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治要〔六〕

传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人也。为郎，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其辞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猝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御撅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臧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孙弘，菑川人也。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学《春秋》。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贤良对策焉。武帝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童，无草木也〕，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弘对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信也，夫厚重赏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即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是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悦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至也。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术，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后为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以闻。上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无令败群。”上奇其言，欲试使治民。拜式缑氏令，缑氏便之；迁齐王大傅，转御史大夫。

严助，会稽人也。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太尉田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弃之，何但越也！”上乃遣助以节发兵，浮海救东瓯，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虽百不当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越国僻远，珍奇之贡，宗庙之祭，皆不与也。大内，都内也〕，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间者数年，岁比不登，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轿，竹舆车也。领，山岭也。不通船车，运转皆担舆也〕，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先臣，淮南厉王长也〕，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病死者过半。亲老哭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为边城作难也〕。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险。而中国之人，不能服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委质为藩臣，世供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疲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侥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在前行，故曰颜也〕，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间，而烦汗马之劳乎？”是时，汉兵遂出逾岭，适会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汉兵罢。上嘉淮南之意。

主父偃，齐国人也。上书阙下，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曰：“臣闻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搜秋狝，所以不忘战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故圣王重之。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不可和调〕。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谏曰：‘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帝悔之，乃使刘敬往结和亲，然后天下无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常积众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也。夫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兽畜之，不比为人。夫不上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与外国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效也。”书奏，召见，乃拜为郎中。偃数上疏言事，岁中四迁。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毋尺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徐乐，燕人也。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难而危海内，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还踵，而身为禽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空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臣闻图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严安，临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书曰：“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民得免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严令苛，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逸，欲威海外。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后，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至乎伯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秽州〔东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警，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弊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挈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磨剑，矫箭控弦，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带胁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观齐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览秦之所以灭，刑严文刻，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天子纳之。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珠崖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崖内属为郡久矣，今背叛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捐之对曰：“孔子称尧曰‘大哉’、韶曰‘尽善’、禹曰‘无闲’。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还，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而天下溃叛。赖圣汉初兴，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至孝武皇帝，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于前，子斗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独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无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崖，专用恤关东为忧。”对奏，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上乃从之。遂下诏曰：“珠崖虏杀吏民，背叛为逆，今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避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捐之数召见，言多纳用。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捐之数短显，以故不得官，后稀复见。

武帝时，公主、贵人多逾礼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上从容问朔：“朕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陛下诚能用臣之计，推甲乙之帐〔甲乙，帐名〕，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愿陛下留意察之。”

朔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设“非有先生”之论，其辞曰：“非有先生仕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悦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先生对曰：‘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飞廉、恶来革等〔二人皆纣时佞臣也〕。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阤，国家为墟，故卑身贱体，悦色微辞，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严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如果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于是吴王惧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阳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