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沟通”而非“文化殖民”

三　传播效应：“文化沟通”而非“文化殖民”

由于“媒体传播全球化”形成的今天信息传播现实，无距离的文化碰撞、沟通、交流已经通过媒体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这种传播的速度及覆盖面已经将世界各地聚集在一份报纸、一本杂志、一台无线电短波收音机、一台电视机，甚至一部手机上。尽管人们的生活速度也由于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而加快，人们在选择急速而至的信息速度也在加快。正是由于这样快速接收信息的现实，对于进行媒体传播的从业人员而言，就更需要针对这一现实来制作、播放传播产品了。

由于进行对外播放的媒体传播首要任务就是“推广国家形象”，这就不仅仅是涉及国家事务的外交化播放，更多的是如何将自身本土文化介绍给异域受众，同时，将异域文化介绍给本土受众。这样的双向播放形成了独特的不同文化进行传播的特点。不可否认，这样的国际文化交叉传播形成了信息丰富的媒体传播特点；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由于媒体传播特点所依赖的“符号化文化概念”为最基本传播要素，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形式”（Barker，C.，1997，第8页）。关于这一形式的形成样貌，巴克（Barker，C.，同上，第8页）是这样解释的：

传播技术的全球化繁殖已经创造了一种增加复杂符号的环境，在其中，媒体声像传播、出产和播放一种充满竞争的符号与意义的爆炸性展示。

The globalmulti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has created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semiot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elevision produces and circulates an explosive display of competing signs and meanings.

在如此的竞争化的全球媒体传播中，各种文化相遇，就有了强势与弱势的比较。这就是所谓的巴克（Barker，C.，同上）归纳的“文化的和媒体的帝国主义政策”（同上），也就是我们时下意识到的“帝国传播”。关于这一归纳是如此解释的：

全球化媒体声像传播的结果涉及到集体的、显著化的国家身份证明。……涉及到文化的问题永远是权力与政治事务。

The consequences of global television for collective，notably national，identities.….Questions of culture are always issues of power and politics.

这样，在迅捷的媒体声像传送与接收的状态下，不可避免地使得受众在快速接收过程中，会形成对“符号化文化概念”只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印象化的接受与认识。

因此，对外播放的媒体声像传播产品的内容设定、素材诠释、主题展现都会影响到个体的受众心态、团体的文化情境、宏观的文化交流层面上。由于“媒体传播全球化”形成的如此媒体新生态，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所面对的是怎样使得异域受众在几乎饱和的媒体传送信息流中锁定这一频道而非引起心理上的反感与排斥的问题，尤其是在如此交叉的国际文化传播形成的播放竞争状态下。

考虑到这一媒体传播新生态背景及对文化播放形成的、影响受众接收心态的因素，笔者在这一小节里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与论述：

◇媒体声像全球传播的“文化沟通、推广”效应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媒体声像全球传播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偏差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媒体声像全球传播的“文化认同、公民身份”定位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探讨、分析和论述，“推广文化”、“文化帝国主义”及“文化认同”等在后现代文化氛围内的聚焦点与处于对外播放媒体声像传播产品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得到进一步阐明和理解.与此同时，在媒体传播新生态中“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将基于实际操作的经验教训、通过与新闻传播理论的结合而被系统化、理论化地探讨、定位。

（一）媒体声像全球传播的“文化沟通、推广”效应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如此聚焦今天的由“媒体声像全球传播”形成的媒体传播新生态，是因为涉及到了在多重文化相互交错的播放情形下所带来的效应。这一效应的形成，主要源自对外播放承担的“推广国家形象”的首要责任的要求。既然是进行“推广”，就要考虑到是否能被接受从而形成“沟通”的目的。因此，如何进行“推广”就成了首要的焦点。

关于对外播放媒体的首要责任的解释，当数澳大利亚的对外广播负责人德里克·怀特（White，D.，1998，第2页）的描述：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承担一个任务，向世界推广加拿大的真实形象，并且为在海外的加拿大人提供一个与本土相联系的纽带。……另外一个就是来自竞争的效应以及国际电视传播取代过去要求国际广播电台来推广国家形象的效应。我认为那些政客、政府及商业领导，特别是那些在海外下榻的宾馆里发现国际电视传播更具吸引力、似乎比短波收音机更有效、更性感。

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 has amission，to project a true image ofCanada to the world and to provide a link with home for Canadian abroad.…The other is the effect of the competition from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to project the national image which once international radio was required to do.I think that the politicians，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particularly those who find themselves in overseashotel rooms，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isa lot more attractive，seemingly more efficient，sexier than shortwave radio.

这种现实使我们进一步清晰地看到，“推广国家形象”的首要责任得以实现的前提及效应。当然，尽管这是以加拿大国际播放对其本土受众在异域接收的效应为背景的，仍是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即：对外播放建构的文化信息流形成一个心理链，将本土与世界各地无形地、通过心理效应联系在一起。那么，对于播放源而言，这种无形的“心理链”就引领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深化了解受众群的接收心理和期待值了。

根据笔者的实践经验，来自异域文化的受众群对本文化成员在他种文化情境中的生活经历及感受更感兴趣，也更容易借助这样的介绍而进一步了解另一种文化情境中的各种特点。这是因为这类受众群以节目中的本土成员在陌生文化情境中的经历与感受为镜子，从而在心理上关注和设想，形成角色换位。如此的接收效应就简洁而又更有效地达成了对播放源的文化及国家形象的推广。以这类受众群为代言人的文化也就有了与播放源文化的沟通机会和渠道。下面的个案－8可以进一步提供来自实际操作的经验启发。

个案－8：“推广‘国家形象’”的渠道之一

1995年3月中旬，来自“瑞典国家广播中心”的记者、主持人瑟韧·韦拜克来中国大陆进行采访。由于笔者在瑞典期间就与之有所合作，所以，他对中国大陆当时的媒体声像传播也很是好奇，加之笔者当时在国家级的对外播放媒体“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担任集采编播于一体的节目主持人，所以，就与他的在对外播放的“瑞典广播（Radio Sweden）”上播出的节目极为相近。但是，由于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大陆的媒体运行方式很不了解，所以，在心理上他们有很多的误解和成见。而他的好奇与关注就促成笔者将其需要了解的方面介绍给他，并通过他介绍给他在国内的、从未来访过中国大陆的同事及其节目受众。

