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谦之求铸三铢钱

二、高谦之求铸三铢钱

高谦之(486—528)，字道让，渤海蓨(tiáo，河北景县南)人。少袭爵，又加宣威将军，魏孝明帝孝昌初(525)为河阴县令，尝疏奏侍臣戚属擅作威风，亏风败政，遭诸宠要疾。后迁国子博士，因得罪胡太后宠臣李神轨，被赐死。

据《魏书·高谦之传》记载，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朝议铸钱，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上《求铸三铢钱表》，要求铸造三铢钱，以补财用。

高谦之言之凿凿，以史为镜，借古喻今。起首就讲:“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此话初看，并不为过。前句话是说货币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互通有无，方便交易。说实话，货币就是在商品交换中不断地淘汰过程中，由偶然到经常，由交易方式繁琐到简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最终选择了金属货币，又由贱金属发展到贵金属的演化历程。所以货币的轻重大小就世代不同了，问题是这个轻重大小如何之世代不同，在先的单旗子母相权论，其后的盐铁论均有述及，这同样是历史的选择，商品交换发展历史的抉择，绝非圣主贤相的主观意志所能驱使裁定的。高谦之仅仅看到一些表象，凭据历史上极不成功乃至失败的事例说事，什么周景王铸大钱，汉室改铸秦半两为榆荚钱，汉文帝五年铸四铢，汉武帝改铸三铢，元狩年间又改铸五铢，后来又铸造了以一当五的赤仄钱，王莽摄政时，将钱币按重量分为六等，魏文帝废弃五铢，明帝又使其重进流通，江东孙权曾铸造以一当五百的大钱，赤乌年间又铸造了以一当千的大钱，等等，从而得出“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的结论。岂料这个结论是不讲条件、不计后果的，因而作为无原则的历史结论，会把货币政策性理论引入邪途，或者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为其推行通货贬值政策制造舆论，寻求历史上的支持。

接着他仍以典籍说事，讲什么:“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诒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民无困敝，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内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惟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这种说法与前之元澄说法相似，其实不同。元澄讲:“臣闻《洪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大小之品。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刋之式”。两文之别，在于思路上的迥异。首先，引经据典的出发点不同，元澄以为帝王维护王权要靠仁义，聚集百姓要靠财货，故财货是聚人才，维护王权，养育生民，奉顺天意，治国安民的根本。而高谦之对于先圣的遗训中关于积聚财富的重要性未做具体阐述，只就以往帝王保持泉府充盈，民无困弊，如身使臂，及汉武帝如何计算财利做了表白。所以两人的落脚点不同。元澄为“均齐物品，井斯和”，“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即统一货币，稳定物价，市场和谐安稳，钱货通行，公私财路通畅。用今天的话说，为发展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先整饬货币，有了条件再统一币制。而高谦之则以为“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惟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为了救济众生的贫困，原来的五铢钱也可以一同使用。铸些小钱，增加国家财富，对政事能有什么损害，对百姓又能有什么损害，而且政事的兴衰在高氏看来，不在于钱的大小，重要的是公私都能得到好处，无损于政教风化，古已有之，今天也应该效仿，国家还可以受益。国家受益，才是他真正的意图。他还将自己的主张比作“穆公(单旗)之言于斯验矣”，即他的建议相当于单旗子母相权说得到验证。其实他的三铢小钱与五铢并行，是否即子母相权关系，会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亦未可知，我们就不作评论了。

高谦之的建议得到孝明帝的赏识，尚未及下诏，就被杀死，也就未见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