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变迁
薛克翘
印度目前尚不是世界经济大国，是否算得上政治大国似乎还在模棱两可之间，但却无人怀疑印度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国。因此，我们关心印度，就不仅要关心印度的政治经济，还应当关心印度的文化；而且不仅要关心印度文化的过去，还应当关心印度文化的现在，关心印度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变迁。
一、印度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
印度独立以后，政府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大力弘扬民族文化，试图消除殖民统治的影响。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留下三大文化遗产:一种语言——英语，一个阶层——英语阶层和一种政体——议会民主，使印度传统文化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
冷战结束，印度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改革，印度社会也从相对封闭变为相对开放。在短短的十来年时间里，印度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主要特点是:①中产阶级的队伍在扩大；②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增加；③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提高。
正如印度学者所说，在经济改革中获利最大的仍然是社会地位本来就很高的英语阶层，他们一部分人利用权力从各个环节上截取利益，一部分人利用资金在办企业中繁殖利润，一部分人则利用知识、技术在高科技等领域赢得利益。再加上人口的迅速膨胀，尽管印度经济每年以6%左右的速度在增长，但贫困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明显缓解，贫困人口的比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所下降，而绝对数量却在上升，改革的成果很难像中国那样一目了然。[1]占印度英语阶层绝大多数人口的是中产阶级。据估计，目前印度中产阶级人口达到2亿～3亿人，比以前大大增加了。[2]
但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据报道，目前印度10亿多人口中大约有4亿左右生活于贫困线边缘，其中有约0.8亿人的年收入在8000卢比以下，3.2亿人的年收入在8000～12000卢比之间，他们基本上属于无知识无技术阶层；6%的富人拥有全国60%的资产，而80%的人口仅仅占有20%的资产。[3]甚至有学者发表文章说他赞同美国语言学家Noam Chomsky的观点，认为改革使富有阶层联合起来对付普通民众，并进而认为改革不利于民主。[4]
十年来，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也在迅速增加，从1991年和2001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1991年，印度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5.72%；[5]2001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7.78%，[6]比十年前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城市人口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以上情况表明，印度的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变化与印度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二、印度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变迁
十年来，在印度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很难通过一两篇文章说清楚，这里只能就以下三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思想观念领域
1.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
20世纪90年代，印度思想界最突出的变化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崛起。这一思潮的理论核心仍然是“印度教主义”（Hindutva，或称“印度教特性”），其主张是“建立印度教国家”，其拥护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其政治代表是印度人民党、湿婆军和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全印大学生联合会等带有明显教派主义色彩的政党和组织，其崛起的标志是90年代初期发生的阿约迪亚“罗摩庙事件”和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
印度人民党于80年代中期成为“服务团家族”的一员，开始得到国民志愿服务团和世界印度教徒大会的支持。它利用90年代初期的印穆宗教冲突，强化了它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赢得了多数选票。但在执政以后，印度人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调整政策，对其他宗教和民族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并首先致力于核试验。
