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生态哲学在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应用

六、东方生态哲学在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应用

在城市土地利用中，我国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一些土地使用者往往只关心土地的经济价值，而忘却了作为人类赖以生活的土地所固有的生态学意义，盲目地以机械主义、经济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为出发点，以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对城市土地的掠夺式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面积大量减少。因此，乔治·马什（George P．Marsh）留下了以下至理名言：“人们久已忘却：土地只是供他们使用的，而不是供他们浪费的，更不是供他们恣意滥用的。”马什所说的“使用土地”的意思是指下列原则：人类在其生命过程中有权使用土地，但在他们把土地交给后代时，应该使土地的状况变得比他们自己接收时更好一些。

东方生态哲学坚持积极和谐的观念，认为发展这一概念本身就体现了积极性，但同时必须体现和谐性，以积极和谐的思想内核作为行动的指南。因此东方生态学的警示是：不能在和谐中利用土地不如暂时放弃，利用土地带来更多的不和谐等于失败！

（一）中国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的矛盾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限的土地与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1．城市土壤破坏与土地利用的矛盾。城市的增加和膨胀，不断占用耕地，使耕地面积减少，同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了城市土壤的破坏。

（1）土壤的板结。这是由于土壤失去肥力，树草不长，难以建成生态家园。

（2）土壤污染。这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固体垃圾和工业污染引起的。工业污染主要表现在“三废”污染，如大城市每天排出大量的固体垃圾，这些固体垃圾并不能回到土地重复利用，对土地造成污染。

（3）地下水流失。由于城市对土地的大规模利用，会造成地下水流失，地壳下降。

（4）窒息。这是由于城市土壤的气孔不畅，导致沼气爆炸等现象的出现。

2．城市土地利用广度与深度的矛盾。目前城市土地利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把重点放在了土地利用的广度而忽视了土地利用的深度，如做大饼式建设、大规模修建各类园区和别墅区，随意圈占大量的耕地。而在土地的深度开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以及集约化经营上做得远远不够。这样，既造成了土地的大量闲置和浪费，又加大了土地利用的成本，降低了利用效率，同时，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如200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土地管理的通知》，就是针对我国开发区过多、过滥，明显超出实际需要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

3．城市土地价值与非经营用地的矛盾。非经营用地是指用于修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那一部分土地，这类土地的价值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但是又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所必须的。因此，如何在城市土地利用中，既要体现经营城市的需要，通过土地市场的交易活动充分体现城市土地（尤其是中心片区土地）的价值，又要考虑城市功能完善的需要，将一部分土地用于公共事业中。同时，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中又不能好大喜功，防止不顾土地的经济价值和地方财政实力以及实际需要，盲目修建大量的公益设施，如体育场馆、大广场、大马路、大花园。这样，会造成应该实现土地价值的地段，其价值没有得到实现；而修建的大量设施既占用了土地，还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并需要财政每年给予一大笔维护费，带来了严重的负担，结果是得不偿失。

（二）中国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思想根源

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有着不少的矛盾，其主要根源是人们对城市土地利用的认识问题。

1．过分强调“人本主义”。在人类与城市土地资源的关系上，本来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包括土地资源）的和谐，寻求可持续利用城市土地的道路，但是，由于受机械论、经济主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在城市土地利用中，过分强调了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力量，因此，为所欲为地侵占土地，不合理开发土地，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破坏。

2．规划少前瞻性。由于受自身条件和观念的制约，一些城市的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如城镇发展规划、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与城市土地利用相关的规划严重滞后、不完善，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在城市土地的利用中往往出现挖了建、建了挖的现象。如北京2010年规划人口为800万，结果在2000年已达到了1 800万，因此，城市各项建设均落后于实际的需要。

