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发展

第二节　宁波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发展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铁蹄的蹂躏，将中国近代社会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前者促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剧变，后者则把中国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在这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精神蓬勃高涨的背景下，中国教育近代化加快了步伐，对传统教育的变革逐步深入到制度的层面，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1902年、1904年分别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建立起新的学制系统，等等。由此，掀起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热潮，以及留学教育的勃兴。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教育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在这一过程中也历经艰辛与阵痛，在与新教育的交织中蜕变成近代教育的弄潮者，并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一般而言，宁波教育近代化的深入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维新变法运动时期；1901年清廷“新政”时期。

一、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的宁波教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冲击。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始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所觉悟和行动的还主要是一批与资本主义列强接触较多的朝廷大臣和少数士人的话，那么，至甲午战争始，东瀛岛国给国人带来的耻辱使得中国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了。这种觉醒既包括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更包括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和探求，于是，掀起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维新变法运动，至1898年“百日维新”达到高潮。在这场运动中，教育救国成为一种思潮，由此也促成了新教育的加速发展。应该说，教育的社会功能在这里是被放大了，但是，教育近代化却也因此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宁波的维新运动虽不及杭州、温州等地火热，却积极创办报刊，宣传维新；创办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兴办学堂，培养英才，促进了宁波的近代化进程。

就教育而言，宁波出现了不少新式学堂，其数量大大超过洋务运动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储才学堂的创建。光绪二十三年（1897），宁波知府程稻村（云俶）与郡人严信厚、汤云崟、陈汉章等筹建中西学堂。翌年开学，定名“储才学堂”，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为宗旨。是为宁波第一所官办中学堂。当时办学基本依照上海广方言馆章程，注重欧洲语言文字，并经严格程序招收学生。时聘请慈溪名儒杨敏曾为首任监堂（校长）兼总教习，开设译学、算学、舆地等新兴学科。在第一批进校的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的何育杰教授、爱国诗人洪佛失、北大教授叶叔眉等。1904年，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1907年，宁绍台道喻兆藩拨南郊道厂（宁绍台道船厂）基地40亩、银6万余两，建校舍110余间。^[9]1911年，改为省立第四中学。后储才学堂经过多次变迁，成为新中国的宁波一中，今为宁波中学。

此外，宁波府各属县在维新运动中也创办了不少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年（1894），慈溪县把观海卫胡氏尚义堂经塾改办成安定学堂，是为县级最早开办的小学堂。1896年，鄞县应维清创办了愈愚学堂；应松阳创办了密山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叶秉钧、史翊经在余姚创办达善学堂，以“乐育以人才”为宗旨，1900年，改称县立高等学堂。江南巨富叶澄衷作为镇海人，出资3万元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同乡白季荪一起创办了镇海便蒙小学。

作为新式学堂，教育内容也与传统教育大相径庭，各家学堂基本上开设了地理、算学、农学、格物、理化、外文写作等新式课程。例如，储才学堂开设了译学、算学、经史、词章、舆地等新兴学科，而平时考试中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多。

与创办学堂关系密切的，宁波的有识之士还积极创办报刊，宣传维新思想。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是《德商甬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国人白鼐斯创办《德商甬报》，慈溪人王恭寿、王永年负责报刊日常事务，说古论今，并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政治学说等，还大量转载国内报纸或译载国外报纸，为读者提供不少新鲜内容，尤其是有关商业和流通方面的信息。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为教育近代化的深入做了舆论上的宣传和准备。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其对人们思想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变法成果。从宁波这一时期的教育面貌看，不难发现，西学的科学技术和价值观念渗透到普通的乡绅士子阶层，而不是停留于少数有识之士心中，而且，西学也不再仅仅限于“艺”的层面，相反，它成为人们挽救民族危机、富国强兵的固本之源，获得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因此，19世纪90年代是宁波教育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宁波教育从此大踏步地向近代化迈进。

二、传统教育的转型

1900年八国联军铁蹄的蹂躏，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强烈地震撼着清廷。在严酷的时势逼迫下，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以期解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一）传统教育体制的变革

随着“新政”的推行，宁波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对各项教育作出若干调整，以期与中央保持一致。

1.书院的改设

1901年9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著各该省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一切详细章程，著政务处咨行各省悉心酌议，会同礼部复核具奏，特此通谕知之。”^[10]

宁波传统的官学在经历维新运动之后，大多已是名存实亡。一些书院在清末“新政”实施前已经转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奉化的锦溪书院改为龙津学堂，并购书数百种；慈溪的许士远与地方热心人士一起把柯云书院改为柯云高等小学堂，同时，还办起了洋文书馆。不过，当时更多的民间书院在1905年科举未废除前，因其与传统科举制相关联，在“新政”面前显得不置可否，因为“新政”宗旨与科学制大相径庭。