经过主管上级的同意，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最后的结果是，笔者将引领他参观“中国华艺广播公司”节目编辑室、制作间、演播厅等形成播放节目的一系列程序拍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电视专访纪实片，在笔者当时担任节目主持人的“福建有线电视台”播放。当时中国大陆的受众对媒体传播的整体系统还是很陌生和很好奇的，尤其在一位外国媒体从业人员的经历中看到这一体系的所谓“神秘”的一面，也是很令人感兴趣。更加之笔者在节目中以比较方式，通过瑟韧·韦拜克提供的有关他在国内及世界各地采访的照片配以与笔者的访谈，就形成了处于两个不同文化情境中同一职业的相互比较定位。

而这档节目更大的文化沟通交流效应来自于在瑟韧·韦拜克回国后，将所复制的本档节目录像带放给其同事和受众带来的。通过这档节目，他的同事对中国大陆媒体传播的发展及开放感到惊讶，同时，也了解到中国同行对媒体传播的认识与态度。

显而易见，这一个案中的处理，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进行“推广国家形象”与促进国际间的“文化沟通”是找到很恰当的切入点。这样进行的国家形象推广不仅给另一“文化情境”受众群以自然的、与之生活和心态紧密联系的感觉，而且所接收的信息完全是纪实风格的定位，有记录生活的真切。加之节目主导的恰当处理，受众群就不会产生令人反感的“宣传”味道和引导，而是对节目所涉文化的了解、学习、对比、理解。

（二）媒体声像全球传播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偏差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虽然在上一小节里笔者分析了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如何有效地“推广国家形象”与如何有效地促进国际间“文化沟通、交流”及其基本切入点，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就能够完全顺利而有效地达成对外广播的基本目的了。这是因为，在媒体声像全球化传播的形势下，来自不同播放源的媒体传播产品在激烈地竞争着受众群、收视率。

对于中国受众而言，谈及这一传播形势，呈现在日常生活中最具形象化的例子要数美国好莱坞影片带来的影响效应了。笔者在此不展开有关电影本身及制作具有的特点与应该形成的效应的电影理论，而是提供这样一篇文章来引发本节主题的深化探讨与分析。

好莱坞的文化入侵

吴锡平

你知道吗，《杨家将》、《西游记》、《天仙配》，这些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未来几年内将全部变成好莱坞大片。据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彼得·罗异透露，遭遇“审美疲劳”的好莱坞已开始了“中国题材”的挖掘工作。《孙子兵法》、《西游记》等中国传统题材影片将很快贴上好莱坞标签。据悉，不久前已在浙江横店开机的《狄仁杰》是好莱坞“入侵”的排头兵，之后还有《天仙配》、《成吉思汗》、《杨家将》等经典中国故事将被重新演绎，美国片商计划在2008北京奥运年，把《孙子兵法》、《西游记》等中国题材也贴上好莱坞标签搬上银幕，而娄烨执导的《苏州河》、张国荣和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也成了好莱坞重拍的对象。在中国电影迎来百岁诞辰之际，好莱坞此举是为中国电影送来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还是别有用心、另有所图？

好莱坞对电影有着一套成熟的商业文化运作模式。电影在好莱坞，是一条欲望的生产和满足的文化流水线。在多年摸打滚爬的历练中，好莱坞掌握了一套“勾兑”大片、名片和“奥斯卡”影片的酿造秘方，就像可口可乐神秘的“7X”秘方一样，它能使普通的碳酸水与众不同、身价倍增，它能“化腐朽为神奇”，化平淡为“可口”和“可乐”。虽然好莱坞的这个配方是个高度机密的，但里面至少含有这样一些基本元素：欲望、爱情、自由、正义、神话和美国梦等等，这些我们在几乎每一部好莱坞大片里都能找到。事实上，这个神秘的配方才是好莱坞的核心竞争力，才是它作为全球“梦工厂”和“印钞机”的最大源泉。

凭借着这样的核心竞争力，好莱坞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现代的传奇。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元文化交融沟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观众的接受心理和偏好也随之多元化。好莱坞追求欲望和利润的痴心脚步已经越来越追不上观众变心的翅膀了，他们渴望有更新颖、更奇异的视觉体验来刷新自己的艺术期待，满足自己高企的审美预期。他们急切地需要世界题材来踏勘和拓展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盈利能力的新边疆。现在，这只文化大鳄开始向世界张开了大口，在世界各国开设“灌装分厂”，开始梦想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样的运作策略和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跨国公司有着惊人的相似。

影视资源的枯竭和观众审美疲劳带来的焦虑，是好莱坞“文化入侵”其他国家民族素材的重要原因。“欲望工厂”的生产要得以延续，最重要的就是新奇。这不仅仅指电影拍摄技巧和电影明星的不断更新。经过一个世纪的生产，西方市场出现了原料紧缺的状况，好莱坞曾尝试向太空、史前和未来等幻想空间进军，虽然也取得了类似于《星球大战》、《魔戒》等片的巨大成功，但卡通和动漫带来的冲击令它如芒刺在背，不敢大意。于是，到异域的陌生文化中去寻找宝藏，寻找新的欲望原料，成了好莱坞的新战略。他们把目光瞄向了东方，盯住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

好莱坞来了，留给我们最大的悬念就是：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题材会被美国人演绎成什么样子？他们将会“戏说”还是“正说”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其实，欲望也好，想象也好，说到底好莱坞是一个文化工厂，他们挖掘新题材的冲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利润的追求和攫取，是为了分食世界电影市场的大蛋糕，并不是在从事文化保护计划，他们是好莱坞，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将会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标准来打量和改造传统的民族题材，并按照他们娴熟的商业逻辑来进行运作，推向世界。首先，他们不会“正说”，其次他们也不会“戏说”——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不符合他们的文化理解——但他们会“西说”，将一个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文化题材处理成一个西方的、美国的、好莱坞的和后现代的电影文本。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传统文化元素的流失和故事逻辑的更改。

