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梅里亚姆(J.L.Meriam)教授领导的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与在菲尔霍普的约翰逊夫人的学校有很多相同之处。就教育应该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这一根本思想来说,两所学校是完全一致的,但它的实际组织和措施有很大不同,因此对它作一番描述是有启发意义的。与大多数的教育改革家一样,梅里亚姆教授认为,过去的学校太注重向儿童传授成人的事实。在追求系统化和规范化中,课程忽略了个别儿童的需要。他认为,学校的工作和游戏,应该就是儿童的工作和游戏;儿童应该享有学校的乐趣。学校里的生活,应该同儿童在校外的生活一样,而且只应当更好,因为它们帮助儿童懂得怎样正确地游戏和工作,怎样与其他儿童一起游戏和工作。
“儿童记得他们怎样学习说话吗?不,但是他们的父母倒还记得。然而我们中大多数人,无论儿童或成人,都记得我们怎样努力在学校里学习读和写。当我们需要或有事要说的时候,我们才开口,仅仅这样我们才学会说话。当我们想喝水时,我们才学会说‘妈妈,请给我点水喝。’我们并不每天早晨9点钟练习这些话。大学附小的学生学习读、写、画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恰恰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去做的。学生在这所学校里所做的,就是他们在家里要做的,不过他们学着要做得更好。他们工作和游戏。在家里,他们做许多事情,大部分时间都很活泼,在学校里他们也是这样。”
假如没有学校,这些儿童会自然地做些什么呢?梅里亚姆教授的课程就是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为依据的,它只包括一般教学计划中出现的一门科目,即手工劳动。他说,儿童喜欢在户外做游戏,跑、跳、掷以锻炼身体;他们喜欢聚在一块交谈,讨论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利用种种东西进行活动,如小船、豆形果实、洋娃娃、吊床或服装;如果他们生活在乡村,他们喜欢观赏动植物,种点东西或去钓钓鱼。人人都承认,儿童通过这些活动所得到的发展,完全可以与他通过学校学习所得到的发展相媲美,而且他在校外学到的东西更易于成为他日常知识的一部分,因为他学的全是令人愉快的东西,他认识到这些东西的直接用处。还有,这些东西全都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我们送儿童进学校,也就是学这些东西。那么,除了把这些东西编成课程以外,更自然的还有什么呢?这正是梅里亚姆教授做的事情。他把一天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下列基本活动:游戏,讲故事,观察和手工。对于较为年幼的儿童,其活动几乎全部取材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花时间从已熟悉的事物中发现更多的东西。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兴趣自然转到更为间接的事物上,并去探索事物的过程及种种原因;他们开始学习历史、地理和科学。
前三个年级的时间是这样划分的:9:00~10:30,观察;10:30~11:00,体操;11:00~12:00,游戏;下午1:30~3:00,讲故事;3:00~4:00,手工。
观察阶段专门研究某一课题,这个课题可以只花一个早晨,也可以持续几个星期。尽管学校有一个一般的年度工作计划,但假如儿童提出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又似乎是重要的、恰当的,原来的计划就可以撇在一边,教师则在学生研究他们自己问题时提供帮助。一天中的任何一门科目都可以这样;计划有伸缩性,学校的目的就是满足儿童和小组的各种需要。在前三个年级的观察阶段,专门研究的东西有花、树和果实,鸟类和各种动物,气候和季节变化,假日,城镇杂铺店,周围的住宅,以及儿童看到的商店里出售的服装。学生只是感到有需要读、写和算以便扩大他们工作范围时,才学习读、写和算。自然课尽可能在户外讲授;儿童与教师一同散步,谈论沿途碰到的树木、植物和动物;他们为学校的鱼缸搜集蝌蚪和小鱼,并且挑出一棵树进行观察,留下全年的记录。他们对气候的研究也是终年不断的;他们注视季节的变化,看秋天的景物是什么样子,冬天来临时又发生哪些变化,动植物在冬天会出现什么情况,等等。就这样他们观察了一年的整个周期,不知不觉地认识了他们自己的气候与他们周围的动植物生命的关系。
关于他们自己衣食住行的研究,集中在一个连续阶段进行,按照兴趣和时间的支配,还增加一些当地生活方面的研究,虽然这些方面与实际生活的需要关系不大。他们研究珠宝店和马戏场,从中了解周围居民的娱乐活动和爱好;或研究当地消防部门和邮局,从而了解到他们家长的社区利益。
