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的殖民化与印欧文化的交汇

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西欧资本通过殖民扩张，最早将美洲纳入其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近代初期的伊比利亚征服者首先闯入新大陆，基本上摧毁了美洲土著文明的核心，而输入了欧洲－基督教文化成分，并创建了殖民地。正如巴西学者所指出的，“作为16世纪欧洲商业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拉丁美洲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欧洲的需要，从而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⑧这样，拉丁美洲便成为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最早范例。由此，欧洲人拉开了近代全球化的序幕。

欧洲人在美洲以剑与火开始了其全球征程，给我们上演了一场历史的悲喜剧：征服之初，欧洲文化与美洲土著文化之间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和冲突，造成了两者最早的接触点——加勒比海各岛屿土著人的灭绝，同时基本上消灭了中部美洲和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的印第安人文明的智囊部分。另一方面，为了反抗强加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各地的印第安人也多次自发地举行起义，或采取其他的斗争形式。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印欧文化的冲突和对抗是短暂的、零星的。实际上，各种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征服者与印第安人首先在物质文化方面实现相互的调和与适应，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一种混合的物质文化结构，并在这种物质基础上开始构造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文化。

众所周知，西班牙征服者踏上美洲的土地之时，就面临着陌生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气候，特别是面对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特点的土著居民。为了解决其食物、住宿和交通问题，西班牙人必须求助于土著人所拥有的各种手段。这样，在征服时期，土著人的物质手段强烈地影响到征服者的生活。这种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土著人原有的交通道路、食物、住房、医药等。西班牙人征服南美洲西部广大地区时，正是利用了土著印加人早已修筑的道路交通设施，他们才得以迅速地向纵深地区推进。比如，西班牙征服者在进入智利时就利用了印第安人所拥有的交通手段，其中有印加人修筑的道路和桥梁，也有各个土著集团使用的木筏和船只。后来，印加人的道路就成为殖民地时期的驿站和邮政线路。

在美洲一些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堂也是印欧两种成分的混合成果。在教堂和修道院的建造中首先突出征服者的宗教精神，同时根据客观条件的许可采用一些土著成分。比如，智利北部的宗教建筑，其十字形平面采用土著的原始空间结构形式，但是教堂的正面表现出欧洲风格。它们的外部轮廓是文艺复兴的或新古典主义的，但是其装饰是多样的，汇集了印欧成分。这表明征服时期的房屋、教堂、栅栏和堡垒都具有混合特色，是两种文化相混合的产物。土著文化对殖民地初期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食物方面：印第安人种植的作物，如玉米、马铃薯、南瓜、菜豆等都成为征服者的食物。⑨

殖民地时代的医学知识和实践也明显表现为印欧成分的混合。西班牙人把许多医疗技术传播给土著人，反之亦然，这种混合构成了殖民地初期的医学实践。土著人的医学贡献主要在于草药的使用，从墨西哥到智利许多种类植物都被西班牙人用来治病。总之，在征服时代土著物质文化的许多成分都明显地影响到西班牙人的生活。而印欧两个种类的多种文化要素构成了现代拉美文化的悠久基础。

从另一个视角看，征服者们也带来了欧洲的物质文化成分，包括引进各种动植物、农具、手工业和采矿技艺及其工具等，这些外来文化成分逐渐改变了美洲文化景观。从殖民之初，西班牙人就把地中海地区的果树和粮食作物引进美洲，并使之适应那里的气候条件。其中突出的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是葡萄、橄榄、小麦、苜蓿等；后来还逐步引进了其他的果树，如欧洲酸樱桃树、苹果树、石榴树、桃树、扁桃树、李树、无花果树等。此外，西班牙人还引进了各种牲畜，如绵羊、山羊、马匹、奶牛、猪以及家禽。这些外来成分的引进改变了美洲各种族居民的食物结构。

