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启示

一、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启示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资产证券化以及在证券化基础上进一步衍生为复杂的结构化产品等金融创新行为的深刻反思。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书记王华庆认为，此次危机从本质上反映了国际金融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失衡、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的失衡以及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的失衡。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初是源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变化的需要，也就是金融创新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应该与国民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成熟度相适应。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开发和盲目滥用，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越走越远，同时由于监管的缺失，最终导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金融创新的发展必须以风险可控为前提，以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机构的高度自律以及科学有效的金融监管为基础。

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主要是因为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的过度使用而导致的，并因此反对进行金融创新。事实上，尽管危机与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使用不无关系，并且衍生产品在其中起到了放大和传递危机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金融衍生产品作为管理风险的工具，如果进行完全复制与对冲，其风险是零，如果进行不完全复制，它便会具有一定的杠杆作用。在次贷危机中纷纷倒下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正是高杠杆地利用了衍生产品的这一性质，最后无一幸免。作为工具，资产证券化本身的功效是多方面的，但是当使用不当时，带来的将会是灾难。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满足市场规避风险和资产保值的需求，也为金融机构的业务扩展带来机遇，同时还能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同时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的使用不当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与管理，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只有结合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发出合适的金融衍生产品，才能安全有效地推动金融经济的高效健康发展。

我国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理论研究阶段，直到2005年12月15日两款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诞生，标着我国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两款证券化产品分别是由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总量为41．77亿元的信贷支持证券ABS产品“开元2005－1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由建设银行开发的总量为30．17亿元的住房抵押贷款信托支持证券MBS产品“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两款产品的具体信息如表6-2和表6-3所示：

为保证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成功，国家分别选择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为发起人，并分别以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开发银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从其拥有的大量优质信贷资产中选取正常和关注类资产进入资产池，并根据标准资产证券化模式，根据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机构投资者的不同需求，设计出符合中国证券市场需求的证券产品结构。由于以优质的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使得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开元2005－1项目获得了较好的发行效果。建设银行则是首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建元2005－1项目将上海市、江苏省和福建省的一级分行的优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选入资产池。选定的基准利率为银行间市场7天回购利率，A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基本利差申购区间为0．90%～

1．10%，B级为1．50%～1．70%，C级为2．55%～2．80%。在此次证券化过程中，建设银行承担了发起人、贷款服务机构等多种角色，借鉴国际上成功的资产证券化运作模式，设计出了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的证券产品，这其中穆迪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等著名评级公司为证券发行提供了相关的中介服务。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的展开不仅可以优化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对于风险的分散转移起到作用，同时还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综合性金融管理水平。事实上，建元2005－1项目获得的成功使得它被著名的金融杂志《国际金融评论亚洲版》评选为2006年度“中国年度最佳债券交易”奖，这是继《亚洲货币》颁布的“2006年度中国最佳债券承销商”之后的又一殊荣。

除了信贷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我国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还有不良资产证券化。在2006年1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正式发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分别是，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发起的“信元2006－1重整资产支持证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发起的“东元2006－1重整资产支持证券”，两款产品作为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分别是中国银行广东地区的可疑类贷款和建设银行在辽宁地区的可疑类贷款。两款证券化产品的争相上市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探索的正式开始。

