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早期近代化的有力推进者

晚清是新式事业起步尝试时期，办理新式教育亦然，盛宣怀常常处于摸索探求之中，历尽周折，总结经验得失，借鉴众家之说，始有成果，逐渐形成一些教育主张与思想。当然，一切思想都离不开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这也是众多近代教育家成长的基本理路，所不同的是，有擅于理论建构而短于办学实践的教育理论家，如郑观应、梁启超等；有倾重办学实践少有理论突破的教育实践家，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也有教育思想与实践集大成者，如张之洞、蔡元培等。盛宣怀应属教育实践家之列，是这类教育家中能够敏锐地从办学活动中提炼理论并能及时行动而极具实践性特征的一位。

甲午战争之后，“兴新学、广育才”的社会舆论在我国日益高涨，然而国家层面行动迟缓，于科举制度迟迟未能废除，一般青年士子仍奔逐于功名利禄，兴办新学只见舆论，难有行动。以办学实际行动作登高一呼，开创风气，唤起全国兴学高潮，是盛宣怀设学的用意所在。筹办北洋头等学堂时，他曾表明为各地官绅富商办学的“规式”；南洋公学创办后，他致函福开森，表露心迹：

本大臣慨念时艰，亦颇知所后先亟图兴学，故曾奏设南洋公学、北洋大学堂，以造真才而开风气。沪上为海内第一巨埠，巨绅富商之所荟萃，当筹办南、北洋学堂时，顾不为登高之呼，作积腋之举，但令轮、电两局独任巨赀者，成欲留其有余，为继踵兴办者地也。（注：盛宣怀：《致福开森函》（光绪二十六年，1900），盛档：015816-7。）

由此表明，开创教育新风气以引起效仿，正是他苦心经营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内在原因。美国学者费维恺亦指出，盛宣怀热心教育的一个用意，“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寻求推进西方教育的更为广大的设想。”（注：［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事实上，盛宣怀此前所办技术实业学堂中，电报学堂、铁路学堂以开设最早、办有实效，而对晚清各地所设同类学堂起到了引领作用；筹办经年的矿务学堂，为张之洞办理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提供参考。甲午后创办的以南、北洋两学堂为主的一批新式教育，更以实际的办学行动与经验，在当时产生不小的影响，成为各地筹设新式学校仿效的“规式”与蓝本。1896年2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盛宣怀：“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是祷。”（注：刘坤一：《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1896年2月18日），《愚斋存稿》第24卷，第11页。）1901年6月又致电盛宣怀：“公学堂规模甚善，请将章程、课程及师范学堂定章寄示意为祷。”（注：刘坤一：《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1901年6月30日），盛档：044830。）1897年初，两湖总督张之洞电请盛宣怀，分出学款在鄂设一师范学堂。（注：张之洞：《致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十日，1897年3月12日），陈山榜编：《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10年后，张主管京师大学堂，又函请盛宣怀将南、北两学堂章程，各缮一通，以资采择。（注：盛宣怀：《致张之洞函》（光绪三十三年，1907）盛档：044670。）管学大臣孙家鼐亦曾向盛宣怀“索阅津沪学堂章程”。（注：盛宣怀：《致王修植等电》（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盛档：007218。）1897年初，安徽巡抚邓华熙遵照盛宣怀所寄办学章程及功课，在安庆开办二等学堂一所，奏明学生学满4年后，“拨其优者送京师同文馆或津沪头等学堂肄业。”（注：盛宣怀：《致邓华熙函》（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档：093688；邓华熙：《奏设二等学堂折（附章程）》（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南、北洋两学堂成为各地督抚乃至清廷管学大员重要的办学参考对象。

为扩大生源，盛宣怀资助或扶持各地开办初等、中等教育，受助方为解决学生出路，主动与南、北洋两学堂接轨，由此共同推助新式基础教育在一定范围内的兴起。由其资助的上海三等公学堂、苏州中西学堂、常州溪南小学堂直接与津、沪两学堂相衔接，又曾给上海梅溪学堂每月贴银100两，批准养仁中西三等学堂学生“俟三年期满，准其咨送南、北洋大学堂，一体考选录用”，该学堂因此“来学者日众”。（注：《劝捐养仁中西三等学堂告示》（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四日，1902年4月11日），盛档：044460-6。）此外，上海的澄衷学堂、南洋中学，无锡的三等公学堂，苏州的崇实蒙学堂等，也直接或间接受南、北洋两学堂的影响而兴办发展起来的。

