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概况

一、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概况

(一)日本传播和研究中国哲学的简史

1.儒、佛、道思想的传入

日本著名学者阿部吉雄指出:“日本的文化，当然是由于汉字、汉文的传入才开花的。”⁽⁴⁾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公元405年《论语》传到日本，此举标志着中国儒学的正式传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在日本的社会发展中逐步产生重要影响。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就是突出的一例。“十七条宪法”并非今日所说的法律，而是对当时官吏的道德训诫，其内容采纳了中国哲学的诸家学说，尤其是儒学思想，有的条文甚至直接搬用儒家经典。如:第一条的“以和为贵”，来自《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上下和睦”来自《左传·成公十六年》的“上下和睦”。第三条的“君则天之，臣则地之”，来自《左传·宣公四年》的“君天也”;“天复地载”来自《中庸》的“天之所复，地之所载”。第四条的“上不礼而下不齐”，来自《论语·为政》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第六条的“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来自《礼记·礼运》的“君仁臣忠”。第七条的“贤哲任官”来自《尚书·咸有一德》的“任官惟贤材”。第八条的“公事靡监”来自《诗经》中的“王事靡监”。第九条的“信是义本”来自《论语·学而》的“信近于义”。第十二条的“国靡二君，民无两主”来自《礼记·坊记》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第十六条的“使民以时”来自《论语·学而》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公元701年(大宝元年)，日本颁布了大宝律令，开始实行祭祀孔子之礼。为了培养官吏，并推出了大学和国学的制度，该制度以唐令为基础，将《孝经》和《论语》作为必修科目，《礼记》、《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七部著作作为选修科目，但七部中必须选择二部以上。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年)，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开始兴盛，它既成了德川幕府的指导思想，又成了当时文化人的必备知识。

总之，因《论语》等儒家经典的传入，日本人掌握了道德的概念，掌握了维护家庭、社会、国家稳定的原理和法则。正如有些日本学者所说:“由于学习了《论语》，不仅掌握了‘孝’这个字和词，而且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其教育上的意义、伦理上的意义、社会上的意义。在日语中表现抽象概念的词多半用的是汉字和汉语，并大多来源于《论语》等儒家经典，《论语》不仅成了日本文字的源泉、语言的源泉，而且还是日本教育、道德、政治等渊源的重要古典。”⁽⁵⁾

关于佛教及其思想的传入，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552年(钦明天皇十三年)，百济的圣明王派遣特使，献金铜释迦牟尼佛像一尊、经论若干。⁽⁶⁾此事标志着佛教的最初传入。在日本的佛教思想传播史上，托身万里波涛的中国赴日僧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鉴真和尚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鉴真(688—763年)，扬州人，他克服失明的困难，于天平胜宝五年(753年)越海抵达日本。来日后的鉴真于翌年在东大寺佛殿前开设戒坛，为圣武上皇、孝谦天皇受菩萨戒，为比丘受具足戒，至此日本佛教教团终于有了严密的戒律。此外，鉴真还是天台教义的传播者。鉴真东渡之前，日本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律宗，但因为得不到规定的三师七证，后有了鉴真所带来的律僧，才开始能够进行符合佛法的受戒。所以日本人以鉴真为日本律宗的初祖。后来，荣西(1141—1215年)，号明庵，在中国宋朝留学五年，于1191年回到日本，在关东传播禅宗，使禅宗及其思想在日本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道家思想的传入，早在6世纪中叶，老子、庄子思想就和汉译的佛教经论一起传入日本。公元712年，日本最早的著作《古事记》形成，该书是研究日本古代神话传说、历史和哲学思想萌芽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卷首曰:“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无形?然乾坤初分，叁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⁷⁾古代日本是一个文化后进国，其深奥的理论和抽象的概念均来自中国，《古事记》一书反映了这种情况。《老子》第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第1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2章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第42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此可见，《古事记》卷首语的叙述方式及“无名”、“无为”、“阴阳”等重要概念均来自《老子》。

与《古事记》相比，成书于720年的编年体书《日本书纪》在此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日本书纪》开卷即曰:“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滓而含芽，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⁸⁾而这段文字几乎是照搬了中国汉代的道家著作《淮南子》的思想和语句，如《淮南子·天文训》指出:“宇宙生气，气有涯根，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淮南子·三五历纪》指出:“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此时，由于日语假名尚未产生，日本早期著作写作必以中国古籍为摹本，更由于日本尚未形成系统的宇宙天地的理论，而《淮南子》关于气—阴阳—天地的宇宙生成论适应了日本理论上的需要，故出现了这种“直接拿来”的状况。

