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后电视制度的主要变化

二、1978年以后电视制度的主要变化

1978年以后，中国电视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归为三个方面：电视产业经营制度的变化（指市场化、产业化的过程所带来的资金结构的改变）；电视微观运行机制的变化（指作为广电行政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级电视台的具体运作方式上的变化）；电视公共管理体制的变化（指电视行业行政格局的改变）。

表1-1　1978年以后中国电视制度的主要变化^[11]

三类变化的相互关系，体现出渐进性的特点。电视制度变迁首先从电视产业经营制度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广告经营制度创建，财政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种经营出现，传媒公司上市等，都是影响深远的产业经营制度改革。为了配合产业经营制度的变化，电视微观运行机制的变化随即展开。20世纪80年代初，拉开了内容改革的序幕。90年代初，制片人制、人员聘任制开始推行，相对于电视产业经营制度和微观运行机制，公共管理体制的变迁显得滞后和迟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广播电台成立才被公认是电视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首次在一个行政区内出现两家级别相同的电台、电视台并行运作和竞争，意味着市场化改革突破了行政垄断格局，掀开了此后电视宏观管理围绕产业发展方向重新洗牌的改革序幕。

从难度看，改革首先在相对远离政治控制、远离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在电视产业经营制度的层面）展开，其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上，利益分歧小，遇到的阻力就小，反复就少。慢慢地改革深入到政权层面，其影响关系到整个电视行业的布局，利益分歧加大，遇到的阻力增大，再加之主管部门在领导行业产业化方面的经验积累不足，改革呈现摸索、反复、调整的特点，有学者将这种渐进层次的改革称为“边缘突破”。

其实如果仅就某一层面的电视制度改革看，“边缘突破”的渐进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以电视传播内容的改革为例，政治色彩浓厚的《新闻联播》几十年变化不大，而娱乐节目、体育节目花样迭出，其享受的财政自主权也更大。又如，内容改革的典范——《东方时空》首先是在“非黄金时间段”播出，其初衷是改善中央电视台早间节目缺乏亮点的情况，想以此拉动早间节目的收视和广告。继《东方时空》成功后，以批评性报道著称的《焦点访谈》才得以面世，并且1994年后全国各电视台普遍开设了体现传媒监督功能的批评性栏目，这些终于汇集成为一次重要的内容创新。

下面，对1978年后中国电视制度变化的主要方面进行简单介绍。

（一）电视产业经营制度

1.广告经营

媒介能够作为经济创收者存在，是因为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形成的传播能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具有宝贵的商品价值。

图1-2　媒介、广告主、受众/消费者、商品之间的关系

广告对于中国电视业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广告自身给电视业带来收入。1979年1月，上海电视台播出我国电视业第一条广告——参桂补酒；1979年12月，CCTV首次在两个频道中同时播出广告；此后，电视覆盖率加大，节目质量提高，观众数量增加，影响力增大，电视作为广告媒体的价值不断提高。1993年，《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中间加入广告，不仅确立了广告的地位，而且带来巨大收益。1995年，对《新闻联播》后13个5秒广告时段采用招标形式，使广告价格提到空前的高度。目前，全国电视广告收入达200多亿元。

除了绝对值的增长以外，广告经营收入与政府财政拨款的比例也能很好地反映广告的作用。一项对44个省级台、省会城市台和重点城市台的抽样调查显示：1995年广告收入在各台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85％，2000年上升为92％，可见，目前主要电视台所接受的财政拨款不足年度总收入的10％。据了解，这一比例在有些台更低，比如北京台仅为0.03％。而各台资金支出中上缴各广电厅（局）的各种费用已经是其所接受的财政拨款的数倍（1998年，平均上缴比例为19％，1999年15％，2000年13％）。也就是说，电视产业的资金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政府财政投入越来越少，而以广告为代表的经营收入飞速增加，传媒从政府控制的单极世界，变成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

表1-2　电视台总收入、广告收入与节目收入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黄升民、丁俊杰《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第432页，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

（2）广告使电视业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从而有利于电视行业吸引资金。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视广告市场逐渐活跃，投资电视行业变得有利可图，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投入到电视节目制作、交易和播出环节中来。

（3）广告为电视业带来市场观念。广告是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以市场的标准判断媒介和节目的购买价值。节目要关注广告收入，就必须关注收视市场，关注节目质量。“市场观念”不再是一句空话，而关乎每一个电视节目经营单位的生存。