3．突出政绩、好大喜功。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的需要，不顾实际情况和财力状况，盲目修建标志性建筑和大量的公共设施，同时，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又无法选择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体现艺术和审美价值的城市建设规划，其结果是城市建设的千城一面。如，玻璃幕墙、马赛克墙面、高架立交、大广场、大马路等，这样盲目的克隆、盲目的效仿，使城市千篇一律，无特色、无个性。还有一种现象是简单地拆旧建新，不顾建筑的历史渊源和建设成本，拆旧到十几年甚至三五年前的建筑，厚今薄古，追求新城效益。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伪造古董。一些城市为了旧城改造的需要或其他目的，不重视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甚至不顾文物主管部门的干预，大量拆除一些历史建筑和文物建筑。但是，为了沽名钓誉或者别出心裁，又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模仿古代文化。如承德清代一条街、开封的宋街、沛县的汉街等，均系伪造古董。

4．重建设、轻生态。在城市土地利用中，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剧增，为了解决城市人口膨胀的问题，人们将城市土地利用的重心放在修建高楼大厦、安居工程、形象工程上，往往忽略了城市土地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绿化条件为例，2003年我国东部人均绿化面积不到2平方米，西部人均绿化面积不到1平方米，而英国伯明翰的人均绿化面积达到33．4平方米，加拿大多伦多的人均绿化面积达到29．4平方米。世界主要城市的人均绿化面积统计情况见表2．1。

表2．1　世界主要城市的人均绿化面积

（三）东方生态哲学在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应用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要以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以生态哲学特别是东方生态哲学作为我们的世界观，实现“人类—土地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城市土地。

1．要树立积极和谐的城市土地利用理念。在中国城市城市化进程中，观念意识的片面性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导致各种问题与失误的首要原因。在城市土地利用方面，人们普遍关注技术上的效率与经济上的效益，忽视其他维度上的和谐性，由此造成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生态系统破坏、后续成本上升、社会公正失衡、发展后劲乏力和阶层矛盾增大等一系列难题。坚持积极和谐的观念，是要将城市土地利用看成一个多维度的包括技术、经济、政治、人文价值、精神生活、地理环境、生态体系等在内的巨大系统工程，努力使经济技术子系统的“有效性”与其他子系统的“优化性”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子系统内部和谐与整体系统协调和谐，达到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

2．要提高对系统生态环境观的认识。“可持续”这一概念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是因为这个词融会了生态学与经济学的目标，还加进了社会方面的关注。城市土地的可持续性包含了生态、经济、社会三重涵义。“生态可持续性”指城市土地以保护生态系统永续的生产力和功能以及维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为前提；“经济可持续性”指长期保证经济发展赖以进行的土地能持续供给，维护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者的长期利益，包括长期保持高产并获得足够的利润。“社会可持续性”指长期满足社会对城市土地的基本需求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和文化需要，同时保证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这里的代内公平要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收益能公正而平等地分配于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和社会集团之间；代际公平则要求保护未来世世代代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权利和机会。

土地资源是由地质、生物、水等物质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人类的实践活动当然会引起土地资源的环境变化，但我们不能用机械的观点看待自然，亦不能把土地作为一个机械体加以宰割和利用。实际上，人、社会与土地，人类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已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因此，我们要科学、全面和综合地认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并且在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给予土地以补偿，使人类的开发活动不破坏土地总体和土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不危害更不能打破生态环境的自然进化，从而保证土地资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长久的支持能力。

3．确保城市“人—地”系统的可持续性。城市“人—地”系统的可持续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确保城市土地供给的稳定性：城市土地供给能力是指城市能为人类提供的土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城市土地供给的稳定性要求城市土地资源的供给应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由于城市土地的不可再生性，需要我们在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上进行取舍，城市土地供给应该长期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或在某一水平上下略有波动。人口密度大，劳动力充裕而资源相对稀缺的“人—地”系统与人烟稀少，土地广阔的“人—地”系统中，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

（2）确保城市土地利用的持久性：城市土地的持久性是指城市土地供给不会因为压力和变迁而中途停止。这里所说的压力和变迁，例如有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土地资源出现耗竭趋势。在内外压力和变迁之下，城市土地供给能力可能趋于下降；但依靠科学技术，增加投入等，城市土地能够抵消压力和变迁的影响或消除压力和扭转变迁趋势而具有持久性。