虽然中国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有益探索，但是其发展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受次贷危机和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环境恶化的影响，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危机过后已暂停受理新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但事实上，开展资产证券化对我国金融机构是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证券化产品可以优化银行的信贷结构，改善普遍存在的期限错配问题；还可以加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资产变现能力；同时对于调整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风险的分散与转移以及风险方法能力的加强也有很大帮助；还能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整体竞争力从而应对金融全球一体化的挑战。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深刻的教训。在金融创新问题上不能谈虎色变，要认识到金融创新并不是导致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而是因为金融衍生产品的使用和设计不当所导致的。事实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以及危机后的改革成果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同国家的实际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不一样，所以不能照抄照搬。危机前的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创新是过度，而中国市场上总体而言是创新不足；美国的问题是相关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放松对这场危机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而中国的监管体制可能存在着过于严厉和呆板的现象从而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吸取金融危机教训的同时，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注重制度建设，为金融创新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相关监管机构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所进行的监督检查，旨在维护金融体系内部和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由于各国各地区的金融市场结构、成熟度、社会政治制度等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模式。中国必须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本国金融经济发展的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都是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便是中国人民银行，它承担了所有与信贷监管等相关的业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大的改变，相应地金融监管体制也发生了变革，逐步形成了现在的“一行三会”格局。所谓“一行”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以及对外汇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三会”指的是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的统一监督与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我国证券期货等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国保险市场的监督与管理［1］。这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管理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环境在不断变化，金融产品的出现也变得日益复杂，不断出现的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保险业与银行合作等的产品意味着我国混业经营的模式也逐渐呈现，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考验。在次贷危机背景下，对我国现有的监管模式予以思考，得到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监管是方向。我国目前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虽然总体上与金融市场发展需要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分业监管的原因，使得各个监管机构之间存在难以协调、重复监管、监管空白、监管套利以及监管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与当下危机所暴露的美国伞型监管模式的弊端有相似之处。伞型监管是指对于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规定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为伞型监管的最高机构，负责评估和监控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和风险指标。而金融控股公司下属的银行、保险、证券等各子公司，则分由联邦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对其相应的业务进行监管。从结构上看，我国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与伞型监管模型类似，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环境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形势下，旧的监管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正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要吸取危机的教训，深刻思考现行监管模式的新出路。危机过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蓝图某种程度上为未来的金融监管指引了方向，统一监管将是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随着全球经济国际化的发展，为了增强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必将对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予以改革。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建设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模式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功能性监管，也就是监管当局应该对金融机构制造出来的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予以监管。金融监管只有从宏观和微观上都保有认真审慎的原则，我们才能在金融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

第二，加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2007年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能席卷全球是因为在现今全球经济大开放的环境下，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金融机构都被串在了同一条生命线上。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使得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变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国已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并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备忘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际化的平台，加强与其他成员国的交流与合作，当然国际间合作的正常进行需要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等机制。只有建立了全球范围内良好的金融环境，才能促进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健康发展。

第三，在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虽然与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债务担保债权、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创新产品的使用不无关系，但是导致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不是创新本身，而是金融产品的使用不当。危机的爆发凸显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出现是为了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没有了金融监管约束的创新必然会给整个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过度的金融监管也会抑制金融创新的发展。所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相互促进，这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监管的改革必须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目前，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还欠发达，相应的金融监管制度也不够完善，所以在发展金融创新同时，我们应该以次贷危机为前车之鉴，协调发展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产品，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风险防范与控制，从而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与发展。

第四，加强信息披露机制，增强市场透明度。金融监管工作的展开必须以相关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披露为基础。目前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导致了大量表外业务的出现，同时监管机构还面临着虚假信息的处理问题，从而使得机构对风险的识别、度量以及防范工作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事实上，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已经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的披露要求，我国应该以此为参考，逐步按照协议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国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上的责任与义务。

三、次贷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启示

（一）次贷危机对我国利率风险管理的启示

1．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是由于金融机构向信用记录不佳的购房人提供按揭贷款，然后将这些贷款证券化，以较高的收益率卖给机构投资者或个人而出现的信贷危机。究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贷款人放松了审慎经营的原则，从而扩大了次级信贷市场的信用风险。同时，次级抵押贷款之所以会放松原则地发放给信用质量很差的借款者是因为贷款机构和购房者都有着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从而将偿付贷款的保障不是建立在借款人履约能力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继续火爆，房价持续上涨的假设之上，一旦假设不成立偿付便得不到实现；二是过度的证券化以及衍生产品市场链条过长，脱离实体经济太远，使得风险被不断放大。而其中的投资者由于过度追求利益，放松了风险管理，同时监管者也忽视了对次贷市场的有效监管；三是货币政策的调整使得利率持续上升是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1年“9．11”事件之后以及伴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经济疲软和通货紧缩，美联储连续降息至1%，且保持该超低利率达一年之久。低利率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推动了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以及对房贷的需求，促进了次级抵押贷款的快速发展。次级抵押贷款规模由2001年的1200亿美元发展为2006年的6000亿美元。然而，始于2004年的美联储加息周期，在一年半时间内17次提高基准利率，从1%提升到5．25%，使得因贷款利息加重的次贷客户还款压力增大而违约的可能性急剧上升。同时市场流动性降低，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由于此前市场预期利率长期走低，次贷市场的借款人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购房者在购房后前几年是以较低的固定利率偿还贷款，而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这种方式对收入较低和信用记录不佳的申请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在还款后期随着利率的上涨，借款人每月还款压力陡然增大，违约率急剧上升，以此为基础的证券化金融产品价值也迅速缩水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2．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

