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恭之奏铸五铢钱

三、高恭之奏铸五铢钱

高恭之(489－530)，字道穆，以字行，高谦之的胞弟。学涉经史，所交名流俊士，为御史时，纠劾不避权豪，兄被杀后，托庇于长乐王元子攸，子攸即位为魏孝庄帝，任他为太尉长史、中书舍人、御史中尉，外秉直绳，内参机密，凡帝国利民之事，必谏争尽言，无所顾及，为尒朱世隆所杀。

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针对流通中充斥轻薄不足值的细钱，私铸泛滥，为拯救时弊，高恭之提出《请铸永安五铢钱表》，文见《魏书·高崇传》。

他首先提出:“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认为在四民生计之中，钱币居于根本地位，实行王政的当务之急，是改铸钱币，拯救时弊。他所提出的改铸钱币的目的与其兄高谦之不同，与元澄似。

钱币之为时弊，在于“自顷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即近来，私铸近于泛滥，官府惩治，受到制裁处理的已非个别现象。在市场上，一斤铜的价钱是八十一文，私铸薄钱一斤能得余利二百文。当时，市场斗米近一千文，百姓在厚利的趋使下纷纷参予私铸，因此而受到严厉惩处，犯罪的人就有很多，违法私铸的人则更多。现在钱币空有五铢的名称，连二铢之实也没有，比榆荚钱还要薄，穿上绳子便会破损，放到水上几乎不沉。高恭之分析造成这种时弊的原因，是“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复何罪”。过失就在朝廷，那些私铸的人还有什么罪过呢?朝廷长期因循守旧，推行禁令，防范不严，渐进造成的。接下来他又说:“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此话的潜台词似在指责以小易大，以轻代重的做法，以便提出自己的主张，正是与其兄所不同的以史为据，以古鉴今的思路。

他主张“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他认为官府铸钱，要铸足值钱币，即便有人私铸，也因无利可图而罢手，也不会出现示范效应，更何况朝廷还在严厉惩处。依他之见，惟其如此，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钱货永远畅通，公私诚信相待。这一认识，有类南齐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只是缺少理论上的深入阐微。

嗣后，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亦奏乞听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民乐为而弊自改。孝庄帝下诏铸永安五铢，形式重量与永平钱同，允许民众携铜到官炉铸钱。

【注释】

(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全晋文》卷五十九。

(2)《晋书·鲁褒传》。

(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全晋文》卷一一三。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4)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2页。

(6)同上书第46卷上册第10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9)《晋书·食货志》第3册第794—795页。

(10)《晋书·张轨传》第7册第2226页。

(11)《晋书·食货志》第3册第795页。下引此文，不出注。

(12)《宋书·孔琳之传》第5册第1559—1560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3)《魏书·食货志》第8册第2865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5页。

(15)《宋书·孔琳之传》第5册第1560页。

(16)《宋书·周朗传》第7册第2093—2094页。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17)《宋书·孔琳之传》第5册第1565—1566页。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18)《宋书·何尚之传》第6册第1735—1736页。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19)何尚之(382—460)，字彦德，庐江灊(今安徽霍山县东北)县人。入宋，聚徒讲学，谓之“南学”。文帝时为尚书令，时有谏诤。孝武帝时仍为尚书令，以操行见称，雅好文学。

(20)《宋书·何尚之传》。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21)依叶世昌说，《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第51页。

(22)《宋书·颜竣传》第7册第1960—1962页。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2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第1页。

(24)颜竣(?—459)，字士逊，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刘宋文帝时为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孝武帝时历侍中、吏部尚书、右将军、丹阳尹、东扬州刺史。自恃朝廷老臣，每极言得失，无所回避，多不见从，常出怨言。竟陵王刘诞谋反后，被潜告失职，赐死。

(25)《宋书·颜竣传》，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26)《宋书·颜竣传》第7册第1963页。

(27)《南齐书·刘悛传》第2册第652—65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依《通鉴·齐纪三》，《通典·食货九》对校。下引此文，不再出注。孔觊，字思远，生平不详。

(28)《资治通鉴·齐纪三·武帝永明八年》，第9册第4303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