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跨文化沟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近年来辽宁中澳文化青年发展中心承担的几个中澳跨文化交流项目，即“中国文化行（China Cultural Tour）”“中国经历”（China Experience Program）和“中国年”（Year in China program）项目所积累的第一手资料人手，分析了澳大利亚年轻学者初次进人中国文化所感知的跨文化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震荡与特殊体验，深人剖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跨文化交流的文化和价值冲突认知，为越来越多涌人中国的异文化个体创造更适应中国文化的内部环境，减少他们在跨文化交往时的文化冲突和震荡。

在经过一年的专业学习和研修后，从我们为这些年轻的文化使者所设计的文化经历测试问卷中可以看到，他们感受颇深。其中感悟明显的中澳文化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价值的差异

来自澳大利亚的研修学员发现，中国人更强调对尊长的敬重与服从，谦虚谨慎、非常务实是中国人突出的文化价值追求。他们在日记中记载：“课堂上，老师很少给学生表现的机会，而学生似乎也习惯于老师帝王般的‘霸道’；“中国人和他们的上司说话时，往往都带着敬畏的神情，对于上司的观点他们从来没有反对的意见”；“中国家庭的孩子对父母似乎都有些‘畏惧’，和家长说话总是毕恭毕敬的”，这些现象在澳大利亚是不可想象的。在澳洲家庭中，孩子和父母争吵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学校，学生经常当众反问老师，每个人都有权利平等地表达个人观点，学生对老师通常直呼其名；而上级与下属之间也必须用平等、友好、商榷的语气进行对话和交流。这体现了中国人“等级观念”的底色与澳洲人“平等”底色的差异。

很多研修人员对中国的“谦虚”印象深刻：“初次和中国的球员接触时，他们的言谈和态度传达的信息是，他们的技术和水平很一般，因为他们几乎都对你说‘我的水平很一般，请多指教’。可一到赛场上真正较量时，你就发现受骗了，那些说自己技术一般的中国球员，踢得比我好多了。”中国人大部分人说话喜欢“拐弯抹角”，表达意愿时很模糊，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中国人的“等级观念”以及表达方式委婉含蓄的风格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与熏陶的结果。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尊卑有别和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人对尊者和长者的敬畏的价值推崇，使中国人不敢“妄自尊大”，形成了中国人谦逊务实的性格。另外，儒家文化的突出气质就是内敛性，“中庸”“慎独”讲的都是内敛性的精神境界。这些特质外化到行为层面，就是谦虚谨慎，含而不露。

而澳大利亚人在文化价值的尊重方面，更推崇“平等”，表达方式更“直白”，带有浪漫主义感情色彩。他们在日记中描述：“在澳洲的课堂上，针对同一个问题，每个学生都有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的机会，而且每个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相同，没有自己的观点，那是件很愚蠢的事。”这种平等与直白的精神是与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的。澳大利亚承袭西方文化，源头是希腊文明，其精髓是彰显个性自由精神，这决定了外倾性气质。澳洲文化对欧洲文化外倾基因的传承和对粗犷质朴的澳洲本土文化的扬弃，孕育了澳洲人坦率直白的精神气质。由于对自我看重和过度信任，浪漫和理想化也就成为必然了。

澳洲人性格外露、自信，他们在社交场合乐于自我表现，张扬个性自由。他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总表现得胸有成竹，仿佛他的观点无懈可击，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让东方人感到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架势。中国人陈述自己观点时，总是小心谨慎，旁征博引，唯恐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脚，陈述完之后还一个劲儿地请人家“批评指正”，令外国人很为恼火。这些显著的中澳面貌特色是文化价值差异使然。

二、文化心理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现实为价值取向，其自我认知、自我体验与自我评价来自事实，因此自我定位较为客观、准确。为人处世时，基本能较为客观地评估自己的能力，持有较为客观的自我预期，因此不会冒进，也较少体验心理落差。中国人的心理预期与实际经历的差异不大，并且他们把想法付诸实施，随时能保持对进程的监控。中国人的这种准确定位，以现实为价值取向，加之审慎的思维特点，使中国人的心态较为平和、安详。澳大利亚人由于奉行“个人主义”，对个人价值过度看重与标榜，浪漫和理想主义气质突出，所以，心理预期容易超出客观事实，挫折体验的机会大大增加，再加之心理承受力差，澳大利亚青年看似阳光率真的个性之下，内心多是紧张不安的。