次贷危机带给全世界的思考和教训是多方面的，货币政策的调整使得利率持续上升是触发次贷市场薄弱点并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处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我国商业银行，更应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加强利率风险的防范与管理。

利率市场化是指中央银行逐步放松和消除对利率的管制，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由市场自主决定利率。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按照《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5）“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步骤逐步展开的。1996年6月开放同业拆借利率标志着利率市场化的开始。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利率水平将受到市场资金供求、政治、国际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波动将使得金融市场上的各经济主体承受着较大的利率风险，即由于利率市场波动而导致的银行净利息收入或市场价值偏离预期值的不确定性。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利用利率进行宏观调控的日趋频繁，使得商业银行经营的利率环境波动性变大。利率风险正上升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具体表现为：

1）重新定价风险。又称期限错配风险，是指由于银行资产负债或表外业务到期日的不同或重新定价时间的不同而产生的风险。由于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数额、结构以及期限，致使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的价值易受利率波动的影响。在利率波动频繁时，若银行资产与负债的期限结构不对称，则遭受的利率风险更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重新定价风险主要源于存款期限结构的短期化和贷款期限结构的长期化，见表6-4所示：

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企业存款还是个人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比几乎是一路攀升，中长期贷款占比也是如此。在2010年企业活期存款达到了65%，储蓄存款达到了41．1%，中长期贷款占比更是高达64%。这说明我国银行资产中利率敏感性负债大于利率敏感性资产，银行具有利率敏感性负缺口。与此同时，我国的利率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见表6-5所示：

表6-4　2008－2010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资料整理

表6-5　2002－2011三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资料整理

表中数据显示，在结束了此前的降息周期之后，从2004年10月开始进入了一个升息周期，直到2008年9月，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8次上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三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52%上升至5．40%，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5．49%上升至7．29%。受次贷危机影响，为刺激经济的复苏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10月开始四次下调了基准利率。新一轮的加息周期是从2010年10月开始的，一直到最近的2011年7月7日，总共上调利率五次，仅2011年一年就上调了三次，目前三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5．00%，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65%。在存短贷长的资产负债结构下利率的不断上升更是加大了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

2）基差风险。是指在期限一致的情况下，计算资产收益和负债成本时采用不同的基准利率，而当基准利率发生不同幅度的变化时就产生了基差风险。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基差风险大多是由人民银行公布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不同步变化所导致。例如2007年12月21日中央银行上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三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了0．18%，贷款基准利率仅上调了0．09%，存贷利差由2．43%下降到2．34%。

3）期权风险。是指由于利率变化商业银行客户凭借所持金融工具中的内含期权提前偿还贷款或提前提取存款而使银行利息收入减少的风险。例如，当利率上升时，存款客户可能提前取出存款再以更高的利率存入；而利率下降时，经营状况较好的贷款客户会提前偿还本金，以较低的利率再融资。由于银行间的竞争激烈，为了不失去优质客户只能重新发放贷款。

4）收益率曲线风险。又称期限结构风险，是指随着经济周期的不同，收益率曲线表现出不同的形状，当其发生非平行移动时带给银行的风险。非平行移动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上升型收益率曲线变得平坦或向下倾斜，即短期利率水平高于中长期利率水平；另一种是收益率曲线的短端和长端变化不一致和长期利率上升幅度远远大于短期利率上升幅度。

5）道德风险。是指银行由于无法准确了解贷款企业或项目的资信情况和风险程度所面临的不能收回预期贷款本息的风险。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银行通常采取提高利率的手段吸收存款。在此情况下，为了保证利差收益，银行必然会提高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企业自然会放弃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转而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这样会使信用程度较好的借款者减少贷款，而投机级的借款者增多从而对银行而言客户违约的可能性增加。这便是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贷款人的道德风险。

