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日本研究杂志胪述

中国早期日本研究杂志胪述

林　昶

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源远流长的日本研究历史相比，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则要短暂得多，它与杂志这种文化载体和现代传媒工具在我国姗姗来迟不无关系。

一、“杂志”的肇始

中国最早出现的杂志，并不称为“杂志”，而称为“丛报”、“丛谈”之类。目前所见资料中我国最早使用“杂志”命名的中文刊物《中外杂志》(1862年)被日本翻刻时，用法也不过是“中外杂录”的意思。日本在《中外杂志》出版五年后的1867年出版了《西洋杂志》，其名称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

二、社会、时代背景

中国的杂志形成风靡之势，是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使然。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长期闭锁的大门被欧洲资本主义大炮轰开之后，被迫踏上了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充满艰辛和曲折的旅程。经过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几度较量，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鲜明对照，觉醒了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失败和痛苦中开始向西方国家特别是东邻日本寻找真理。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是其中的代表。

一股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掀起的留学热潮在东瀛涌动。他们不仅学习自然科技、人文科学，还翻译出版书籍，尤其是兴办了一大批中日文报纸杂志，成为近代中国学习日本和西方文明的重要桥梁。

这些杂志一般存在时间不长，有的只出版一两期就自动停刊，但大部分秘密运销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可达万份)。它们中的大多数，与当时国内的形势紧密结合，以思想革命、启发民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目的，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及部分国人的对日了解，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而那些并非怀着“寻找真理”的目的东渡的留日学生，也在其中留下了自有其文化意义和史料价值的文字。

虽然这一时期在中国国内的各类杂志中，尚无专门介绍和研究日本的杂志，但其端倪业已初露。当时的许多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频繁介绍世界各国情况，其中介绍和评论日本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

这一情形，可追溯到我国近代报刊肇始时期。1857年1月，中国最早的近代杂志之一《六合丛谈》(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由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编，墨海书馆印行。同年12月16日出版的《六合丛谈》第12号上刊载的《日本近事》一文，是最早见诸中国近代中文杂志的专门记录日本的文字。

至19世纪末，日本时政方面的译介文字开始占据中国近代杂志愈来愈大的篇幅。譬如，1897年10月在上海创刊的《译书公会报》，其“东报汇译”即为该刊最早相对于“西报汇译”而独立存在的一个篇幅最大的栏目。“东”报实为“日”报，汇集了日本《时事时报》、《国民新报》、《太阳杂志》、《中央新报》、《大阪朝日》等主要报刊的时事内容。

从“日本近事”到“东报汇译”，中国近代杂志上有关日本时政报道的内容日增，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对日本的关心在逐步增强，这一情形固然不乏地缘、语言文字方面的因素，众多期刊“日本栏目”的出现，使日本时政信息的获得更为便捷，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的对日认识。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与日本时政内容相对应，“日本礼物众多”之类反映一般社情民风的文字也悄然出现了。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的诞生、发展，做了理论上、物质上的准备，起到了某种实践和呼应作用。因此，无论是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日趋恶化的中日关系，还是我国日本研究在内容及载体形式上的拓展和延伸，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三、《日本潮》领风气之先

1915年8月5日，因后来出版《新青年》杂志而名噪一时的上海群益书社，领风气之先，出版了不定期杂志《日本潮》第一编。它16开本，装帧朴素，文言直排，未加分段和新式标点，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介绍和研究日本的杂志。

在《日本潮》第一编刊登的17篇文章中，除绪言、一篇附文及附录外，均译自日本《朝日新闻》、《新日本》、《大日本》、《太阳》、《日本及日本人》等报纸杂志。作者包括时任首相的大隈重信、贵族院议员仲小路廉以及民间学者、实业家，还有部分报刊社论等。编者为每篇文章都详细注出了资料来源，这样做的目的，既保证杂志内容的真实可信，又便于读者“考知彼国议论之派别政见之异同”(出版“例言”)。

如果把《日本潮》第一编的译文稍加分类，则可将这些“官民之议论”划为两类:一为政治，一为经济。作政治谈者，或赞成日本政府对华所为，或反对之。赞成者显然居压倒多数，几乎异口同声，且以为威压未至，欲望未满，而诘责于政府;至于反对者则寥寥。

《日本潮》第一编在“二十一条交涉”与“国中慨慷激谈，洋洋盈耳”的氛围中编辑出版，它虽然几乎没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文字，但所译日本人文章，却是精心筛选、有所侧重的。一是作者的代表性，从首相、议员到普通学者皆有;二是内容的广泛性，从政治、外交言论汇集到经济侵略扩张实况等。从而，使读者克服文字障碍，得以从对方言论深入地观察、认识日本侵华的实质，进而动员人民起来尽匹夫之责。这在“译者按”中多有体现。