以此前运作的《花木兰》为例，动画片《花木兰》并不是一个充分尊重中国人印象中那个传统“替父从军”的民间传说的模式和版本，而是进行了大胆的符合西方人接受心理和习惯的艺术夸张和改编，片中花木兰成了一个典型言谈举止大胆率直、情感表露直白主动的西方女子，而全然没有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女子的矜持和谨慎。这样的花木兰是典型的西化的花木兰，而非传说中的花木兰。是用自己的文化想象和演绎装进了这个名叫“花木兰”的瓶子里，然后大声吆喝着，出口到中国来大赚其钱。这将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孩子们对于这一中国历史上经典的女性形象的认同和接受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当好莱坞陆续对《杨家将》、《西游记》、《孙子兵法》等一系列中国经典完成“西说”时，中国的孩子心目中的文化版图将会是怎样的图景？

面对好莱坞的文化入侵，这其实才是最令人心惊和担忧的。

与好莱坞咄咄逼人的文化扩张相比，国内影视人还沉迷在“戏说”版的宫廷戏、模式化的“警匪剧”等的制作中，被票房和效益的重负挤压得喘不过气来，艺术想像力苍白无力，进取心和创造力也大大削弱。面对这些已经融入我们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资源，我们守着金山过穷日子，与国外艺术家对中国传说题材的热衷的态度相比，着实令我们的艺术家汗颜。

此外，与国外同类的艺术作品相比，国内的历史传说影视作品，大多流于机械和呆板，在思想深度和创意力度方面明显有缺失。如《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孙膑与庞涓之间的斗智并没有很浓的“兵法”味，倒是在其中穿插了不少香艳的爱情故事，波澜壮阔、波谲云诡的智勇谋略淹没在浓厚现代味的情感纠葛中，令人失望。创作思维的落后和想像力的缺失，以及对待历史题材的创作态度，这些应该是好莱坞抢拍中国题材影视剧带给国内同行的一个重要警示和启迪。

好莱坞挖掘的虽然是中国的历史题材，但着意的却是未来的市场和文化传播。明白了好莱坞的真相，我们才能把握现在，为自己赢得可能和希望。

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这是时代的现实图景，但是如何让延续了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如何接续传统文化传承的这根千年文脉，增进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国国民的文化认同，让中华民族向世界亮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旗帜，这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就这一状态，芬兰对外播放负责人朱安尼·尼尼斯德（Juhani Niinisto，1998 in：H.Aster ＆ E.Olechowska.第6页）就欧洲大陆的对外播放竞争形势进行了国与国间的分析和总结：

欧洲的形势，基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是远未达成一致的。在不同的国家及整个大陆的不同部分存在着多样化的趋势。我们既讨论国家级的和对内播放，也讨论外国的播放。公共播放的竞争内部地看上去似乎在国与国之间有很大不同。……目前欧洲的外国播放几乎是完全地公共化。在此存在着一些商业努力，尤其是达成资助的努力。

The situation in Europe，based on our today's discussions，is far fromuniform.There are various tren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ntinent.We discussed both national and domestic broadcasting and externalbroadcasting.The competitiveedgeof public broadcasting domestically seems to vary a lot fromcountry to country.…External broadcasting in Europe at this time is almost totally public.There are some commercial efforts，in particular efforts toward sponsorship.

可见，对外播送在欧洲已经是公共播放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了，我们可以把这一形势看成是今天已形成的媒体全球传播的缩影。而在这一传播形势下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达成资金的支撑。获得有效的“资助”就成为各播放源竭尽全力争取的目标了。如我们所熟知的，媒体声像传播希冀的“资助”获得主要是来自商业化的广告。而广告负载的文化是一般受众所没有意识到的，尽管会被其精妙的、超现实的制作所吸引产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受众群甚至会发现年轻人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言谈举止突然间发生了变化，而展示出的新的风格恰恰是来自媒体刚刚或正在播放的有关异国情调的商业广告。

为何看似最为合理正常的商业广告通过媒体的播放会有如此强烈的影响效应呢？它与媒体声像传播形成的“文化沟通、交流”有怎样的关系呢？笔者就这一问题展开对媒体传播播放商业广告而形成的无形“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的偏差的探讨。

巴克（Barker，C.，1997，第161页）的研究令我们大开眼界，他指出：

在“广告”与“文化”之间增强的模糊不清在广告实践中或许是20世纪80年代的最富有意义的发展，并且是沃内克（Wernick）称谓的“推销式文化”。沃内克争论道，广告并不独立存在，而是更广含义文化的一部分。第一，因为广告运用一种更广泛文化理解的范畴；第二，因为所述的广告都是一种更大的商业运作的部分；第三，因为广告依赖于那些从前的运作并以它们形成参照物；第四，因为推广被涉及在产品中，所以他们作为推广的方法而在最开始被构思；第五，因为广告在文化生活里已经变成一种引用的资料。……他争论道，那些服务于沟通形式中的一种推销信息或他种的文化现象以及变成“真正地与我们打造的符号化世界共同延伸”。……整个“文化工业”是表明它本身在文化、符号化水平上作为一个新“意义体系”的推广活动的相互依赖的综合体。（拉希Lash，1990）

The increased blurring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advertising”and“culture”is perhaps the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the 1980s in advertising practicesand isa partof whatWernick calls“promotional culture”.Wernick argues that advertising does not stand alone but is a part of a wider culture.First，because advertising draws on a wider pool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Second，because any given advert is a partof a larger campaigns.Third，because adverts rely on the previous campaigns and make references to them.Fourth，because promotion is designed into products so that they are conceived fromthe very beginning as promotional devices.Fifth，because advertising has become a quotational source in cultural life.…He argues that cultural phenomena which serve to communicate a promotionalmessageof some type or another have become“virtually co-extensive with our produced symbolic world”.The entire“cultural industry”is an interdependent complex of promotional activity which manifests itself on the cultural/symbolic level as a new“regime of signification”.