围绕阿约迪亚“罗摩庙事件”，印度国内和印度人民党内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主要是划清教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界限。前不久，有人出来试图把“印度教主义”修正为“印度主义”，也有人出来宣称“欢迎穆斯林加入印度人民党”，而坚持以印度教主义为宗旨的国民志愿服务团新领导集团则宣称“志愿团的大门将向所有的宗教敞开”。[7]尽管如此，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仍然有压抑感和不满情绪。[8]
而发生于2002年二三月间的古吉拉特邦大规模宗教流血冲突则说明，阿约迪亚“罗摩庙事件”之所以会在十年后重演，是因为印度的教派主义思潮（包括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消失，印穆矛盾始终是印度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威胁。
2.宗教热。
这期间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是出现了一股较强的宗教热情，尤其是在富有阶层（指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当中。印度改革开放的这个时期是印度经济平稳发展、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宗教热情高涨、宗教活动频繁的时期。据报道，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新修缮和兴建的庙宇、新出现的长老、巫女、宣讲师、密教师等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富人和知识分子的宗教积极性也空前高涨。[9]在孟买，那些平时习惯于坐车的富人们如今也连夜步行十多英里到群主庙（象鼻神庙）去礼拜。每逢周一到那里去的朝拜者更是不下20万人，而每逢群主日（印历六月初四）来自四面八方的朝拜者更是不下150万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提鲁帕提神庙（湿婆庙），每天有4万参拜者，每年得到的施舍款项达到40亿卢比。[10]
宗教热给人们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如，印度的许多电视频道在清晨都要播放晨祷，也有24小时播放印度教大师说教的频道；在宗教热的推动下，瑜伽、禅定和印医疗法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并人满为患；年经营额4亿卢比的印度音乐磁带中有1/3是宗教磁带，而在图书展销会上，宗教书籍最受人们青睐；人们以宗教的名义想办法赚钱，如今人们已经可以在电脑上朝拜一些著名神庙和举行祈祷仪式了；最近，一些大公司组织自己的员工修炼瑜伽和禅定，也有一些专门针对各大公司职员的宗教培训公司开张；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甚至还决定在大学开设宗教祭祀礼仪和星相学课程。[11]
印度本来就是一片宗教热土，而当前出现在富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宗教热则说明，人们需要宗教寄托以调节现代化过程中引起的精神紧张，而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发迹的富人们也需要精神寄托和神明的保护。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情况很相似。
3.价值观的变化。
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印度多元文化格局在不断调整，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年轻人开始更多地追求物质生活，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知识分子怀着使命感、和紧迫感做着大国梦，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
尤其是在城市里，种姓观念、生育观念、教育观念、消费观念、婚姻和家庭观念等都比十年前有明显改变。
我们注意到，最近十年里印度媒体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叫做“达利特”（Dalit）。这个词有“受蹂躏的”、“被压迫的”等意思，以前经常与“阶级”一词组成复合词，意思是“被压迫阶级”或“被剥削阶级”。现在“达里特”成了名词，专门指社会上最底层和最贫苦的人群，尤其是最低种姓。这个词的频繁使用说明，人们在有意识地淡化种姓观念，而尽量以贫富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还有，十年前，政府对计划生育有普遍号召，而积极响应者寥寥无几，如今，从大学教授到汽车司机，许多人都能接受只生两个孩子的现实，也有少数人只生一个孩子。再如，十年前，印度人普遍认为自由恋爱只是电影中的浪漫故事，现实社会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今天的人们则很重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现象越来越多。
最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建立起一座大型的购物中心，从而结束了新德里没有大型购物中心的历史。这说明近年来印度中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是潜移默化的。笔者目睹最近两年在德里举办的那种大型展销活动，有似十年前中国大型展销会的场面，货物以中低档为主，主要是因为人们的购买力仍然不高。但从人们扶老携幼、兴趣盎然，如同赶庙会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景象看，已经可以断定人们的物质追求和购买力都比十年前有所提高。
（二）文学艺术领域
首先是语言的变迁，这决定了印度文学艺术以及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变迁。
