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渗透”

第三节　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渗透”

一　“王道统治”与“民族协和”

“王道统治”是日本殖民者利用中国儒家王道思想，通过民族协和达到“独创王道的政治”，⁽⁶¹⁾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日本殖民者“八纮一宇”的侵略梦想，即被其称为“彻底的民族协和精神”。“民族协和”或“五族协和”是日本殖民者在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时，为其笼络中国民心而提出的文化统治手段之一，是从“满洲建国精神”中提炼出的一种新的侵略口号。因为中国东北是一个相依相联的多民族社会群体居住地域，有汉、满、蒙古、回、朝鲜、锡伯、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等十余个民族，而日本为分化民族关系制造出东北只有汉、朝鲜、蒙古、满4个民族以及日本大和民族。为把东北众多民族感化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日本殖民者提出了“民族协和”的主导思想和“八纮一宇”的主张。

（一）利用儒家王道思想实现“民族协和”的主导方针

日本殖民者在研究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策略时，是“以文事进行侵略”为根本方针。首先他们研究汉民族的文化思想精神，认为利用中华民族精髓儒学是上策，拟将孔孟之道的“仁”、“德”等作为建立“满洲国”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行政纲领。其行政方针是：对外宣扬“以安居乐业为基点，建设理想的王道政治，民族协和、机会平等、门户开放。”提出“五族协和”的口号，即日族（大和民族）、汉族、满族、蒙族（蒙古族）、鲜族（朝鲜族）等民族协和。在“满洲”大肆宣扬建立“王道乐园”，推崇孔孟“先王之道”。儒家思想是传授给人以博爱和仁义，以“德”做人的道理。犹如孟子所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在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⁶²⁾日本殖民者入侵中国的国土，大讲“德”“仁”之道，“教民以亲爱”，“导民以礼让”等，是以保民为主的王道政治手法中的“文事统治”的思路。在他们看来东北所实行的政策合乎中国民众之情，可以深孚众望。

为使“王道”深入人心，使人人皆知殖民的“博爱”为宗旨，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著书立说，大讲王道。几年间抛出了《王道演讲集》、《王道主义研究资料》（1932年版）、《王道救世之要义》（1932年版）、《王道管窥》（1934年版）、《王道学》（1935年版）等“王道学”相关著作。郑孝胥的《王道救世之要义》中提到“把自己所有的精神心力，去替他人服务、为他人，忘自己，克制自己，安定他人”，甚至说：爱自己的国家是私心，爱大众的国家是公道，王道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化私为公，把爱国的思想推到爱世界上去。他说的私心，是只爱中国；他所说的公道是爱世界，实质是爱“大日本帝国”。此外“满洲研究会”编的《王道的研究》、东亚民族协会出版的《日本皇道与满洲的王道》、伪满洲国国务院情报处编的《王道浅说》、1932年在东京出版的东亚研究讲座《满洲建国的理想之王道》、《满蒙统治的王道原则》等都在伪满洲国广为传发。这样为之最终目的就是让殖民地的人们归顺其统治，成为他们的忠实臣民。

日本殖民者利用儒家王道思想进行“文事”统治的根本目的是彻底抑制汉族及其文化，后藤新平宣称的“确保思想统一，开导民心”，教育中国人是为了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日本殖民宣扬的“抑汉扬蒙”，抑制汉民族文化普及蒙古文化为其所用，竭力把蒙古民族的慓悍性格用于镇压汉族等人民的反抗和对外侵略⁽⁶³⁾。

（二）“王道统治”是实现“民族协和”的主要手段

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着“满洲帝国协和的根本精神”，首先提出对外政策的狂想口号：

（1）目标彻底战胜世界，实现“八纮一宇”的伟大理想；（2）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必须齐心协力，团结东亚各民族、各国家即东亚大同团结；（3）东亚团结必须防范国外势力，对内我们要加紧武力防卫。即日、满（伪满洲国）、支（中国）三国要齐心协力；（4）日、满、支三国结成联盟，首先解除“满洲国”以外地区权益的束缚和南京政府及军阀的暴政，必须日满协和，成为一个独立国；（5）要迅速开发“满洲”资源，加强边境国防，防卫北方的袭击；（6）实现民族协和的王道政治。首先要实现东亚满蒙各民族联合的理想，以建设“新中国”思想。⁽⁶⁴⁾