上谕一经颁布，宁波各地的书院就纷纷改设为小学堂，内设堂长（校长），其进程很是顺利，这从表6‐5备注中可见一斑。尽管许多书院改制后尚有名实不符之嫌，校舍简陋、师资匮乏、课程和教学新旧参半，但是，作为传统教育体制重要组成部分，并曾有过辉煌历史的书院教育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2.废科举

“新政”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恐怕是废科举之措施。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停止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11]。从此，在中国绵延1300年之久的选才制度终于结束了。

而宁波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共6人，分别是鄞县的高振霄、忻江明，镇海的吴晋夔，宁海的章梫，余姚的朱元树，奉化的竺麐祥，他们因此也就成为了宁波科举历史的句点。

科举废除后，对于新式学堂的迅猛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前述的民间书院顺理成章地转型为新式学堂。

3.设立劝学所

在废旧立新的过程中，如何构建新的教育行政机构以主管新式学堂，以及负责教育其他事务，成为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政府进行了相应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设置了中央学部和省提学使司，在府、县则设置劝学所。

劝学所是负责教育调查、筹款兴学的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奏定《各省学务官制、办事权限章程》23条，并《劝学所章程》10条。1907年，宁波各属县便普遍设立劝学所，遵照奏定章程，按规划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时陈汉章任象山劝学所总董期间，劝导城乡设立小学三十余所。鄞县劝学所聘张申之为总董，下设劝学员4人，分管城区、东、西四学区，极大地推进新式学堂的建设。

（二）新式学堂的迅猛发展

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兴学。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准备，以及“新政”的倡导，促成了新式学堂发展最为迅猛的10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提出了相当完备的3段7级学校系统，以及实业类、师范类等学校构想。以此为契机，宁波府、县出现了兴学的盛况，其间，不乏民间办学之风的盛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宁波知府高英创办宁波最早的官立东城、南城、西城、北城四所小学堂，聘请绅士为学堂董事，每校有学生20～30人，不收学费。1910年，盛薪翘在城区冷静街创办轫初小学堂，袁钢借城南社坛巷近知书屋创办袁氏崇文小学堂。江北玛瑙镇财神殿设崇敬小学堂。江东冰厂开办爽本小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鄞县监生石志相捐资创办存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鄞县设时敏、箭金、开明小学堂。日湖义塾改为日湖小学堂。次年，鄞县知县高子勋借延庆寺僧舍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堂。星荫义塾改为蔡氏星荫初等小学堂。屠氏义塾改为竞进小学堂。东津义学改办东津小学堂。创办崇正小学堂。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鄞县全县有高等小学堂1所，学生57人；两等小学堂15所，学生599人；初等小学堂62所，学生1944人；半日制学堂1所，学生15人。^[12]1908年，鄞县人谢天锡出资在梅墟创办求精小学。宣统元年（1909），俞虞乡老庙跟创办庶德第四初等小学堂；王文通出资创建甲南初级小学堂，后其子不断续捐，坚持办学二十余年。1910年，俞虞乡朱桑创办庶德第三初等小学堂。

慈溪浒山设三山高等小学堂。天元设开智学堂。慈湖书院改办慈湖中学堂（今属江北区）。光绪三十一年（1905），宁波巨商吴锦堂在慈溪东山头辟地百余亩出资创办锦堂学校，学校规模达学生360人，于宣统元年（1909）正月开学，招生120人。^[13]1906年，鸣鹤乡人叶鸿年捐资创办敬乐两等小学堂。慈溪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的3年时间里，开办高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半日制学堂、女学堂等94所，学生3843人。^[14]

1903年，镇海人樊棻捐资创办樊氏便蒙两等小学堂。1906年，方舜年、方积钰合资共同在镇海桕墅方村创建方氏培玉两等小学堂。1907—1908年，吴吉三捐资创办青峙学堂，后改称七星延陵学校。1909年，董杏荪捐资在庄市创办轫初国民学校。1910年，樊棻创办勤稼女学堂。1911年，盛炳炜募资在镇海梓荫山麓创办镇海县立中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镇海共有新式学堂70所。^[15]

1905年，奉化县龙津学堂改为奉化中学堂。1908年，奉化县王昌满、沈皆诚、毛毓英、竺商耀等捐资助建班溪乡剡源中学。至宣统元年（1909），奉化有中学堂2所，小学堂79所，学生达2784人，教师180人。^[16]

象山县也积极创办新式学堂，至宣统末，有学堂18所。^[17]

据《宁波市教育志》统计，1908年，宁波各县（含余姚、宁海）共有高等、两等、初等、半日制小学堂280所，学生10453人。^[18]详见表7‐3。另据《浙江教育官报》第十五期记载，1908年，今宁波市境内的中学堂有5所，学生313人。此外，教会办的斐迪学堂、中西毓才学堂、崇信书院、三一书院、养正书院、崇德女校、圣模女校等7所教会学校设有中学班。