研究的方法对一切功课都是相同的。首先,在教师的帮助下,儿童就他们开始研究的课题陈述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如果研究课题是食物,每个儿童就有一次机会说出他所能想到的与食物有关的任何东西,如他家里吃的食品,食品从哪里来的,如何进行保存,他在食品店看到的东西,等等。然后,全班学生与教师一起参观食品店,或许在那里呆上一上午,每个儿童设法看看他能发现多少东西。在他们观看前,教师先让他们注意一个事实,即出售东西是以“夸脱”等为单位的,因为从度量衡这一方面的课题入手,似乎很能吸引儿童的兴趣。有些一年级的儿童被证明观察力很敏锐,他们注意到店主用种种方法使物体的份量看上去比实际的多些。教师还鼓励学生注意和比较各种价格,如果家长愿意的话,从家里拿来伙食开支计划。当他们回到自己教室时,他们再讨论他们所见的东西,那些能写的学生,把他们能记得的所有食品的价格列出一张单子,或者写下他们访问的报道。报道来自儿童自己的口述而由教师记录下来。
还不能阅读的学生要画一张食品店的画,或者根据店主给的货物单安排一堂阅读课。这以后,他们将研究店主对顾客的交货方式以及货物通常的来路。他们从家里拿来各种食品店的账单,把它们加以比较、合计,并且讨论经济和食品营养问题。他们也可能依同样方式研究牛奶和面包店,然后转而讨论周围的住宅问题。这类住宅、服装以及镇上居民的娱乐问题,都用同样方式进行研究。在这以后,全班去参观消防大楼和邮局,了解它们派什么用处和怎样进行工作。这样的参观以及对地方娱乐设施的研究,通常在三年级进行。显然,这样的研究可以提供机会不断使用读、写、算,并练习正确使用口头英语。梅里亚姆教授坚持认为,这种对儿童生活的社会所进行的研究,决不只是一种教“读、写、算”的借口,而是为了这一工作本身对学生的教育价值,“读、写、算”教学只能在当它直接有助于儿童正从事的活动的时候进行。
前三个年级用在游戏上的时间具有同样的教育价值。儿童练习着自己的躯体,学着控制它们并做出各种能导致某个直接效果的技巧运动。游戏允许形式多样,活动自由,教师仅仅是一位旁观者。儿童进行的游戏多半带有竞争的性质,因为他们发现,要把握基本的技能和时机,就必须在游戏时全力以赴。豆状果实、九柱戏等都是他们爱玩的活动;实际上,任何游戏,只要能够记分数,都是他们喜欢的;教师为年幼儿童充当记分员,游戏结束后,他们把分数抄在一本本子上留作参考,并看看他们取得了多少进步。他们玩得越高兴,就越是喜欢这项游戏;因此他们留意着游戏中最出色的人,研究他的一举一动,并将动作画下来。教师也在黑板上将儿童游戏时说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当游戏结束时,他们便发现上了一堂由他们自己设计并反映他们游戏情形的阅读课;把黑板上的这些东西抄下来,他们便上了一堂书写课。儿童游戏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谈笑,这又成了一堂英语课。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被引进到游戏中,以便鼓励学生自由交谈,同时还使用了各种有趣的物体,如五颜六色的彩球、洋娃娃和画得活泼可笑的“胖娃娃”,来增加游戏的吸引力。儿童在游戏中用上的新单词新词组,也要求每天记下来,这样他们的词汇量便自然地增加了。
讲故事的时间也像其他日常工作一样,等于就在上阅读和写作课。儿童十分喜欢听优美动听的故事,因此应该给他们充分的机会来了解这些故事。在这段时间中,教师和儿童相互讲故事;所讲的故事并不是他们从识字课本中已读过的东西,而是他们知道的、听到的,或是因为喜欢而读过的东西。每个儿童都喜欢别人听他讲,并且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必须讲得动听,否则就会没有听众。有些故事他们通过动作反映出来,还有些故事则要用图画来体现。很快他们就想学一些新的故事,这样他们很自然地跑去学校图书馆,挑出一本故事书阅读起来。一年级学生可以发现在一年内读了12~30本书;二年级学生读了25~50本书。就这样他们学会阅读,读那些好书——因为图书馆里除了好书以外没有别的——还学会了如何读好书,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能发现一个故事可对全班讲,或是能表演出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很早就开始欣赏优美的文学作品,或更确切地说,这样的欣赏习惯以后永远不会消失。幼小的儿童总是最喜欢读许多最美妙的故事——鹅妈妈45,汉斯·安徒生46,或基普林的《就是如此》(Just So Stories)的故事集47。儿童在学校里养成不喜欢读书的习惯,就会舍弃好的文学作品而追求拙劣的作品。但是,假如允许和鼓励儿童在学校里听故事,读故事和表演故事,就像他们在家里做的那样——也就是说,为了故事中的趣味而做这一切——他们就会保持对好书的喜爱,爱读好书。梅里亚姆教授还声称,歌曲是故事的另一种形式,年幼儿童唱歌是因为歌中有乐趣,歌中有故事;因此在这所学校里,唱歌成为故事活动的一部分,儿童唱歌,把歌学好唱好,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多些快乐。
