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本哲学的研究

一、中国对日本哲学的研究

1971年中日建交，在此之前中日交往更多是在民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的背景下，日本左派政治思潮相对活跃，且积极响应中国革命理论，尤以毛泽东的影响为大。至1968年日本东京等地的学生运动，形成国际性的毛泽东主义的一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松山芭蕾舞团访华，并将中国革命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带回日本，形成巨大的反响，表明中日交往正常化已由各种力量在推动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对年轻一代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文化大革命”前后，中日哲学界的交流首先也从日本左派或接近马克思主义一派哲学家的著作翻译开始。先是专门偏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译介，然后才较全面得研究日本哲学史著作的翻译，如永田广志（1904—1947）的《日本哲学思想史》，此书于“文化大革命”末年即已完成译稿，于197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多次重版。这本著作批判性地讨论自封建时代至江户时代的日本思想史，有许多亮点，其中一个聚焦点或聚交点就是在书中引述了中江兆民（1847—1901）的一个著名论断：“日本没有哲学”（《一年有半》第一章），日本学界对此一直有讨论，也成为一般中国学人对日本哲学的先入之见。长期以来，除了少数学者，中国对日本哲学可说相当轻视。细而辨之，中江兆民的“日本没有哲学”的论断有两层意思：第一，日本历史上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第二，日本人在哲学上没有什么贡献。我们知道，在中江兆民写下自己的重要观察以后的第十个年头，西田几多郎（1870—1945）出版了第一本为现代日本哲学奠基的著作《善的研究》（1911年）。随着人们对京都学派的哲学家群体及自江户时代直至当代的日本哲学谱系的较深入了解，自近古以来的日本哲学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开始被我们留意到，并逐渐予以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有少数几位学者重视日本现代哲学的研究。中国学者最早留意日本现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哲学的是魏肇基，20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的魏肇基将《善的研究》译成中文，以《善之研究》为题，192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最早对西田几多郎哲学与京都学派哲学展开专门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刘及辰（1905—1991）。刘及辰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中国解放后日本哲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他从50年代起就研究日本哲学，历时30多年，著述成果丰硕。1955年，刘及辰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研究所工作，担任刚刚创刊的《哲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是当时少数重视日本哲学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他的《西田哲学》于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直到现在，它不仅是汉语著述中少数足可称道的西田哲学研究专著之一，在日本及国际的西田哲学论著也是一部颇具卓见的哲学著作。刘及辰将“西田哲学”当作是一个“独创的哲学”来研究，为了写这部不足150页的书，他研读了《西田几多郎全集》，可见其用功之深，用思之精。全书以哲学家西田自己的用语、命题、论题为纲，从“纯粹经验”和“自觉中的直观和反省”入手，深入其由“场所逻辑”和“无的逻辑”构成的“辩证法的世界”，最后达到“绝对矛盾的自己统一”。可谓运精取宏，分析细致入微。1966年，刘及辰基本完成《明治哲学思想史》一书的撰写，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被迫辍笔。他陆续发表了《日本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概论》、《生存主义哲学论介》等论文，翻译了《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著作。他的另一部专著《京都学派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为晚年的力作，共20余万字，在他逝世以后出版，可以视为前书的扩展，特别突出对西田几多郎、田边元、户坂润、三木清的哲学思想研究，颇具哲学上的用意，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部专论“京都学派”哲学的专著。另一个研究日本哲学的重要人物是朱谦之（1899—1972）。朱谦之先生早年致力于哲学性的创作，之后致力于文化哲学和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史的研究，于“中国宗教”研究、“中国哲学西传史”研究、“中国与希腊”韵律乐理之相关性研究，都有卓越建树，而在日本研究中更是倾注其巨大的热情：他的《日本哲学史》（1964年出版）论述了自“神话传说及佛教化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整个日本哲学形成和发展，由传统而至现代化历史，是一部全景式的日本哲学史。他对明治以来现代日本哲学形成的渊源、机缘、创造的过程分析尤为细致，对哲学家其人其著作的考察，极具哲学眼光，在同类的著作中，至今少有与之比肩之作。围绕《日本哲学史》的写作，朱谦之先生做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1）提纲性构想：《日本思想之三时期》（1948年）、《日本哲学史提纲（德川时代）》（1959年）；（2）资料辑集：《日本哲学·古代之部》（1963年）、《日本哲学·德川时代之部》（1963年）、《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册（译稿，1959年）；（3）专题研究：《日本的朱子学》（1958年）、《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1962年）、《日本近代思想家（从安藤昌益到幸德秋水）》（1961年），可见朱谦之先生对日本哲学的重视。附带一提，朱谦之与许多中国学者研究近古以来的日本哲学史，注重区分近代与现代，似接受了日本学者的见解。

