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特点

三、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本人先后四次在东京大学、同志社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做过客座研究或参加学术会议。通过与日本学者的密切接触和阅读其论著，我认为，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1.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念，注重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价值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日本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是以西方文化中心论为基础来梳理和评价中国哲学思想。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日本学者对上述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学者的思考，如日本研究宋明理学的大家冈田武彦先生就指出:“随着西欧式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盛行，中国哲学实践性的研究方法衰落了。结果，虽然优秀的学者辈出，可是优秀的思想家却寥寥无几。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哲学对世界思想界所作的贡献，其中也就包含着创造新哲学这一层意义在内，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这里对中国哲学给我们提供的课题中有任何与上述相一致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加以细心考虑。为满足这一要求，探求其相应的基本资料，对于它的意义和价值加以再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下述三方面的课题。这三方面的课题，我想是没有古今东西之别的。对于个人不用说了，即使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它们也有着必须予以注意的原理。它们被认为是向世界人类提供创造新哲学和思想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三方面的课题就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的)现实主义、(道家的)超越主义和(儒家的)理想主义。”⁽²⁵⁾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的金谷治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指出:孔子明确地建立了人的原则，“这一人类自觉的建立，在孔子思想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在论及中国古代的人类观觉醒这个问题时，自然不能单纯地以欧洲的人类观作为尺度，而首先应考察它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²⁶⁾“《论语》里很少提及自然和神秘的东西，相反，对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关于道德、政治方面的言论，占绝大多数。”⁽²⁷⁾

又如，日本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沟口雄三先生说:“我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和价值观为基础，并以它为世界史的或人类普遍原则的这种欧洲一元论的思想方法，而主张多元的世界观，这就是所有的民族各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²⁸⁾沟口雄三先生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该著作针对学术界往往以欧洲近代文化价值观来分析、评价中国明清时期思想的倾向，通过对此段时期哲学家思想资料的深入研究而清醒地指出了中国思想中的独到之处以及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²⁹⁾

2.针对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涵盖天文与地理、自然与社会、思维与人生，内容十分丰富。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日本学者并没有将一种方法奉为至上的原则，而是将古今东西、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兼而用之。有的学者用范畴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某一方面的纵向研究，如小野精一等人在其编著的《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中，通过对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与佛教、宋明理学、近代革新思想的原始资料清理和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气论，全书40万字，涉及面广，蔚为大观。有的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讨了某一位哲学家，如山田庆儿利用所学理科的丰富知识在其《朱子的自然哲学》的著作中，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发掘了朱熹思想中常人未注意到的特殊价值。有的学者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来研究道家与道教，如蜂屋邦夫在1980年、1985年、1987年多次来华参观各地的道观，对道观的内部状况、神像、祭祀等进行详细调查，与道士直接交谈，了解道教协会的活动情况、道教理论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编出了《中国道教》，其资料的丰富和对中国道教现状的把握，绝不在我国此类课题的研究著作之下。有的学者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阴阳五行说及《周易》，如吉野裕子的《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既探讨了阴阳五行思想的本身，又论述了阴阳五行思想及《周易》对日本民俗生活的具体影响。有的学者还借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发掘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如福永光司的著作《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方法诠释了庄子的哲学思想，他指出:“庄子比起抽象的思考更重视整体性的具体的思考，比起理论更重生活，比起认识更重体验，比起无生命的秩序更热爱有生命的无秩序，他是哲人同时更是艺术家、诗人。”⁽³⁰⁾“我之所以特地把庄子的哲学称为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者，是试图强调庄子哲学不仅有虚无主义、厌世主义、逃避主义等倾向，而且还有像欧洲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所追求的那种人类的个人主体性的自由。”⁽³¹⁾方法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成果的多样性。因而，日本学者既有纵论性的学术专著，如《儒教的精神》(武内义雄著，岩波书店，1982年新版)，《儒教思想》(宇野精一著，讲谈社，1984年版)等;又有比较性的学术专著，如《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崛池信夫著，明治书院，1996年版)，《儒教的变迁和现状:日本、中国、朝鲜之比较》(阿部吉雄著，霞山会，1977年版)等;还有传统与现代化的学术专著，如《儒教精神与现代》(冈田武彦著，明德出版社，1994年版)，《儒教文化圈中的企业者精神和近代化》(中井英基著，北海道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等。