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文化习俗最感不适应的不是语言障碍，而是文化价值与生活层面带来的困扰。这与中国人进人异文化的体验有显著差异，因为中国人最为不适的是语言障碍。对澳洲青年来说，语言障碍只是适应困难的很小因素，因为借助肢体语言，加上澳洲人活泼外向的个性可以极大地弥补言语交流的不足。来自价值与生活层面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震荡与澳洲人秉承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关系紧密。一般来说，每个人在进人异文化时，认知上会产生“文化的自我中心（ethnocentrism）”错误。认为与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类似的才是好的、正确的；与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差异很大的是不好的、错误的，从而产生对抗、厌烦、焦虑情绪。澳洲人在自己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也会受到价值观的指引。接触陌生的文化时，发现当地人的行为模式与自己的行为模式不同，并且按照已有的价值观无法解释，或者会有负面的解释，就会产生适应问题。很多适应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隐藏在行为背后的价值冲突造成的，特别是奉行“个人主义”，对自我的信任与尊崇，这种“文化的自我中心”会更突出，从而加剧了适应的周期与心理震荡。

而中国人在跨文化环境中的适应困难主要来自语言障碍。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多民族文化交融，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汇，这些历练了中国人对文化的包容与消解能力。因此，文化冲突与震荡不十分明显。因为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依赖性很强，语言障碍带来的隔阂成为异文化适应更突出的困难。

三、生活习惯差异（民俗文化的差异）

很多人对文化的冲突体验都是直接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生活习俗的体验也是对一种文化印象产生的主要来源。跨文化认同也往往是从生活中的细小的生活习惯开始的。开始在中国生活时，很多习俗澳洲青年很难接受，例如：相互拥挤、不论干什么都不排队等，这些都是无法理解，并引起困扰的直接原因。另外，喜欢唠家常是中国人的习惯，唯有唠家常才能和别人进一步了解和建立友谊关系，唠家常免不了问个人和家庭的细节等隐私问题，这都是澳洲人忌讳的事情。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很多看似平常的问题，都成了跨文化体验的障碍。例如，厕所问题，很多中国家庭仍然使用冲水蹲厕，人们不习惯使用坐便，但是，澳大利亚的年轻学者们实在是在短期内无法习惯蹲厕的方式，于是，这就成了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有一个学者在中国学习文化和语言一年，从来没使用过中国的蹲厕，其他人则经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适应了。这实际上都是生活习惯问题。而生活习惯本身是文化的集中体现，生活习惯是地域、文化、人文精神的折射，是群体的自然需要和选择的结果。生活习俗是文化的具体存在形式。

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比如不遵守交通规则、不排队、乱扔垃圾、不互相谦让等是中国国民性的突出印象，其实这也是文化使然。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差序格局”，即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地向外扩散出类似同心波纹的关系网，越接近中心，人际关系越紧密，情感卷人程度越大。这使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看重关系的亲疏远近。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看重人际关系，因为中国奉行集体主义，“人”不是一个独特的、孤立的实体，而是生活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的实体。“自我”与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衍生出中国人的“好面子”，注重周围人的评价，关注他人。所以中国人是注重形象的。但为什么公共场所又极不注重形象，缺乏公德意识？这是由于公共场所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任何“圈内人”，有些中国人认为没有必要关心和爱护这些地方。明恩溥（1894）曾经指出，中国人对属于“公共”的东西根本不当一回事，有时不加爱护，有时占用，甚至还偷盗。

