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治理结构与食品安全

2.3　供应链治理结构与食品安全

近几十年来，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和销售)合同和纵向一体化逐渐成为主导形式。农业合同在美国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稳步上升，从1969年的11%上升到2003年的39%。到2003年为止，合同占畜牧业产值的比重增长至47%，合同占作物产值的比重增长至31%。在畜牧产品中，合同占家禽和禽蛋产值的近90%(纵向联合则占剩余的10%)，合同占牛奶和猪产值的50%以上。在作物产品中，合同占甘蔗产值的100%，占水稻、花生、烟草和棉花产值的50%以上，占玉米和大豆产值的14%，占小麦产值的8%。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满足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日益增长的需求，应对政府严格的检测检验、法律法规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食品供应链的组织形式呈现出日益紧密化或一体化的趋势。其中，纵向协作作为供应链或产业组织中联结各参与主体的重要组织形式，由于能够控制食品质量安全、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高竞争力，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食品供应链的焦点问题之一。下面将分别介绍相关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

2.3.1　相关理论研究

食品安全涉及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整个食品供应链。因此，从整个食品供应链的角度来管理食品质量安全，能够提高管理效率，提高食品安全的管理水平。食品供应链管理理论的焦点问题是食品供应链中的治理结构(纵向协作)。

国外有很多文献都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了农业领域的纵向协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及后来的部分文献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采取定性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纵向协作的很多关键问题，包括纵向协作的出现和发展(Davis，1957; Kilmer，1986)、纵向协作如何影响经营效率(Araji，1976; OECD，1978)和经营范围、纵向协作的驱动因素，如新技术及相应的人力资本和资金的需求(Butz，1958; Jones和Mighell，1961)、生产者面临的价格和生产风险(Collins，1959; Mighell和Jones，1963; Hayenga和Schrader，1980)、规模经济(Kolb，1959; Mighell和Jones，1963)、政治压力(Butz，1958; Mighell，1963; OECD，1978)。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纵向协作紧密化趋势的出现，纵向协作又重新引起了农业经济学家的兴趣。这些近期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农产品供应链中多种纵向协作模式，如市场机制、契约、合作或合并、战略联盟、准完全一体化和完全一体化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结论。这里笔者仅介绍交易成本理论和农业经济学家Hobbs等人建立的一个纵向协作概念模型。

(1)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也称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它的分析单位是交易而不是商品。该理论认为，交易不可能发生在没有摩擦的“经济真空”(Economic Vacuum)中，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即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的信息或搜寻成本，如寻找和评价供应商或获取价格信息的成本，确定交易项目的事前谈判成本和确保这些项目得到遵守的事后监督和执行成本。交易成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指出了交易特征(包括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的关系。不确定性水平低的交易适合于市场机制，但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市场机制会带来较高的信息和监督成本，为此产生了紧密的纵向协作，如长期契约、战略联盟或纵向一体化。资产专用性^[7]的存在同样导致了纵向协作的紧密化。进一步讲，当专用性资产由交易一方投资时，容易出现纵向一体化，如果由双方共同投资，则纵向协作可能为长期契约或战略联盟。最后，当交易频率很高时，交易双方会看重长期的交易关系。当交易次数减少时，会增加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为节约交易费用，交易双方会建立更为正式的交易关系。然而，如果资产专用性水平很高，即使是经常性的交易，也更适合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部进行。可见，治理结构是由交易特征决定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出现节约交易成本的纵向协作形式。例如，消费者对食品的一些“无形”的质量特征(食品安全、生产过程中的动物安全和环境安全、转基因等)的关注，增加了供应链中的下游企业鉴定其供应商的产品是否具有这些特征的信息成本。这是因为，产品特征是由上游企业的生产或加工过程决定的，下游企业要想向消费者保证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安全的或者能够满足消费者特定的需求，就必须加强对上游企业的监督。同时，生产者或其他上游企业可能应零售商或加工商的要求而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这样，不管是上游的卖方还是下游的买方，他们的交易费用都增加了。为节约交易费用，交易的形式由市场转化为紧密的纵向协作，如契约、战略联盟甚至是完全一体化。许多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企业之所以倾向于紧密的纵向协作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费者偏好的改变(Hobbs和Kerr，1992，1998; Kerr，1994; Hobbs，1996; Kinsey、Connor和Shiek，1997; Caswell，1998; Gordon，1998; Henderson，1998; Bureau，1999);二是生物技术(Kalaitzandonakes和Maltsbarger，1998; Kindinger，1998; Phillips，1998; Hobbs和Plunkett，1999; Marks，1999; Hobbs和Young，2000);三是信息管理(Ebbertt，1998，1999; Prentice，1998);四是环境问题(Martin和Zering，1997);五是信用和风险(Featherstone和Sherrick，1992)。