如此对不间断地通过媒体传播出现在受众日常生活里的广告的剖析，使我们意识到，其巨大的影响力源于已经与文化系统紧密相连并形成只属于其自身的“意义体系”的缘故。这样，媒体为获得“资助”，就需要播放商业广告，而随着媒体播放竞争的加剧，就要播放无休止的广告。从而，通过广告形成的“文化入侵”就在受众的无意识接收中形成，伴以“资助”实力的竞争，那些具有雄厚“资助”来源的文化播放源就日益强大，逐渐形成自身文化的代言人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化身，并开始兼并异域文化情境中的媒体。诸哈尼·尼尼斯德（Juhani Niinist，同上）举出具体的例子来阐明这一令人困惑而又惊奇的现实：

例如，一个由美国的美国广播公司所有的、名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广播系统的公司，已经进入芬兰及其他几个国家，而且这些广播网依据国际版式播放。

For instance，a company called Scandinavian Broadcasting System，owned by U.S.ABC，has entered Finland and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nd network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formats.

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受众感觉目前接收到的节目雷同的原因所在了。如此的媒体全球传播生态就形成了“强势媒体”与“弱势媒体”的区别。前者自然依靠雄厚的“资助”而强有力地对外播放本土文化，从而形成“帝国传播”效应；而后者的声音也就只是局限于本土之内了。至此，“强势媒体”所播放的文化就控制了“弱势媒体”所承载的文化了。这就涉及到了要讨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

巴克（Barker，C.，同上）这样分析道：

联系到电视，这种“帝国主义”的争论即意指去购买美国节目，国际联合制作由美式主题控制，美国主宰信息服务及当地适应美国版式为本土消费。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是一种文化主宰另一文化之上，最普遍地定位是国籍。这样，根据一国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强加文化帝国主义就可被理解，并且，媒体被看作是在这一程序中的中心，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而对下属的国家进行渗透与控制。

In relation to television this imperialismis argued to take the form of the purchaseof US programmes，internationalco-productions dominated by American themes，US-domina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local adaptation of American formats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Core to the conceptof cultural imperialismis the domination ofone culture over another，most commonly posed in terms of nationality.Thus，cultural imperialismis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imposition ofone national culture upon another and themedia are seen as central to this process as carriers of the subordinate nation.

从这一定义解释可以认识到，通过媒体声像传播形成的“文化帝国主义”是通过媒体传送的文化产品达成的。这些被播放的文化产品充满播放源所立足的文化价值观、信仰体系及对他种文化的偏见。鉴于此，运用英语而非母语进行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意义对于其本土文化而言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以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全球化媒体传播竞争的舞台上。让本土文化的声音有一席之地。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所建立的全天候播放英语频道就秉持了这一理念。根据“中央电视台”提供的资料介绍道（中央电视，2003，第159页）：

2000年9月25日，中国第一个面向全世界英语观众的、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英语国际频道（CCTV－9）正式开播。……从此世界可以用英语直接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亲自目睹中国的巨变。中国电视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频道。

从媒体全球化传播的形势来看，这一英语频道的建立正是顺应了这一形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标志。那么，频道建立后的关键是节目播放的定位。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是这样做的：

英语频道（CCTV－9）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英语观众提供以新闻性节目为主，专题、文化及服务类节目为辅的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2002年，CCTV－9进行了开播后的首次改版，并对频道进行了整体包装，使得频道更趋国际化。2003年5月8日，CCTV－9再次改版，改版宗旨为：加强新闻、改进财经、弘扬文化、荟萃精华，把CCTV－9办成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新闻综合频道（同上）。

如此不断寻找最佳的对外播放理念的定位，可以看到紧跟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对向外播放的实质的不断理解和勇于竞争的心态的体现。播放理念定位后，就涉及到如何通过节目风格来整体运作和实现播放理念了。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做法是这样的：

频道采用了新的节目编排，几乎所有栏目的长度均为30分钟，以板块形式每天4次滚动播出，从而和西方国家收视标准接轨。……为更贴近西方观众的受视习惯，CCTV－9在节目播报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启用外国专家主持节目。有人形象地将这一方式比喻为“用外国瓶装中国酒”。

从“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努力可以看到，对外播放的节目理念定位与节目风格、主题的设定是中心议题。尽管在播放的形式上“用外国瓶装中国酒”进行尝试是值得商榷的，但毕竟在努力与国际对话、面对面直接交流了。

根据笔者在海外接收这一频道的效果来看，播放技术方面已经完全与国际知名的对外播放源一致了；从海外受众的反馈来看，由两个方面可听取，即：海外华人与当地居民。

（1）来自海外华人的反馈

海外华人在接收这一频道时带有很浓的“思乡”情结，主要不是来听英语，而是比较所接收的信息与西方或当地媒体所播报的差距与不同，更是关注祖国的近况，他们整体的反馈是祖国也能播放以英语为语言的节目感到骄傲。但是，他们也感到，播放源对“西方”受众的接收兴趣与心理了解得还不够。仍可时不时地感觉到“对外宣传”的气息。

（2）来自海外受众的反馈

他们对中国大陆建立这样一个用英语直接播放的频道感到惊讶。主要是通过这一播放形式感到了中国大陆的巨大变化，及试图尽快与国际接轨的雄心。他们当中对来过中国大陆的人而言，更关注有关中国文化、风俗及风光的节目。而对于所播放的新闻与财经节目则还是依赖于本土或BBC及CNN的节目。这也是收视心理惯性的表现。另外，有些节目的制作方式有些沉闷，他们认为可能是文化背景及审美的原因形成的。

显而易见，有了这一频道，异域受众群就有了接收的选择机会，对于播放本土文化的声音是起到了绝对促进的作用。也是对由某些“强势媒体”形成的主导媒体传播全球形势的平衡。尤其在媒体传播全球化的整体状况下，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还是很微弱的。

