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与欧洲的亲缘关系区别非洲与亚洲，这已是老生常谈的故事了。作为政治上正确的亚裔人，我感到这个故事可悲。然而，还是可以说只有一个有地位的亚裔学者才能发现这个故事可悲。”[1]
斯皮瓦克认为，以第一世界作为标准和起点来衡量与考察全球文化动态与思潮不仅存在于对第三世界的分析中，也存在于对女性主义的思考上。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在进行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时广泛而大胆地解构西方男权中心主义，并质疑西方女权主义学者的真实学术企图与研究效力，解构精神贯穿她的研究工作的始终。
在后殖民理论概念下的“属下”一词来源于葛兰西，喻指缺乏统一组织、缺乏自觉主题意识的底层民众，主体以农民为主。“属下”概念引进到印度后主要用于研究南亚和印度的受压迫的从属群体，更强调文化上的从属性、顺从性，范围也从农民得到引申。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表示，第一世界作为资本家而第三世界作为受剥削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旧是国际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生产体制依旧等级森严并且不平等，第三世界不仅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劣势，而且在文化地位上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他们作为“属下”无法“说话”。[2]斯皮瓦克用属下的概念形容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中都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既揭示了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压迫，也将第三世界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从特权阶级到底层民众区分开来——属下阶层在社会秩序中属于最低的层次。
——斯皮瓦克
但是斯皮瓦克对属下概念的突出贡献在于，她将女性主义视角引入后殖民视野中，这对于属下概念来说是一次极大的开拓与创新。对比于波伏娃、克里斯蒂瓦、西苏等女性主义学者，斯皮瓦克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本人在第三世界成长并成功进入第一世界，这就比第一世界“本土”学者拥有更为广阔丰富的视野和阅历。她“不仅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压力，在由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时，还受到第一世界男性世界的压力，在学术领域还时时感受到来自第一世界女性学者的压力”[3]。所以在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论述中二元对立一直贯穿其中，其中不仅有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还有着第一世界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性也形成了斯皮瓦克女性主义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连接的桥梁。
在斯皮瓦克看来，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在面对第三世界女性时并不了解第三世界女性的真实情况，她们“自以为事先已经知道妇女们在思考着什么”[4]，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辨直接用于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研究上，这也使得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在研究本国女性时不得不依据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理论，脱离了本国实际。
斯皮瓦克在《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中指出：“我逐渐发现在美国的确有一块属于女性主义学者的领地，我们称其为‘国际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的范围通常被界定在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以及第三世界里美国最感兴趣的那部分——拉丁美洲。当人们试图从更广的范围去看第三世界的妇女时，她们就会发现自己被一张信息网所缚……”[5]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有着不自觉的优越感，无法真正与第三世界女性进行沟通与了解，第三世界女性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第一世界想象中的“他者”。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女性处于社会整体与男性的双重压力下，第三世界更是如此，具体到印度，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女性依旧处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两座大山之下。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研究区分开来，即第一世界女性主义批评方向主要是男女的二元对立与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后殖民批评则主要围绕着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展开。第三世界女性受到男权或父权制与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双重统治，并且是第一世界女性主义理论下的“他者”，这是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创造性建树。
在众多反映印度殖民后殖民的电影之中，很少会有整部电影都是由铁血真汉子组成的，几乎每部电影中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女性形象，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又非单纯的渲染电影，在她们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殖民后殖民对电影中的角色起到的影响，以及这些女性在从殖民时代至今的形象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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