产生于公元751年的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表明日本人关于老子和庄子的知识变得更加明确和丰富。如《大友皇子的传记》之诗中，有“天道无亲，惟是善辅之”;⁽⁹⁾古麻吕的《望雪》之诗中，有“无为圣德重寸阴，有道神功轻球琳”;⁽¹⁰⁾山前王的《侍宴》之诗中，有“至德洽乾坤，清化朗嘉辰。四海既无为，九域正清淳”;⁽¹¹⁾道公首名的《秋宴》之诗中，有“昔闻濠梁论，今辨游鱼情”;⁽¹²⁾越智直广江的《述怀》之诗中，有“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行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¹³⁾虫麻吕的《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之诗中，有“言笑纵横，物我两忘”;⁽¹⁴⁾藤原总前的《侍宴》之诗中，有“无为自无事，垂拱匆劳尘”等之句。⁽¹⁵⁾这里运用了大量的老子、庄子的哲学范畴(如“无事”、“无为”、“至德”)、哲学命题(如“物我两忘”)及包含深刻哲理的典故(如庄周与惠施的“濠梁之论”)，而《怀风藻》的作者主要是天皇、皇子、官僚公卿、僧侣等人，这说明道家的思想已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层人士的较大兴趣。

2.古代的解说和近代的研究

在江户时代，日本甚至产生了一批有关道家著作的注释和解说。如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海保青陵(1755—1817年)著有《老子国字解》，此书以王弼的注释本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其他各家注释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老子并非生于孔子之前，而是生于孔子之后。老子看到孔子的仁义道德不行于世，于是从侧面进行了思考。老子提出“欲取天下而为之”，应该做到“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孔子的学说，与孔子思想有一致之处。他的见解当时引来不少赞同者。还有一位叫葛西因是(1764—1823年)的学者，著有《老子辐注》、《老子神解》等。他认为，视老庄之教为异端者，是由于受文字所限而不解其意，他逢人就谈老庄，辩舌颇巧，多有独到见解，每每令人惊叹。此外，还有大田晴轩，他著有《老子全解》，将《庄子》、《列子》等先秦古籍同《老子》对照，试图求得正解。他认为，庄子的思想虽源于《老子》，但两者有差异，并细致地说明了两者的同异之处。他指出，《老子》学说渊博、精邃，不易理解，故后人从各自角度领会，形成不同学派。在江户时代，日益增多的道家思想研究者带来了丰富的成果。据日本著名学者武内义雄统计，徂徕学派(日本儒学三大派之一的古学派中的一个分支)17世纪至18世纪关于老庄之书的注释就达29种之多，其中有《老子特解》、《老子愚读》、《老子、庄子类说》、《老子考》、《庄子考》、《老子考注》、《老子解》、《庄子解》、《庄子琐说》、《老子摘解》、《校刻王注老子》、《读老子正训》、《老子考文》、《老子古解》、《注老子》等。由此可想而知，当时整个日本学术界关于道家注释的著作会更多。

日本学者注释、解说中国哲学经典的著作历来很多，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研究性的著作是从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如1888年，内田周平的《支那(中国)哲学史》出版，它是日本“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不过其论述内容仅局限在先秦时期。1898年，松本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出版。松本文三郎借用西方哲学史的方法，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即:东周至秦朝为“创作时代”，此时诸子哲学呈现出空前盛况;西汉至五代为“训诂时代”，此时的哲学缺乏新见，重在古书的训诂解释;宋朝至清朝为“扩张时代”，是哲学的复兴时代。松本文三郎之书也不乏深刻之处，他注意到了先秦时期的“邹鲁学派”与“荆楚学派”的思想差异和形成原因，指出先秦哲学兴盛的重要条件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1900年，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出版; 1903年，远藤隆吉另一本有关中国哲学的著作——《支那思想发达史》出版。前书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哲学”、“中古哲学”、“近世哲学”三个时期，后书注重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状况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密切联系。此后，日本又出版了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1914年版)、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1953年版)等，这些著作凝聚了几代日本学者的心血，呈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二)日本研究中国哲学的三大基地

1.东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

东京大学成立于1877年，文学部有两大学科，即史学哲学政治学科和汉文学科。东京大学于1881年9月开设《印度及支那哲学》课程，1882年12月将原来学习科目中的“哲学”改为“西洋哲学”，同时，增设“东洋哲学”，由留德归国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负责其教学。

在此期间，井上哲次郎一边讲授《东洋哲学史》，一边完成了《日本的朱子学派》、《日本的阳明学派》、《日本的古学派》三部著作。哲学专业出身的虾江义丸的《孔子研究》，被称为是从经学独立出来的崭新的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代表作。高濑武次郎、宇野哲人等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述逐渐出版，他们在重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开始运用哲学史的方法分析和叙述先秦诸子和经书。因为他们开展此类工作的时间早于中国“五四”时期的学者，故有日本学者称之为开辟了经学批判之路。

