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近代林学，推进林业教育体制化进程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十八年，民国时期林业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高等林业教育是在学院中设置森林系或林科，有国立、省立和私立三种形式。民国初年，全国大学里设立林科的只有两所，一是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农科，于1914年增设林科；一是南京金陵大学，于1915年增设林科。前者为国立大学，校长由政府委派，各系教授由校长聘请，一年一聘。后者为私立大学，属于美国教会开办，学校一切教学事务，均由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校董会决定。

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思潮涌入中国。1922年北洋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一些学校在新旧制度改革期间，完成了升级。中国的高等林业教育进一步发展。这一年开始，设置林科的大学数量开始增加，学制有所变化，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从1923年起，学制由三年改为五年（前两年为预科），林科改为森林系；1924年，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和河南大学农学院也都设置了森林系；1926年，河北、山东两所农业专门学校林科也成为大学的农学院森林系。“至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共有七所大学的农学院内设置了森林系”。

第三阶段：1927-1949年，此时是民国政府执政时期，大学农学院增设森林系的就更多了。但是，偌大的中国始终没有一所独立的林业院校。下表记载的是三个阶段各地森林系的设置情况。

表2-2 民国时期设森林系的农学院

在中国近代林业的三个发展阶段中，梁希自始至终是三个阶段的亲历者，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梁希先后在三个大学任教，最早是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时间跨度为1916年至1929年，中间有四年时间（1923-1927年）梁希自费去了德国专修林产制造化学；以后梁希应聘前往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教，时间从1929-1933年；1933-1949年，梁希应聘至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教。在30多年的任教生涯中，梁希参与引进近代林学，积极推进近代林业教育的体制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根据现有资料记载，梁希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主要讲授《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学》《森林工学》，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要讲授《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学》，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要讲授《木材工艺学》《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化学》。最初讲授的都是引进的近代林学知识。以《森林利用学》为例，有学生回忆：“叙述森林的采伐与运输，对伐木的方法，使用的工具，以及陆运的滑道、索道、运输工具，水运的放样、扎排、流送、出河、堆垛和制材工艺、设备等都扼要加以叙述，还附有许多插图示意。”由于《森林利用学》一书图文并茂，条目清楚，同学们因此能够了解采伐运输的全过程，这为他们毕业后直接参与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刚开始，各校均无教科书，当时所说的教材都是老师的讲义。讲义年年用来教学，又年年补充。一是补充教学心得，二是补充最新的知识，三是不断补充国内外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1920年，著名林业教育家张海秋（原名张福延）出版了《森林教学》一书，这本书成了当时农业学校林科的主要参考书。之后，陈嵘接连出版了《造林学各论》《中国树木分类学》《中国森林史料》等书，陈植出版了《造园学概论》《造林学原论》，唐燿出版了《中国木材学》……森林系的学生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学丛书。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梁希的第一批学生贾成章用德文书写并出版的《树木耐阴性研究》，也在这个阶段译为中文进入了大学丛书之列。

据梁希的老友陈植回忆，抗战期间，民国教育部决定刊行大学用书，曾分别向各大学教授征稿，“因梁老谦虚谨慎，故未应征”；建国后亦然。

梁希留学日本，深知日本在引进西方林学时，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这实践就是办林场与做试验，所以梁希在三所大学先后任教时，特别注重办林场与做试验。1916年4月，初到学校任教的梁希便带领学生和工友，植树造林。当时参加的学生有殷良弼、徐承镕、贾成章、白采、叶道渊、周桢、程跻云、洪昌谊、林渭访等。他们“选本校自育洋槐苗8000株，造林于土山上，翌年又选自育榆、槐苗15000株，造林于钓鱼台、龙王庙两侧土山上”。另外，在梁希的带领下，同学们“在校园内，建立了树木园和林场。后又在南口购地1100亩建了学校第二林场，在宛平县老山借用山地340余亩建了学校第三林场”。这些山林集中在北农大旧址的罗道庄和玉渊潭，当年被北京市民亲切地誉为“东方小瑞士”。时至今日，这片山林依然郁郁葱葱，它们是梁希为中国林业教育事业留下的历史见证。至于实验室，据资料记载：梁希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筹建我国首家林产制造试验室，添置各种仪器、标本”。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林产制造学有单独建筑的实验室，是一排长条形的平房，以学生实验室面积最大”。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经过梁希的苦心经营，不久中央大学的森林化学系就具备了一定规模，图书资料和试验设备之多，当时在国内各森林系中是首屈一指的。

中国自有近代林业教育开始，林学的认知体系就是引进的，以梁希1916年任教时为例，当时林科所修科目为41门，科目如下：地质及土壤、农学总论、法学通论、气象学、经济学、财政学、植物生理学、森林物理学、森林植物学、森林动物学、最小二乘法及力学、测树学、林价计算及森林较利学、森林管理学、造林学、森林保护学、森林工学、森林利用学、森林化学、林产制造学、树病学、森林经理学、森林测量学、森林治水及防沙学、林政学、森林法律学、制图学、殖民学、地质学实习、森林植物学实习、森林动物学实习、森林测量学实习、造林学实习、森林工学实习、森林利用学实习、森林化学实验、制图实习、实地演习、林产制造实习、狩猎论、养鱼论。

由于一味照搬国外，课程设置繁琐且不合时宜。比如殖民学、农学大意、财政学、森林法律学、狩猎论、养鱼论等，在实际的教学中成了“随意科目”，梁希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执教时，与同事们通力合作，对以往科目作了优化设置，下表是梁希在中大时森林系造林组与森林利用组所开设的必修和选修科目：

表2-3 造林组必修科目

表2-4 造林组选修科目

表2-5 森林利用组必修科目

表2-6 森林利用组选修科目

以上课程设置与梁希早年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林科时相比，删除了“随意科目”，优化后的课程设置更加合乎中国的国情和大学生毕业后自谋职业的需要，因此，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快便能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工作。

梁希深知，要全面引进近代林学，一定要建立一个输送人才赴海外留学的通道。据资料记载，梁希鼓励学生留洋，早在国立北平大学就开始了，学生程跻云回忆说，梁希总是“鼓励有条件的同学去发达的欧洲国家深造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探索新知”。对于那些没有条件的同学，梁希亦会竭尽所能提供帮助。毕业后数年，学生周汝沆自觉学识不够，拟去日本进修。“梁希了解到他在日本没有熟人，就介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的松本与崇正雄两位教授，周汝沆因而有机会在崇正雄博士领导的遗传研究室做水稻研究工作”。资料还记载：“1920年，梁老曾带领林科应届毕业班学生赴日本参观学习”，其意很明确：通过在日本的参观学习，让学生能全面地了解近代林学。

在梁希的鼓励下，追随梁希足迹赴日赴德留学的学生特别多，本章介绍的梁希学生大多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据梁希的学生李霆回忆，梁希的薪金一部分用于林化室作经费，还有一部分送给几名得意门生作留学费用。除此以外，梁希还亲自出面为学生争取公费出国名额。据资料介绍，1939年，梁希为学生陶永明、周光荣、周慧明争取了类似名额。

实践证明，引进近代林学的结果，推进了中国的近代林业教育的体制化，梁希任部长后，整个近代林学以及林业教育的体制依然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