、探索奉献者、传播弘扬者，走在群体之前列，行在时代之浪尖，或在政府部门，或在学校场所，或在媒体机构，或在企业厂矿，等等，推行、传播、弘扬三个文明的先进理念与观点、行为与方式。而学校，无疑是传播、建设三个文明极佳的场所。《荀子·修身》中说：“以善先者为之教。”说的就是老师须是文明之师，才能执教育人。《学记》开篇就说：“发虚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段话强调的就是教育教学的重要性。“化民成俗”，“建国君民”，既是文化的传递弘扬，也是文明的树立建设，更是民众的培养教育。汉代著名的学者扬雄在他的理论著作《法言·学行》中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含义是：教育教学便是由老师向学生传授文明的行为过程，而老师必须是文明行为与知识学问的佼佼者。宋陈模也说：“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其所系甚大。”（〔11〕3）此说更为深入些，把教育的作用指向了“官正”与“国治”。学生若能效老师之行为，学老师之品格，练专业之技能，树时代之高风，整个学校就是本时代里本地区中学风纯正、校风高扬的示范区域与模范环境，其带动社区、邻里、家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宽阔平台。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和人体科学研究三个大的领域。自从人类产生之日起，三大领域里的科学研究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学校的产生，无疑为人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宽阔稳定的科研平台。这一平台是由三要素组合搭建而成的。首先，学校里的物质处所和设施以及周围的自然环境等，组合成一个能够适合于科研或有利于科研的物质自然环境。其次，学校是联系千家万户通向世界的桥梁。一个学生，来自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便有一个人群。由于学生入学受教育，便把学校与这个村庄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学校里的书籍、资料、机器、设备、仪器等，既为教学艺术活动提供资源和条件，也为教学艺术活动创生文化氛围，同时，也为科研提供相应的资料、条件和文化氛围。再次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既是科学文化的传播传承者，同时也是科学文化的创造创新者。他们既是教学艺术的主体力量，也是科研的人力资源。当然，学校这一科学研究的大平台，始终与学校里的教学艺术活动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同时，也与时代的、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策方略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从宏观整体上来说，学校是科研的一个大平台，具体到不同时代不同学校，科研大平台的规模、质量常常是有差别的。像如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规模的学校，教学、科研、生产的某些方面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一体化。而古代的学校，则单一简略得多。但是，古代学校里也涌现出了不少理论家、思想家，也有不少理论佳作科研成果传世。诸如孔子与他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们，写出了《论语》与《中庸》《大学》《孝经》等佳作。朱熹和他的学生们就有了《四书章句集注》《蒙童须知》与《朱子语类》等文本。其四，学校的信息，通过学生传向许多村庄城镇。同时，学校还与其他国家有着联系。而这种联系，也常常是通过留学生的学习建立的。这样，既相互交流文化，又促使关系友好。其五，学校是育人养才的摇篮。育人养才的场所、环境、途径、方法很多，然而学校无疑是育人、养才众多场所、环境、途径、方法中最有效者之一。学校所肩负的这五个方面的使命或功能，自始至终都是融为一体有机统一的，然而自始至终把育人养才放在中心位置。因为，无论是传承、传播、弘扬文化，还是建设国家和民族的三大文明，也无论是进行科学研究与连接千家万户通向世界，以及育人养才，都是由人去行动、操作、实践的。而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以及管理人员，无疑都是学校的主人，他们都是使学校五项使命或五项功能最终实践、实现的主体和动力，同时，他们也是学校五项使命或曰五项功能的受益者，乃至是五项使命或功能的成果和结晶。文化的火炬，文明的步伐，科研的实践，世界的沟通，都是由学校里的师长和管理者，通过教学艺术活动，使广大学生牢牢地举起文化的火炬，攀登高升，坚定地迈出文明的步伐，向前突进，勤奋地进行科研实践，硕果累累。师生和学校的管理者，就在这交接文化的火炬中，迈进文明的步伐中，深钻细研的科研实践中，千家万户与世界的沟通中，自己渐渐地在变化，成为文化的人，文明的人，科学的人，从身躯外貌到心灵精神，焕然一新。这就是学校育人养才的功能。它像摇篮一样，把学生变得成熟些智慧些，把老师变得年轻些开阔些，把管理者变得善良些廉洁些。往高处说，他们就是人类在向人的至境形态不断努力奋进的基石和梯队，若从中间状态来说，他们无疑是国家、民族三大基本生产活动、三大文明建设的人才与栋梁，若从基本和基础上着眼，他们就是人类繁衍发展进步文明的人力资源和动力源泉。