总之，在当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来自不同播放源的竞争日益激烈，而且已经根据经济实力及播放策略的老练形成了“强势媒体”与“弱势媒体”的格局。这就意味着一方的声音强于另一方，而且会在播放效应持续维持“强势”的状况下，最终取代“弱势”一方。从而通过媒体完成文化在异域的扩张与根植。要取得平衡与抗衡，就必须使得自身本土文化的声音在国际全球播放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就是一个很具有借鉴意义的平台。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的文化进行相互的沟通、交流，而非所谓“强势”一方主导“弱势”一方，从而达成多重文化的和平共存。从这一点来说，“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的职业定位凸现了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和要求。笔者将在随后的章节里加以分析和论述。

（三）媒体声像全球传播的文化之“集体认同、公民身份”定位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鉴于“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带来的特殊传播生态及效应，对于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虽然充满了挑战与责任重大，但是，不论相互交叉的国际文化在媒体播放下形成的传播生态多么复杂，各个播放源都在遵循一个原则，即：“推广国家形象”与文化之“集体认同”。而这一原则的达成是在由媒体声像传播特点，即，在来自不同播放源的多重“符号化文化概念”构建的“意象社区（imagined community）”（Barker，C.，1997，第188页）内完成的。这就涉及到文化之“集体认同、公民身份”的定位讨论了。

就“英语节目主持人”来说，如何在日益密集的全球化媒体声像传播竞争的生态里，通过有限数量、时间播放的节目来促进文化之“集体认同”与凸显“公民身份”的定位呢？

笔者在这一小节里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文化的“集体认同”与“英语节目主持人”推介异域文化产品；

◇“国家、公民身份”与“英语节目主持人”展示本土文化产品；

◇“全球情境中的文化样貌”与“英语节目主持人”职业特点。

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述，在媒体声像全球传播过程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对促进国际间的“文化认同”、维护和推广“国家身份”以及建构当今“全球化”下的媒体化本土“文化样貌”所起的作用有进一步了解。从而，也对“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的职业特点定位形成有更深刻的认识。当然，也间接可以对“全球化”媒体传播的意义、所达成效应以及特点有上升理论高度的解释。

首先，文化之“集体认同”与“英语节目主持人”推介异域文化产品。

在“英语节目主持人”对向外播放的节目进行主导式的制作处理时，也涉及到如何引进异域文化或由异域播放源制作的媒体传播产品的问题。之所以将这一引进工作程序称之为“问题”，是因为在今天的媒体研究领域存在着一定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克（Barker，C.，1997，第187页）指出的：

争论围绕着“文化控制”，就是媒体帝国主义是以有关由于引进外国节目至国家文化会令人感觉到对文化自治的威胁的假设为中心展开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很多版本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是他们应该进行解释的；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集体认同的构成，以及特别意义上的文化及国家认同。一个国家和文化认同的概念被假设为一件已完成的产品而非是一个持续地出现和变化的过程。

The arguments for media imperialismas cultural domination are centred on assumptions about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whereby the importing of foreign programmes into national cultures is felt to threaten the autonomy of that culture.…Many versionsof the cultural imperialismthesis take for granted what they should be explaining；that is，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general，and culturalnational identities in particular.The notion of a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s assumed asa finished product rather than a processwhich is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changing.

从以上分析的媒体全球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帝国主义”带来的对各种文化的影响效应可以显示，最关键的影响就是对其所立足的文化的“集体认同”的促进与巩固；同时，对他种文化之“集体认同”的削弱与颠覆。这里，关于文化之“集体认同”有必要做一介绍。

梅伦科西（Melucci，1989，第34—35页）作了这样的定义解释：

集体认同的构成是一个微妙的过程而且要求继续不断的投资。当其表现更似社会活动的制度化样貌时，集体认同可能变成明晰的组织形式、一个多种规则的体系及领导的模型。在不很制度化的活动样貌方面，其特点更近似于一个为了活动能成为可能而必须持续不断地被激活的过程。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sa delicate process and requires continual investments.As it comes to resemble more 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socialaction，collective identity may crystallize into organizational forms，a systemof rules，and patternsof leadership.In less institutionalized forms of actions its character 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processwhich must be continually activated in order for action to be possible.

可见，媒体声像传播的不间断特点正适合促进文化之“集体认同”。尤其是以丰富、多变、听视觉极具冲击力的“符号化文化概念”建构的媒体传播声像产品，在持续不断地播放下对受众心理形成定式，从而或是强化、达成对这一文化的“集体认同”，或是颠覆、动摇对他种文化的“集体认同”。这样的结果或者说效应，就解释了为何“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节目的主题设定、素材选择与“取舍”、整体合成方面都要以所涉“文化情境”为立足点的原因。只有如此处理，才能在对激烈竞争的媒体声像传播形势有所把握的同时，达成对自身文化之“集体认同”的促进与加强，从而形成和保持在全球化传播舞台上的一席之地，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传播与沟通播放源。以“欧洲经济共同体”（EU）的名义建立的“欧盟有线电视网”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逐渐扩大其地理涵盖范围的同时，其运用媒体传播进行所属成员国的覆盖也相继形成。除了每天滚动播出的新闻及财经报道是以英语播出并不播出图像的主播外，其他节目时间是有序播出各欧盟成员国所播放的节目，而且以各播放源的母语播出。是使各欧盟成员国的公民都能听懂相互的母语吗？当然不是。其播放覆盖宗旨是建立和促进既成的“欧盟认同心态”。就这一传播覆盖宗旨，莫雷（Morley）及罗宾斯（Robbins）早在十年前（Barker，C.，1997，第189页）就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任何潜在的“欧洲认同”将牵涉一个共同的欧洲式家庭及文化的持续性，伴以对那些不是欧洲人的详细列出。也就是说，欧洲人不是美国人、阿拉伯人或日本人。认识到“集体认同”是以文化为定位而被打造和创造的；他们不是“自然”所赋予的，并且是如此不确定和暂时的。

Any potential“European identity”will entail a produced sense of a common European home and cultural continuity，alongside themapping of who Europeans are not.This is to say Europeansare not Americans，Arabs or Japanese.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collective identities are forged and created culturally；they are not givens of“nature”，and are thus tentative and provisional.