值得注意的，20世纪50—80年代的日本哲学研究虽然显得势单力薄，却具有突出的哲学关注和深入阐发其思想的意图，尤以对日本存在主义一系和京都学派的研究较为突出。对存在主义，特别是日本存在主义研究，朱谦之、刘及辰是开拓者。朱谦之在《日本哲学史》第十二章“日本型资产阶级哲学”和第十三章“战前日本型修正型思想——三木清”两章，涉及西田和三木清的哲学与德国哲学，特别是与海德格尔一系的存在哲学的关系。存在主义在日语中译作“实存主义”。在日本，“实存”原来一直是“现实存在”这个译名的略称，见于明治时代编的哲学辞典。1927年，西谷在翻译谢林的《人的自由本质》时，就采用过“实存”一词。此外，九鬼周造采用“实存”一词解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这是他于1933年《岩波讲座·哲学》的论文标题）更是影响广泛。日本的这一译法，以京都学派为主线。后来中国研究日本的存在主义学者，往往将存在主义在日本传播和影响的“前史”追溯到西方存在主义的先驱者，从而提出“明治时期存在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在日本的传播”的课题^[71]，并认为尼采、克尔凯郭尔思想在明治时代的“受容”为日本存在主义的形成期，因此日本的存在主义与主要发源于德国的存在主义几乎同步。例如，“明治三十九年，金子马治写了《克尔凯郭尔的人生观》，发表在《早稻田文学》（9月号）上。据认为，这是日本系统研究克尔凯郭尔思想最早的著作。明治三十九年即公元1906年，即使是在欧洲，这位丹麦哲学家的思想也刚刚受到一般人的重视，《克尔凯郭尔全集》德译本直至1909年才开始出版”。^[72]王柏华所写的《存在主义在日本》的研究论文，着重阐述了从“存在主义在日本”到以隐蔽或明显的形式出现的“日本存在主义”的整个过程，他认为到了大正末年日本已形成“以隐蔽形式出现的、日本的最初的存在主义”^[73]，而西田的话和海德格尔的话相对照，二者之间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74]。作者引证西田在《善的研究》一书中说过的话：“我们所谓主观是统一的方面，而客观是被统一的方面；所谓‘我’始终是实在的统一者，而‘物’是被统一者。”西田富有哲学创见的书出版于1911年，而海德格尔哲学的奠基之作《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故接着就有一些学者探讨以西田代表的京都学派与德国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彼此之间的影响或“受容”的问题。中国港台地区的日本哲学研究重视京都学派，吴汝钧的《绝对无的哲学：京都学派哲学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京都学派哲学七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杨宏声的论文《从无的思想看20世界哲学的进路——以海德格尔与京都学派为例》（台湾《思与言》2005年第2期）、赖贤宗的论文《京都学派哲学与海德格尔的交涉》（收入《海德格尔与禅道德跨文化沟通》一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皆从比较哲学观点探讨京都学派与海德格尔哲学的互动关系。

“文化大革命”以后，先是欧美日本学著作的翻译，大受欢迎。一些译本，如《日本人》（埃德温·赖肖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日本名列第一》（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大为盛行。这一时期，明治时代的一些日本哲学著作，如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江兆民的《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也很受一般读者欢迎。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包括译作）最有起色。如木宫泰彦的力作《日中文化程度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杨正光、严绍璗主编《中日文化与交流》（3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1987年版），其范围涉及广泛，诸如文艺、宗教、文字、典籍、风俗、器具、文物、科技、思想无所不包。到了90年代，中国的日本学已形成相当的气候，出现系统的日本佛教史著作：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曾文借鉴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日本佛教，继承的是由村上专精开拓的方向，并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功充分吸收。如果说杨曾文的著作具有“史”的系统性，那么傅伟勋（1933—1999）的研究则长于“思”，专深而精，其兴趣是哲学性的。在日本哲学史研究领域，傅伟勋尤为重视日本禅学的独创性和开拓性，且认为对日本思想的轻视根本上是无知的表现。以道元（1200—1353）为例，傅伟勋认为道元的著作具有哲学创造的意义：“道元自撰的《正法眼藏》与其弟子怀奘所录《正法眼藏随闻记》，皆系古代汉、和二文夹杂而成，充分显出道元禅道哲理与语言使用的独特风格，很值得中译，一飧爱好禅道的中国读者。道元在划时代的名著《正法眼藏》（约有百篇）所表现着的禅道思想，乃是中、日禅宗的哲学奠基，足以代表禅宗最高哲理。最令我们注目的是，他是中、日禅宗史上以非语录体的长篇大论方式正式标出禅宗哲学的第一人。他写的‘现成公案’、‘佛性’、‘有时’、‘谿声山色’、‘山水经’、‘古镜’、‘一颗明珠’、‘诸恶莫作’、‘说心说性’、‘诸法实相’等珠玉篇所彰显的禅道哲理绝不在庄子《南华真经》之下，且有现代化意味，耐人细读。譬如他在‘有时’这一篇中故意误读‘有（些）时（候）’为‘有与时’乃至‘有即时’，不但证明了他是创造的解释家，同时显示他是绝顶哲学家，预取了700年后海德格尔名著《有与时》（Being and Time，《存在与时间》）的书名与存在论思想。中国学者一向不太关心日本佛教思想，也从未钻研道元禅学。我们如要讲求中国佛学的现代化与未来发展，道元禅学不但可以提供极其丰富的正面资粮，更可以构成强有力的思想挑激。”^[75]由于日本禅于20世纪初就传到欧美世界，且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故关于日本禅是否确有贡献还是根本上乃借重中国以传，日本禅与中国禅孰优等问题，一直有争论。傅伟勋从哲学的立场表明自己的见解。中国禅宗之深于思绪，例如如净一类人物，往往能被从日本来华的道元一类人物所留意，而作亲切深邃的感应和阐扬，此非孤例。而在中国本土，政治的禁锢和意识形态的禁忌繁多，少有人在思想紧随前人或独立发挥，而作持久的推动和透彻的发挥。傅伟勋的考察透辟入里，足见其学力和识见之高。

