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不同类型的乡村社区传播比较研究

第二节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不同类型的乡村社区传播比较研究

我们选择汶川萝卜寨、彭州宝山村和北川任家坪三个极重灾区乡村社区为个案，是因为三者为研究极重灾区乡村整体风貌提供了三个完整的切片，它们所拥有的变量基本涵盖了所有极重灾区乡村社区的形式:极重灾区乡村社区是否会因为民族地域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而在媒体接触习惯、信息获取能力、媒介发展状况及利用能力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是否会因为媒体关注度的不同而致使各自村民的媒介素养以及对特定的大众传播媒体所呈现的议程有明显的不同认识？是否会因为是不是就地重建或整体搬迁或介于此两者之间而使各自的一套信息传播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有显著差别；换而言之，就地重建的乡村社区保留了原有的一套信息传播系统是否比因整体搬迁而重新建立的信息传播系统在助益于村民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有更为明显的效用？从三网整合的角度分析，绵阳地区是国家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之一，是否利用了此契机，借助国家政策支持打造起了一个覆盖城市农村的公共应急服务平台？如果此平台能够建造起来，在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时，此平台在信息的上传下达、内外传播方面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所以，对于变量的选择，力求做到穷尽而互斥，使三个乡村社区样本具有能够代表总体特征的代表性。

一、社区外部对社区的传播

从社区外部对社区的传播主体、以传播活动发起的正式性程度来分析，大致可以分为行政信息传播系统，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系统，NGO、公司、协会等社会经济组织传播系统，人际传播系统四种。如表5-2所示。

表5-2　社区外部对社区的传播类型、功能一览表

从表5-2所列传播类型及功能来看，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接受外部信息的各渠道之间相对独立，每一套传播系统都有各自的传播主体、一套完整的信息传播机制。在功能表现上，其所传播的信息也针对乡村社区居民不同的信息需求。因此，各传播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互补互助，某一套传播系统的功能失调只对村民的特定的信息需求有影响，而对其他传播系统不构成连带的严重影响。较为明显的一种现象就是，人际传播由于不需要借助特定的传播工具而且只在乡村社区这个有限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因此，它所表征的功能以及所负载的信息内容一直没有间断过。这既表现为人际传播在人们组织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又表现为其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机制和功能在时空范围内的持续性。

行政信息传播系统来源于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因此，行政信息传播系统其实是政府科层管理制的一种衍生和延伸，政府的方针、政策、公告、通知等公文从上至下，层层审批下达，根本目的在于管理地方、发展经济文化、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另一方面，当基层行政组织对地方上发生的重大事故、事件无法驾驭或处理时，往往可以通过公文或口头传播的形式向上级行政机构反映。这种信息的反馈，需要及时而全面，才能为上级单位做出正确的抗震救灾的部署提供现实依据。

地震发生后，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村委会都会向上级主管单位汇报本村受灾情况，由于常态化的汇报手段——比如电话、行政行文——因损毁而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基本都由村支书向乡镇主管单位口头汇报。这种关于地震受损情况的反馈距地震发生时间的间隔明显受时空距离，尤其是交通条件的影响。汶川萝卜寨由其村支书在地震发生后第三天徒步下山向汶川县相关单位汇报；虽然宝山村也地处龙门山区，但由于其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便捷的交通，因此，此地的受灾情况几乎是在地震过后即告知了上级单位。任家坪与宝山村类似，此地紧邻北川老县城，因此，其受灾情况也在地震第一时间被上级主管单位所知晓。

然而，由于交通破坏、电力供应中断，电视、电话无法接通，报纸无法投递，又无一套完备的应急传播系统，因此，广大的极重灾区的乡村社区，并不能及时接收这类信息，致使政府所提供的有用信息无法到达村民的接收范围内，传播效果根本无从谈起。可见有必要建立一套在应急情况下能接收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的传播系统，表现为应急电力设施、传播设施的储备以及相应的技术培训。