中国人的唠家常，即打听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状况，在中国人眼里是表达对对方的关心和问候，是合乎中国人“人情味”的礼节，符合中国传统道德的。而在澳洲人眼里，这些私密性的信息是个人的，并将隐私放在被对方尊重的第一位。澳洲人不能理解将爱置于个人隐私之上，更反对以爱的名义侵害隐私。对隐私观念的差异，常常是引发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

四、饮食文化差异

澳大利亚学者普遍感觉饮食上的差异很大，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喜欢吃中餐。但是，偶然吃一顿中餐是生活的调剂，如果突然一日三餐都是中餐，这对澳大利亚学者也是一个考验。在吃过几天的中餐后，很多人开始向往出发时被他们鄙视的肯德基和汉堡包了。中国饮食给澳洲人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味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对比注重“味”的中国饮食，澳大利亚的饮食体现的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讲究一天摄取多少热量、维生素、蛋白质等。澳大利亚饮食讲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搭配，至于味道做法却很简单，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无论豪华高档程度如何，味道不会改变。色彩对比鲜明，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干扰，缺乏调和，每种成分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即便口味千篇一律，也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这一饮食观念是与西方哲学体系相适应的，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可见在出发时，他们对饮食差异上的心理准备并不充分。原因在于他们印象中的中餐就是澳大利亚国内的中餐，而在中国国内的中餐则与之不同，尽管中国的中餐要比澳洲的好，但是，他们认为需要时间适应。

澳洲人的饮食结构讲究量少质精，注重营养协调均衡，食用健康。总体来说，以注重营养的搭配为第一要旨。

在中国，饮食的美性追求显然压倒了理性，中国烹饪讲究调和之美，调和是中国烹饪艺术的精要之处。菜点的形和色是外在的东西，而味却是内在的东西，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重菜肴的味而不过分展露菜肴的形和色，这正是中国美食观的最重要的表现。这种饮食观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是吻合的。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宏观、直观、模糊及不可捉摸。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注重调和。所谓调和，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味的美好、协调为度，度以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菜式的丰富和味道的富于变化，也决定了中国菜菜系的特点乃至每位厨师的特点。

澳大利亚的饮食特别注重营养的搭配，他们认为，科学、合理的膳食营养结构是身体健康的保证。与中国人相比，这正是澳洲人“以人为本”和注重理性思想在饮食方面的表现。

五、跨文化冲突的调节能力

在对应的配对学习（一个澳洲学生安排一个中国学生陪伴）过程中，在处理很多文化冲突的现象中，中国学生的调节能力相对强一些，同时能够处理几个事情，澳大利亚学生则同时只能专注一件事情，如果同时告诉澳大利亚学生几件事情，他们就会不知所措，手忙脚乱。同时，在应变能力方面，澳大利亚人，甚至西方人普遍都很直线思维，少有变通。中国人的灵活性和权变能力很强，善于变通，触类旁通。这是长期受道家易经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训练的结果。但是，澳洲学生普遍很宽容，很注意文化上的差异和适应，一旦发现不同之处，他们经过思考后，很快就能适应。

此外还有一些教育方法、学习方法、人生价值观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不同体验，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之，显著的差异令澳大利亚年轻学者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普遍感到经过一段时间可以适应。这表明在文化适应性上，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没有多大的差异，对彼此文化环境的适应周期也都在一个星期左右。从2002年开始先后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近200名澳洲学生的中国文化经历看，年龄在16岁左右的，对文化冲突的震撼和差异相对强烈，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需要成年人的及时帮助和指点，然后，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才能基本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年龄在18岁左右的，往往需要十天左右适应新环境；而年龄在20岁以上的学生，都在一周以内就感到适应了。另外，来自移民家庭背景的澳洲学生对跨文化的差异适应能力较强。这里所说的适应是心理上的陌生感，甚至对不同文化的恐惧感所产生的压力的消除。应当说明的是，以上这些差异性都是在进人跨文化环境中体现出来的，在单一文化或传统文化环境中，这些特点是否出现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总之，从中澳跨文化交流的心理经验看，中国与澳大利亚文化所造成的心理体验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对文化价值观、生活习惯、交往心理、心理应变能力、饮食文化等的心理体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