(2) Hobbs和Young(2000)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综合能力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解释农产品供应链中的纵向协作紧密化的概念模型(如图2-2所示)。

能力理论(Competency/Capabilities Approach)使用“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或“企业内部能力”(Internal Capabilities)的概念提供了企业或产业演化的另一种解释。从能力的角度看，企业的存在、结构和边界是由组织培养和维护的个人或团队的核心能力——技术和知识决定的(Hodgson，1998)。企业的核心能力是指在一个或多个商业领域，作为企业竞争优势基础的一系列差异化的技术技能、资产、组织程序和才能(Teece，1994)。该理论认为，不同的企业拥有不同的“技能系列”(Skill Sets)，正像个人在不同工作上的智能有所区别一样，为此，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必须限制在那些他们知道如何做好的领域内。与科斯对企业存在和边界的解释不同，能力理论认为市场交易阻碍了知识在交易主体之间的传播，而企业的经久性和长期性则有利于组织化的学习和知识在生产环节间的传播。企业的知识经济是它的竞争优势所在，因此，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它能比市场更加有效地协调集体学习的过程。同样，企业的核心能力(知识)也决定了企业的边界，这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尤为明显。很少有企业将整条供应链完全一体化，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如果企业偏离了它们的核心能力，则很难有效地监督员工，这就会使企业面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结果是代理成本的增加和管理的无效率。如果我们同时考虑交易特征和企业内部能力，长期合作或战略联盟或许才是真正节约交易费用的纵向协作形式(Langlois和Foss，1997)。

图2-2　影响纵向协作的因素: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 Hobbs，J.E.and L.M.Young.Closer Vertical Co－ordination in Agrifood Supply Chain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Some Preliminary Evidence.Supply Chain Management，2000，5(3): 131-142.

战略管理理论(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在企业如何获得或提高竞争优势的战略框架内研究纵向协作问题。作为组织经济学的补充，该理论从企业选择纵向协作的内部动机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用的观点，并指出了纵向一体化的缺陷。Boone和Verbeke(1991)指出最优的纵向协作取决于资产专用性水平以及创新与弹性在竞争战略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需求和技术的改变使战略弹性变得非常重要，从而削弱了节约交易费用的动机对纵向一体化的影响。Mahoney(1992)强调了“比较制度分析”的重要性，他认为，很多研究只是关注纵向一体化的动机和优势，而很少注意到它的劣势。纵向一体化的劣势可分为三类:官僚成本、战略成本和生产成本。官僚成本指由企业内部的协调、控制和交流成本的增加而导致的管理不经济，也可能是缺乏市场竞争造成的效率损失。战略成本包括战略弹性的下降和退出障碍的提高等。生产成本则是指投入品使用的规模不经济。还有些学者试图将战略管理和组织经济学综合在一起，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介于市场交易和完全一体化之间的各种中间状态。Zajac和Olsen(1993)指出纵向关系紧密化的动机不仅仅是交易费用的最小化，还包括双方企业创造或最大化自身价值的愿望。

该模型由四个部分组成:驱动因素、产品特征、交易特征和纵向协作。基于Williamson(1979)的分析，他们假设纵向协作或治理结构的选择，受特定交易特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交易费用发生作用的，并且其影响程度取决于企业的核心能力。交易特征是由管制、技术和社会经济等因素“驱动”下的产品特征决定的。这些驱动因素构成了交易的制度环境，有时候也会直接影响交易特征。

(3) Peterson、Wysocki和Harsh(2003)以Williamson、Mahoney、Milgrom和Roberts等人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协作策略选择过程中资产专用性、互补性和协作策略的可行性等，建立了一个以他们三人名字命名的PWH模型理论框架(如图2-3所示)。^[8]这是一个包含4个步骤的动态决策模型，用以分析选择纵向协作中的何种协作策略形式。只有当4个决策点上的相关策略问题同时都选择“是”的时候，协作策略的改变才会发生，即从一种协作策略变革为另一种协作策略。如果4个决策点上的任何一个相关策略问题选择“否”的时候，改变协作策略的过程将终止。就交易环境而言，资源可用性、策略潜在的变化，以及产生更低成本的协作形式的变化，这些都在发生改变。而就产业演进而言，产业中的各个企业可以根据资产专用性、互补性、可行性和风险回报权衡的变化，沿着纵向协作连续体的任意方向进行改变，从而获得最优协作策略形式。