在提出以上所谓“伟大”理想的理论基础上，为实现“民族协和”即“王道”和“神道”成为一体的主张，日本殖民者对“王道”和“神道”的谬论作了这样的解释：

“神道”和“王道”中“道”是相同之意。“神”是体现天德之言，天德就是宇宙的真理，即指天地的大道。所以神是这方面的大道，即体现这方面道之言，但“道”是天地人三才一体的天地大道，即“王道”。所以“神”是“王道”的体现者，也就是“神”所体现的“道”，即“神道”。⁽⁶⁵⁾

日本殖民者还炮制出从“王道”向“皇道”转换的荒唐理论解释为两种含义。一是日本殖民政府根据长年研究中国经学的教授诸桥辙次所说：“王道的本意有二，一是孔子所说古来的王道是从道德思想出发，是指天地的公道学说。一是后世歪曲事实在王道活学的基础上从政治片面论来解释王道中的革命思想。”⁽⁶⁶⁾而后来王道学的“榜样人物”郑孝胥等一些当权派的军人和政治家们，都采纳并歪曲“王道”中所含的“革命思想”，作为伪满洲建国的根本理念。明治天皇在任命关东州司令官武藤信义时，以及关东州司令官植田谦所起草的《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根本精神》中，都取用了“王道革命思想论”。当确立伪满洲建国精神的同时，日本殖民当权者就采纳田中智学的一套建国理论。认为“满洲的建国的国体为神、道、君、民、国”⁽⁶⁷⁾。也就是所谓的“国性（神和道）、国相（君、民、国）等五大元素”⁽⁶⁸⁾。把封建统治者所运用于中国千年王道治国理论，称为道统；而把日本的神道称为皇统，进行二元一体的转变，也就演变成伪满洲国国体的基础。试将日本殖民者所规划的伪满洲国“八纮一宇”之“宏伟蓝图”图表表现如下：

从“王道”转换至“皇道”图解表⁽⁶⁹⁾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日本殖民者研究了“王道”向“皇道”转变关系的过程。这是推行“民族协和”的政治指导思想的过程。

（三）“满洲”的日本移民与传播殖民思想的使命

日本殖民者以“民族协和”为主导思想，以“王道统治”为主要手段，利用日本移民作为其思想的传播者，充当民族协和的主导者，同时又肩负着日本殖民者的特殊使命。日本殖民政府对东北侵略的国策之一就是向“满洲”移民。从1932年度开始，日本殖民政府实施百万户移住计划，先后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四次集团移民行动。第一次1932年10月，移民492人，在三江省（今黑龙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建立的弥荣村；第二次1934年3月，距永丰镇数十里的千振村（今属黑龙江省），500人；第三次1934年春，向绥棱县移民300人；第四次是1935年向密山县（今属黑龙江省）移民500人⁽⁷⁰⁾。此外，早在1912年关东军在金州大魏家屯建立“日本移民模范村”。这期间日本各社会民间团体也在进行民间活动，如1933年3月东京市社会局、关东厅的后援在东京深川天照失业中进行选拔，向哈尔滨天照园移住28人，在1934年11月向哈尔滨天理村先后移民43户，204人。之后又先后三次移住67名，1935年移入27户日本人；后来又分三期到大连大房身实习之后向通辽县钱家店附近移民，第一期（1933年春）移住27人，第二期（同年夏）移住30人，第三期（1934年春）移住26人。⁽⁷¹⁾为了吸引更多的日本人移住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出版了“满日丛书特辑”《移住满洲招募指南》一书进行诱惑宣传，其要旨：

日本人的伟大使命。日本国农民移住满洲，不管是日本内地情况还是满洲国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对那些移住到满洲人来说，必须了解最基本的理由。特别是期待到满洲国的农民“要有绝对的必要条件”。其次是“东洋的日本人的使命……日本民族移住海外之际……要有为社会奉献的思想和实践精神。同样作为一个国家要努力奉献于世界，对于个人要奉献社会，首先是向邻里之间、同街同巷的人们施与行动；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向邻近的国家施与爱心以及对全世界各国的奉献。”⁽⁷²⁾