表7‐3　1908年宁波各县（含余姚、宁海）小学堂统计表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新式学堂的教育内容普遍加强了外语和自然科学学科的设置，例如，英文、天文、舆地、算学、博物等。按照“癸卯学制”，初等小学堂的教学科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8科，另设随意科图画、手工。每周授课时间以30小时为上限，其中读经讲经须达12小时。高等小学堂改中国文字科为中国文学科，增设图画科，并根据实际情况加授手工、乐歌、商业、农业等随意科。中学堂学制五年，课程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以及理财、图画、体操等12科。可见，实学、西学的内容增加甚多。详见表7‐4。

表7‐4　各式学堂教学科目设置举例

资料来源：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0—301页。

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师资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宁波的有识之士因此创办了师范类学校。光绪三十年（1904），余姚士绅蒋怀清在县城创设余姚师范讲习所。次年，知府喻兆藩于湖西月湖书院旧址创设宁波府师范学堂，是为浙江省最早的一所师范学堂。学堂设完全科和简易科两类，前者修业年限为五年，修修身、教育学、中国文学、算学、博物、理化、习字、图画和体操等科目；后者修业年限为一年，减少读经讲经、习字等科目。学校免收学费，毕业后必须从教，若否，则赔偿学习时的学费。据统计，1907年宁波府师范学堂1所，学生95名；余姚师范讲习所1所，学生24人；1908年、1909年，象山劝学所举办两期师范传习所，学习时间均为2个月，结业26人。^[19]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新学制的要求，宁波的有识之士还积极创办实业类学校，以培养政法、农业、工商管理等专业人才。光绪三十三年（1907），宁波法政学堂于原孝廉堂旧址（原解放北路市政协大院内）建立，以“培养立宪人才”为办学宗旨。开设人伦道德、民法、刑法、宪法、商法、国际公法、世界史、算学等科目，学制三年。1912年，改为公立四明法政专门学校。后经变迁，是为宁波高专的前身。光绪三十四年（1908），余姚泗门镇谢宝书邀集66人入股，筹得银元13040元，创办余姚汝湖农校，并亲自任堂长，注重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学校办学一来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曾出资派教师陶善松赴日大阪农学院求学；二来重视教材建设，除了引用现成的《水产学大意》、《农业经济法规》教材外，自编许多适合本校的教材，如《裁桑法》、《养蚕学讲义》等；三来重视实践教育，专门辟出柴房三间，共桑蚕科学生实习之用。宣统二年（1910），吴锦堂把锦堂学校高等部改为初等蚕科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增收蚕桑科学生128名，并为附近农村办起了为期3个月的短期蚕桑训练班。宣统三年，吴锦堂注资锦堂学校，并扩充学校设施设备，将其改为锦堂农业中学堂，设农科、蚕科两大专业，学制为预科两年、本科三年，招生规模320人。学校聘请奉化前清廪贡生江起鲲为监督（校长），以及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教师，培养了不少农业专业人才，如著名农学家卢守耕、童玉民、包容等。除了政法、农业类的实业外，宁波凭借其地理位置，较早地创办起商业学堂。例如，1906年，鄞县创办甬东商业学堂。1907年，成立宁波两等商业学堂，以及镇海县商业学堂。

在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政府还要求为年长失学或年幼家贫无法就学者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宁波各属县即令照办。这些学塾一般附设在小学堂内，或借用祠堂、庙宇，由小学教师兼任塾师，晚间授课，书籍物品免费供给。至宣统元年（1909），今宁波市境内创办简易识字学塾24所。至1910年，扩大到92所，详见表7‐5。这为贫苦民众子弟的入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表7‐5　1910年宁波府各属县（含余姚、宁海）设立简易识字学塾统计表

资料来源：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4—375页。

在晚清最后十年中，宁波一些思想较为开放的士绅还开办女校，专收女生入学。早在维新时期，慈溪先后在观海卫、沈师桥、鸣鹤场建有4所女子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镇海开办务实女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宁波府女学堂在西门口长庚庵旧址建立。宣统元年，慈溪再建浒山、三山两级女子学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化王慕兰女士的办学热情。王慕兰幼年随父宦游。回乡后，于家乡董李设蒙馆教授学生。后至宁海马岙，奉化大公岙、石门、红瓦等地任教。光绪二十八年（1902），于奉化萧王庙孙锵家办学馆，专招女生，远近闻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任县城作新女学堂堂长，达十七年之久。离校后，仍继续襄助家乡霞溪小学。县知事曾赠匾称其为“巾帼丈夫”。