图2-3　纵向协作策略选择的PWH模型

2.3.2　相关应用研究

关于应用或实证方面的研究，对农户选择纵向协作方式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国外也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Kliebenstein等(1995)从收益和风险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生猪生产阶段所使用的合同方式，指出农户签订合同的主要目的是减少风险、获得资金和增加收入。Poole等(1998)在对西班牙水果种植农场选择营销渠道行为的研究中指出，农户面临的价格和付款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农户选择营销渠道的主要因素。Boger(2001)对波兰生猪养殖行业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组织形式由市场交易逐渐向合同生产方式转变，而质量是决定生产者是否采用合同生产的关键因素。Duval等(1998)对美国小麦生产者对合同生产的态度和行为的研究表明，年龄、非农就业、农业收入、参加合作社的经验以及对合同生产等的认知状况显著地影响了小麦生产者选择合同生产的行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合同生产也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郭红东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以及农户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农户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选择。他们的研究也证实，户主的文化程度、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户参与合同生产的意愿。

然而，就现有文献的分析来看，从供应链的组织模式及治理机制的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国外文献中，Frank等(1992)通过建立纵向协作指数，对美国食品产业进行检验，得出交易成本是其纵向协作的决定因素。Hennessy(1996)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食品产业纵向一体化的一个原因，纵向一体化节约了信息成本(产品质量的测量成本)。Weaver等(2001)认为一般在缺乏其他机制解决食品质量安全控制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整合供应链来内化管理以确保提供高质量的食品，同时最小化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当食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或交易成本较高时，一体化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Hennessy等(2001)讨论了在安全食品的供给中食品产业领导力量的作用与机制。Vetter等(2002)的研究指出，纵向一体化可以作为一个解决消费者事前和事后都无法识别产品质量特征的信用品市场上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的有效途径，而政府多部门的监管则不利于供应链的一体化。Raynaud等(2002)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结构与质量信号之间的关系。Menard等(2004)则指出了近数十年来欧美农产品供应链在人们对食品安全日益关注的背景下有向紧密协作和一体化程度加强的趋势。针对蔬菜，Buurma等(2006)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介绍分析了荷兰与泰国合作以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和降低交易成本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供应链发展项目，分别研究了以零售商TOPS公司为核心而建立的蔬菜供应链和以出口商Fresh为核心建立的蔬菜供应链及其蔬菜供应链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此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供应链的整合与一体化在蔬菜质量安全控制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国内文献中，桑乃泉(2001)谈到了食品产业的纵向联合与供应链管理，但是他没有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讨论;夏英等(2001)从质量标准体系和供应链综合管理的角度讨论了食品安全保障问题;周应恒等(2002)研究了在食品供应链中的信息可追踪系统及其对食品质量安全保障的作用;卫龙宝等(2004)在对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这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这种合作组织对农产品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进而得出我国现存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质量控制具有重要作用;谭涛等(2004)对农产品供应链的组织模式进行了研究，但未涉及其对食品安全的作用问题;张云华等(2004)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理论从交易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消费者需求与企业质量声誉角度分析了安全食品供给中纵向契约协作的必要性，并认为食品质量安全涉及从农产品生产、加工到销售整个过程各个阶段的质量控制，为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就必须实行食品供给链的纵向契约协作或所有权一体化;邓淑芬等(2005)用信号博弈模型研究了食品供应链的安全问题;胡定寰等(2006)认为通过“超市+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模式对整个农产品供应链上进行食品安全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食品安全的管理水平。杨为民(2007)对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模式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农产品供应链的结构一体化是降低交易成本，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客观要求;周德翼等(2008)探讨了食品安全政府部门的一体化监管与供应链一体化的关系;汪普庆等(2009)探讨了供应链的组织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系;周洁红(2011)从供货商和相关管理部门的二维角度研究了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刘畅、张浩和安玉发(2011)基于中国2001—2010年发生的1460件食品安全事件，从供应链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食品质量安全控制的薄弱环节与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