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窥管》

遇夫先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在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中，古典文献的整理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的学术活动，自整理文献始，至整理文献终。遇夫先生整理古籍，既采用清代朴学家的办法，又“绳之文法，推诸修辞之理”，故能独步古今。在他的专著中，文献整理实蔚为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共收有他的26部著作的文集中，属于文献整理的，就有《春秋大义述》《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疏证》《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汉书窥管》《积微居读书记》《古书句读释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等10部著作；据我们所知，没有收入这26部著作的，还有《论语古义》《说苑新序疏证》《战国策集解》等。而在这些著作中，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汉书窥管》。

唐初颜师古网罗众说而成《汉书注》，体大思精，学者称善。有清一代，朴学如日中天。其间治《汉书》成就最高者，前有高邮王念孙，后有长沙王先谦。王念孙《读书杂志》之《读汉书杂志》，为清代治《汉书》最精最富者；而王先谦的《汉书补注》，采集清代鸿生巨儒之治《汉书》者，汇为一编，所以号为集大成，而以《地理志》的补辑最为精湛。遇夫先生的景仰高邮王氏，学界皆知；他也曾经在民国初年去长沙东乡的凉塘晋谒王先谦，还在1932年王氏90冥诞时“夜不成寐”，写下了“不废江河吸万流，一灯孤照费冥搜。凉塘谒后成千古，我亦星星白上头”的诗句。但遇夫先生治《汉书》用力至勤，以至不复持本而倒背如流，故能深谙《汉书》行文风格体例，加以具有精深的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校勘、修辞的学养，所以无论对于王念孙，还是王先谦，都心有未洽，而思有所补辑。于是在1924年撰成《汉书补注补正》一书，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寅恪先生读到《补正》后来信说：“《汉书》颛家，公为第一”，“汉圣之名，真不虚也”。后来学界称先生为“汉圣”，即缘于此。《补正》出版后，经多次增补，至40年代任教湖南大学时，更名为《汉书窥管》。“癸巳之岁（1953年），僻处麓山，宾朋希简，发奋补苴，遂终全帙。卅年精力，幸资小结。”此书195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学界反响强烈。杨伯峻先生认为，《汉书》至此，已无剩疑，纵有地下发掘，也只能用以补充或证明汉代的史料和史实，恐难推翻遇夫先生所作的考订。马宗霍称该书在学术上“截断众流，直探本始，先儒积疑为之一扫，盖可视为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书窥管》的价值日益凸显，它和后来出版的陈直先生的《汉书新证》一道，一直被公认为是《汉书》文献整理的两大巅峰之作。而陈直先生也说：“在《汉书补注》之后，最近成书者，则有杨树达先生《汉书窥管》，对于训诂校勘，很有参考之价值；在古物方面，亦间有征引。《汉书补注》，不能与之相比。”因而陈书“体例完全仿杨氏《窥管》”。

《汉书》从古至今，学者用力至夥，除前述颜、王、王外，即有清一代，从事于斯者，钱大昭、周寿昌等硕学鸿儒，不知凡几。先生此书，乃鉴于自来诸家，包括一代大师以最博最精著称的王念孙，时有昧于班书行文风格体例，间于东京末造汉语之共时语法词汇语音系统或有未瞭，于是“倾毕生精力，时时泛滥文籍，凡与班书相涉，辄加纂述”，总为斯编。其体例为依照《汉书》篇目，以《汉书》疑难章句为纲，先迻录儒先成说于其下，再下以精确不磨之按语，举凡“不瞭班书古义而误训”，“据前人妄窜而改不误之班书”，“不知班书省略”等，辄以训诂结合校勘，加以辨正。质言之，这是一部恢弘赡富或不及《读书杂志》，而绵密精湛则有过之的读书笔记。作者以博闻强志浩如烟海之文献经典，以炉火纯青之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校勘、修辞学养，加以几十年如一日之殚精竭虑从事于斯；论据洽如钱塘江潮，万头俱至；结论又若一轮朗月，绝不支离缴绕。最值得称道者，乃以《汉书》体例以证《汉书》。例如，《金日磾传》：“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王念孙据荀悦《汉纪》和类书，于“奉车”下校增“都尉”二字。先生指出王念孙不知依《汉书》体例，此为探下省略。举《儒林传》《王莽传》及《三国志·魏志·董卓传》之类似文字为证。《儒林传》云：“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弘农”、“河内”下各省“太守”二字。《王莽传》云：“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琅琊左咸为讲《春秋》，颖川满昌为讲《诗》，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沛郡陈咸为讲《礼》，崔发为讲《乐》祭酒。”讲《春秋》、讲《诗》、讲《易》、讲《书》、讲《礼》下各当有“祭酒”二字，因下“讲《乐》祭酒”字而省。先生同时征引顾亭林说，指出荀悦《汉纪》与类书绝不可靠，而王氏“对于荀悦的《汉纪》恍若有嗜痂之癖”，往往据之以改不误之班书。词义训释方面，于高邮亦多纠弹。如《谷永杜邺传》：“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王念孙谓“攻”字义不可通，因改为“政”，同“正”，谏也。先生谓《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毛传》：“攻，错也。”虞翻注：“攻，摩也。”此谓专门摩切上身与后宫也。王氏娴于古训而此处失之，在于过信《汉纪》之故。此等误说，所在多有，而王先谦氏未加抉择，一概录入，理宜在摒弃之列。《窥管》一书，胜义缤纷，多有发覆之论，阅之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不能一一列举，读者自得之可也。

以上5部著作，可以窥见遇夫先生学术成就之一斑。陈寅恪先生于1940年给遇夫先生写信说：“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顾颉刚先生在《近世治古典之数巨子》一文中，对自王念孙以来，直到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杨树达等学者的成就进行了述评。他认为俞樾分身于酬酢，太炎献身于革命，学问均有所未逮；而孙氏年寿不永，未及大有所成。惟王念孙、王国维、杨树达三人的学术成就已臻极致，代表着近300年来治古典即文字训诂之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最高水平。

【注释】

[1]这一部分参考了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第2章第1、第2、第3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见《简论杨树达先生的〈汉文文言修辞学〉》，编入中国修辞学会编的《修辞学论文集》（第一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见《再论杨树达先生的〈中国修辞学〉》，编入《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3]《古汉语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3页。

[4]拙编《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