儿童总是嚷着要“做些东西”,梅里亚姆教授把这一事实看作是充分的依据,证明手工作业应成为课程的一个正式部分,每天应该有一小时时间从事这项活动,不过这段时间在学生看来通常似乎太短了,他们不得不把作业带回去做。最年幼的儿童,无论男孩女孩,都去木工间学习使用工具和制作东西:洋娃娃用的家具,一只小木船,或一些可以带回家的礼品。缝纫和编织对男女孩有同样的吸引力,给了儿童发挥审美力和做各种有用的东西的机会,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多。最小的孩子开始通常制造娃娃的吊床;然后他们学做粗线条的十字花形针脚的刺绣和钩针。整个班级,尤其是年幼儿童班级,通常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们可以建议他们想做些什么,年龄大些的儿童则被允许有较大的自由。随着学生年龄增长,随着他们掌握工具渐臻纯熟,作业的种类和复杂程度也自然地相应增加。有些五六年级的学生已制作出一些可供学校长期使用的精美的家具。在构思图案的活动中,手工作业又一次提供了绘画和着色的机会。
四年级学生由于兴趣日益扩大,因此作业安排也有显著的变化。一天被分成了三段,分别从事于产业、讲故事和手工。有组织的游戏活动对学生不再有吸引力;他们想到室外活动,或是去大体育馆自由活动,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更剧烈、更喧闹的比赛,而且他们已长得能记住自己比赛的得分。“产业”阶段代替了原来幼年儿童的“观察”阶段,不过仍继续同一类作业。儿童已了解到他所看到的周围事物的意义,懂得这些事物与他本人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现在他准备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知识,以便领会他不能看到的各种事物,事物的过程和原因,以及包含整个社会或更多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种种关系。
同幼年儿童研究周围环境一样,四年级学生也研究他们周围从事的各种产业:鞋厂、磨坊、麦田和稻田中的农活。他们到工厂和农场去旅行,课堂上的作业就以他们的旅行所见为依据。他们的习字和作文,就是他们的旅行故事;他们的阅读材料,就是那些反映农业或制鞋的书本;他们的算术,就是去解决他们从农民或工头的工作中看到的实际问题;所有的作业就这么进行,以便给学生理解他正研究的产业提供帮助。地理学习也来自这些旅行。它要解决下列问题:为什么他们种小麦?邻近的地方哪一块地麦子长得最好?为什么?等等。这所学校恰好位于主要产业是农业的小镇上,不过很显然,这样一种作业安排很容易被任何地方所采纳,只要换上该地附近所能发现的产业就行了。
在五六年级,继续学习各种产业,不过范围扩大了,把世界上的主要产业都包括进来。当然,这时学生必须学习越来越多的书面材料,以取代他们原来的各种游览。这包括与以前的学习有关的读、写、算的训练,还有越来越多的地理知识。图书馆的利用变得格外重要,因为不给予学生一本供他们学习和背诵的教科书。地理课以这个问题开场:这个镇上的产品情况怎样?哪些产品我们没有用掉?下一步再问:还有什么地方也出同样的东西?它们的生产方式是否相同?那地方是否还出别的东西以及那东西是怎样生产的?然后,我们从外地得来的东西究竟来自何处并又是怎样制做的?没有一本教科书能圆满地解答这些问题,如果能的话,就和这个学校关于儿童应该从调查研究中学习的思想相矛盾了。儿童必须自己从图书馆的藏书中找寻他们正研究的特别的产业的说明材料。每个儿童并不读同一本书,这样,每个学生都可以尽量对讨论作出一些贡献。同低年级一样,高年级的学生也都记笔记,记下他们关于产品活动的描述以及机器和工序的说明。
在这所学校的七年级和最高年级,关于产业的研究作为历史继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研究与衣食住行相关联的产业史。学生从一座山洞或一片灌木丛入手研究居住史,继而研究游牧部落的帐篷,希腊罗马人的住所,直到当代的摩天大楼。他们学习农业史,了解到汽压收割机和脱粒机是从野蛮时代的棍棒发展而来的。在这四个较高年级中的产业研究,还包括一门关于政府机构的研究。四年级研究当地邮局,在五六年级里他们研究美国的邮政制度,然后了解邮件是如何发往世界各地的。七年级则研究某些这类机构的历史。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抽出部分时间,利用先读后议的方法,考察世界上不同民族如何作战,如何组建军队。每个学生对这一工作做了记录,就他所研究的各国军队情况写出短文,如果愿意他也可以进行说明。