3.采取“共同研究”的形式，对中国哲学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日本学者的“共同研究”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常见的合作研究，其合作形式不仅仅是各人承担一部书稿的部分写作任务，而是同一地区不同高校的合作者定期或每周或每月在一起逐字逐句阅读原典、交流体会、讨论问题，时间为多年乃至长达十年，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头撰写一部书稿的各章部分。如上述《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主编者之一，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山井涌回顾此书的“共同研究”经历时说:“在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每月召开例会之外，每年中还有一两次共同住宿，在这期间，全体人员各个发表分担的研究，由全体人员进行讨论。这虽还难说已进行了充分的共同研究，但我认为也有相当的效果。汇集这样磨炼的结果，由约二十名撰写的人执笔，再编辑而成的就是本书。”《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的主编狭间直树教授回忆说:“我们的共同研究，自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历时4年。”⁽³²⁾“共同研究”集体中不仅有分布在京都、大阪、神户、奈良等关西地区的日本国内学者，而且还有“作为外国人客座教授来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成员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斯蒂和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傅果两位”。⁽³³⁾可见，这种“共同研究”还具有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特点。不同的思维方式相互碰撞，不同的研究角度相互观照，从而刺激了灵感，带来了活力，必然拓宽和加深对同一对象的认识。这种“共同研究”对于那些涉及面广、颇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从梁启超与明治思想界，日译西学，明治时期的文学、史学、佛学及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等层面的关系，分析了梁启超到日本后“思想为之一变”的原因和内容，指出了在输入西方近代文明重塑中国新文明的过程之中梁启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解答了梁启超研究中的不少困惑之处。故有的中国著名学者高度评价说:“本书无疑是梁启超研究的里程碑。”(张朋园语)对于此类“共同研究”，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蜂屋邦夫也说道:“为了深入理解儒教思想，我进入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后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每周一次研读儒家经典，坚持了10年左右。我所选择研读的对象是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最难理解的经典——唐代贾公彦的《仪礼疏》。……研读的成果《仪礼士冠疏》和《仪礼士昏疏》分别汇编成书刊行于世。”⁽³⁴⁾笔者在东京大学客座研究期间，也应邀加入了一个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共同研究班，参加者按单位划分既有东京大学的学者，又有一桥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学者;按专业分类，既有哲学专业的教授，又有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专业的教授，此外还有一些不同学科的研究生。根据计划安排，每周的讨论有中心发言人，主讲约40分钟，接着有指定的人给予评论，随后就此主题展开自由讨论，赞同者、补充者、质疑者各抒己见，气氛甚为热烈，讨论相当深入。

4.充分利用科技新成果，使研究手段现代化

目前，日本学者中从少壮派到老专家不会使用电脑和网络来辅助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日本学者就能通过微机系统查询研究所需的书籍，了解有关论文。日本全国所有大学以上的图书馆书籍目录均已录入联网的微机，查阅十分方便。如东京大学没有的书籍，可通过设立主题词点击有关查询网页，便知道此书在哪个大学图书馆的哪个书架，或者办一简单手续直接去借，或者通过本校图书馆申请邮寄借阅(需付较低的邮寄费)。1999年，笔者在东京大学曾多次利用这一现代化的微机网络系统查询日本全国图书馆收藏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目录(含日本和中国)，如输入“儒家思想”的主题词，就马上出现124种著作，其中既有日本学者的专著，又有中国(包括港台)学者的专著。时间跨度为1914年至1998年(英文著作另通过设英文主题词查询)。这一查询系统既可查中国哲学思想的总论、学派，又可查专人、专书的研究著作，十分方便。当然，如需了解某一专题(如孔子仁学)的学术论文情况，可通过另一(收费)网络系统查阅到近几年的所有文章，从而大大节省了了解学术前沿的时间，避免了重复性或低层次的研究。此外，如想了解日本全国的中国哲学专业研究队伍的详细情况也比较方便，只需翻阅由日本文部省学术情报中心监修，电气、电子情报学术振兴财团编辑的《研究者、研究课题总览》人文科学分册，就一目了然。以1996年的专辑为例，它按日文的音序为先后，共编入256人，从资深教授到年轻助教均有，每位学者介绍的内容包括有出生年月、学历、学位、工作单位、职称、参加学会、研究方向、承担课题、代表论著、获奖情况，为日本国内学术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5.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及时了解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动态

首先，日本学者主动参加国际上各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学术讨论会。根据笔者的接触，日本学者能用一门外语乃至两门外语宣读论文和交流学术的绝不在少数。因而，不论是在中国的北京，还是在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特里尔，以及美国的夏威夷和哈佛燕京学社，每届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国际会议几乎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与会的日本学者回到国内后，很快将所了解的学术动态在会议上或杂志上进行详细介绍，使学术信息得到充分地利用。有的学者为了跟踪国际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甚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次分别赴东、西方参加同一主题的两个会议。如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池田知久于1998年5月22—26日参加了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召开的“世界首次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又于1999年10月15—18日参加了在中国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故其郭店《老子》的研究处于国际学术界前列。其次，大量进口中国的文史哲著作和期刊，以了解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根据笔者调查，仅在东京一地出售中文书籍和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专门书店就有东方书店、内山书店、琳琅阁书店、山本书店、亚东书店、中华书店、燎原书店、海风书店、东丰书店九大专门书店，其入店的中国图书内容十分广泛，尤其是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等中国著名出版社的图书相当齐全，其新书上架的速度绝不亚于北京之外的中国各省会大书店。这类书店还承办订购进口中国各种学术杂志(包括各大学学报)的业务。根据笔者的客座研究体验，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校、部二级图书馆里查阅相关学术杂志几乎如同在国内一样方便。