《日本潮》从现代意义的杂志角度看，亦有一定距离。在译文翻译上，一如第一编“例言”所云:“以不失原文意思为主。至辞句间之增加减少、前后更换，此译文通例，本编亦取用之。”即，忠实原意，辅以适当技术性处理。在杂志出版的其他方面，亦有很大的随意性:“本编材料一视彼国书报对我言论多寡以为转移，故出版之时间，文字之丰啬，定价之多少，皆须编自为格，不能先后一律。”

尽管如此，《日本潮》第一编仍不失为中国日本研究杂志之嚆矢。而且以其为代表，典型地反映了肇始期的中国日本研究杂志及其编辑者的思想倾向，这也是与上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相吻合的。

此一时期，我国极少专门的日本研究杂志，主要杂志仍以日本栏目为主。但作为肇始期日本研究杂志的一种呼应，也开始有一些杂志适应时局需要或遭逢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出版日本专辑、专号，独立成刊，开展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专题介绍和研究。它和散见于国内各主要报刊的日本报道和研究一道，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我国早期的日本研究，成为日本研究杂志的又一重要源头。

四、抗日救亡时期的日本研究杂志

20世纪30年代前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面临彻底的亡国之灾。人们迫于危急存亡之难，奔走疾呼，“抗日救亡”之声，响遍四海，抗日战争成为一场伟大的全民族的战争。环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迅速燎原于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以及那些宣传、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日救亡，报道和评述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报纸、杂志。

据粗略统计，三四十年代，遍布全国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总数达上千种。仅就杂志而言，据笔者对《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一书的统计，该书所载此类杂志约有300种之多。当时一些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杂志，如《生活》、《读书生活》、《世界知识》、《青年月刊》等，都出版过“抗日特刊”、“抗日增刊”等。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较量中，中国的日本研究也日益普及和深入。30年代初出现的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团体，如上海日本问题研究所、南京日本研究会等等，聚集了一批日本研究者和留日归国学人，出版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杂志。

李书成在《中国的日本学研究》^[2]一文中称，1930年至1946年关于日本研究的全国性杂志一下子增加到13家。如《日本》、《日本研究》、《日本评论三日刊》、《日本评论》、《中日评论》、《中日论坛》、《日文与日语》、《日本论坛》等杂志，在上海、南京、广州、北平、重庆、哈尔滨等城市相继出版。这些杂志针对性强，价格便宜，具有很大的群众性、普及性，使得日本研究“从少数人写少数人看，变成为大家写大家看”，推动了日本研究的普及和深入。

一时间，日本研究及其重要载体日本研究杂志，从少数知识分子的“象牙之塔”走向了民众，引起了社会的热情关注。据笔者较为宽泛的统计，三四十年代中国主要的日本研究杂志至少有31种之多。

五、定期杂志和语言学杂志的兴起

日本研究定期杂志的出版，应该追溯到中国报刊出版界热衷于国际问题报道和讨论的20年代末期。当时我国从南到北，几乎所有重要报刊，如上海的《东方》、《时事月报》、《国民日报·星期评论》、《申报》，北平的《新晨报》，天津的《大公报》等等，有一共同趋向，即皆关注于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讨论。

在1929年的上海，刚刚创刊一年的《新纪元周报》，尽管占了中国第一本研究外交问题及国际问题定期杂志的先机，但在上述刊载国际问题报道和讨论的老资格报刊遮蔽挤压下，显然处于下风，有顾此失彼之虞。因而《新纪元周报》审时度势，果断停刊，另起炉灶，而倾全力于国际问题中的热点——日本问题。于是，1930年1月，在上海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开定期日本研究杂志先河的《日本研究》月刊。

《日本研究》月刊创办初期，编者不仅请蔡元培题写封面，还在每期卷头邀集各方知名人士谈论日本问题，或题词、或撰文，表达各种不同观点。这无疑是一种扩大杂志知名度的做法，^[3]也反映了编者欲集思广益、深入研究日本的迫切心情。这在第1卷第7、8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两期的《日本研究》上，编者不惜版面，连续在插页刊登“日本研究吾国的各种定期刊物”，从封面、正文样张到编辑人、发行所，还有定价，有的甚至注出了发行量(如《支那》杂志月销9万份)，极其详备。如其后刊载署名“日本研究”诗，就从日本反观中国，研究日本刻不容缓，编者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作为世界上最早研究日本语言的国家，中国的日本语言学习和研究载体，在此时期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当时，了解日本、学习日语是抗日救亡的需要，带有群众运动的性质。各地举办学习班、速成班极多，抗日部队和战区人民，也多尽可能学习一些日语。铅印、油印的讲义和传单不可胜算。其次是日语书籍的大量出版。据实藤惠秀统计，仅1934～1937年，中国出版的有关日语的书籍即达30种之多，总页码逾9400页。以此为基础，日语学习和研究的专门杂志这一新传媒亦在此时面世。