南洋公学师范院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专学近代师范教育的人才，适应了20世纪初新式教育广泛兴起时对新式师资的急迫需求，成为各地争相礼聘的对象。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函询盛宣怀有无师范生供各州县调用。1902年，京师大学堂来文调派师范生8人充任教习。1904年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函询南洋公学，调用预科教习4名。清末两广总督陶模、岑春煊在任期间广开学堂，主事者多为公学师范生。总之，南、北洋学堂学生，特别是师范生，“或充京师大学堂教员，或在北洋、广东办理学务外交，其余分赴江苏、浙江、山东、云南充当教员者，不一而足。”（注：盛宣怀：《致端方函》（光绪三十一年，1904），盛档：057737。）多数师范生倾其所学投入到兴办新式教育的具体活动中，成为开创清末民初教育的急先锋，其成就突出者，如无锡三等公学堂重要创建者吴稚晖、杜嗣程，南洋中学长期主持者王植善，上海务本女塾创始人吴馨，开创近代学堂音乐教育先河的沈庆鸿，民国年间两度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被誉为江苏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侯鸿鉴，天津高等女学堂校长张相文等，具体参与了我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费维恺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一书中说：“通过建立和资助天津和上海的学校，盛宣怀对西方知识和思想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传播在逐渐地削弱着封建制度的基础。”（注：［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无疑，这里所说盛宣怀“卓越的贡献”，主要是通过新式人才培养来实现的。

盛宣怀办学活动主要时段集中在科举废除前，传统教育还占据着主流地位。长期经营近代工商实业的盛宣怀于新式人才与教育有着迫切的需求，他对不合时用的科举取士制度多有抨击，意识到科举制度终将被新式教育所取代，曾多次倡议改革科举制度，更多地则是开创新式教育，在传统教育的肌体里植入新的变革因子，间接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甚至停废。经办技术实业学堂时，他要求学生专心技艺，不习八股，不参加科举；同时供给学生膏火，学成后调派实业部门实习，厚以薪水，记功加薪，以杜其功名之心。

创设北洋大学堂时，他在课程上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注：盛宣怀：《头等学堂章程》（1895），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明确学生不得习八股文，应专心于切于时务的策论。筹设南洋公学时，盛宣怀向清政府建议，在科举之外，为新式学堂毕业生专设一科，“使文武学堂卒业者，皆有出身之正途，齐仕进于科第。”（注：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96年10月31日），《愚斋存稿》第1卷，第8页。）希望科举制度与新学在形式上实现衔接。同时规定“上、中、外三院学生未卒业之日，均不应学堂外各项考试。惟师范院及上、中两院高等学生，经学政调取录送经济科、岁举者不在此例。”（注：《南洋公学章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愚斋存稿》第2卷，第23页。）又规定南、北洋学堂毕业后，或资派外洋留学深造，或委派洋务差事，以多项措施保障，切断学生与科举教育的联结，使他们专心于新学学业。针对获取功名的学生按例应参加岁考科考这种新旧学难以调和的情形，盛宣怀1898年6月奏请“新设各学堂书院内学生，凡系廪增附生，一体免预岁科，使得专精所学”，（注：盛宣怀：《新设各学堂学生请免岁科两试片》（光绪二十三年九月，1897年10月）。）得到清政府批准。这对当时的科举制来说，是一种变革，使得公学甚至全国新设学堂中有举业者不致为科举制度所滞，为他们专心新学、学有所成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南、北洋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的成功举办和推广，与同期其他新式学堂一起，为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

北洋大学堂开办后，“江苏、广东各处函件纷纷，均愿来津投考。”（注：蔡绍基：《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896年1月29日），盛档：106441。）南洋公学开办数年后，“自愿入学者麇至，而不能遍录。”（注：盛宣怀：《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愚斋存稿》第8卷，第31页。）甚至托情入学者亦不乏其人。两学堂还曾被列为清末改良旧式学校与翰林人员的训练所。据称，1901年孙家鼐奏请改革翰林院课程，谓养成外交与政治人才，当致力于政治学、算学、化学以及他种科学，不宜终日咿唔无谓之诗赋。又言翰林人员，愿往北洋大学或南洋公学研究西学者，政府可备文资送。（注：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可见盛宣怀以长期的办学实践，在传统教育体系打开一个缺口，间接地推动了1905年科举制度的终结。

尽管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缺少系统完整性，没有形成思想完备、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理论性文献。然而，盛宣怀的教育活动思想与其实业思想、政治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加切合近代工商业发展与社会政治变革的趋势，具有追求实效、实践性强、开拓创新三大特色，形成较好的办学效果与成就，从而使盛宣怀成为近代教育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教育实践家，是我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一位贡献卓著的有力推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