在构建近代教育体系的同时，民间教育团体也普遍建立起来。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化教育研究会成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府喻兆藩与张美翊、陈训正等在孝廉堂成立宁波府教育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士绅冯丙然等发起成立鄞县教育会。这些教育团体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做了大量的推进工作，对于改造旧教育，促进新教育的成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鄞县教育会规划“四隅小学进行办法”，拟定“私塾改良办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鄞县教育的发展。

此外，时教会组织仍然组织力量办学。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徴五与美国长老会费佩德合办益智学堂，创中西人士合资办学之首例。同年，天主教浙江教区主教于江北岸创办中西毓才学堂。它们与先前的教会学校一起，成为了新式学堂的重要补充。

（三）留学潮流的勃兴

与传统教育体制变革同步进行的，还有留学潮流的勃兴。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共同谱写了宁波教育近代化得以深入的交响曲。

1.公派留学热潮

甲午战争之后，政府对西学的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日本的崛起，强烈震撼着统治阶层的神经。维新时期，光绪政府就确定了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政策。维新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的政策并未中断。陆陆续续有学生东渡日本。1900年之后，随着清末“新政”各项措施的落实，清廷迭令各省督抚遴选在职官员和学生赴日留学，并制定、颁布关于选派、奖励等方面的相关章程。于是，各地留日人员激增，至1906年达到高峰。在这一浪潮中，宁波也有官派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溪人韩清泉经浙江大学堂选送赴日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鄞县人范贤方经宁绍道台喻兆藩保举赴日留学，后在辛亥革命中为光复宁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吕顺长博士在《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中统计，清末浙江在日本的留学生有明确籍贯的共570人，其中宁波府、县有87人，与温州并列第三。若含余姚、宁海两县，则人数为102人。详见表7‐6。

表7‐6　清末留学日本的宁波籍（含余姚、宁海）人士统计表

资料来源：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除了留学日本之外，不少宁波学生还留学欧美。当时，在上海浙江旅沪学会会长周晋镳的努力斡旋下，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省经报名、考试，选派了20名留学欧美的学生，其中属今宁波籍的见表7‐7。

表7‐7　1908年公费留学欧美的宁波籍学生

续表

资料来源：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5—306页。

资料表明，当时考取留学欧美的宁波籍学生达7人，占36.8%，为全省第一。其中胡文耀、翁文灏后来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庚款留美生”的提案，即美国退还中国大部分的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以此培养亲美的各类人才。于是，在宣统元年（1909）和二年（1910）的两次赴美选拔考试中，全国共录取47和70人，宁波籍的分别有4人，详见表7‐8。

表7‐8　“庚款留美生”宁波籍学生名单

资料来源：刘真主编：《留学教育》（第一册），第174—178页、194—196页。

2.自费留学逐渐兴起

在公费留学的热潮中，宁波自费留学的风气在政府的鼓励下也渐渐兴盛起来，尤以留学日美为最。例如，奉化莼湖应梦卿赴日入大阪高等商业学校；其同乡王正廷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十三年（1907）先后赴日、美留学，学习法律；奉化另有周淡游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鄞县人顾清廉、赵家艺、赵家蕃也都留学日本。这些人后来都在不同领域为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作出重大贡献。如，王正廷后来成为外交家；赵家艺在辛亥革命中为光复宁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从甲午战争至1911年清王朝结束的这一过程中，宁波教育伴随着君民对列强的愤恨，对西学内在价值的认同，以及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断深化着近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新运动时期，西学的价值观开始深入到寻常百姓家，促成民间兴学热情的高涨，诞生了不少的新式学堂，宁波教育近代化自此迈开大步。1901年“新政”以后，宁波传统教育的根基开始动摇，民间和官方都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这一时期，教育体制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普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像书院改制、废除科举、各属县普遍创建小学堂，从长远来看，这无疑对教育近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开始起步，这也为宁波近代教育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奠定了基础。其三，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对于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提高女子的社会地位，以及促进教育近代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其四，留学教育的勃兴，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栋梁之材，也从侧面反映了宁波新式教育的发达，因为多数留学生正是从新式学堂走出去的。总之，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为今后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当然，宁波教育近代化取得的成就，因为封建王朝自身体系的局限性，不免涂上一层浓厚的封建色彩，使其与旧体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新式课堂中的旧学内容，若干新式学堂因经费、教师的拮据而出现教育质量问题，官僚借兴学之名中饱私囊而招致民众毁学的事件，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延缓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是，无论如何，传统教育已经在国家制度层面上作出了重要的转型。

【注释】

[1]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1—322页。

[2]转引自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5页。

[3]转引自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5页。

[4]杭州市教育委员会：《杭州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5]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6]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1页。

[8]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10]（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卷169），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719页。

[11]（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卷170），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5392页。

[12]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

[13]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14]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15]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16]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17]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18]宁波市教育委员会主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19]宁波市教育委员会：《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