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域城市发展规划的启示

6.3.3　对地域城市发展规划的启示

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提示我们，地域文化与聚居发展研究，应将聚居单元及地域文化落实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研究，以建立聚居与文化发展的时空参照系，从而科学地把握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并对不同层次地域聚居单元的发展形成整体的、科学的认识。

1）参照系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全球化的作用下，地域聚居单元的生存时空亦出现了分离。全球化格局下统一化、概念化的时空系统，成为地域聚居发展的重要生存语境。在场性的缺失以及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使地域文化赖以存在的时空维度面临着现代性的断裂。悠久宏远的历史维度、多姿多彩的空间维度，在现代性全球化的作用下发生异化。现代化的需要、全球化的渴望，在地域聚居繁衍过程中引发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期的观念整合与混乱，直接影响到了地域聚居的发展与建设。面对如此纷繁的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地域聚居研究必须将发展的渴望回归于现实的地域生活世界，以有机结合的地域时空系统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还原社会成员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并采取外在批判性的重建，实现地域聚居发展与全球化的接轨。因此，地域聚居时空系统的构建，必须立足于地域城市的现实发展阶段、状况及其现实的地域空间。

重庆、武汉、南京作为长江文化带、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区域，其自然和人文资源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区域间不同的聚居形态与发展状况，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观念的差异，是人居环境地域聚居研究的现实时空基础。基于时空系统的有机结合和现实生活的还原，本书主张以城市化发展的具体进程，而非历史叙事式的简单时间序列，作为地域聚居与文化研究的时间参照系，从而把具体的聚居研究对象落实在现实的发展环境中，反映出聚居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可能的发展趋势。空间参照系则以地域生态格局为基础，突出聚居发展、文化演进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

长江是生态走廊，是一条适宜人类聚居繁衍的地域生态空间。它西接青藏高原、东连大海，穿越了我国地貌的三大阶梯，地貌齐全、生态差异性大；长江是经济走廊，在人地互动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长江沿线集聚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它联系我国经济格局的东、中、西部，地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整体性；在人地互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长江文化，成为一条文化走廊。其地域文化与聚居发展研究的时空系统如图6.61所示。

图6.61　地域聚居参照系示意图

图6.62　地域聚居空间参照系示意图

空间参照轴——重庆、武汉、南京地域聚居的生态环境本底，一方面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也非常突出，并呈现出自沿长江上游至下游渐变的生态格局（图6.62）。

上游重庆地区山环水绕，生态敏感性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较低，人居环境发展建设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巨大。下游南京地区空间开阔、土地肥沃，长江地表径流量大，且近邻出海口，相对具有较高的生态承载力。中游武汉地区的生态条件适中，居于上游和下游之间。根据流域生态环境的特征，上游地区的生态失衡与污染所影响的区域空间，将在中下游地区被成倍扩大。因此相同“当量”的人类聚居活动，在上游地区对生态的影响力和最终的影响范围最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保护、维育问题最为突出。

时间参照轴——长江连通我国经济格局的东、中、西部，城市聚集度高，是一条具有经济互补性、连动性的经济走廊。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区域城市化水平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梯状”的发展态势。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城市化及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高（图6.63）。

综合以上分析，基本反映出长江沿线地域文化与聚居发展的时间、空间参照系成“反相关”的关系（图6.64）。全球化的共同发展目标，为地域城市的发展构筑了统一的时空系统，同时，地域空间的分异以及现实城市化进程的“社会时间”，又建构了地域城市的现实时空系统。而地域时空系统的建构正是还原地域城市现实社会生活的立足点，并深刻地影响到地域城市的空间生产及其文化观念的发展，在城市规划和文化繁衍方面给予启示（表6.5）。

图6.63　地域聚居时间参照系示意图

图6.64　地域聚居时空参照系关系示意图

表6.5　时空参照系对重庆、南京地域聚居的启示

2）区域城市发展的整体认识

文化作为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讲，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我国地形以山地和高原为主体，由西向东逐渐下降，形成一个由三大阶梯构成的大陆斜面，长江流域犹如一条巨龙贯穿三大阶梯，从“世界屋脊”的雪山出发，奔向东海汇入太平洋。长江文化带作为一个地域聚居单元，其文化的内源性发展是长江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石。以长江生态为生存基础的地域聚居与文化发展，形成了多元统一的长江文化特质，并赋予其“水文化”的属性。地域生态环境的差异，使多元统一的长江文化繁衍出上游的山地文化、中游的江河文化、下游的湖泊文化。文化特质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在地域聚居的形态、理论和心理等方面都充分地体现出来。

图6.65　地域文化史化度曲线

前工业社会，长江文化带地域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外源性文化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外源性文化就是中原的华夏文化。在讲究王朝正统、空间礼制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带的文化交流中，由于地域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区域交通条件的差异，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亦不相同，表现为从长江上游至下游，地域文化的史化度逐渐提高（图6.65）。于是，在地域聚居形态、理论和心理等层面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以聚居空间的轴线布局为例，古代重庆的整体城市形态是依山傍水的自由布局，轴线的布局形式只是在局部的行政中心才有所体现。而在下游的南京，城市空间形态的轴线格局明显，行政中心的空间轴线对整体城市空间形态格局，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中游的武汉，则既有追求秩序的汉阳、夏口，还有自由布局的汉口。因此，可以看出前工业社会长江文化带人居环境的发展建设受地域生态环境整体性、多样性的特征影响显著，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密切相关。