（4）广告为电视业带来了衡量市场表现的科学手段。电视收视调查的普及和应用，与广告主、广告公司的推动分不开，它们促使收视调查数据成为电视广告市场和媒介市场的“通用货币”。

2.节目经营

节目经营的兴起源于电视节目供求关系的失衡。电视台数目的快速增长带来的连锁问题就是频道的大幅增长和对节目需求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923家无线电视台和1000多家影视节目制作公司，共制作各种电视节目616437小时（比1990年增长了6.7倍）。可是同时，全国每天播出的节目总量为2万多小时。一年的节目播出需求达到730多万小时，以每个节目重播2遍计，也需要300多万小时。制作数量占实际播出需要的1/5。节目源短缺的情况，在最近几年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2004年广播电视年鉴》显示，2004年，全国播出电视节目1103万小时，而实际制作只有212万小时，占19％，节目供需严重失衡，制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活跃的节目市场，使节目经营有利可图。在电视台方面，虽然节目经营收入还不是主体收入，但是有增长的趋势。如表1-2显示，从1995年平均100万到2000年平均200万。个别电视台更取得了骄人成绩^[12]。在社会制片公司方面，依靠市场需求的刺激，更涌现出一批优秀个体。

3.网络经营

1987年8月1日，最早的区域性有线电视台——上海市闵行区有线电视台成立。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城市有线电视台开始大规模发展，湖南省在1990年成立了最早的省级有线电视台，1992年，第二家省级有线台——北京有线电视台试播，此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我国有线电视进入大发展时期。截至2006年，我国有线电视网络总长达到272万公里，覆盖400多个城市和200多个乡镇，其中国家干线网4万多公里，省级光缆网41万公里，地市级干线网39万公里，县级及以下干线网176万公里，租用网干线12万公里。有线电视用户超过1.4亿，数字电视用户1266万户。2006年，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收入252亿元，占广电行业创收收入的26％。其中，全国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收入184亿元，数字电视业务收入5.23亿元，其他网络增值服务收入62.77亿元。

但是，我国有线电视网有明显的投资分散的特征。根据2001年的统计，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有1200个运营者，平均用户规模有限，难以实现规模效益。网络建设的投资构成更加复杂，在中央财政投资很少的情况下^[13]，为了求得发展，建设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是业外资本。业外资本进入广播电视传输业，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1998年，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广播电影电视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有线电视网络建设筹资方式要以系统内融资为主，可以采取自由资金滚动、政府拨款、银行贷款等方式，采用合股方式融资的，必须由广播电视部门控股，按照广电总局规定报批。2000年，针对实践操作中屡禁不止的情况，广电总局再次下发《关于广播电视专用网融资问题的紧急通知》，严正申述了上述规定。这些政策无疑把许多地方的网络经营方式推到了灰色地带。但在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要建成网络，业外资本的进入又显得别无选择。

4.多种经营

20世纪90年代后，电视台开始多种经营。涉及业务有房产、娱乐、旅游、餐饮等。以中央电视台下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为例，从事业务有：节目制作、节目营销、电视传播、广告代理、广电技术与工程、市场调查和媒介研究、实业、旅游、商贸等。由于人才、经验缺乏，电视台多元化经营基本走过了从“遍地开花”到“回归广电主业”的过程。表1-3显示了部分电视台多元化经营的情况。

表1-3　中国部分电视台经营项目一览

资料来源：陆地《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第90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

5.资本经营

20世纪90年代，传媒行业进入证券市场。全国广电系统先后出现了东方明珠、中视传媒、电广传媒、歌华有线等四家电视传媒下属的上市公司^[14]。

任何传媒都包括宣传和经营两大部分，传媒进入资本市场，并不意味着报纸、电视台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吸纳业外资金，而是指传媒把其经营性业务从宣传业务中分离出来，组建经营性公司，以经营性公司的形式与业外资本合作。例如，中国传媒业第一个成功上市的案例是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建于1992年，由上海广电发展事业公司、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每周电视报四家投资组建。东方明珠把电台、电视台原有的广播电视发射业务及设施分离出来共同组建股份公司，进而向社会招股。除了东方明珠以外，中视传媒、湖南电广传媒、北京歌华有线也采用的是改制重组，直接上市的方式。传媒业进入资本市场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二级市场上的兼并、收购、控股或股权转让，入主上市公司，从而进入证券市场，即所谓“买壳上市”。1999年6月，四川《成都商报》控股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四川电器的第一大股东，创了报业间接控股介入证券市场的先例，引起极大轰动。传媒与上市公司合作成立子公司，是传媒产业进入证券市场的又一种方式。如湖南电视台与湖南中意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创办“湖南卫视财经节目中心”，共同组建具有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电视台以其卫视频道时段广告资源作为投资，占51％的股权，湖南中意投资以1500万现金作为投资，占49％的股权。