1904年，《支那哲学》作为必修的科目和考试的科目。1919年，《支那哲学》学科独立。1948年东京大学将《支那哲学》改称《中国哲学》。1949年中国哲学专业与中国文学完全分离，形成了中国哲学学科。20世纪末，东京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室”又改名为“中国思想研究室”。

服部宇之吉(1867—1934年)、宇野哲人(1875—1974年)、高田真治(1893—1975年)、加藤常贤(1894—1978年)、宇野精一(1910—2008年)、赤塚忠(1913—1983年)、福永光司(1918—2001年)、山井涌(1920—?)、户川芳郎(1931—?)、沟口雄三(1932—?)等著名教授先后在此学科点任教。该学科现在的负责人是佐藤慎一教授，其研究重点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

主要历任教授:

(1)宇野哲人

1897年，宇野哲人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汉文学科。1900年，其最早的论文《程子之哲学》，因得到井上哲次郎的赞赏而在《哲学丛书》刊载。1906年，他由于与服部宇之吉的关系(当时在中国的京师大学堂任职)前往中国留学。1908年离开中国，前往德国留学，1910年回国。1911年，他所著的《孔子教》(富山房)出版。1912年，他在中国留学的感想和记录——《支那文明记》(大同馆)出版。此后，他各种著作不断问世，活跃在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的舞台上。1916年起，《四书讲义》等著作陆续出版。1920年，《支那哲学研究》问世。1924年，《儒学史》出版(宝文馆)。1926年，《支那哲学概论》出版。1931年，他任东京大学文学部部长。1932年，其《东洋伦理学史》出版。1954年，其《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出版(宝文馆)。

宇野哲人在《支那哲学研究》“序”中说:“支那哲学研究，为我毕生的事业之所在。”他的一生的确实践了这一志愿。宇野哲人是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继井上哲次郎以后的代表性人物。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即通史的研究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是1914年大同馆出版的《支那哲学史讲话》。1929年，此书又增订再版。后来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写成了《中国哲学史》。由于宇野哲人寿命长达百岁，著作等身，又长期处于东京大学这一日本学术研究的中心，所以，他的思考模式和研究方法，对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且，他对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中国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谢无量著，1915年版)的体例与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讲话》较为相似。

(2)宇野精一

宇野精一为宇野哲人之子。他于1934年在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任研究员。1949年，被聘为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5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被聘为东京大学教授。1971年，他从东京大学退休，获名誉教授称号。宇野精一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主持东京大学的中国思想史教学工作，后又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并为日本皇太子讲习汉学，他在日本学术界和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

其主要著作有:《儒教概说》(日月社，1948年)，《中国古典学的发展》(北隆社，1949年)，《儒家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墨家与法家的伦理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明解孟子》(明治书院，1972年)，《论语与日本政治》(明治书院，2002年)，《宇野精一著作集》(明治书院，1986—1990年)，《东洋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等。

(3)福永光司⁽¹⁶⁾

福永光司1942年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1974年4月至1979年3月，他被聘任为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教授，1980年至1982年3月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4月至1986年3月被聘任为关西大学教授，后又被聘为北九州大学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在日本学术界，福永光司被称为“老庄思想·道教研究第一人”。其主要著作有:《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中公新书，1963年)，《道教与日本文化》(人文书院，1982年)，《道教与日本思想》(徳间书店，1985年)，《道教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87年)，《道教与古代日本》(人文书院，1987年)，《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人文书院，1988年)，《马的文化与船的文化——古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人文书院，1996年)，《魏晋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2005年)。此外，他还翻译了《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古典著作。

2.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

京都大学于1897年创立，1909年5月开设“支那哲学史”讲座，主要由狩野直喜(1868—1947年)、高濑武次郎(1868—1950年)两教授授课。狩野直喜继承了清朝考证学的传统，重在文献的考证。高濑武次郎主要研究宋、明哲学。京都大学从1947年就成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并办有至今仍在发行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原名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杂志，在日本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现主任教授是池田秀三，其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汉魏的思想。

主要历任教授:

(1)狩野直喜

他1892年入东京大学汉文学科就读，1895年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00年4月作为日本留学生赴北京学习，因遇“义和团事件”当年8月回国。1901年再次前往中国留学，与俞樾、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相交往，1903年回国。1906年，被聘为京都大学教授。1907年，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12年9月游学欧洲，1913年10月回国。1919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部长。1928年，从京都大学退休，为名誉教授。1929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成立，他任理事兼京都研究所所长。狩野直喜去世后，其弟子及后人将其著作整理出版。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1953年)，《两汉学术考》(筑摩书房，1964年)，《魏晋学术考》(筑摩书房，1968年)，《论语孟子研究》(みすず書房，1977年)，《春秋研究》(みすず書房，1994年)等。

