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治要〔下〕

传

刘毅，字仲雄，东莱人也。治身清高，厉志方直，为司隶校尉。皇太子鼓吹入东掖门，毅奏劾保傅以下。诏赦之，然后得入。世祖问毅曰：“卿以吾可方汉何帝？”对曰：“可方桓灵。”世祖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治，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灵也〔习凿齿《阳秋》曰：毅答已，帝大笑曰：“桓灵之朝，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骑常侍邹湛进曰：“世说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多不同。昔冯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乐，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禅，焚雉头裘，行布衣礼。今于小事，何见褒之甚耶？”湛曰：“圣诏所及，皆可豫先算计，以长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为之。至如向诏，非明恕内充，苞之德度，不可为也。臣闻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起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非虎弱蜂虿强也，仓卒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辞语有自然之逆顺，向刘毅始言，臣等莫不变色易容，而仰视陛下者。陛下发不世之诏，出思虑之外，臣之喜庆，不亦宜乎？”〕。”迁尚书左仆射。龙见武库井中，车驾亲观，有喜色，于是外内议当贺，毅独表曰：“昔龙降郑时门之外，子产不贺。龙降夏廷，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祸衅乃发。证据旧典，无贺龙之礼。”诏报曰：“政德未修，诚未有以膺受嘉祥，省来示，以为瞿然。贺庆之事，宜详依典义，动静数示。”

上疏陈九品之弊，曰：“臣闻立政者，以官才为本。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三者虽圣哲在上，严刑督之，犹不可治。故尧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载考绩，而饕餮得成。使世主虽有上圣之明，而无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赏罚之劝，则为开奸，岂徒四族，侧陋何望于时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荣党横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流俗之过，一至于此，窃为圣世耻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概论，辄条列其事。

“夫名状以当才为清，品辈以得实为平。治乱之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滥者，乱败之恶也。不可不察。然人才异能，备体者寡，器有大小，达有早晚，是以三仁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而钧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钧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举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后修者，则引古以病今；古贤今病者，则考虚以覆过。质直者，罪以违时；阿容者，善其得和；度远者，责以小检；才近者，美其合俗；齐量者，以己为限。高下逐强弱，是非随爱憎，凭权附党，毁平从亲，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必达，守道闲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凌弱党强，以植后利。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

“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人道贤否，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华邪佞，无所容厝。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给役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状无实事，谐文浮饰；品不校功，党誉虚妄。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则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以治风俗，则状无实行；以宰官职，则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万机何以得修？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薄之累。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为便也。”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刚直果劲，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禅，加驸马都尉，与皇甫陶俱掌谏职。玄志在拾遗，多所献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事，为政之要，计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上，义合古制。前春，乐平太守胄志上欲为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寝之，今志典千里。臣等并受殊宠，虽言辞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请寝，多不施用。臣恐草莱之士，虽怀一善，莫敢献之矣。”诏曰：“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苦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所慷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几得以发蒙补过，获保高位。喉舌纳言诸贤，当深解此心，务使下情必尽。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不可责备于一人。虽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又每有陈事，辄出付主者。主者众事之本，故身而所处，当多从深刻，至乃云恩贷当由上出，出村外者，宁纵刻峻是信耶？故复因此喻意。”玄迁侍中。