3．利率风险的度量

商业银行对利率风险的管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度量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对于利率风险的度量方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定性到定量，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下面就典型的三种方法进行讨论。

1）利率敏感性缺口法

利率敏感性资产（负债）是指在剩余到期日内按市场利率重新定价的资产（负债）。利率敏感性缺口（interest-sensitive gap，ISG）是利率敏感性资产（ISA）和利率敏感性负债（ISL）之间的差额，即

ISG＝ISA－ISL

在存贷款利率变动一致的情况下银行净利息收入（Net Interest Revenue，NIR）的变化为

ΔNIR＝ISG×ΔR

当利率敏感性资产大于利率敏感性负债时即ISG＞0时，称缺口为正缺口或资产敏感型。当ISG＜0时，称缺口为负缺口或负债敏感型。当ISG＝0时，称为零缺口或资产与负债匹配。ΔNIR的绝对值越大说明银行的利率敏感性缺口越大，在利率发生波动的情况下，所受的损益也越大，这也是ISG可以用来测度利率风险的原因。银行风险管理人员可以结合市场利率波动的趋势来调整ISG以达到规避风险甚至利用利率的变动获取收益的目的。

利率敏感性缺口法采用的是静态的账面分析法，其缺陷是仅估计了利率变动对银行净利息收入的影响，而忽略了银行股东权益的变化。

2）持续期分析法

持续期也称“久期”，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麦考莱（F．R．Macaulay）在1938年提出来的。相对于利率敏感性缺口法，持续期分析法的优点在于能更有效的揭示利率变动对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的影响。麦考莱持续期公式为

其中D为持续期，ct为t时的现金流，r为到期收益率，n为到期前的时期数，t为收到现金流的时间，P为债券的现值等于其所有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之和，即

从式（6-2）可以看出债券价格的变动取决于持续期和利率的变动，持续期越长，价格波动也就越大。要说明的是，持续期只能为收益率的小幅变动提供较好的近似，当收益率有较大变动时，可做利率敏感性的凸性调整。

由于利率的变化会同时影响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所以要测度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应考虑利率变动对银行权益净值的影响。由于银行资产（A）等于负债（L）和股东权益（E）之和，于是

dE＝dA－dL

对于银行资产和负债可以得到类似于式（6-2）的资产久期D＊A和负债久期D＊L的表达式，即

dA＝－AD＊Adr，　dL＝－LD＊Ldr

于是

由式（6-3）可知银行资本净值的变化与久期缺口、资产价值和利率的变化成正比。久期缺口管理就是通过对资产和负债结构的调整实现银行正的权益净值。

3）VaR度量法

VaR方法最早由J．P．Morgan银行在1994年提出的，其最初目的在于量化市场风险，后来逐渐用于量化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VaR指的是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在给定的期限和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此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把全部资产组合的风险高度概括为一个数字，这为投资者、金融机构提供了简单直接地量化风险的指标，符合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发展。VaR与后向检验、压力测试等方法形成了风险管理的VaR体系。VaR值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历史模拟法、蒙特卡罗模拟法和参数法。参数法的VaR公式一般为

其中α为给定置信水平，Δt为给定的期限，σ是利率风险因子的波动率。我国进行利率市场化后，可以对交易账户进行利率风险的度量。在计算利率风险VaR值时，波动率σ的估计是关键，通常需要对同业拆借利率样本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目前用的较多的方法有用期权定价法计算隐含波动率，移动平均法，GARCH模型等。

4．利率风险与信用风险的关联性分析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利率、汇率等各类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加剧从而使得利率风险凸显。次贷危机也是由于利率的变动而引致的信贷危机。由此可以看到对于银行所面临的两大风险即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两者都影响着银行的经营。同时，由于利率衍生产品的出现也使得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产生了关联性，所以银行有必要将两者纳入统一的体系进行风险管理。

Duffee［2］建立的关于信用利差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

Δspreadt＝b0＋b1ΔYt＋b2Δtermt＋et

其中Δspreadt是利差的变动，ΔYt是三月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动，Δtermt是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三月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的变动，et～N（0，1）。估计出的系数b1＜0，b2＜0且其绝对量随信用质量的下降而增加。刘小莉则通过宏观经济变量模型生成条件违约概率的过程，将利率和汇率作为违约概率的解释变量，用敏感系数βij度量了信用风险与利率风险的相关性［3］。