在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当代长江文化带的文化主要呈现出外源性的发展模式。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早期，以工业话语为主导的社会语境以及在场性的缺失，割断了聚居空间生产与地域现实生活环境的联系，弱化了长江文化带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同化了多姿多彩的人居形态，生态危机、文化危机在粗放型的发展进程中突现出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科学发展观的普及，长江文化带多元一体的文化与聚居特征又逐渐显现出来，并且具有新的内涵与属性。长江中游地区位于我国国民经济和区域交通的“中心”位置，“九省通衢”的武汉市承上启下、联通东西，成为我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其地域文化具有相当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特征，文化的包容性极高，城市风貌的多元发展趋势也较为显著。与上游的重庆地区和下游的南京地区相比较，就地域文化的多元化、开放性特征而言，长江文化带形成了如图6.66所示的地域性格局。

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使长江文化带的地域人居环境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球化发展一方面使地域文化从“在场的有效性”中游离出来，另一方面又为地域文化的特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劳动力的解放、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文化产业的空前发展，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繁衍的协调发展成为可能。

图6.66　地域文化多样性曲线

人居环境的空间实践与现实的地域生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存机能，同时也不断地作用于环境，而受人类影响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类。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强，自然环境中综合的人文社会因素越来越多，人地相关性特征到处可见。

地域分异规律，是反映地理环境要素分布特征的基本规律。社会现象存在的地域分异，又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现象地域分异的继续⁽³⁰⁾。300万年以来，长江流域随着喜马拉雅山脉地壳演变的影响而逐渐形成，其区间各地地势高低悬殊、环境迥异，并深深影响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叠加作用，“长江流域各地区之间的史前文化，在生产发展上是不平衡的”⁽³¹⁾，而近现代地区差异仍十分明显，甚至表现出与地形三大阶梯相吻合的经济、文化三级阶梯状。

3）对地域城市发展规划的启示

科学的定位——对地域城市的时空参照系进行充分的研究。通过时间参照系的研究，明确地域城市发展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和人居环境现实的生存场景，判断出城市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通过对空间参照系的研究，明确城市在区域城镇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地域生态环境的特征，为社会整体发展规划提供地域文化与聚居发展的依据。以生态为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居环境得以存在、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城镇特色、文化特色的源泉。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地域城市发展规划，是对区域生态、文化乃至地域聚居风貌的维育。以经济为杠杆——经济发展并不是终极目标，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即建设更好的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不仅仅包含了形态层面的内容，同时还应是居民心灵的家园，即还包含了相当重要的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发展是生态维育、文化研究的动力和保障，同时也是三者协调发展的结果。

重庆地区——从长江文化的“水文化”母体中，繁衍出地域特征显著的山地文化。高亢、坚韧，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山地文化，以依山傍水自由布局的“话语句型”引导着地域聚居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使区域城镇格局受到自然山水的“制导”，配合现代交通网络的建设，形成了以长江为发展轴的大分散、小聚集的区域城镇发展格局。小城镇的数量庞大，地域中心城市的首位度突出。这种“双曲线形”的城镇体系构成，虽然与传统的“金字塔形”的城镇体系模型不相符，但是，在长江上游地区特定的山水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合理性、必然性。地域首位城市——重庆的集约发展，与众多小城镇的合理建设，加之交通网络的联系，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完全可以形成高效、合理的“两极化”发展的区域聚居模式。另一方面，只有首位城市与众多小城镇的两极发展，才能保护、维育敏感的地域生态平衡，减少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进而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平衡创造良好的条件。这种两极发展模式，能够很好地发挥山地文化与聚居的多样性、自由性的特点，形成地域特色显著的城镇风貌，并进一步实现地域经济的持续、建康发展（图6.67）。

图6.67　区域聚居模型比较示意图
“双曲线形”区域城镇体系模型——适合于生态环境承载力小、生态敏感性高的区域城镇发展模式。城镇体系构成以首位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为“两极”发展，以集约化建设为策略，采取大分散、小聚居的空间发展战略，减少聚居建设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武汉地区——地区河网密布、交通便利，在长江文化的母体中繁衍出通江达海的“江河文化”特质。以荆楚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发展，历史积淀深厚，地域城镇相对密集，城镇风貌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突出的形态特点。经济的发展、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使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呈“金字塔形”的区域城镇体系格局。在区域城镇的空间发展中，受到地域生态条件的影响（如长江航运及水患），大多数城镇依托现代的交通体系，呈网络化的发展格局。

南京地区——地区湖泊众多、经济发达、历史文化积淀丰富，在长江文化的母体中繁衍出具有“湖泊文化”特征的吴越文化。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于长江文化带的上游、中游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城镇的现代化水平高，区域城镇密集，文化事业活跃。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区域城镇格局水陆并进，形成了多轴网络化的区域城镇格局。

图6.68　地域聚居的规模与密度曲线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地域生态环境的差异性、统一性，区域经济的联动性、互补性对地域文化与聚居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新时期地域聚居空间可以归纳为“以文化为目的、以经济为杠杆、以生态为基础”的总体发展原则。以此为导向，地域聚居与文化演进，形成形态层面的因山就水、理论层面的自由开放、心理层面的相山择水的聚居观念（图6.68）。以文化为目的——文化是人居环境的基本要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城镇居民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文化发展是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呈现，也是人居环境发展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以经济为杠杆——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当迫切，科学发展观启示我们在人居环境的建设过程中，不能以偏概全。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协作只有建立在差异性、互补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才能适应不同地域的生态环境，为地域文化与聚居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和保障。以生态为基础——生态环境是地域文化与聚居发展的基石，没有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就不能形成多元一体的长江文化，也不可能凝聚成多姿多彩的地域聚居形态。同时，正是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统一性，为长江文化带的区域经济协作创造了先天条件，为地域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