显然，“欧盟有线电视网”对各欧盟成员国所播放节目的处理风格就是在建立所谓的“意象社区（imagined community）”，从而在这一社区里形成各成员国间相互的认同，所播放的节目不能通过语言被理解是次要的、处于第二位的，处于第一位的是彼此间的相互适应、熟悉与接受。

那么，这一运用媒体传播建立“意象社区”去形成“国家身份”的理念在欧洲是有历史背景的，这一点，对于英语为非母语的、处于欧洲文化及母语为英语文化之外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凸显了“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的定位与素质要求。

关于这一背景，笔者在接下来的小节中通过对“国家身份”与“英语节目主持人”展示本土文化产品这一主题的分析和论述中作进一步介绍。

其次，“国家认同”与“英语节目主持人”展示本土文化产品。

对于“国家认同”的理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这样争论道：

国家认同是一个被想象建构的，是聚集于相关的一片领土的及行政管理的分类。这一分类由行政管理权力试图参照的各式符号及程序而获得身份鉴别。这一“国家”是一个“意象社区”。

National identity is an imagined and constructed one assembled in relation to a 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category taking as its reference symbolsand rituals intended by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to enlist identification.The“nation”is an“imagined community”.

关于这一历史背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同上）这样总结道：

它是意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国家之成员也永远不会知道大多数的同一社会成员，不会遇到他们，不会与他们聊天，甚至是不会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尽管在他们每一位的脑海里存在着有关他们的社区形象……。这样的国家是被局限的，因为即使最大的国家，或许含有十亿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即便是有弹性的那些超越本国而延伸至其他国家的边界……。它是意象的主权，是因为这一概念诞生于推翻、毁灭神圣化制度、阶层化的王朝领域的合法性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代……。最后，它是意象的社区，因为无论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剥削可能到处存在，这一国家总是被构想为一个深厚的、横向的会员体。最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就多于百万的人而言，尽管没有多少去杀戮，也情愿为如此局限的意象而去牺牲。正是这一兄弟会使得这一“意象社区”成为可能（Anderson，1983，第15—16页。于：Barker，C.，1997，第189页）。

It is imagined because the members of even the smallest nation willnever know most of their fellow members，meet them，or even hear of them，yet in theminds of each lives the images of their communion…The nation is imagined as limited because even the largestof them，encompassing perhaps a billion living beings，has finite，if elastic boundaries，beyond which lie other nations…It is imagined assovereign because the concept was born in an age in which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were destroy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vinely ordered，hierarchical dynastic realm…Finally，it is imagined as a community because，regardless of the actual inequality and exploitation thatmay prevail in each，the nation is always conceived as a deep，horizontal comradeship.Ultimately，it is this fraternity thatmakes it possible，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for so many millions of people，not so much to kill，as willingly to die for such limited imaginings.（Anderson，1983，pp.15—16）.

如此通过“意象社区”建立的“国家认同”通过无形的心理定位而将无数的人们联系起来，而且心甘情愿地归属于这一无形的认同定位。这种心态自然已经被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的“归属的需要”所解释，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心理归属的追求为“英语节目主持人”通过对外播放的媒体声像文化产品促成和加强“意象社区”有了历史的、现实的理论解释。

尤其在今天经济的全球化、“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由媒体传播进行的对外播放所建构的“意象社区”对促进“国际认同”带来的效应与争论，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化间的交流、沟通，同时也形成了“英语节目主持人”所属“文化情境”内的反思。笔者在此介绍这样一篇颇具启示意义的文章。

中国：走出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瓶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诚、实习记者王晓洁

本报专访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

编者按：今年暑假，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张旭东教授带着他的10个博士生，到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做学术交流活动，讨论有关大学理念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政治认同等问题。此前不久，他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日前在北京饭店对这位被一些人认为“太学院化，弄不懂”的学者进行了专访。

“我们没有资格回归传统”

《国际先驱导报》问：2004年被很多媒体称为“传统文化回归年”，去年国内先有蒋庆发起的“读经运动”，后有“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号召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两者具体内容可能有些差别，但大体上都是为了全球化背景下复苏古典文化重塑中国认同，但我们注意到你这本书对“文化认同”的解释很不一样，用你的话来说，是“文化政治认同”，能不能大致谈谈你所理解的“文化政治认同”。

张旭东答：这个问题很关键。在经济和政治制度越来越融入国际化的背景下，学术界、思想界甚至民间却出现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倾向，其中有情绪化的东西，也有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我觉得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与国学没有太大关系，而更多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心态、思想生活领域的变化。回顾鸦片战争后的150年，每时每刻都有中国人要回到传统的思想，总有中西之争、中体西用的问题。150年来中国就是陷在这个问题里，回到源头，回到真正的自我，回到文化。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不一定就比50年前或者100年前的人更激进、更传统、更纯粹。今天的中国人与以前相比纯粹性是越来越少了，而不是越来越多了，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现在的需要产生的。因此这是作为一个思想史、社会史的问题出现，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文化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为什么我不喜欢谈纯粹的文化人所称的回归传统，而是强调文化政治的认同，这也是与第一点的认识相联系的。我不认为国人有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和其他东西没有关系的一个身份认同和归属。在过去的150年，尤其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人的变化，我们对中国人的理解都不是我们在读《诗经》、《楚辞》、李白、杜甫时的感受了，而是与当下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包括中国革命、社会的现代性、社会主义改革、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的依托和其他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的交往。我们对中国人的理解都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政治关系中确立的。

这不是狭隘的政治学的政治，而是我与你、你与他的权力的斗争、身份的认同、交往、自我焦虑，这不是纯粹的文化问题，而是文化政治问题，可以说是哲学问题，但是哲学问题也需要从政治角度理解。我对于回到中国经典的做法，在具体的文本阅读、常识、理念、学术上是认同的，是要读的，但是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性问题提出来我是不赞成的。换句话说，我们读传统文学无法和我们对西学的理解分开。我们如果读传统时与王国维、梁启超有什么区别的话，不是因为精神变了、文本变了，有变化是缘于我们的成长史，集体的成长史，20年、50年、100年的成长史都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在国学上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我们在西学上走多远，而我们在西学上走得很不够，说实话，我没有信心说我们要回归传统。说难听点，我们没有资格回归传统。

