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继名史有《汉书》

后继名史有《汉书》

班固：后继名史有《汉书》

两汉时期出现了两位史学大家：西汉司马迁完成《史记》，成为史家绝唱;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续成后继名史。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他出身史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9岁能文。建武二十三年(47)，他年仅16岁，就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其父班彪倾慕《史记》的成就，搜集前史的遗事异闻，撰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打算把《史记》的记述延续到西汉末年，却于建武三十年(54)病逝。班固回归故里，含泪阅读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潜心精研，广搜史料，开始撰写《汉书》。永平五年(69)，有人诬告他“私改作国史”罪被陷入狱。他的孪生弟弟，那位以后“投笔从戎”，当时还在家乡的班超出面营救，上书为兄辩冤。汉明帝刘庄披阅了班固的史稿，很赞赏他的才华，不但免其罪，还召为校书郎，破格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为其完成《汉书》创造了有利条件。至章帝建初年间(76—84)，《汉书》基本完成，仅缺八表一志。

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征讨匈奴，却把文人班固任命为中军护军，参谋军事。这次北击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出兵鸡鹿塞，联合南匈奴，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出塞三千里，直达燕然山(今蒙古抗爱山)，随军的班固作《燕然山铭》，刻石记功然后还军。永元三年(91)，窦宪又将北匈奴困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出塞五千里，彻底击溃北匈奴。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军却于永元四年(92)在权力斗争中失势获罪自杀，班固也因受牵连免官入狱，被洛阳令陷害，饱受折磨，惨死狱中，终年61岁，留下颇具文史价值的《两都赋》和尚未完成的《汉书》遗稿，令后世叹惋不已。

汉和帝刘肇，任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命其同乡马续撰写《天文志》。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汉书》，经两代四人之手，历时四十余年终于成书问世，在史学上享有仅次于《史记》的崇高地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裁，有本纪、世家、列传、表等，纵横交错地编织史实。连《史记》用《太史公自序》总结全书的方法也仿照采用，写了《司马迁传赞》，总结了《史记》写作的得失，称赞《史记》：“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班固不仅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写史传统，而且有所创新，有所开拓，为后世断代史写作树立了样板。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一、既因袭《史记》的结构又有所拓展，组织更趋严密

《史记》精当的组织结构，不仅为《汉书》所袭用，而且为历代史家所袭用，大同小异而难以改变其总体框架。《汉书》依照《史记》中的“八书”，首先变“书”为“志”，意义更加确切。如改记录工商业发展的《平准书》为《食货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合《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合《律书》、《历书》为《律历志》。更可贵的是《汉书》增添了《刑法志》、《地理志》和《艺文志》，弥补了《史记》的空缺。

《刑法志》记录了汉代刑律的变革。如“文景之治”时期，虽沿袭秦律，但减轻了刑罚，相继废除了黥、劓等惨无人道的酷刑，笞刑也有从轻，“刑罚大省，至于断狱，有刑错之风”，刑罚只用于大罪，许多官吏断案，都形成了刑罚从轻的风气。但是，其后又有不断加重的倾向，酷吏张汤、赵禹等修订刑法，律令增加至369章，仅大辟(杀头)罪就有409条、1882事。《刑法志》记载：“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所欲活则付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奸弊层出不穷，可以把死罪议活，活罪陷死，酷吏用刑主要对付无钱行贿的贫民，这就必然加剧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地理志》记录了各诸侯国的地域状况。如记载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大小各级诸侯国共计1587个，比周代分封天下八百诸侯增加了近一倍，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犬牙交错的诸侯国保持平衡以利于实现金字塔式的统治。志中还反映了南方越人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琳琅满目的各类珍奇商品，吸引了全国主要是北方商人的眼球，关市贸易十分发达。

《艺文志》记载了汉代文献和学术思想。如汉代刘向总校经传、诸子、诗赋诸书，刘歆子继父业写成《七略》，包括《辑略》、《文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著录图书达13269卷，这些书目差不多都保存于《艺文志》中。志中还记载了发现战国简牍的情况：“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初提倡道家的黄老之术，《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说：“为言治道贵清静而世自定。”《艺文志》中进一步记载了道家思想：“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说明汉初在大乱之后统治者采取道家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治民方法的原因。

