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治要〔二〕

志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繁；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以治内而为同〔同于和乐也〕，礼以修外而为异〔尊卑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宜，有所损益，即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悦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弃礼义，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乃草具其仪，天子悦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至武帝即位，议立明堂，制礼服。会窦太后不悦儒术，其事又废。后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秦继其后，又益甚之。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沸愈甚而无益。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

至宣帝时，琅琊王吉为谏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上不纳其言。至成帝时，刘向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且教化所恃以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营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兴，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明帝即位，躬行其礼，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

夫人宵天地之貌〔宵，化也，言禀天地气化而生也〕，怀五常之性〔仁、义、礼、智、信也〕，聪明精粹〔精，细也。粹，淳也〕，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悦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诸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自黄帝有涿鹿之战，颛顼有共工之陈〔共工主水官，秉政作虐，故颛顼伐之也〕。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兜，杀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寝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春秋之时，王道寝坏，礼乐不兴，刑罚不中，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至于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义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蠲削烦苛，兆民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当孝惠、高后时，萧、曹为相，填以无为，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凯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无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恶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圣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书》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治国安人之本也。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井庐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无废官，邑无傲民，地无旷土。孔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然后王德流洽，礼乐成焉。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哉！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气，不能常孰〕，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横击，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禀禀也〔禀禀，危也〕，窃为陛下惜之！”于是上感谊言，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

晁错复说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捐，谓民饥也。或谓贫乞者为捐也〕，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民人之众，不避汤、禹，加以无天灾，而畜积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不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取一偿二为倍称〕，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而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各以多少级数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校，数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仓氏庾氏是也〕，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天下虚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

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寿昌遂白，令边郡皆以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赐寿昌爵关内侯。至元帝时，乃罢常平仓。哀帝即位，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平帝崩，莽遂篡位。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钩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绶，贬钩町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圆法〔圆即钱也〕，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所缓则贱，所急则贵〕。人君不理，则蓄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藏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轻之之时，为敛籴之；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二十两为镒，泰以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也〕，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孝文为钱益多而轻，更铸四铢，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贾谊谏曰：“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报，论〕。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法钱不立，吏急而一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繁，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民采铜铸钱，废其农业，故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怵诱动心于奸邪也〕，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奈何而忽！”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王、邓钱布天下。

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越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后，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遂取河南，筑朔方郡。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钟，六石四斗〕。置沧海郡，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此后，卫青比岁将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赃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票骑仍再出击胡，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费以亿计，县官大空，富商贾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司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严，吏多废免，皆谪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诸贾人末作贳贷，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使出二算，重其赋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苛刻为九卿，直指夏兰之属始出，而大农颜异诛矣。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水战相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明年，天子始巡郡国。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预治道，修缮故宫，储设共具而望幸。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天子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越，发三河以西骑击羌，又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塞上候斥卒也〕六十万人戌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余里。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澹之。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越。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至饮酎，少府省金〔省视诸侯金有轻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因孔仅言船算事。上不说。然兵所过县，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轻赋法矣。

元封元年，卜式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尽笼天下之货，名曰“平准”，不复告缗。民不益赋，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者再百焉。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为御史大夫。

昭帝即位，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节俭，然后教化可兴。乃罢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变改。王莽居摄，变汉制，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商农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胜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莽性躁扰，不能毋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莽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计。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猪性触突人，故取以喻〕。一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而汉兵诛莽。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隐微不显之言〕，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从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焚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以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寝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謷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鬼，谓信鬼神，亲鬼而右之〕；顺四日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乐，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