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的任务

法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遵循习近平同志关于“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要论述，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环节，重点突破、扎实推进，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的首位。思想政治素质是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第一位的要求，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是社会主义法治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具体表现。必须立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全局，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不断提高法治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加强对社会思潮辨析引导，分清重大是非，绝不给错误思潮传播提供任何渠道和空间。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将深入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坚持“宽口径、厚基础、提能力、多样化、强协同”，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增强法治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法学教育应当同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联系在一起。法学教育面临两项根本任务。第一项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相对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对法律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决定了合格中国法律人不可能统一规格。如中国市场经济和发达地区日益全球化的法律实务需求，即所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同时，还有中国基层社会、农村社区的纠纷解决中的需求，包括那些在雪域高原和崇山峻岭中跋涉的马背上的法庭。在那里，不仅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也还需要前一类法律人也无法替代的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造成了法律毕业生在东部地区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许多西部地区却出现了法律人才的严重短缺，甚至法官出现断层的情况。我们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培养包括中国社会基层需要并能消费得起的法律人。这个任务不是哪一个法学院能够完成的，需要所有的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分工配合。法学教育就要发现法学教育的问题，重新界定法学教育的追求。法学院要教育培养合格法律人，那么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还必须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不仅要在法律层面、技能层面、微观层面和知识层面，而且要在中国和世界层面、经济政治层面、宏观层面和判断层面。不仅要理解、能说，而且要能做事、会做事，能做成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对事业和民族的忠诚，需要有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想想那些在青藏高原跋涉的法官，想想在人民法庭为民众排忧解难的法官！

法学教育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必须在学术知识上建立中国法治实践的正当性，即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面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知识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模式。这既是由法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的追求。这完全不是要排斥外来经验。但问题是总不能再过几十年说起什么来，还只是马伯利诉麦迪逊，还只是德国民法典，抑或是霍姆斯、波斯纳、丹宁勋爵。这些外国的制度、法典和法律人是伟大，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法学研究和教育都提供了某种参照，某种经验，甚至分析理解的基本素材，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中国法治的历史已经表明其自身既不是也不应当只是这些制度、法典的重复，不是这些伟大的法律人规定的。中国过去100年来，事实上一直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其成就也令世人惊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