与此相应，自20世纪30年代初始，以上海和北平两大城市为中心，一批日本语言学习和研究的专门杂志相继创刊，总数达10余种之多。如《日文》、《日文研究》、《日语研究》、《日语研究杂志》、《日文与日语》、《中华日语月刊》，刊期为月刊、双月刊和不定期刊等。尽管这些杂志的寿命长短有异，但足以证明其时学习和研究日语的风气盛行，而这一风气对日语学习和研究杂志的发展又起到了某种“反哺”作用。

六、综合性杂志的开拓

自不待言，这一时期与日语学习和研究杂志形成迥异风格，更贴近社会现实，面向广大民众，旗帜鲜明、富于战斗性和号召力，为伟大的民族抗战鼓与呼的，当属为数众多的综合性日本研究杂志。其勃兴，不仅表现在杂志数量的扩张上，而且在内容上也已较之于肇始期有了很大的拓展，从较单一的政治、经济、语言、民俗领域，自觉地转向更为广阔的领域，特别是关注国际环境和中日关系，注重全面深入地介绍和研究日本。

纵观此时期的日本研究杂志，其特点愈益鲜明，它们以更加热烈的笔触，鼓舞、激励人们投身伟大的抗战之中;以更加犀利的笔锋，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其背后掩藏着的各种内外矛盾，包括日本与德、意等法西斯之间的矛盾，军部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还有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等等。对于国际形势和日本政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日本研究杂志也大都能做出及时反应和分析判断，并力求系统、全面。

“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日本研究》于1931年10月和12月两期，特辟“暴日犯我东北专号”，围绕“九一八”事变真相、日本国内局势、中日关系及我应采取的对策，发表数篇分析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和侵略本质。有的文章还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批判。此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无疑深化了日本研究杂志的品质，为全面、深入地对日研究开启了新的门路。

日本研究杂志此时开始声名鹊起。读者给《日本评论三日刊》以极高赞誉:“鼓民众对外之勇气，冀以挽回此既颓之国势，言人之所不敢言，发人之所未能发，国中尚少此类刊物，此中国所以尚无健全之舆论也欤!”^[4]《日本评论》还被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处选为“少数有学术价值之中文刊物”，并称“美国学者在将来需参考《日本评论》之处，当不下于中国人士”，拟“使用显微传影片拍录，寄存华盛顿”。^[5]

七、一股逆流

1940年前后，随着汪精卫的公开投降和南京汉奸傀儡政权的建立，一些以“学术研究”为招牌，实则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化政策服务的“日本研究”杂志相继出笼。

例如，与汪伪政权同月诞生、由汪精卫亲任名誉理事长的南京中日文化协会创办的《中日文化月刊》等等，均属此类。《中日文化月刊》公开表明自己的汉奸立场，一方面竭力宣传法西斯思想，另一方面刊发中日有关条约以及诸如“中日亲善考证”、“中日文化交流史略”、“中国儒学与日本文化”等为日本侵略活动服务的“论文”，并大量登载日本和汪伪高官及民间人士假借民意撰写的文章，附以日本风光、女郎照片和歌咏风花雪月的文字招摇过市。

1940年2、3月间，中国大陆一东一西几乎同时出现了两本《日本评论》复刊号。乍一看，它们不仅开本、装帧如出一辙，封面题字也同为一家。一本是前述重庆的《日本评论》(卷期续前)，另一本是上海的《日本评论》(重排卷期)。耐人寻味的是，后者一经出版，立即博得日伪报刊的一片喝彩和鼓吹，其中的奥秘似已不言自明了。更有甚者，自1941年5月其第3卷第5期始，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每期都以头篇位置刊登汪精卫的文章、讲话，其汉奸嘴脸，暴露无遗。^[6]