在生活中理解“政治成熟”

问：你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中阐述了韦伯对德国“政治成熟”的主张和剖析，其中你举例，说虽然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对世界大事通常都有见解，但却并非是政治成熟，而多数美国普通人虽然对世界格局和地理状况几乎处于无知状态，但却是政治成熟的，何为政治成熟？

答：在语言层面，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谈政治，但是具体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意义上，个人与国家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互动关系。并不是美国就有这些东西，看这本书就会发现，我只是利用西方的例子来提出中国的问题，并没有把西方看作完美的榜样。美国一半人民是不投票的，它的民主存在很大问题。但是一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是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世界的霸权分不开的，比如美国人总是很自由地开车出去玩，从东岸跑到西岸，因为美国的油便宜。伊拉克战争、全球战略都与个人息息相关，美国人并不是在理智、学术上理解，而是在生活中理解这些东西。

还有一点，是学术问题，与当代思想界看西方反观中国的思路有关。你刚刚谈到韦伯，他很重要的思想是在谈黑格尔。我看中的有关黑格尔的重要几点与理解中国的政治成熟、文明国家有关，黑格尔意义上的文化政治表达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建立在一个生活世界、风俗习惯、情感基础、家庭纽带、经济生活的磨砺和内在需求的基础之上的，不是抽象的，不是为了理念不顾一切的，理念不是实在的世界，理念不可能，也不应该从实在的世界中摆脱出去。我不主张把政治成熟、文明国家作为抽象的理想、追求。难道追求不到，中国人就不值得活了？

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世界类似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中国人追求民主150年了，但中国人的民主是与他的情感方式、家庭生活结构、传统文化有联系的，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生发出什么样的中国情结，这是文化政治最根本的问题，而不是看我们没有什么然后去寻找。我们要避免将观念与生活世界割裂，我认为文化政治的真正问题在于生活世界，中国人到底能做出什么东西来……

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把很多问题简单化了。有人说，你怎么反对自由民主？我不反对，只是反对将其简单化的论述。

“中国认同”并非民族主义

问：对于韦伯、施米特来说，纠缠他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做一个德国人，在世界的背景下，德国人寻求肯定自身存在的价值、保卫自身的存在方式。您的书中谈到这个问题。当时的德国同现在的中国相似。那么在现阶段，如何做一个中国人？

答：我们要避免这种误解，我并不是要以德国思想家思考怎样做德国人来刺激中国人来想怎样做中国人，很多读者会有这种想法，这绝对不是我的目的。德国仅仅是思考中国认同的参照，但不是绝对的参照。德国并不是用它的本质、特殊的传统与西方对抗，德国的传统是与西方搞在一起的，想谈德国独特性的人实际上是谈不出什么独特性的。这一点上中国是与德国不同的。

“什么是德国人”确实是一个空洞的问题，因为，首先，德国人在近代以来，法国革命以后，就一直在追赶世界，考虑如何将德国与欧洲结合起来，欧洲是法国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界定的近代欧洲，问题是怎样做现代人，因此在这层含义上与近代中国人的问题很接近——思考如何不落后、如何建立现代文明。

第二点，一旦做现代人就有一个问题，拿破仑入侵德国，英国在贸易、经济上又处于压倒性优势。德国在海外殖民、世界贸易、国内民主、经济制度、言论自由等等方面都在学习别人，但又发现自己的老师一直在打压自己的崛起，这种情况与中国相似，是一个围堵德国的问题。德国人不得不思考，我们是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基督教国家，我们还在学习你，为何你们这样压制我？在经济利益上好理解，那么在文化政治上呢？这就逼迫德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现代性理论的前提产生质疑，否则为什么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会这样做？

这就使德国不得不产生批判的意识，德国问题实际上是从德国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德国问题就是现代性批判、反思的问题。德国的问题正是由此生发的。并不是德国本质的东西与西方对抗。

中国的问题与之相似，也是卷在现代化、普遍性、全球化的问题里，有时我们找得到自己，有时找不到。有时我们认同先进体系，又会发现它与自己处处为敌，这就使我们对自己正在学习、模仿、追求甚至努力融入的普遍性产生反思、批判。

显然，促成和加强“意象社区”而凸现“国家认同”的关键在于对本土文化认识后的播放，即：对本土文化之“符号化文化概念”进行的媒体化产品再演绎。这种演绎既是运用了媒体声像传播的特点，也是总结了“全球化”形势下各播放源所信奉的播放原则而进行的。在“欧盟有线电视网”的覆盖下，“欧盟”成员国的心理归属愈显和谐与认同。

与此同时，有一个来自中东播放源的节目格外引人注目，即：伊拉克英语新闻节目在瑞典的播放。这就是笔者要介绍的个案－9。

个案－9：伊拉克也有对外播送的英语新闻节目

由伊拉克播放的英语新闻节目之所以能够在瑞典被接收，这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因为瑞典有相当数量的伊拉克、伊朗战争的难民、移民；第二，是由于瑞典对国际事务一贯尽量秉持的“中立”立场以及其媒体开放程度所起的作用。就笔者所关注的阶段而言，又正是美国政府已决定对伊拉克发动“9.11事件”后的战争时段。

对于瑞点的受众而言，他们与笔者所具有的接收心态是一致的，就是“中立者”的观察、分析心态。笔者注意到，尽管伊拉克英语新闻播报员义正辞严地向世界宣告伊拉克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迎战态度，同时，还是与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报员一样身穿西装。