6.大力拓展儒学的研究视野，在比较中注意把握中、日等国儒学的特质

日本学者认为:“就儒教研究而言，至少要把视野放在儒教文化圈的整个区域，要以日本、朝鲜、中国和越南的儒教差异为前提，研究各自儒教的特质。或将视野扩大到儒教以外的文化世界，并考虑儒教文化圈与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差异，通过中国的例子研究儒教的特质。还可以从儒教只传入越南而未传入同在印度尼西亚半岛的老挝和柬埔寨这一历史事实出发，一面提出‘儒教被他国吸收的条件’这一问题，一面以中国为例去探讨儒教的历史性或社会性的存在方式。”⁽³⁵⁾所以，在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中，既有专攻日本儒学史，又有研究中国儒学史和韩国儒学史的，也有三者兼而攻之者，并出版了相应的成果。如在“朱子学研究大系”中，有关中国、日本、韩国的朱子学内容的著作各有一册，这类成果细致而清晰地呈现了儒学东渐日本的历程。中国学术界中有一种带倾向性的看法，即认为日本儒学不过是中国儒学的翻版，没有新的特色。日本学者普遍反对这种观点，他们依据中、日儒学思想家的原始资料并结合日本的历史实际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沟口雄三指出:“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在日本为林家所世袭地传承下来，但从林家的开山祖师林罗山同时也撰写有关神道的书籍来看，其对朱子学的态度是灵活的。读林罗山的著作，即使是讲理学也强调人之心理的作用从而带有心学色彩，故其对朱子学的吸收，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对化。”⁽³⁶⁾总之，“在中国，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中，其传统之深厚阻碍了对欧洲近代法契约思想的汲取。……相对于此，在日本，‘和魂’(儒教、神道、佛教及汉学、国学等)成为支撑‘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导型的近代化、工业化容易推进。此外，在民间，较之个人与个人的血缘关系(‘私’)，日本人更重视自己所归属的集团，如国家或公司的集团伦理——‘公’伦理的实现。这从内部支撑着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就是说，促进了重视‘公’的义理(如较之孝，更重视忠)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中两国的这种近代化的差异，与两国儒教的存在形态的差异或许不无关系”。⁽³⁷⁾众所周知，中国的佛学虽从印度传入，但是经过多年的吸收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尤其是至隋唐时期，中国佛学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有别于印度佛学。中、日儒学发展史也是如此。由于日本有着特殊的国情和固有的文化，经过长期的传播和发展，日本的儒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学者的“知彼知己”分析，应该引起我国学者的深思，今后应注意研究日本儒学的历史和特点，以减少中日学术交流中不必要的常识性误会。

7.坚持以原始思想资料为基础，注重实证性研究

日本学者普遍反对大而化之的论题和泛泛而谈的议论，坚持言之有据，用材料说话。所撰论著的观点来自详细的分析和认真的论证，结论力戒武断和简单化，并且非常注意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如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的晚年著作《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日本同朋舍，1987年版)全书13章，每章均是以熊十力和冯友兰等人的原著为基础的细致分析，全书的结论完全立足于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料之上。该书共计165页，而书末的125个注释就达25页之多。注释涉及熊十力及其同时代学者原著，现代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公开出版的著作，以及有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资料。其中，个别的注释文字达一页之多。这既说明了日本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说明了其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又如小野精一等人编著的《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除了重视先秦诸子的思想资料外，还注意整理、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所见之“气”。其所下实证功夫之深，在我国同类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池田知久教授在其2009年出版的《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中对此也有深刻的论述:“笔者在这里采用的学术研究方法是严谨的实证主义。为了推进关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必须从多数的资料当中寻找确实而且可以信赖的资料，并且以严谨的态度进行资料批判。只有合格而确实的、可信的资料，才可能作正确的分析和有意义的论述。……以上这样严谨的实证主义，无论自然科学也好，人文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凡要进行近代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是必不可缺的必须要求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在东西方认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之间坚决遵守的原则。”⁽³⁸⁾就我个人来看，这也许是日本学者研究风格的最大特色之一。

当然，以上主要是从长处来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毋庸讳言，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这就是长于史料考证，而疏于哲理分析;重视微观研究，而疏于宏观立论。故有些论著读完之后，往往使人有“见木不见林”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