十年改革开放，英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包括印地语在内的本国语言在萎缩。英语进一步本地化，夹杂着越来越多的本地语单词和习惯用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印度英语，被印度学者戏称为“印格利什”（Hinglish）。同样，名义上具有国语地位的印地语也混合了大量英语词汇和短语。[12]
印度的语言变迁直接影响到出版业和文学创作。十年前，北方各城市印地语、乌尔都语的通俗读物比比皆是，现在已经罕见。原因有二:一是买得起书的阶层都懂得英语，不懂英语的阶层买不起书；二是传统的读物不再受青年读者喜爱，出版商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更喜欢出版英文图书。杂志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位著名作家在评论十年来印度文学时指出:“从文学的角度考察，最近十年（1991～2001年）被认为是成果丰硕的时期，但实际上，这十年文学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当印地语文学杂志这个大家族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关门停刊的时候，人们感到连文学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13]
由于读者群的缩小，本地语言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也受到限制，很难出现影响较大的文学家。如印地语文学评论家们就认为，市场经济中，诗歌变成了“货物”，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语法混乱。更有作家形象地说，现在大家忙于竞争，没有什么人买文学杂志看，把小说印在面包上也许有人读。文学评论家普拉温·库马尔·查认为:印度文学受西方文化的冲击非自今日始，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文学和社会都有责任迎接挑战，“但今天我们的全部行为都开始受市场导向的操纵，而在开放和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建立完美人格和幸福社会的意愿正在变成这一挑战的牺牲品。原因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作家要写作，尤其要写出好作品，必须面临更严峻的挑战。”[14]
但文学界仍然是社会上最敏感的部分之一。受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印度文学界也不甘落后。如“后现代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等都及时地反映于印度的文学创作。新近出版的《后现代主义的思考》[15]一书是一部论文集，书中对近十年来印度文学现状进行了总结，着重分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印度文学的影响等问题，肯定了印度文学紧跟时代、贴近生活的功绩。有评论家指出:“过去的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文学界发生了相当积极的变化。”出现了相当多关于妇女、贫困阶层和土著部落觉醒以及非教派主义的作品，同时作家还把社会上由享乐主义导致的丑陋现象纳入自己的写作范围。[16]
印度的娱乐业已经由电影一枝独秀发展到电影电视平分秋色的阶段。现在印度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电影生产国，年产故事片八九百部，平均每月有70多部被批准上市。全国有13000多家电影院，每天有约1500万人看电影。
但最近十年电视业发展很快，国家电视台独霸天下的局面已经改变，也开通了卫星频道和有线频道，美国的CNN和英国的BBC等都可收视，有80多个频道可供选择。目前约有7000万个家庭拥有电视机，看电视的人口达到4亿。十年前，印度电视节目的娱乐内容主要是传统的歌舞，如古典舞、民间舞、民歌和颂神曲等。1987年，电视台播放由大史诗改编的连续剧《罗摩衍那》，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情况，而如今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当前的电视节目则主要是与现实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连续剧（其中不乏惊险刺激和搞笑的内容）、现代歌舞MTV等。2001年，由著名电影明星、国会议员阿米塔卜·巴钱主持的节目“谁是百万富翁”受到观众普遍欢迎，因为它迎合了一部分人对财富的渴望心理。
舞台上，传统的歌舞、戏剧受到致命冲击，免费演出观众尚少，而选美比赛、时装表演，尤其是流行歌舞，几乎是场场爆满，成为新时尚。市场的冲击是如此凌厉，以致在许多传统艺术受到冷落的同时，也使从事传统艺术的艺人们日子难过。例如，新德里2001年1月4日出版的印地文周报《玫瑰印度》上有一篇报道《靠古典音乐填不饱肚子》，文中写道:“近来，许多音乐公司为迎合变化的时代和听众的兴趣而把音乐专辑投入市场，其中有成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也有正在崛起的新秀的作品。”老一辈的音乐家更是忿忿不平，抱怨连天。如著名的音乐家瑙沙德就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乐曲和歌不轻浮，能够使每一个人感到快乐。可是现在这些喧闹给人烦恼。”“今天，音乐也变成了商业。”[17]
印度美术界也在发生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艺术品的市场化。一位美术评论家写道:“最近，印度的美术市场比十年前发育成熟了许多。”他指出，印度美术市场虽然还不如西方那样发达，但已经具备了几个特点:一是有意识地打入国际市场，二是参与网上交易，三是价格大幅度上升，四是不同作者的作品价格拉开档次，五是各个画廊有意识地尽量增加收藏量。对此，人们也不无担心。他引用著名画家贾丁·达斯的话说:“美术市场的发展是好事，但我怕过分的宣传炒作会毁掉美术的根本精神。”[18]