（二）电视微观运行体制

1.制片人制

1985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首次授予杨洁、蔺兴汉等四位创作管理者“制片人”的称号。1993年，从《东方时空》7位栏目创办人开始，制片人称谓被引入电视栏目。目前大部分电视台采用了制片人制度。

制片人制度是适应节目商品化、市场化的需求，在电视微观运行体制上进行的相应改革，它的出现与产业经营的兴起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电视台制作单位没有太大的播出节目量的压力，也没有以收视率为核心的任务考核，还不用为节目经费发愁。进入90年代后，资金结构改变使节目商品属性凸现，这要求制作者的立足点从单纯的节目生产型向节目生产经营复合型转变。原有运作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制作量的压力、节目优胜劣汰的压力越来越大^[15]。这种情况下，再把权力集中到部、中心一级，已无法满足效率和质量的要求。

从对电视制片人在节目运作的全过程中所负责环节的考察中发现，电视制片人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节目策划、节目具体操作和经费使用中，对于人员选聘、经费筹措的责任次之，在节目营销中的责任较轻，普遍不承担终审任务。这样的责任层次在中央电视台表现得更为清晰。如表1-4所示。

表1-4　电视制片人在节目运作的全过程中所负责的环节

资料来源：王甫主编《电视制片人的现状与发展前景》第2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虽然制片人制得到了业界广泛认可，但是不可否认在推行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暗箱操作，庸人赶不走、能人留不住，同工不同酬，栏目播映时间安排，制片人知识结构等，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仍须不断解决和完善。

2.人事制度改革

对电视节目需求的迅速膨胀，带来对制作人员的需求空前增加。但同时（1991年），国家下发冻结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规定——各电视台人员编制被固定在原有数目上。电视台不得不大量聘用临时员工。

案例：中央电视台人事制度变革的主要历程（20世纪90年代）

以CCTV为例。国家编制只有2400多个，但现在支撑整个央视节目和管理运转的有近万人。90年代，央视用人制度的变化经历了几个过程。1993年，《东方时空》推出制片人制，同时给制片人组阁权，试行人员招聘。即：每人每月280元工资，不发工作证、没有医疗保险、不能入党入团、不评先进，也不能提干。这种做法受到很大争议；1994—1995年，进入规范阶段。对电视台确实需要的人，可突破编制，不管户口，台里自行聘用，其住房、福利、升迁完全等同于正式员工。后来，台聘也不够了，又出现了更灵活的用工制度——栏目聘，即“临时工”；1995—1996年，新人入台一律实行彻底聘用制；1996年至今，废除“聘用人员转为正式职工”的条款，为全员招聘打下基础。目前，CCTV正式职工、台聘、栏目聘三种用人制度并存。其中，栏目自行聘用的员工，档案、待遇等均由栏目自己解决。

这种工作上能上能下，待遇上能多能少的临时关系受到生产部门的欢迎。如下表所示，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部分电视台制作部门中，聘用人员已超过正式员工，他们在节目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1-5　CCTV新闻评论部职工类型　　（单位：个）

资料来源：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第11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表1-6　CCTV专题部部分栏目组人员构成（1999年）　　（单位：个）

资料来源：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第11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人事制度改革使制片人部分拥有用人权，有力地配合了制片人制的推行。首先，栏目可以根据实际，核实用人数量和结构，避免人浮于事的人才浪费现象。其次，制片人直接面对一线制作人员，减少管理层次，改变了传统模式下，部门多、层次多、信息失灵、责权不明的状况。最后，制片人制用人机制灵活，奖励制度灵活，制片人和制作小组形成风险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使制作人员感到来自身边的威胁，产生危机感和竞争意识，制造了出精品的氛围。改变了过去只管制作，不管播出的消极被动思想，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刺激了好作品的产生。

但是，新老制度并存也存在着明显弊端。尽管“事实上，很多所谓的临时工已成为了部门或栏目的业务骨干，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栏目制片人、主持人，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但这些年轻的业务骨干感到“同工不同酬”，而且不能从“新办法”中看到自己的职业前途。因此，近几年来，地方台、民营制作公司、甚至境外影视机构分流了许多电视台优秀的节目制作者^[16]。