十分明显，日本殖民政府把日本人移至“满洲国”，宣传目的是帮助邻国，共同繁荣，为日本国民幸福，为东洋永久和平等，达到“日本和满洲是绝对不能分割的关系”⁽⁷³⁾；宣扬成“日、汉、满、蒙、鲜五个民族，要齐心协力建立满洲国王道乐土”⁽⁷⁴⁾，这种宣传完全是日本殖民者企图通过奴化政策对中国东北乃至东亚各国的人们进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

（四）“民族协和”与“王道政治”的实质

为了更好地体现伪满洲国的建国精神，达到与“王道政治”的精神一体，弘扬民族协和，振兴百业，日本于1932年7月25日，主导建立了协和会。伪满政府的日本官吏兼任协和会的要职。如：溥仪为名誉总裁，本庄繁为名誉顾问，郑孝胥任会长，张燕卿为理事长，谢介石任中央事务局长，中野琥逸为次长。1934年9月协和会进行改组。协和会事务局长由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兼任，协和会其他要人也几乎由伪满政府的日本官吏兼任。同年12月，南次郎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后，极力加强对协和会的控制。

“满铁”搜集的有关王道书籍

从此伪满政府与协和会实行“二位一体”制。协和会的使命是发扬“建国精神”和“建国实践”，以此使全伪满洲国的四千万民众形成“王道精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协和会需要启发民众理想，“努力培养国民意识，不管是官吏、军人还是教育家、商人、农民、劳动者，向所有的各个阶层，注入渗透满洲建国精神”⁽⁷⁵⁾。为使协和会的普及更加广泛，更具权威性，他们又制定了五大纲领：第一，弘扬建国精神；第二，实现民族协和；第三，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第四，宣德达情要彻底；第五，完成全民总动员。提出六项工作：第一，精神工作。起用日本的“皇道”观念，将其彻底地贯穿到伪满洲国的每一个人的心里，作为日满不可分的基本纲领，把“建国”的伟大精神渗透到每位官员、民众的头脑中，达到他们所谓的国民思想的统一。第二，协和会工作。不管是经济、思想、社会方面，增进各民族相互融合协和，提高福祉，推进和创建万邦协和的活模范。第三，社会福利工作。为表现“建国精神”的经济文化，通过联合组织、卫生、识字运动以及生活合理化运动，谋求达到建国的伟大精神，使国民在日常生活上、社会的经济生活上的具体化，百业振兴，提高国民生活。第四，宣德达情工作。上达洞察国民事情，下达上意，让国民衷心理解国政。第五，组织工作。在全国普及分会组织，步步渗透，动员、训练、组织伪满的国民，官民一致上下一体。第六，兴亚工作。推动上述五大工作，把建国的伟大精神渗透到东洋各民族，直至最后一员，唤起西欧各被压迫的民族，是世界道义建设的第一步。同时，协和会的会长要由伪满皇帝下达敕令，由国务总理和国务大臣担任，日本天皇、驻“满”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官为顾问。中央到地方以及政府的各个机关建立起严密组织，分别在省、县、旗设置本部，共设立四级联合协议会。为达到滴水不漏，各个分会在各地不分地域、职别、职业、民族等，在特殊场合下有区分会、乡村分会、官厅分会、特殊会社分会、医师分会、商务分会、农务分会、鲜人（朝鲜族）分会等多种复杂种类的分会。东北各地所建立的18省和一个本部设立分会为3565个，会员数达2011636人（见下表）。

中央本部机构（1941—1942年）⁽⁷⁶⁾

1941年6月末—1942年东北建立协和会情况表⁽⁷⁷⁾

满洲帝国协和会机构图（1941—1942年）⁽⁷⁸⁾

如此庞大的协和会，从1932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方告瓦解。在此期间协和会一直插手东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进行一系列反动活动。诸如配合日俄军警对东北广大地区进行讨伐，残酷镇压抗日民众，瓦解抗日武装；通过办《协和》、《王道月刊》、《东亚之光》等刊物和出版《协和会基本精神》等书，进行腐蚀与毒害东北各族人民思想，麻痹奴化中国人的灵魂；协助日伪机构压榨、奴役和搜刮各族民众，仅所谓“献纳”、“报国储蓄”、“勤劳奉仕”、“出荷粮”以及“开拓移民”等，⁽⁷⁹⁾即把东北各族人民弄得无以生存；对东北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成立所谓“青年训练所”、“协和青少年团”、“协和义勇奉公队”⁽⁸⁰⁾等。证明日本操纵的伪满洲帝国协和会是变形的残酷奴役东北各民族人民的工具。