(2)小岛祐马

他为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运用考证学方法的同时，注意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小岛祐马曾任文学部部长和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其主要著作有《古代支那研究》(1943年)，《中国的革命思想》(1950年)，《中国的社会思想》(1967年)，《中国思想史》(1968年)等，后两部书由他人整理出版。

(3)重泽俊郎

重泽俊郎教授是小岛祐马的后继者，其研究范围开始是先秦、汉代的思想，后来逐步扩大到六朝、唐、宋、明、清等各个时代。其学术特点是立足于精读、考证，注意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主要著作有《周汉思想研究》(1943年)，《原始儒家思想和经学》(1949年)，《中国哲学史研究》(1964年)，《中国的传统和现代》(1977年)等。

此外，还有一位与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萧萐父教授有着很深学术交往的，并在武汉大学讲学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岛田虔次(1917—2000年)教授需要在此作些介绍。他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培养了很多优秀弟子，1997年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1949年)，《朱子学和阳明学》(1967年)，《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1987年)等。⁽¹⁷⁾

3.东北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

该大学创立于1907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历史开始于1923年，1963年4月，中国哲学学科改名为中国哲学讲座，1999年又改为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专业(专修)。现在东北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主要研究者是三浦秀一教授，重点是南宋至清代中叶的思想家研究，其著作有《中国的思想世界》(2006年)等。该专业与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历任教授:

(1)武内义雄

他是东北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人，1910年他毕业于京都大学的支那哲学科。1919年由怀德堂派遣到中国研习，曾随我国著名学者马叙伦学习诸子学。1923年4月，被聘为东北大学的文学部教授，担任支那学第一讲座(中国哲学)的课程。1924年，为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1928年，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为文学部部长。其主要著作有:《老子研究》(改造社，1927年)，《老子和庄子》(岩波书店，1930年)，《诸子概说》(弘文堂，1935年)，《支那思想史》(岩波书店，1936年)，《论语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易和中庸的研究》(岩波书店，1943年)，《支那学研究法》(岩波书店，1949年)等。1977—1979年，日本角川书店出版了《武内义雄全集》10卷。

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专题研究、史料研究和通史研究三个部分。专题研究，主要是对《论语》和《老子》的研究。武内义雄运用日本所存的大量《论语》刻本，特别是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于传世本《论语》进行了校勘。他认为，对于《论语》的研究，首先要进行的是对其版本的校勘和对其形成的文献批判，然后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思想内容的考查。⁽¹⁸⁾

1936年出版的《支那思想史》，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他曾回忆道:该书“虽说非常简要，但我对中国思想的想法基本上都包含在其中了”。⁽¹⁹⁾此书在当时是最有深度的一部中国思想史论著，它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的术语和模式来套用中国思想的一些材料，也不是单纯地用人物传记再加上一些语录汇成所谓的通史，而是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学术流派的师承和思潮的变迁，提纲挈领地勾画了中国思想史的动态变化。武内义雄的高足金谷治说:武内义雄思想史学的树立，以此《支那思想史》(后改题《中国思想史》)为代表。此书很快被汪前泉译成中文，名为《中国哲学思想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与同一时间段出版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一起被作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划时代著作，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2)金谷治

他师从著名汉学家武内义雄，1944年毕业于东北大学中国哲学科，是该学科的第二代主任教授、文学博士。其主要著作有:《淮南子的思想》(平乐寺书店，1959年)，《秦汉思想史研究》(博士论文修订，日本学术振兴会，1960年)，《郑注论语集成》(1978年)，《管子研究》(岩波书店，1987年)，《孙膑兵法》(筑摩书房，2008年)等专著，此外还有《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等译著，以及《论语的世界》等通俗著作。1997年，日本平河出版社出版有《金谷治中国思想史论集》，共分为三卷，即上卷: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人间观;中卷: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下卷:批判主义学问观的形成。

(3)中岛隆藏

他是金谷治教授的高足和继任人，是东北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主任教授，于2006年3月退休。其研究重点是儒佛道三教的交流史，其主要著作有:《六朝思想的研究》(博士论文，1985年)，《道教义枢索引稿》(1980年)，《云笈七签的研究》(2004年)。此外，他还翻译了《庄子》(1984年)，《高僧传》(1989年)，《宋高僧传》(1991年)等。中岛隆藏教授曾分别于1991年在武汉大学进修和2006年在武汉大学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