相比之下，一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建的电视台进行了更彻底的人事制度改革，以上海东方电视台、湖南经济电视台为例，在建立之初，就推行全员聘用、竞争上岗的人事管理制度，避免了制度过渡带来的后遗症。

3.节目评价体系

节目是传达电视业性质的最终载体。与电视业的使命相适应，我国节目评价体系走过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电视台资金来源于政府，节目评价的标准基本只有政府一极。随着资金来源的调整，节目评价出现了两极——老干部和老百姓，收视率等指标随之引进。形成了主观评价（政府、专家的评价）和客观评价（收视率、市场份额等）共存的体系。近两年，节目评价中又加入了成本—收益的经济指标。

案例：中央电视台节目综合评价体系方案^[17]

2002年，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公布《节目综合评价体系方案》，确定节目综合评价指数由三部分构成：客观评价指标，主观评价指标，成本指标，分别被赋予“5∶3∶2”的权重。客观评价指标以收视率为基础，兼顾频道、时段、节目类型因素，对收视率进行修正。主观评价指标是领导评价和专家评价的量化值。领导、专家分别对随机抽取的节目样片进行审查，围绕“节目导向、节目定位、节目内容、表现手法、节目包装、主持人表现”等方面进行评议打分。在主观评价指标中，领导评价占指标权重的60％，专家评价占40％。成本指标是衡量节目投入产出状况的量化值。这是第一次把节目成本因素引入评价体系，有利于加强栏目成本核算，增收节支。

（三）电视公共管理体制

1.取消四级办电视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两级办电视的政策已不再适应形势需要，今后凡是有条件的省辖市、县也可以针对当地需要和可能开办广播台和电视台，除了转播中央和省的电视节目外，可以播出自办节目，覆盖该市、县^[18]。从此，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成为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针。

四级办电视的初衷是在地方财政自主性增加后，通过下放权力，利用地方资金促进电视事业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央政府不出钱的情况下，有效提高电视覆盖率，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更顺畅地传达到祖国各地去。

四级办电视政策推出后，广播电视事业获得了空前发展。电视台数目增多（表1-7）。1998年，全国注册登机的电视台（包括无线台、有线台和教育台），共3280座，比1982年增长近70倍。当时中国电视台的数量超过美国1倍，是日本的25倍。

表1-7　1982—1998年我国建立的电视台数目变化

四级办电视政策带来城市电视台的崛起。一大批有实力的城市台在活跃地方文化生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另外，由于大多数城市电视台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一开始就推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市场经济观念强，许多城市台一成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特色^[19]。进入90年代后，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贷款建台，这类电视台不占编制，没有级别，完全自负盈亏，如广东经济电视台、成都经济电视台、乌鲁木齐经济电视台等。强烈的市场经营观念，使城市电视台在节目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市场化的成功探索。

案例：南京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交流

（20世纪80年代初期）^[20]

1981年6月，南京电视台成立，最初每周播出一次。1984年10月，南京台与上海台订立协议，上海台八频道允许南京台连广告一块儿转播，不收费。从此南京台节目一跃而为每周7天，转播5天，自办两天。不久以后，上海台认为南京微波站口子一开，江苏省内沿途站都沾光受益，减少了本台出售节目的收益，感到自己吃了亏，不再正常传送，向南京台要价每年5万元。后经江苏省委宣传部出面协调，1985年10月，上海台与江苏许多城市台达成协议，江苏省成为上海电视传播网的一部分，上海台无偿提供整套节目，各市台不得翻录扩散，不得掐头去尾，不得夹带本台广告录制播放。这次摩擦的解决，显示了广电行政管理模式之外一种平等协作、互惠互利的多元格局。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四级办电视台引发的诸多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如：地方乱建台造成国有资产浪费；资金不足造成设备陈旧；片源不足、内容违规，只顾保证地方利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得不到稳定传输；老少边穷覆盖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等，我国电视业形成了“小、散、滥”的混乱局面，中央行政权威受到多元化投资格局的严重挑战。

1999年，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联合下发82号文件《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明确了推广公共频道的思想，即“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留出一定时间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2000年广电厅（局）长会议精神十分明确：“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地（市）及以下各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电视台逐步转为主要转播中央和省台的节目。今后广播影视系统实行中央和省（区、市）两级管理体制。”^[21]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和政治权利的原因，取消“四级办电视”政策也遭受过一定阻力。