尽管对印度文学艺术领域的这些变化褒贬不一，似乎抱怨多于肯定，但有一点必须看到，印度文学艺术领域并不是一片冷清和衰败的景象，而是相反，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繁荣，是传统与现代此消彼长的繁荣。从中可以看出，印度改革开放给文学艺术领域带来的冲击首先直观地表现为市场化。但市场化的背后却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是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化影响的进一步加剧。
（三）生活方式领域
印度上流社会早已学会英国人的一些生活方式。目前由于中产阶级的增加，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还在扩大，表现于衣食住行方面。如城市年轻人普遍喜欢穿T恤衫、牛仔裤，中产阶级喜欢西餐、中餐、威士忌、可口可乐，住洋房和别墅，购买私人汽车等。礼仪方面，出现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一步混合的现象。例如，见面问候，合十礼与握手礼并用，不大忌讳男女的接触；而传统的晚辈见长辈时的礼节通常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触脚礼”，而是弯下腰象征性地触摸一下长辈的腿部。印度城市人过生日，经济宽裕的都要开生日晚会，其间既有传统的祝福，也有西式的点蜡烛、切蛋糕和跳现代舞。笔者多次参加印度人的婚礼，十年前的婚礼虽然更传统一些，但迎亲的队伍已经使用西式的铜管乐队，现在又进了一步，增加了摄像、放烟花爆竹等内容。
印度是个节日大国，一年365天，几乎天天有节可过。但最近十年来，印度节日习俗方面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例如，在多如牛毛的传统节日当中，一些规模小的、地区性的节日渐渐被年轻人淡忘，而像圣诞节、情人节这些来自西方的节日，却正在成为全印度年轻人的节日。2001年2月14日，印度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全国性的“情人节事件”。这个事件向人们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随着印度的改革开放，来自西方的情人节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也给商家带来了不小的机会。有了往年的经验，这一年商家提前动手准备:大饭店为节日晚会布置好了场所；饭馆里安排了烛光晚餐所需要的一切；商店里鲜花、贺卡、气球、纪念品、小礼物琳琅满目。但印度教的一些激进组织如湿婆军、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印度教徒觉醒论坛等也提前发出警告，让人们维护传统文化，青年学生不要举办情人节活动，商家不要出售情人节商品和提供有关服务，并威胁说要采取措施予以打击。结果是青年学生不顾威胁，继续举行相关活动，而印度教的卫道士们则大打出手。当天的《国民柱石报》报道说:“今天，青少年们根本没有把湿婆军战士的威胁放在眼里，自由自在、如醉如痴地庆祝了情人节……各种事先准备好的音乐会、庆祝会在首都各地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是，第二天又报道说:“湿婆军战士在情人节这天捣毁了德里几个区的饭馆和出售贺卡的商店。”2月15日的《人民政权报》也以《情人节全国范围的游行和毁坏》为题进行报道，说湿婆军在情人节这天在全国好几个城市游行，反对西方文化的进攻，并捣毁餐馆、商店、画廊等；除了德里以外，孟买、博帕尔、贾巴尔普尔、那格普尔、奥朗加巴德、纳西克等城市都发生了类似事件，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暴力冲突，警察不得不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并逮捕一批激进分子。一些政党也趁机出来表态，如国大党就指责湿婆军和国民志愿服务团，说他们用这种方式反对情人节和选美比赛，是要把法西斯文化强加给国家，这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得到了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以至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报刊上不断有文章予以讨论。
直到2003年2月14日，印度的一些大城市仍然有湿婆军士兵游行抗议和捣毁商店、烧毁贺卡的事件发生。不大不小的“情人节事件”说明，在生活习俗领域，印度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是激烈的。
综合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印度文化各领域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改革开放就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引进外来文化，这是导致变化的直接动因。在各种变化中，思想领域的变化，尤其是价值观的变化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变化，因为这一变化决定了其他领域的变化，也决定了今后印度文化发展演变的速度和走向。
三、印度文化的发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随着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化，笔者对印度文化发展趋势有以下几点估计。
（一）内部，各文化集团间的冲突将继续