表5-3列出了萝卜寨、宝山村、任家坪所拥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恢复时间情况。为便于分析，该表把手机和网络也归并到大众传播媒介之中，虽然此二者克服了被动性和单一性，更显现出交互的倾向，但二者在接收外部信息时，更能被村民所主动利用。

表5-3　萝卜寨、宝山村、任家坪所拥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恢复时间统计表

注:＜1表示小于1个月的时间。

表5-3显示，三个乡村社区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恢复时间及可利用渠道数量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三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获取信息的机会是均等的。然而，仔细分析可知，正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性，掩盖了三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获取的信息内容差异。较为突出的是电视，萝卜寨、任家坪都使用“锅盖”或者外接天线接收电视信号，可以收看到中央电视台及各省级卫视的节目却无法接收本市县的电视频道，村民们可以知晓全球动态、国家大事，却无法获取与自己在地缘及利益上息息相关的本地新闻、政府方针政策等信息，宝山村则使用了闭路电视，收看的电视频道覆盖了中央、省、市三级。如果再把三地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村民之间的人际及群体传播、重建的难度等因素考虑在内，那么，三地村民对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所采取的认知态度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萝卜寨村民完全不信任大众传播媒介呈现的信息；任家坪村民对中央及省级的重建政策持信任态度，对基层行政组织及人员的执行却基本都不信任；宝山村村民自始至终都能较为辩证地看待电视所传播的政策信息及其执行者。

在传播效果研究中有一个重返大众传播强大效果论阶段，通常认为受众不是“魔弹论”下应声而倒的乌合之众，而是对媒介及信息有主动的甄别能力，可以进行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然而，这种选择性定理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那便是受众获知信息的渠道是多样化的，他们可以将渠道与渠道之间所传播的信息进行对比印证，从而接收与自己认知相符的那部分信息。但是，如果受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单一，无法进行对比，那么，在选择性接触这一环节，受众便没有选择的余地。在选择性理解及记忆环节，随着群体内部人际传播及群体传播的加强，受众的态度会产生非常极端的变化，“一边倒”效应突出。如上一段分析所示，尽管萝卜寨、任家坪、宝山村在形式上都能机会均等地接收到大众传播媒介，但是具体的接收方式决定了该媒介所传播的信息与受众的相关性，进而影响了受众的认知态度。由此也可见，对于新闻传播学的一些较为公认的理论，也有必要结合具体的传播情境作细致的检视，以对结论的有效性做出进一步的条件限制，任何笼统及宏观的分析都必须要以具体、真实的材料作为支撑。从方法论上说，媒介人类学的存在价值就是用实地观察所得的研究材料质疑现有的媒介理论，从而发现新的研究路径。

NGO、公司、协会等社会经济组织传播系统表现为各种对灾区的非官方形式的传播。还有很多群众自驾车辆为灾区运送物资，充分体现了对灾区人民群众的关心关切。但是，这种自觉、自发的救助行动，在交通条件、生存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反而给正常的抗震救灾行动带来了影响。正因如此，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成云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才会说:“为了确保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建议大家向灾区群众奉献爱心，可以通过省和各市州设立的专门机构接受捐赠，使整个抗震救灾工作有序推进。”^[12]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很多NGO对极重灾区民众进行了心理和物质上的援助，在萝卜寨，就有由香港红十字会的捐款所建的爱心居所，每户援助金额为两万元。这样的非官方传播，是对行政信息传播系统、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系统的合理补充，尤其增加了极重灾区村民对于各样援助组织性质及其所传播信息的了解。但是，NGO对极重灾区社区居民的传播影响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发挥作用，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现有的材料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鉴于前人的研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NGO、公司、协会等社会经济组织传播系统必须与行政信息系统、大众传播系统相协调，着手进行内生性、整合性、参与式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针对性展开对受众需求的传播才能取得预定的传播目标。^[13]