（3）确保城市土地利用的公平性：城市土地的公平性指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收益是否公正而平等地分配。若大多数人获得中等收益，获得低收益和高收益的人都占少数，则具有相对公平性。而如果大多数人都只能获得低收益，少数人获得高收益，则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述，公平性还包括代际公平。我们今天正在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也是今后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过度开发或不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而损害了后代利用同一资源的权利，那么就是不公平的。

（4）确保城市土地利用的自立性：城市土地的自立性指该城市土地应该满足供给、完善、调节、恢复的能力。自立性是城市土地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运动，进出系统的物质能量流和信息流，以及对这些运动的控制反映。一个可持续的“人—地”系统应该有较高的自立性。

（5）确保城市土地利用的协调性：这里的协调性是指“人—地”系统内的人类需求（主要由人口数量与人均消费水平决定）与土地容量相适应。生态系统中物种的种群增长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因素的制约，其总数不会永远呈指数增长趋势，而是在一定的时候大致维持在系统对该物种的承载能力之上。根据这个原理，必须把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控制在土地容量之下，才谈得上“人—地”的协调，“人—地”系统才能具备可持续性。

4．把人口控制在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之下。土地是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环境，人口爆炸对环境的压力，首当其冲的是土地。我国人均国土面积不到世界的1——3，现有人均耕地（2003年）只有1．43亩，只占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5%，人均耕地逐年减少，见表2．2。

表2．2　建国以来人均耕地占有面积

资料来源：《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整理

土地的承载力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目前人类需要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为缓解“人—地”比率减少态势创造条件。从“人—地”系统的角度考虑，这个系统是人类与生态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因此，其可持续性必然取决于两者关系的协调，实行“人—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要把人口控制在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之下。

尽管从理论上讲，人口增长总会有一个不可超越的承载能力上限，虽然这个上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人类应该主动地调节自己的种群增长以适应土地资源承载能力，而不是被动地受承载能力的限制。

由于人类的生态幅度较宽和人类社会的缓冲能力较强，因此人类过度利用土地资源或超越系统承载能力的效应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是说，人口密度和数量在开始感觉到有害效应时，已超越了土地承载力的限度。对此，人类可以有两种基本选择。

（1）对人类的增长继续不加控制，直到超过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然后人类将面临深刻的灾难，乃至人口大量死亡，直到其数量“崩溃”到很低水平。事实上，地球上已有部分地区已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这种过程。

（2）人类自觉地采取负责态度，深入认识土地资源的承载力限度，建立人口控制机制，降低出生率，适度消费，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以提高“人—地”系统的协调性，使人口数量稳定在临界限度（乃至最适承载能力）之下。

明确了土地资源承载能力和人口控制目标后，就要研究如何采取“文化调节”措施以实现人类社会与土地资源基础的协调。其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历史上由于技术的发展一再开拓着土地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它仍将在未来缓解土地资源限制方面起重要作用。但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人类还必须采取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措施。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都要求提高人的素质。因此，与控制人口数量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提高人口质量。

5．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合理确立土地资源的价值与价格：在传统的观念中，土地的价值受到忽视甚至得不到肯定，许多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是无偿的，企业掠夺性开发、使用甚至破坏、浪费资源的行为不能通过价格机制加以约束，从而使土地资源以惊人的速度耗竭。为了使土地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在环境上合理和经济上高效，必须加强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干预，强化土地资源价值观念，从而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适应性变化，降低生产与生活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6．强化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刺激了对土地资源的开发，但对于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却无能为力。结果是导致了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迅速耗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关问题，就要从根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入手，增进人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同时，明确国家对于公共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加强国家对于土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保证决策具有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长远与根本利益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高效而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同环境优化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统一，与生态潜力的增长速度相适应。

7．要将最新的开发建设理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运用于全过程。城市建设及土地利用是巨大的多系统的复合工程，必须采用最新的理念、知识以及各相关学科、相关技术的研发成果，以减少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相对性”，避免盲动性，实现“最大化和谐加最高效发展”的目标。特别是与“空间布局”、“生态环境”、“配置效率”、“审美价值”等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及时有效地运用其最新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