事实上，利率风险与信用风险的关联性从银行的经营中就可看出。对于信用等级不同的借款人，银行所采用的贷款定价是不同的。信用等级越低，风险溢价越大。而在分析银行的期权性风险时得到，当借款人信用等级提高时往往会选择提前还款，这样使得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降低的同时利率风险提高了。债券的持续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债券的持续期总是短于其期限，但一般说来，债券的期限越长其持续期也越长，对于票面利率高于持有期收益率的债券来说更是如此。在期限和持有期收益率不变的情况下，债券的票面利率越高，即风险溢价越大，持续期越短。那是因为票面利率较高的债券在现金流的分配上也较快，因此平均期限越短。下面利用Merton模型分析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相关性。设贷款企业的资产价值为V，仅由权益S和债务工具进行融资。债券面值为F，在到期日T时的市值为B。在贷款银行进行放贷的同时购买一个以资产价值V为标的，执行价格为F，到期日为T的卖出期权，此时偿付矩阵为表6-6所示：

表6-6　银行偿付矩阵

从以上偿付矩阵可以看到，通过购买价值为X的看跌期权银行可以完全消除信用风险。无论何种情况最终都能获得固定支付F，于是可将风险企业的贷款转化为面值为F的无风险贷款。设无风险利率为r，则有

B＋X＝Fe－rT

由期权定价公式得期权价值为

X＝Fe－rT［1－N（d2）］－V［1－N（d1）］

其中

这里σ是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从而

B＝Fe－rT－X＝Fe－rTN（d2）－V［1－N（d1）］

由债券修正持续期的定义知

在Merton模型中假设公司资产价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有

其中Z～N（0，1），r，σ2分别为资产收益率和方差。贷款企业的违约概率为

于是

这说明持续期和违约概率是反向变化的。持续期用来测度利率风险时，持续期越长，利率风险越大，而违约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刻画信用风险，并是信用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当N（－d2）越大，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越大，从而说明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具有负相关性。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不断放松利率管制的过程，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因素将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最大特点是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利率，这样使得利率因受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利率的波动会更加频繁。同时也会加大银行同业间的竞争，使得存贷利差减小，从而商业银行将承受更大的利率风险。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政府不能对利率的波动放任自由，中央银行应综合多方面的考虑对利率政策进行适时的调整。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启示

在上文对次贷危机给我国利率风险管理的启示做了详细分析，事实上，在金融机构进行日常经营活动的时候面对的不仅仅是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还有其他类型的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模型风险等。20世纪90年代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等的倒闭都是因为交易员的不当操作引发的。而于2011年发生在中国的银行员工售卖储户资料，致3000千万存款被盗事件也属于银行所面临的操作风险，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风险管理部贷款审核员胡斌向外界出售个人信息300多份，同时中国工商银行客户经理曹晓军也向外界出售个人信息高达2318份。作为银行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监守自盗让人匪夷所思，同时也进一步表明银行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模型风险也在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中也有所体现。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化，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体现为内生性和外生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各类风险交织作用在一起使得它们之间的界限不再径渭分明，这在客观上要求银行对所有类型的风险进行全盘考量。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进过程让我们清晰的看到了银行的风险管理已经从单一的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全面风险管理阶段，在1988年发布的《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也称“巴塞尔资本协议Ⅰ”）中只关注了信用风险，直到1996年1月《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的发布表明国际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了市场风险管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地，于2004年正式发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也称“巴塞尔资本协议Ⅱ”）构建了银行风险管理的三大支柱分别是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标志着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开始。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成果“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在“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基础上又补充增加了流动性监管、杠杆率监管、反周期资本监管等指标，使得代表国际银行业先进管理水平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更加符合现今金融机构所处环境的风险管理需要。虽然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相对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但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借美国次贷危机之鉴，以最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监管标准为参照，积极推进我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数据库的构建、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可以用于全面风险管理的统一的风险度量工具的开发，从而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水平是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四、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发的启示