裴楷，字叔则，河东人也。为侍中。世祖尝问曰：“朕应天顺民，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得何失？”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贾充之徒犹在朝也。夫逆取而顺守，汤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郄诜，字广基，济阴人也。举贤良对策，曰：“臣窃观乎古今，而考其美恶。古人相与求贤，今人相与求爵，此风俗所以异流也。古之官人，君责之于上，臣举之于下，得其人有赏，失其人有罚，安得不求贤乎？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贤苟求达，达在修道，穷在失义，故静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进取，失在后时，故动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顿为寒暑，人主亦不能顿为治乱，故寒暑渐于春秋，治乱起于得失。当今之世，官者无关梁，邪门启矣；朝廷不责贤，正路塞矣。所谓责贤，使之相举也；所谓关梁，使之相保也。贤不举则有咎，保不信亦有罚。有罚则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则不然：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虎兕出槛，不知谁可咎者。网漏吞舟，何以过此？虽圣思劳于夙夜，所使为政，恒得此属，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为左丞，劾奏吏部尚书崔洪。洪曰：“我举郄丞而还奏我，此为挽弩自射。”诜闻曰：“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厥以军法戮宣子之仆。宣子谓诸大夫：‘可贺我矣，吾选厥也，任其事。’崔侯为国举才，我以才见举，唯官是视，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于此。”洪闻之惭服。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为著作郎〔孙盛《阳秋》载机《五等论》曰：“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业，然而经略不同，长短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业至重、天下至广。广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广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伍长，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以定维城之业。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乐，而己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与之共害。利博则思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治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民，无所寄霸王之志。然后国安由万邦之思治，主尊赖群后之图身。盖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业也。故世及之制，弊祸终乎七雄。昔者成汤亲照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式，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焉尔者，岂玩二王之祸，而暗经世之箅乎？固知百世非可悬御，善制不能无弊； 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以经始获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致治之具也。故国忧赖其释位，主弱凭于其翼戴。及其承微积弊，王室遂卑，犹保名位，祚遗后嗣，皇统幽而不辍，神器否而必存者，岂非事势使之然与？降及亡秦，弃道任术，惩周之失，自矜其得，寻斧始于所庇，制国昧于弱下。国庆独享其利，主忧莫与共害，虽速亡趋乱，不必一道，颠沛之衅，实由孤立。是盖思五等之小怨，忘万国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暗土崩之为痛也。周之不竞，有自来矣。国乏令主，十有余世，然片言勤王，诸侯必应，一朝震矜，远国先叛，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暴楚顿其观鼎之志，岂刘项之能窥关、胜广之敢号泽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虽则无道，有共与亡，其覆灭之祸，岂在曩日。汉矫秦枉，大启王侯，境土逾溢，不遵旧典，故贾生忧其危，晁错痛其乱。是以诸侯阻其国家之富，凭其土民之力，势足者反疾，土狭者逆迟，六臣犯其弱纲，七子冲其漏网，皇祖夷于黥徒，西京病于东帝，是盖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万邦，新都袭汉，易于拾遗也。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犹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充斥，卒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纵横，而城地自夷，岂不危哉！在周之衰，难兴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钲鼙震于阃宇，锋镝流手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陛闻暂扰，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乱哉！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汉以之亡，夫何故哉！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故烈士扼腕，终委寇仇之手；忠臣变节，以助虐国之桀。虽复时有鸠合同志，以谋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众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乱。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政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长率连属，咸述其职。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何则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兴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安民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使其并贤居政，则功有厚薄，而两愚处乱，则过有深浅。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质，字文德，清廉洁白。质之为荆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贫，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既至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赐绢一匹，为道中资。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奉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荆州帐下都督，闻威将去，请假还家，持资粮于路要威，因与为伴，每事佐助，又进饭食。威疑而诱问之，既知，乃取所赐绢与都督，谢而遣之。后因他信以白质，质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于是名誉著闻。为安丰太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后入朝，世祖因言次谓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对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为胜邪？”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谦而顺，累迁豫州刺史。入为尚书。

陶侃，字士行，庐江人也。为荆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于是朝野用命，移风易俗。

高崧，字茂琰，广陵人也。累转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谏，以为非万乘所宜，陛下此事，实是日月之一蚀也。帝欲修鸿宝礼，崧反覆表谏，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庐江人也。为护军中书令。显宗初崩，充建议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庾冰等不从，故康帝遂立。帝临轩，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业，二君之力也。”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遗旨，便立孝宗，加录尚书事侍中，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用亲戚。谈者以此重之。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人也。早孤，事母孝谨，爱敬著于色养，几灭性于执丧。居近韩康伯家。康伯母，贤明妇人，每闻隐之哭，临馔辍餐，当织投杼，为之悲泣。如此终其丧。谓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当举如此之徒。”及伯为吏部，超选隐之，遂阶清级，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贪泉”，父老云：“饮此水者，使廉士变节。”隐之始践境，先至水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厉，化被幽荒。诏曰：“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过人，禄均九族，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朕有嘉焉，可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