综上所述，日本殖民者的所谓“民族协和”或“五族协和”的实质，就是以后藤新平所谓的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殖民统治，打着为“世界和平”实现“民族协和”的幌子，以达到“八纮一宇”理想王国的真正目的。为笼络中国民心，利用儒家“仁”、“德”的思想，歪曲孔孟之道的“革命思想”，巧妙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与日本殖民政策融合一体，成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法宝——“王道统治”政策，这也是禁锢中国民众的思想方法和手段。日本殖民者宣扬建立“满洲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成立“协和会” 弘扬建国精神，最根本意图是要清洗中国民众思想，渗透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思想与政治策略，达到永远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目的。

二　运用日本“神道”、佛教侵蚀中国宗教文化

（一）“神道”侵蚀中国宗教文化

中国民间宗教文化被日本殖民者以“神道”的方式进行侵蚀。东北的宗教与日本和西方的宗教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萨满教等，每个教都有几百或几千年的历史，都与地方的社会民众风俗人情及政治息息相关。日本殖民者“利用宗教迷惑方式”，以小乘宗教之义，达到大乘宗教的效果。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殖民当局为了“鼓舞士气”、“弘扬国威”，每占领一个地方必然进行神道活动。利用民间的宗教文化麻痹中国民众，作为达到“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

1930年时的大连神社

　 1907年在大连建立的大连神社的“神祠”

1920年日本出版了加藤咄堂的《民众与宣传》，该书详细介绍在宗教宣传方面应采用的几种方法：

要成为一体宗教宣传，在两种场合下各有五个阶段。两种场合之一就是对待无宗教信仰者：第一，要施与求道的动机；第二，对所求教者进行教理说明；第三，使其产生信仰；第四，在产生信仰同时还要使信仰持续；第五，要达到其有了信仰后而无能接收其他信仰为止，对其宣传到位。另一种是对不同宗教者进行宣传场合。第一，要破其原有的信仰；第二，在宣传新的宗教时要说明其优点；第三，要达到新的宗教感兴趣程度；第四，达到其放弃原有的宗教而加入新的宗教；第五，甚至不仅使其改变原有的宗教，通过宣传使其改变自己的宗教而加入新的宗教行列中。⁽⁸¹⁾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殖民者把宗教文化视为重要一翼进行文化侵略。很早以前西方的基督教已传入旅大地区及东北，日本殖民政府担心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和中国古老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日军将士产生危害。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政府提出：“新东亚之建设必须以宗教为第一，必须用日本化的基督教取而代之”。从此，日本的神道、佛教、基督教等纷纷派出神职人员跟随日军进入中国，展开祭祀和慰问军队等活动，瞬间各种宗教派别深入到各地区医院、幼儿园、学校等部门，组织佛教青年团、妇人会等为军队施行“慈善事业”服务，宣扬“博爱”精神。特别是“关东州”和“满铁”沿线，随着日本移住民的增加，在东北不断增加开拓村，使大批的日本移民到东北移住，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营建神社和布教所（寺院）。每个神社和布教所都由移住的日本人管理，他们都带有日本殖民政府的使命，致使宗教也将成为日本殖民政府入侵殖民国的一种武器。

1933年期间，在日本天皇和军方的支持下，日本的各种宗教向吉林、锦州、齐齐哈尔等地蔓延，而且逐步营造新的比较完备的神社。根据日本殖民政府的最初调查记录，1930年统计在“关东州”有10个神社，“满铁”附属地达31个，领事馆管辖1个，共计有42个神社⁽⁸²⁾。1934年设立12个神社，“满铁”附属地达33个，领事馆管辖8个，共计有53个神社⁽⁸³⁾。特别是在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使馆以第13号令，将伪满洲各神社移交给大使馆教务部管辖，特别在1939年8月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颁发的“陆达第42号令”，规定日本侵略军队可以“配备神职人员，负责所属部队的宣抚、教化、祭祀和鼓励士气”⁽⁸⁴⁾。至此1940年4月15日，伪满洲各神社被移交给伪满洲教务部，伪满洲国的各地神社瞬间在各地建立。这些神社冲击了中国各个宗教派别。如：根据1941年《满洲年鉴》统计共计179个。分布在各地所设置的神社有新京（3）、奉天（26）、四平（11）、吉林（15）、安东（6）、锦州（6）、滨江（9）、龙江（14）、间岛（10）、牡丹江（7）、三江（22）、东安（12）、北安（11）、通化（7）、热河（8）、黑河（2）兴安岭一带（10）等，他们在神社里大多供奉着日本明治天皇、天照皇大神、大国主神等，以供伪满的日本人信仰祭祀。至1944年达到300多个。神道教会组织达到60多个，遍布中国各地。