2.调整局台关系

1978年以前，我国一直采取局台合一的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财政拨款逐步减少，电视台自主利益形成，自主权扩大的要求逐步高涨。从中央到各地，广电厅、局都实行了简政放权，出现了厅台合一、名分实合或彻底分开等几种形式。多种模式下，局台矛盾集中在经济利益上。由于每个电视台需要上缴多少钱，上缴全台收入的比例是多少，全国没有明确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与主管厅局每年都要在上缴数量（比例）上争执。广电厅局与电视台之间在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中掺入了经济上讨价还价的关系。在这种财务关系下，政府把所有权与产权混同，无视独立法人财产权的存在，挫伤了电视台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担心上级部门要钱，有的电视台资源浪费严重，缺乏成本核算，甚至一些明明可以赢利的项目账面上体现为“亏损”。

3.集团化政策推行与调整

20世纪90年代末期，面对我国电视行业过散过滥、竞争无序、市场分割严重、规模效益低下的现象，广电主管部门提出集团化思路。1999年82号文件中，最早出现了“广播电视集团”的字眼，这以后，集团化改革开始分步实施。2000年12月，我国第一个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宣告成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省广播电视局、湖南电视台总台（由湖南电视台、湖南经济电视台、湖南有线电视台合并而成）合署办公，直属省人民政府管理。2001年4月，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成立，在80年代“五台三中心”（上海电视一台、二台、新闻教育电台、文艺电台、经济电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技术中心、生活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形成以广播、电影、电视、传播网络、网络和报刊为主业，兼营其他相关产业的大型集团。2001年5月，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成立，下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等单位。同年，江苏、山东、四川等地都先后成立了广电集团。2001年12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挂牌，包括中央三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广影视传输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广播电视互联网站等单位。

但是，集团化在实际操作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例如：行政指令式的整合很难催生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真正有效的协作；集团化导致社会利益集团竞争转移到国家机器内部；独立制作公司受到挤压，加剧产业链条失衡；组建过程中的权利分配纠纷；“集团”过于强调产业性质，不利于明确“事业”这一前提；等等。

2004年12月21日，在海南省博鳌举行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国家广电总局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批准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原因是作为喉舌性质的电台、电视台组建的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容易与社会上一般理解的产业集团的概念相混淆。广电总局今后只允许组建事业性质的广播电视台或总台，此前已经成立的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可以将集团改为总台，如果要继续保留事业性质，就一定要把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新的产业经营公司或集团公司。也就是说，事业产业分开运营是下一步广电系统深化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22]。

4.网络整合及数字电视

在前文关于网络经营的内容中，已经谈到在建设有线电视网络的过程中，业外资本的进入显得别无选择。这无疑为日后推行网络整合战略增加了难度。近年来，通过“加盟店”、赎买等方式，有线电视网络正在从各自独立、分散状态，向以省、市为中心的城域联网发展。网络整合成为新时期对广电主管部门和具体经营单位的行政权威与市场能力的重大挑战。

案例：北京市有线网络的整合^[23]

北京1996年成立了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中心，开始建设全市光缆网。同时18个区县中的14个区县也在积极发展网络，仅北京四区在两年时间就自建了30多万户的有线电视网。尽管全国出台了“一市一网”的政策，在潜在利益的驱动下，市区两级在有线电视用户的争夺上愈演愈烈。从1998年开始，北京市开始了艰苦的并网工作，经过反复谈判，市网出资7000万元收购了4个区网，每户收购费用平均为200元人民币。统一全市网络成立企业化网络公司后，又与一家有多年良好业绩的国有企业重组为北京歌华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符合企业上市的条件。2000年2月8日，歌华有线成为第一个获准上市的有线电视网络经营公司，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

网络整合是数字电视推广中的关键步骤，直接关系着数字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质量。相比传统模拟电视，数字电视能够提供更清晰、更丰富的节目内容，以及拓展、增值服务，对丰富民众生活、刺激文化消费、改变电视业收入结构有重要的作用。2001年4月，苏州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数字电视业务，标志着我国数字电视进入商业运营阶段，2003年以后，数字电视的推进工作先后在青岛、佛山、杭州、太原等地取得了重要经验，基本确立了在全国推行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思路。2006年，已有25个城市完成数字化整体平移，有线电视用户达到1266万。目前，数字电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除了网络整合以外，还包括当地政府的支持，整体转换的资金来源，网络升级改造，用户认知，节目资源，运营经验等等。

5.推行对外开放政策

2003年12月30日，广电总局发布《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此后，对外开放、对外合作成为广电行业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在电视节目制作领域，对民间资本、境外资本开放。在网络传输视听节目业务领域，向电信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