积极亲日，宣扬卖国，毫不掩饰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服务，恶意攻击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几乎成了这些“日本研究”杂志的唯一使命。另一方面，汪伪政府与此相呼应，在对有抗日倾向的新闻报刊严加控制的同时，也加紧了对新闻工作者的迫害，以至发出“通缉令”，声称“先将首恶付诸重典”，“着军警机关一体通缉，尽法惩治，以戢凶顽”，实行白色恐怖。^[7]在被通缉的人中，就有经常为《日本评论》等日本研究杂志撰稿的《申报》的陈彬和(“通缉令”误作“陈彬”)、《新闻报》的顾执中等人。(陈、顾等人及《申报》、《新闻报》等不久迅速投敌，蜕变为汉奸和汉奸报刊，此为后话。)

当然，这毕竟是此一时期日本研究杂志中的一股逆流，其成因是复杂的，为数亦不多，无法左右中国日本研究杂志总体的积极意义及其发展趋势。

八、国、共两党的日本研究杂志

在三四十年代涌现的日本研究杂志之中，应特别指出的是直接属于国、共两党领导和主办的日本研究杂志及资料。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在迁都前即已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官方新闻事业网，而且直接创办了前述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日本评论》。国民党宣传主管机构的重要人物刘百闵亲任社长，并长期(特别是杂志创办初期)为《日本评论》撰写评论和其他文章，粗略统计即达30余篇。应该说，《日本评论》能够保持较长生命力并有所影响，是与这种政府关系人员的参与乃至财政上的支持分不开的。此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央宣传部等机构，还创办了《敌情研究》、《敌情摘要》、《敌情参考资料》、《敌情月刊》等几种日本研究杂志。

1939年3月创刊的《敌情研究》，是国民党在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日本研究杂志之一。《敌情研究》原名为《敌情研究资料》，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科编辑出版。创办初期为旬刊，第10期以后改为月刊。其宗旨是为国民党高级机关提供研究“敌情”的参考资料。主要介绍、分析、研究战时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侧重于日本内阁、军部、社会等高层动向和政治情势、潜在危机的分析。同时，它与《敌情摘要》、《敌情参考资料》及政府各部和专业研究委员会编辑的专门杂志(如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编《敌伪纪要》、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编《敌伪财政经济动态资料》、中央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编《敌伪经济参考资料》等)一样，也负有对日本经济开展专项研究的使命，也即着力于日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开拓。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党刊、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各类杂志特别是日本研究杂志上，刊登了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和资料。尤其是在革命根据地——延安，抗日救亡的紧迫需要，促使日本研究脱去经院气，注重贴近现实。许多高层军政领导和从事抗日斗争实际工作的人员，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写出大量水平颇高的研究文章，刊登在日本研究杂志上。这些日本研究杂志，历经战火纷飞、艰苦异常的环境，显得弥足珍贵。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日本研究杂志主要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所，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晋察冀边区政治部联络部以及冀中军区政治部等部门、敌军工作部门和研究机构主办的《敌工研究》、《敌国汇报》、《敌伪研究》、《敌国月报》等等。

《敌国汇报》半月刊，是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辑、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发行、延安新华书店经销的。它原为报纸《敌国汇报》报，自1941年1月改为杂志(第2卷第1期始，卷期续前)，采用土宣纸单面印刷和便于携带的小32开本。《敌国汇报》突出“政治化、大众化、军事化”的特点，“登载专门的研究论文和资料”，以及“广泛地介绍日本各方面(从政治、经济以至于人情风俗)的情形，有系统地发表对敌军研究和敌军的文件、材料”。^[8]

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日本研究杂志，还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日本研究杂志一道，共同促进了中国早期日本研究事业的发展。此期经常在这些杂志上撰稿或发表译作的主要日本研究人员，在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本研究和对日工作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有些人如今已届耄耋之年，仍辛勤笔耕于日本研究领域。这也是需要特别提到的重要之点。

(原载《中日关系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注释】

[1]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8月版。

[2]李书成:《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载《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9月版。

[3]此外，《日本研究》的编者还为扩大知名度和发行量，一方面登报发广告，另一方面邮寄2700余封信函，分致留日归国学生以征求订户。

[4]南京日本研究会编:《日本评论三日刊》第3期“通讯”，1931年11月16日。

[5]日本评论社编:《日本评论》1943年第16卷第14期封二“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处来函”。

[6]上海日本评论社编:《日本评论》第3卷第5期至第4卷第6期，但第3卷第10期、第4卷第6期除外，第4卷第3、5期及第7期以后暂缺。

[7]姚福申、叶翠娣、辛曙民:《汪伪新闻界大事记》(上)，《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8辑，第171页。

[8]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敌国汇报》1941年第2卷第10～12期合刊“编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