故此，这些神社被日本学者辻子美称为“侵略神社”⁽⁸⁵⁾。他们每到一处在神社举行“招魂祭”、“慰灵大会”等活动，把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作为寺庙中的“神”，让日本民众祭祀。王金林在《日本神道研究》中引用了堀江秀雄的《神道是满蒙进出》的一文说什么“满蒙”的永久统治要在“武力、政治和开放政策的基础上，更加主力于精神文化的移植”，神道能让在华的日本人“敬神尊皇大意”“发挥国体敬神，昂扬国威”，让中国人参拜“充实并发展其特性”，“依赖（日本）肇国大精神之显现”⁽⁸⁶⁾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把人奉为神灵，是利用宗教愚弄人民的行为，以激励日本将士们的士气，慰藉军属。是日本殖民政府利用神道活动这把毒剑为侵华战争服务。

（二）日本佛教成为侵华战争的“护国”旗子

公元6世纪时日本的佛教，就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法宝，始终与政治、军事密切相连，也与国家政权密不可分。从平安时代作为“镇护国家”之宝，到大化改新、德川幕府时期佛教已被历代天皇极力提倡为宗教。明治维新后佛教更是盛行，与日本军国主义紧密结合，佛教就成为“排耶、护法、护国三位一体的‘佛法救国论’”。⁽⁸⁷⁾佛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略亚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护国”角色。如1894年在日本天皇对华宣战之时，日本的东本愿寺颁布了《本山事务报告》：“扬国威于海外，则是帝国臣民应尽之义务”；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时颁布了《随军布教条例》。在侵华政策中倡导“八纮一宇”的主张。提出了“王道政治”向“皇道政治”的转化。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佛教与“神道”成为日本侵略军人的精神慰藉的一剂良药以及成为侵蚀中国人思想的一支毒箭。截至1935年，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各佛教寺院教会堂有116个，神道70个，基督教49个。⁽⁸⁸⁾在七七事变爆发之际，日本佛教组织更是大张旗鼓地叫嚣，冲入侵略者的行列。如在1937年7月12日“国体名和会”发表声明：

奉戴保全东洋之皇馍，肩负着有色民族十亿人人道命运的皇国日本的国民同胞，现在断然面对除恶平暴的北支事变的勃发，基于帝国政府对世界发表的有关声明之原则，佛教各宗派行动起来，联合成立国体名和会，面对日益迫近的国难而一致努力打开局面，进而走上战争第一线，慰问皇军及保护居留者，更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不惜身家性命，一心奉公。在此特表明日本佛教教徒应有之觉悟如上。⁽⁸⁹⁾

这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僧侣们，通过各种形式发表宣言支持侵华战争。如举行“战胜祈愿祭”，打出“振兴国家”的口号。同时出版一系列有关佛教和战争方面的书籍。如1937年出版林屋次友郎和岛影盟著的《佛教与战争》，古川碓悟的《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1938年大仓精神研究所发行的《护国宗教》，佐伯定胤的《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以及国书刊行会发行的《佛教的亚细亚传道和殖民主义·战时下的佛教》，后藤澄心的《法主猊下华中慰问记》、冈部宗城的《论对军人布教》等。

日本佛教教派的9个宗派天台宗、古义真言宗、净土宗、临济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净土净宗本愿寺、净土真宗大谷派、日莲宗、本门法华宗在中国各地建立布教所（院或寺）有157个，宣传布教近600人。1938年在战时体制下，日本各佛教纷纷建立宗教社团，掀起“国民精神动员运动”、“报国章运动”、“近邻互助运动”等，全力支持国家对外侵略。

总之，日本的佛教已不再是行善除恶，慰藉神灵的佛教，而是违背佛教的宗旨，利用佛教之根本，肆意行恶，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