自1998年我国住房货币化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相适应的是金融机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高速增长，截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我国在2007年末主要金融机构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高达2．7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6．1%。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一方面是开发商疯狂的向银行贷款圈地盖楼，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出于对房价看涨的预期，不计成本地贷款买房，这其中有部分是刚性需求，但更多的是出于投机炒房的目的。与此同时，银行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放宽贷款政策，众多因素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持续升温。然而其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银行信贷增长过快、违规操作增加等。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双方的资金来源大多是源自银行贷款，基于市场运行良好的假设，开发商和购房者均能按期偿还贷款，所以住房抵押贷款一直以来被银行认为是优质信贷资产从而成为各大银行的主要经营业务。事实上，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房地产市场降温，开发商资金断裂，贷款者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而此时房产价值缩水低至贷款余……银行将是这些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由于房价快速上涨导致了大量投机炒房现象的出现，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就中国的房地产业发表评论“目前，全球有2／3的国家和地区正面临房地产泡沫危机，其中中国排第一。上海和北京因房价涨幅最大，且销售量占房屋销售总量的14%而首当其冲。”

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影响的还有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多次采用调整利率的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予以调控，如图6-3所示：

图6-3　2002－2011三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曲线

图6-3给出的是十年间三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到，1993年7月到2002年2月是一个降息周期，三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1993年7月11日的12．24%降到了2002年2月21日的2．52%（这一段降息周期的数据未在图中标出）。在结束了2002年以前的降息周期以后，从2004年10月29日开始进入了一个升息周期，这个周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9月16日，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8次上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三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52%上升至5．40%，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5．49%上升至7．29%。受次贷危机影响，为刺激经济的复苏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10月开始四次下调了基准利率。新一轮的加息周期是从2010年10月开始的，一直到最近的2011年7月7日，总共上调利率五次，仅2011年一年就上调了三次，目前三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5．00%，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65%。7月7日的加息使得五年期以上的贷款基准利率达到了7．05%，至此房贷利率已升至近十年来的的最高水平。在此政策下，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是显著的，以二十年期一百万的贷款本金计算，购买第一套房将增加149．63元的月供。

在市场利率走低的环境下，民众大量贷款买房，而当宏观经济发展处于加息阶段的时候就会导致购房者的还款压力增加，例如2004－2008年的持续加息显然加大了贷款买房者的资金成本，当购房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就会导致银行坏账的增加。这仿佛与次贷危机爆发前的市场环境很相似，受次贷危机的启示，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房地产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包括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启示有：

第一，加强贷前审查工作。由于目前我国还未建立起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对贷款申请人信用状况的评估主要是依赖于贷款人此前在银行的还款记录和负债情况，同时会让申请者出示单位的收入证明作为还款能力的参考。但是这种方式容易弄虚作假，有时单位为了员工能通过资格审查获得抵押贷款而出具虚假的收入证明，这都给银行信用风险的增加埋下了隐患。次贷危机的发生正是因为在房地产市场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贷款发放机构放松了贷款门槛，使得大量信用质量低下、无固定收入、无偿还能力的人参与了购房，这正是次贷危机的源头。所以应该加强贷前的审查工作，确保银行贷款发给了有一定信用资质的购房者。

第二，谨慎开展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证券化业务对次贷危机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上证券化产品的过度使用造成的。相比较而言，中国在资产证券化方面的开发使用不是过度而是严重缺乏。正是由于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基本上没有证券化，使得大量的风险积聚在银行体系内部。一旦相关的触发因子恶化，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将不次于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早在2005年我国就已经开始尝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开发，建元2005－1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在次贷危机以后曾一度规定停止受理新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次贷危机的爆发不应该成为阻止我们在金融创新上的脚步，相反更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本着审慎经营的原则，选择优质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强调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的重要性，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开展对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加强外部金融监管。人的本性是贪婪的，在非理性繁荣的时候，监管也相应的放松了，这也是导致本次次贷危机的原因之一。应该来说，金融机构的运作不管在哪个环节，相关监管机构都应对其予以相应的监管，但是在这次危机中就没有实现。当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时候，在利益驱使下贷款机构都有扩张贷款规模的动力，从而放松贷款申请人的资格审查标准，此时就需要有相应的外部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