对于身在瑞典的伊拉克移民、难民而言，他们几乎每天通过安装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来观看来自本国家的媒体播放，当然，也更关注由英语播放的对国际受众的频道，这样他们可以进行信息的比较。毕竟身在“西方”的他们是被“西方”建立的强大的媒体播放网包裹着的。根据瑞典媒体对一些伊拉克移民、难民的采访，一部分受访者通过这一频道播放的内容来了解伊拉克的现状，同时将仍在哪里生活的普通百姓的生活与自身在瑞典的生活进行比较；另一类受访者由这一频道激发更强烈的爱国激情，决定如果战争爆发将迅速返回祖国参战，对频道所传递的仇视美国式的“霸权”与“帝国主义的嚣张”深感共鸣。更有一部分特殊的受众群，即：瑞典本国公民（非难民、移民）。他们通过收看这一英语频道的播放内容，激起了对普通伊拉克百姓的同情之心；同时，也开始质疑布什当局的决定及担忧引起穆斯林世界与“西方”阵营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

可见，这一案例展示的、由媒体传播形成的无形“国家认同”对于接收者心态影响的强烈程度。同时，也使我们看到，“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就是将这一“国家认同”及“意象社区”通过媒体传播声像产品来加强和促成。从这一意义来审视“英语节目主持人”主导的对外播放节目表明，已经远远超越一般认识水平上的“窗口”作用，而是一种无形的文化竞争与“较力”。这也是为建构和达成处于“全球情境中的文化样貌”的唯一途径。

笔者将在下一小节对这一主题进行分析与论述。

最后，处于“全球情境中的文化样貌”与“英语节目主持人”职业特点。

由于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强势影响力，使得原本由自然地理距离划分开的各个文化间的距离消失在相互播放与接收的媒体传播产品的过程中。在这一国际间相互交叉播放与接收的形势下，各文化情境也随之受到相互影响。尽管各播放源所立足的文化试图推广自身的本土文化而尽量排斥外来文化，但是，媒体传播特点形成的渗透力是不可削弱的。正是因为这一渗透力带来的效应，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更为突出、与众不同。

在本小节里，笔者将以：“‘英语节目主持人’如何在媒体传播全球化传播生态里建构本土文化的‘媒体传播文化样貌’？”这一问题而展开对这一从业集体的职业特点的分析和论述。

虽然“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使得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地理距离消失，但是，各播放源所依赖的自身本土文化的特质还是通过所传播的媒体产品而显示出来。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文化间的媒体相互播放也是一个相互影响与同化的过程。那么，由谁来同化谁？由谁来主导谁？由谁来渗透谁？这就关系到了如何运用本土文化建构属于自身的“媒体传播文化样貌”的主题了。

这一主题是基于对全球媒体的影响效应分析而提出的。巴克（Barker，C.，1997，第185页）的分析是这样的：

［全球媒体］促进了文化大同的一个过程和在全球媒体里能够听到的声音局限。文化及经济学被清楚地标出为“一样的拼争”。解决办法是区域化的文化空间的创造，……而全球电视传播是一个载体。这一争论强调文化多样性的消失以及“同化”的增长。

This promotes a process of cultural homogenisation and the limiting of voices that can be heard in the global media so that economics and culture are designated as“the same struggle”.The“solution”for themis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culturla spaces，…global television is one vehicle.This argument stresses the loss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growth of“sameness”。

这一分析再一次勾画出当今“媒体传播全球化”对于世界各个文化影响的效应，而这一效应又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认识到：“强势媒体”所代言的文化对“弱势媒体”所代言的文化之传播效应的削弱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在这一特殊的传播生态里保住自己的位置就是必须深入考虑的问题了。鉴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即：以非母语英语对外播放媒体声像传播文化产品，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和论述“英语节目主持人”运用其职业特点在全球化传播新生态里来建构和保住传播与发展自身本土文化传播样貌的原则把握。

（1）运用非母语英语来播放，就是直截了当地向全世界表明了播放的目的，即：通过文化传播、沟通与交流达成“推广国家形象”。当然，更是为了在全球化的媒体传播舞台上争得属于自身本土文化的一席之地。而最终能够实现这一播放目的有效方法是以平和、纪实、客观的方式进行节目议题的设置与制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原则地对待所有文化情境，而是坚定地遵循“国际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交化的（或可译为‘策略化的’）新闻（Internatinal news was largely diplomatic news）这一原则（Holm，H-H.In：S．Hajarvard，2001，第119页）。这方面在实际操作中的成熟度透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贯的节目报道、处理方式中可见一斑。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2）对外播放媒体声像传播产品必须紧密结合所涉主题之“文化情境”。这不仅仅是对涉及异域文化、社会议题的“情境”的深入了解、理解，而且也是将其同媒体声像传播产品进行恰当结合的深化诠释。另外，即便是处理节目主导所熟悉的、涉及本土文化、社会的议题，也需将其涉及到的小情境进行深化的了解与分析，从而避免因思维惯性而导致的“误解”、“偏见”的播放，从而保持受众的信赖感、接受感。

（3）既然对外播放的文化产品是借助媒体传播的特点而制作的，那就意味着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化”，也就涉及到“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这一主题（Barker，C.，1997，第185页）。这就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主导对外播放节目时掌握了切入点，即：凸显所涉文化之“精神气质”。这也应了在中国很被人接受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认识。毕竟，受众对各种文化的了解只是一知半解或各有侧重，即便是对自身的本土文化也只是犹如“鱼说水”的关系。因此，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下建立只属于自身本土文化的“处于全球情境中的文化样貌”就是凸显所涉文化之“精神气质”。

由此可见，“英语节目主持人”通过从业集体所持的鲜明的播放目的、为达成播放目的而运用的制作原理，以及在媒体全球传播舞台上处理国际事务的最基本原则的把握，使得创建和巩固属于自身本土文化的“全球情境中的文化样貌”这一最高目标得以达成。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第一章第四小节对“英语节目主持人”之职业特点的系统化解析，“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的传播态度、传播理念、与受众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的关系；“英语节目主持人”对节目所涉素材的“取舍”方式；“英语节目主持人”的传播职业目的三个主题得以结合实际操作后的上升理论高度的解析。从而使“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从对本土文化的意义到全球化形势下的“集体认同”与建构本土文化在“处于全球情境中的文化样貌”的过程中得以呈现。这将“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实际操作中的职业素质要求进行了理论化论述；同时，也为将这一从业集体的职业特点上升为理论化定式奠定了基础。笔者将在下一小节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定式进行理论化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