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之后，除了物质文化发生变化之外，在精神领域欧洲－基督教文化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精神文化移植过程始于征服后期，西班牙人借助一系列的城镇核心的形成来扩展欧洲文化影响。他们以这些新建的城镇为中心，开始组织各个地区的居民及其经济活动，并极力传播欧洲－基督教文化。从此这种外来文化在美洲得到精心的培育，其中包括精神领域的重要成分，如语言、宗教、艺术、教育。这个过程就是文化移植。

所述时期，天主教会在印第安人中进行传教和皈依的活动，促进了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实际上，在近代史上西班牙君主制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因此国家和教会在传教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军事征服和宗教皈依活动同步进行。由于这个缘故，从一开始西班牙征服者队伍中便包括了担当军队神父的教士，尔后这些僧侣又成为传教士。伴随着征服事业的推进，为了完成更加广泛的传教使命，一批批欧洲僧侣又不断来到美洲，加入征服者的队伍；这些僧侣借助多种手段让一批又一批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所述的过程也正是欧洲－基督教文化广泛移植的过程。在欧洲文化移植美洲的过程中，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问题，当代拉美学者作了切中要害的评论，指出了教会充当征服者的本质作用：“天主教会对于拉丁美洲同一性的诞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如用强制手段使本地居民信教、摧毁本地的文化表征（法典、庙宇、教学机构）。这两个世界的遭遇战的第一步是入侵者以新的万能宗教的名义将本地文化斩首。教会作为征服者的精神武器，为当地上层人士设计了一套教育和福音传教的严密制度，使之与新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结合起来。这种‘征服者文化’与传统的伊比利亚文化不同，它通过与本地文化的接触也经历了一些修改。”⑩

为了广泛和持久地宣传基督教学说，天主教会采用欧洲已有的各种手段推进欧式的文化艺术活动。这样，墨西哥的首任大主教参与建立大学、引进印刷术和创办图书馆。修道院保存了欧洲传统的知识手段，以利于宗教人士的研究；同时教会在印第安人中间也积极传播欧洲的文化知识和创设不同的职业。由于天主教士的努力，圣乐在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利马、波哥大等地得到很大的发展。

显然，在欧洲－基督教文化传播中僧侣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中不仅有来自西班牙的有文化素养的修道士，如贝纳迪诺·德萨昆、阿隆索·德拉维拉等人，而且还有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如意大利的著名防御工事工程师安托内利等人。

实际上，殖民地的文化教育处于天主教的控制之下。在修道院、传教团和教区内僧侣们向新入教者灌输基督教学说，传授启蒙教育的基本知识、会计和职业技艺。此外，学院和大学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为教会的需要服务的，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拉丁文语法、神学和经院哲学。在美洲创办的这些教育机构都保持着欧洲文化传统，以便让欧洲殖民者的后裔就近接受高等教育，而无须去欧洲就学。西属美洲第一批王家和教皇大学遵循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的同样规章，其课程设置和讲义内容都沿袭宗主国大学的传统。在葡属巴西，耶稣会创办的学院和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给葡萄牙殖民者的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在殖民时期的巴西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大学。

除了以上途径之外，欧洲－基督教文化还通过其他方式输送到美洲。有文化素养的欧洲人在美洲的滞留或居住，殖民者子女在美洲或欧洲接受高等教育，美洲人的偶然欧洲之行，这些人士在欧美之间的往来都有助于欧洲－基督教文化成分的传播。

还有多种因素促进了所述的文化要素向美洲的移植，其中包括宗教装饰的需要、城市化的推进、文化艺术活动赞助者的增多，如王室、总督、省长、教会和修道院、有钱有势的矿业主、港口的商人和船主，以及种植园主与庄园主都有可能赞助文艺活动。所述的各种因素都推动了欧洲艺术作品的流入、欧洲文化人和艺术家的移居以及美洲艺术家的成长。

通过漫长的文化移植过程，欧洲文明最古老的基础：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基督教学说扩展到了美洲各地。它们不仅在新大陆深深地扎了根，而且成功地取代了美洲土著文化，而成为现代拉丁美洲文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