然而，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具有公益性、公众性性质的学校，首先接受着一定时代的一定性质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制约乃至决定作用。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制约，乃至决定作用，既是显性的、直接的形式与方式，也是隐性的、间接的辐射与影响。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生产关系结构的形态与方式，以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稳定和谐状态等，都是学校是否设置与建设，设置建设在什么地方，设置建设成什么规模、什么形态的动力因素与物质、财力、人力条件。而这些，无疑都是学校本来应该具有的圣洁与神圣的保证与基础。这些或者再增强些、扩大些、深刻些，或者损伤些、破坏些、玷污些的现实，正是阳光雨露禾苗壮，冰雹飓风牛羊损的状态。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对学校的影响、制约乃至决定作用，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形态，国家政府的权力威势，人民大众的群体力量等，予以实现展示的。社会制度的形态，国家政府的权力威势，人民大众的群体力量，不仅是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实现展示其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影响、制约乃至决定作用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同时也渗透着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定的政治、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思想意识的实体形态。社会制度的形态，包括社会根本体制、经济制度、法治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社会制度的形态，对整个社会是根本性全局性整体性的统摄与笼罩。不论是原始社会制度，还是奴隶制、封建制，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都像一张庞大的网，把整个社会笼罩得一滴不漏。学校这一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公益性的设施，自然也难逃大网笼罩。于是，中国奴隶制的夏、商、周时代的学校，不同于中国封建制的汉唐宋元明清时代的学校，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学校，也有别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新中国的学校。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学校，其功能作用的发挥，就有了一些差别。国家政府的权力威势，对学校的作用与价值，虽然没有制度形态对学校的作用与价值那样稳定、恒久、深刻，但是现实功利性与威猛爆发性的特点常使它更具威力与效能。国家政府的权力威势和效能常通过两种方式在社会中显示其现实功利性与威猛爆发性特点的。一是法律赋予国家政府机构、部门的整体性权力。它是在国家机构运行中，在社会民众生活过程中予以显示和体现的威力与效能。二是法律赋予国家政府机构、部门官员个体性权力，在国家机构运行中，在社会民众生活过程中予以显示和体现的威力与效能。这两种威力与效能，常因制度的缺陷和执政者自身的素质低下，致使其膨胀、扩大、滥用，乃至违法胡作非为。这种行为常常披上合法的外衣，民众中稍有异议，反对、反抗，他们便会动用国家机器中的警察、监狱等予以压制、镇压，而且，会把这种膨胀、扩大、滥用，乃至违法胡作非为的权力威势，用来敛财谋私，沽名钓誉，乃至草菅人命，扩土占地。因此，学校或者成了他们赚钱获利、培植势力的工具，或者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学校本来应该具有的圣洁与神圣，不同程度地被玷污被破坏。正如马克思所说：“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老板用他们的资本来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9〕26卷第1册443）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之辈，干脆毁校禁教。诸如明代张居正和他的皇帝老儿，三次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当然，从古至今，也有不少高瞻远瞩之贤士，廉洁奉公之俊才，开明干练之君王，他们利用管理的国家政府机构、部门以及个人的地位与身份，施展权力威势，或兴校，或重教。因此，在中国古代奴隶制、封建制这张大魔网笼罩下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也有不同朝代的学校教育的兴旺发达，也有一些地区的育人养才的繁茂昌盛。诸如孟子，他不仅在《梁惠王上》中提出：“谨庠序之教，由之以孝悌之义”，而且身体力行，建立学校，广收弟子，言传身教，育人养才。再如隋唐科举制的实行，从而刺激促进官学私学的发展，以及宋代政府的鼓励致使书院的兴盛。人民大众的群体力量，既像广袤大地上的土层岩石，又如山川原野中的泉水溪流。似乎没有高耸雄伟的具象，也无波澜壮阔的声势。但是，他们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与支柱，是物质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和人的“生命的生产”活动的主力和中坚，亦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融一体显示其伟力神功的实体。《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从他的民本思想出发，进一步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8〕《梁惠王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作为一个知识者的唐代的韦承庆劝谏皇太子说：“君无民，无以保其位；人非食，无以全其生。”（〔12〕《列传第三十八·韦思谦》）与韦承庆有相似看法的唐代李邕，也向唐睿宗提出：“人为邦本，财实聚人，夺其财则人心自离，无其人则国本何恃。”