今后一个时期，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还将继续存在，甚至试图主导印度文化的走向。由于改革获利不均，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各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等的冲突，其次是印度教内部不同文化集团（通常表现为高种姓与低种姓）的冲突。这些都将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例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芥蒂很深，加上印巴关系紧张，使印度国内印穆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2002年阿约迪亚“罗摩庙事件”造成古吉拉特邦印穆间大规模流血冲突后，事件本身似乎是得到了初步解决，但矛盾依然存在。[19]再如，最近几年来，印度教徒与基督教徒的矛盾也非常尖锐，全国已经发生许多起捣毁基督教堂和伤害基督教徒的事件。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类似事件还会发生。
（二）外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将加剧
印度传统文化必将进一步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但由于印度传统文化是宗教文化，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由冲突变为融合的速度将是缓慢的。例如，印度上流社会的人物虽然口宣流利英语，参与西式聚会，但他们大多坚持穿民族服装，婚后女性更是清一色的纱丽或旁遮普式女装（Panjabi）。他们希望保持更多的民族传统，以抵御西方文化的压力。问题是，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印度的改革开放是不会中途停顿或改变方向的，这样，印度文化就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文明，越来越多地改变自身。可以说，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虽然会进一步加剧，但冲突的结果并非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那么简单。
（三）印度教面临改革
综上两点，可知作为印度社会主流文化的印度教文化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内和国外两个关系。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印度教几经变革。早期的吠陀教经过变革而成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又经过变革成为印度教。此后，商羯罗的改革巩固了印度教的独尊地位，促使佛教进一步走向没落。穆斯林在印度建立政权以后，印度教内部出现了虔诚派的改革运动。英国人统治期间，又出现了罗摩·摩罕·罗易、辩喜、圣雄甘地等人的改革。这说明，印度教是一个活的宗教，是在不断适应时代需要的变革中前进的。在印度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传统的印度教显然不能完全适应需要，这就必然面临改革。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是一种变革，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临时性思潮。印度毕竟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虽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决不会倒退回专制社会，也不会把印度教当作国教写进宪法。有了这个基本估计，我们就可以断言，印度教民族主义必将在印度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逐渐衰退，或者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潮流，而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教改革或迟或早终将到来。
（原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8期）
【注释】
[1]参见阿齐雷士·苏曼、多里·瓦德瓦:《人口增长不止贫困消除不掉》，载《国民柱石报》2000年3月10日；克里希纳·库马尔·米西拉:《这是怎样的幸福》，载《人民政权报》2000年5月21日。
[2]孙培钧、华碧云主编:《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3]维里普·乔贝:《加重的贫困加重的不均》，载《国民柱石报》2001年2月17日。
[4]拉姆苏江·阿马尔:《贫困在发展中加剧》，载《印度斯坦报》2001年2月15日。
[5]印度政府:《印度（2001）》，表1-9。
[6]2001 Census Results:India（网页）。
[7]巴格瓦特:《团的大门开向所有宗教》，《觉醒日报》2000年3月13日。
[8]普拉巴·迪克西特:《谴责印度教特性的勇气》，《国民柱石报》2001年12月1日。
[9]毗湿奴·纳加尔:《富人与宗教的关系》，《印度斯坦报》2000年8月22日。
[10]见2000年第2期Outlook周刊记者报道。
[11]毗湿奴·纳加尔:《富人与宗教的关系》。
[12]薛克翘:《世纪之交的印地语》，《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
[13]布拉杰斯瓦尔:《渡过文学的关闭期》，《国民柱石报》2001年11月11日。
[14]普拉温·库马尔·查:《变化时代中的文学创作》，《国民柱石报》2000年9月4日。
[15]新德里瓦尼出版社，2000年。
[16]毗湿奴·纳加尔:《积极变化的时期》，《国民柱石报》2001年11月11日。
[17]瑙沙德:《当今音乐家的无助》，载《国民柱石报》2000年10月21日。
[18]拉姆基索尔·帕查:《正在形成的印度美术市场》，载《人民政权报》周日副刊2001年8月14日。
[19]薛克翘:《2002年印度教派冲突剖析》，载《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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