《汉书》还在《史记》八表的基础上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史记》作为一部自远古至西汉的通史，不可能将历代百官一一列表，但作为西汉断代史的《汉书》却能作此重要补充，使组织更细密，这也为以后断代史编撰者所袭用。如《续汉书》更进一步变“表”为“志”，增写了《百官志》。

二、《汉书》充分发挥断代史的优势，记事更为周详

班固在肯定《史记》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看到其不足，在《司马迁传赞》中指出其“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的缺点，这也是开创性历史著作在所难免的，由于史料不足，记事难以详尽;一些史料有相互矛盾之处，又难以确考以定取舍，也往往让其并存。而在《汉书》中就尽量避免了《史记》的缺陷，叙事更加细致周密。诸如：

《苏武传》不仅脉络清晰地记述了苏武出使、归汉的始末，而且通过曲折的细节描写，突出了苏武坚贞不屈的高尚气节。西汉时汉与匈奴的战争连绵不断，双方常常派使者并相互扣留。天汉元年(前100)，鞋侯单于初立，将扣留的汉使全部放出，武帝回报其善意，派苏武和张胜为正、副使节带领百余人的使团送还扣押的匈奴使者。张胜与匈奴谋反的缑王、虞常勾结，打算刺杀叛汉的卫律，以博取汉王赏赐，但事败露缑王被杀、虞常被擒，张胜因害怕才将阴谋告诉苏武，苏武断定会牵连自己，自杀未遂。单于派卫律审理此案，威迫利诱，苏武坚持不降。单于把他囚禁在大地窖中，断绝饮食，他吞雪咽毛，数日不死，单于以为他是神人，又把他流放到北海边牧公羊，说羊产奶后就放他回国。次年，李陵降匈奴，单于命他劝降，遭到苏武义正词严地拒绝。昭帝在位期间(前86—前74)，汉匈恢复和亲，关系有所改善，汉朝要求放回苏武等人，匈奴诈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探听到苏武还活着，就编造了一个鸿雁传书的故事，指责单于撒谎，单于不得不放回苏武，同时放回的不过九人，去时的一百多人大多死亡和投降了。“武留匈奴十九岁，始以强出，及还须发皆白”。一个忠于汉室、高风亮节的使者形象跃然纸上。

《霍光传》也以周详的史实记述了这位经历三代帝王的权臣如何登上权倾朝野高位，死后家族如何败亡的全过程。霍光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汉武帝年仅11岁的幼子登上帝位，粉碎了上官桑父子废昭帝立皇兄燕王的阴谋。昭帝刘弗陵年仅20早死，群臣议立广陵王刘胥被霍光阻止了，又选立武帝孙昌益王子刘贺，还没当几天皇帝又以太后旨历数其荒淫诸多罪状被废。于是，霍光将尚在民间的武帝曾孙刘询扶上皇位，宣帝封他为大司马、大将军，封地二县17000户，使其达到权力的顶峰，他独揽军政大权，皇上成为唯命是听的傀儡。霍光在执政的二十余年中，虽轻徭薄赋，“百姓充实，四夷宾服”，但家族骄奢过度，树敌过多，种下了祸根。当地节二年(前68)他病逝后，家族招致败亡的命运，霍家及其党羽或被斩或自杀，被连坐诛灭的达几千家之多。

《高帝纪》、《韩信传》比《史记》所载更为详备，《晁错传》记录了政治家力排众议、坚持削藩的事迹，《黄霸传》描写了扬善抑恶的循吏形象，《张汤传》勾画了刻板残暴的酷吏嘴脸，《李广传》突出了孤胆将军的神勇，《东方朔传》展现了诙谐善辩人才的风采，《外戚传》更记述了西汉25位外戚及其家族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等等。叙事周详是《汉书》的突出优点，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论》中说《汉书》“不激诡，不扬抗，瞻而不秽，详而有体”，可以说是非常精当的评价。

我们从《汉书》中不难看出班固受儒家思想牢固束缚的局限性。汉初实施黄老之术，其后历代君主推行“独尊儒术”政策，东汉时儒家思想更趋定型。以儒家自居的班固远不如司马迁眼界开阔。后世史家傅玄在《史通》中批评《汉书》：“论国体则饰朝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粉饰太平、取悦皇上的忠君思想是班固的致命弱点，使《汉书》写作不能痛快淋漓地奋笔直书，与《史记》相比较，大为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