当然，所举这些言论，均是从统治者如何统治着眼来看待人民群众的，并没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和创造价值，以及他们作为人的生命意义和本质属性。而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功绩与生命本质意义并予以保护、弘扬、提高、升华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及其继承发扬者。如伟人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大众的群体力量，对于学校的影响、制约，乃至决定作用，是采用三种方式予以展示呈现的。一种是个体行为方式。民众中常有一些德高望众、博学有识者，或颇有资产、眼界开阔者，或深爱教育、热衷育人者，认识到兴教建校、尊师育才的意义和作用，或自己建校任教、培育英才。如孔子、孟子、荀子，便是最杰出的代表。或奔走呼号、募捐集资而建校兴教，典型者如清末武训，当代邵逸夫。一种是家庭家族方式。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到漫长的封建社会，其特征是宗法制。因此，常有一些大姓旺族或是皇亲贵胄，或聚居乡邑，或雄霸一方，他们之中一些有志于教育兴国、育人耀宗者，便借家族财力与威望权势兴办学校广施教化。另外，也有一些官宦人家或是书香门第，或守卫于边陲，或耕读于乡野，他们之中一些眼界高远、学识渊博者，传道授业代代相承，建校施教乐此不疲。还有一些巨商大贾或是豪门暴富之家，其中一些颇有思想识见者，便把建校兴学看得很重，或在乡间故里建校，或在商埠要市兴教。以上诸种，各朝各代均有突出者。如南宋建安年间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湖南湘潭西南衡岳一带开山辟土建立书院，传教育人几十年，实现“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的理想。再如宋初浔阳陈氏书堂，豫章胡氏华林书堂和南康洪氏雷塘书院，均是家族式著名的私立学校。第三种是朋党组织、社团帮派方式。朋党组织、社团帮派，既有进步、积极、革命性质者，亦有落后、消极、反动性质者。正如宋欧阳修《朋党论》中所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朋党组织，社团帮派，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首先是一定阶级、一定阶层的政治集团或组织。这些集团或组织，不仅有纲领、有组织，而且有一定的宗旨目标、活动方式。这样的集团或组织，常常为本集团、本组织的奋斗目标，不仅要培养训练骨干、统一导化思想，而且也要建立健全组织、巩固壮大声势。因此，建立一定的学校，便是首当其冲的工作。诸如明末复社、东林党人的东林书院，其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是他们办学教育的宗旨，也是他们育人养才的目标。其次，朋党组织、社团帮派，也是学术教化，九流行业彼此团结协作，竞争发展的松散组织。这些组织，也可单独建校施教，也可采用资助方式建校。诸如明代的社学。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朋党组织、社团帮派，大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巨大者，已达到足以夺取政权掌握政教的力量。建校施教，更是它们首先考虑的事情之一。因此，现当代的学校前景与状态，远非古代学校同日而语。

学校语文教育，是整个语文教育的基础和主流。本编叙述的是科举制度建立之前的语文教育，既包括学校语文教育产生之前的言语特殊教育与文字的创造和教育，也包括先秦至汉魏六朝的学校语文教育和家庭语文教育。

文字的产生，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学校是伴随着文字而产生的。它是文字传授、习学的最重要的场所。从“成均”的出现，直到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以及新式学校的出现，这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代学校的状貌形态与进程轨迹，既有它容光焕发、气度不凡的形态英姿和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辉煌历史，也有它愁眉不展、伤痕累累的容貌身影与血雨腥风、步履艰辛的苦难历程。它的状貌形态与进程轨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中国古代学校在黄帝、颛顼、尧、舜、禹时代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教学机构，经过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变迁，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学校才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志，是私立学校的出现。自此，学校便有了官学和私学这样两种主要的形式。官学和私学，仿佛是中国古代学校历史的双轮，一直滚动到清朝灭亡。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而已。因为，官学私学并不是同等一样的规模，也不是均衡一律的水准，而是一种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状态。如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再如书院教育的繁荣，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教育的兴盛不衰，家庭里的子承父业的教育教学，以及语文的自学研究活动，既是对官学的促进与辅助，更是对官学的竞争与超越。学校之前的语文特殊教育及其文字的创造活动是人类竞争的智力与思维的开发与培育，时间虽长，效率却低，但是它对人类向自己的成年迈进，无疑是功不可没的学前启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