在中国的日本学中，最有意思的是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这可说是日本学与中国学的交叉课题。日本儒学、日本道家学、日本易学的研究，乃是日本中国学向哲学史课题的延伸。系统研究的日本中国学史和汉学史著作，表明中国学者抱负非凡。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是全景色的日本中国学著作。严绍璗将欧洲中国学当作近代型的“日本中国学形成的条件”，对国际中国学作整体的考察。李庆的《日本汉学史》（4卷，译林出版社1996—2003年版）的出版，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严绍璗和李庆的著作对日本汉学资料作详尽的综合的研究，富于自觉的人文科学方法意识和哲学眼光，更多地继承了由朱谦之、刘及辰等前辈所开拓的研究方向，而作系统的阐发。

在中国的日本学中，日本哲学研究稳步而进。而以学案式的评传显出其特色，如铃木正、卞崇道主编《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守华、铃木正主编《战后的日本哲学家》（山东人民出版社与日本农山渔村协会共同出版，1996年）、卞崇道、加滕尚武主编《当代日本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王守华、卞崇道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守华、卞崇道师从朱谦之、刘及辰，其治日本哲学史的方式基本循从乃师，而将师辈未遂之愿付诸实施和推进，其研究已具学派的风貌。正是在十数年的持久努力的基础上，他们写出了第一部通史性的《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论述了日本自“古代神话传说及佛教哲学思想”至日本“新学院哲学思潮”和“日本深层文化论的兴起”的历程。王守华、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研究最具开拓之处在于确立“日本现代哲学”研究的课题。因此，由卞崇道主编的《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一出版，即获得叶秀山、黄心川、王炳文等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战后日本哲学是日本哲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在我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尚物无人对此作系统研究，故该成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76]。此书颇多创见，同时也勇于作出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重新研究并重新评价传统日本哲学思想，是战后日本哲学发展的特征，这种评价，一是立足于现时代，重新认识日本思想，二是吸取现代哲学成果，重新构筑日本思想。主编者认为，学院派哲学代表了日本现当代哲学研究的高水平，但“依存于西方的非独立性”依然是日本哲学的一大弱点。日本有一流的达到国际水平的研究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哲学教授，但少有创见的哲学家。那么，面向21世纪的日本哲学的课题是什么，其哲学使命又是什么？卞崇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想走向21世纪的途程中，日本哲学能否通过自我否定实现根本转变，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超越，致力于创造。所谓超越，首先是指要超越日本国界，把日本哲学纳入东方哲学，进而纳入世界哲学中来思考。也就说，只有站在世界的高度从事哲学研究，才能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其次是指要超越把哲学单纯作为哲学的经院式的研究方法，而把哲学纳入日本的、亚洲的乃至世界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状况中思考，使其真正成为人类与文明的灵魂，这样才能产生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哲学。超越是创造的前提和基础，创造是超越的目标和结果。以往的日本哲学在移植、训诂和注释方面，可以说领先于世界，从而也培育出不少的哲学史学家。然而，我以为只有超越以往的研究方法，站在现时代的高度，通过训诂与注释，在正确理解前人和他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创造，形成独自的见地，乃至自成体系，才能诞生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77]有理由认为，从道元到西田几多朗，日本的哲学思想业已形成，似泉流之涌，冒出地表，到处可见创造的冲动，试图用崭新的日本自己的语言酣畅地加以表达。

近40年来，中日哲学界交往密切、交流频繁，成绩可观。但在整个中国哲学界，日本哲学仍然显得偏僻，为此，卞崇道一再发出呼吁，重视日本哲学：“今天，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就其本质而言，21世纪应该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对话达至互相理解、实现人类共生的世纪。如何处理异文化间的关系，如何实现文化的多元主义的共存共生，日本是一面很好的镜子。”^[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