四个最高年级学生的讲故事时间,仍然从事着这项始于低年级的工作。音乐和美术越来越集中在这个时间里。儿童继续阅读和讨论他们读过的东西。每个儿童都对他读过的书做了笔记,简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情节以及他为什么喜欢这本书,这些笔记存放在图书室的一个架子上,其他学生都可以翻阅,使他在选择图书时有所帮助。甚至到了中学,梅里亚姆教授仍不相信可以为教作文而教作文,也不相信通过一般的分析方法学习文学。这所学校的所有作业,都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英语训练,帮助学生在学校的每个课时里都使用和书写好英语,比起集中在一小时进行形式训练,收效更显著。
法语和德语教学也被看作是故事活动的一部分。学生学习这些语言,为的是他们能从谈论和阅读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并且他们将能够读些文学作品。由于这一原因,法语和德语教学在课程中的地位纯粹是陶冶性质的,即为消遣和娱乐而学习。只有那些属于“故事”名义下的学习,才布置家庭作业。儿童来到学校做作业,回家之后仍要他们做同样作业,这是不公正的。他们应当期待学校成为一个愉快的场所,假如他们打算从学校中获得最大效益的话;但是假如学校的工作是与完成固定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学生对于校内作业的兴趣就必然要降低。不过,如果学校的某些作业被看作是适合的消闲和娱乐,很自然儿童就会在课余和家里继续从事这些工作。
这所学校采用这种教学计划已有八年了,学生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学校建筑中教室不多,这些教室都用大的折门相连。至少有两个或通常有三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活动,而且允许学生自由走动,互相交谈,只要他们不妨碍他们的同学。—名教师看管一整间课堂的约三十五名儿童,这些儿童分成几个小组,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邻近一些农村的公立学校里也有个别教师在一个年级中采用这种教学计划,他们发现这个年级的学生在学年终结时都具备了升学的条件,并且在新的年级里做作业时应付自如,就像他们已经经过了通常的正式训练一样。这所小学的毕业生的成绩均有记载。他们中大部分人进入了密苏里大学的附属中学,在那里随时都有机会受到密切关注。他们跟上通常的大学预备课程不会有特别的困难,他们的成绩和他们进大学的年龄表明,他们在小学的训练已经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使他们在从事艰苦的正规学习方面的能力超出了公立学校的学生。
梅里亚姆教授也是这所附属中学的主管,但是除了英语外,对于规定预备入大学的课程他没有作什么改变。不过,他期望有所变革,相信如能对课程进行同样的彻底改组,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在该中学,英语完全不是作为一门孤立的学科教学的,而是沿着小学所遵循的同样路线继续进行的。对该附属中学的一部分毕业生和同样数量的城镇中学毕业生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在中学里没有受过英语课方面的通常训练的学生,比起那些按一般常规方法训练的学生,大学里的英语课学得还要好。
当然,判断一项教育实验,靠学生是否有能力“跟上”这实验所要改进的那种制度作为标准,这是很少有价值的。实验的目的,不是在于发明一种方法,使教师能在同样的时间内教儿童更多的东西,或者甚至使儿童更愉快地为大学的课程作准备。实验的目的,更确切地是要给儿童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能向他展现自己的各种能力,并且如何在他所处的世界中从物质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练习这些能力,使他成为一个更好、更幸福、更有用的人。如果当一所学校想方设法为学生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又能把他们在一所更为传统的学校所能学到的一切教给学生,那么我们可以确信,这种实验是不会失去什么的。他们的学校教育给予他们的任何手工技能或体力,或者他们日常的生活作业中的任何乐趣,以及文学艺术所提供的最好的东西,都是能被直接观察到和衡量到的更为确切的收获。这一切都是为这更大目的作贡献的,但是全部的学生生活将为旨在通过培养完整的个人来帮助整个社会的任何教育实验的成功或失败,提供唯一真正的检验。
(吴志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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