社区外部向社区进行人际传播表现为在外地务工的本村本区人，在得悉地震过后排除困难与凶险而回到本村本区与家人共渡难关，因此，能否回归本村本区成为衡量社区外部向社区进行的人际传播的成败关键。然而，这种人际传播并非单向地、线性地由内而外，而是在互动中实现信息的互通有无。受灾村民也向在受灾乡社区以外的家庭成员、其他亲戚以及朋友等报告财产损失和人员安全的情况。萝卜寨由于地处高寒山区，上山的唯一道路在地震中损毁，因此，在外的本村本区的乡民回归，所经历的时间一般视空间距离而定，大约在一个星期至半个月不等。与此相对比，任家坪村民回到该村则一般只用二至三天；宝山村则实现了实时回归。这种人际传播的时间差决定了与村民有着切身利益的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其时间间隔越短，就越利于村民稳定情绪、消弭恐慌与谣言，也就更利于抗震救灾的展开。比如，萝卜寨的一对夫妻地震发生时在茂县县城打工，通讯中断，当他们听说震中在汶川时，因担心家人的安危，二人从茂县步行一个星期回到了萝卜寨，进而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去。由此可见，这种人际传播因为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完成的，因而传播参与者以家庭成员为主，信息内容局限于家庭财产损失、人员安危以及本村本区的特定事务或人员。总体来看，社区外部向社区进行人际传播的发起带有偶发和随意的性质，是村民之间为相互传递信息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可以预见，如果没有可以替代的应急的信息传播机制，在诸如地震、泥石流等重大突发自然灾害来临时，灾民们还会采用这种传播方式。因为这种传播方式的成本与效益都由发起人所承担，对处于这种传播范围以外的人的意义较为有限。

二、社区内部传播的具体形式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内部信息传播的传播主体是居于该社区内的村民，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知，以共同的利益为各自联结纽带，呈现出因民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对信息传播方式、传播工具的选择性差异。从这一传播特性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乡村社区传播的三个基本特点:①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空间距离短，两者之间的传播与反馈都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完成，时效性强，所借助的传播媒介均较为简单，传播成本低廉。②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相对熟悉，因在同一个乡村社区生产生活、共享共同的文化习俗，因而他们之间拥有一套共享的编码解码系统，对特定信息的理解较容易形成共同的舆论导向。③信息大多与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工作和生活相关，尤其是当信息直接关系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时，更凸显出贴近性和实用性，比如，几乎所有的极重灾区村民都非常关注政府的灾后重建政策，究其根本，在于政策直接决定了村民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从国家获得的最大资助。

按照是否基于电力的传播分析，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内部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型。如表5-4所示。

表5-4　社区内部传播形式一览表

1.传统型

如表5-4所示，传统信息传播形式主要分为七大类。

（1）人际交流传播。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形式。这种交流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远近、生活环境、文化背景、语言等因素的影响而使得交流内容、效果都有所不同。

（2）宣传栏、村务公开栏、文告张贴栏（牌）。这是我国社会随处可见的最基本的信息传播形式，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线，尤其在乡村社会，村级重大决定或相关事件的信息都以这种形式发布。图5-1为本研究选题所在的课题调研组在北川曲山镇任家坪的板房区内拍摄到的公示栏，公示栏上张贴着三张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相关公告和其他工作公告。

图5-1　北川曲山镇任家坪的公示栏

（3）坝坝会、村民会。这是一种愈来愈少见的信息传递方式，往往是村里有了重大事项需要全体村民集体决定时才会召开，这种传播方式与人际传播的区别在于，它是以群体或组织的形式，通过会议决议一项议程，目的明确，参与人数众多。

（4）音响传播。这种传播方式通过利用一些可以发声的器材或物理介质来传递一些特殊的信息，如军队的军号、学校里的铃声、山寨里的木鼓、寺庙中的铜钟和灾害中预警或报警的铜锣和警报器等，这些都是常见的音响传播方式。图5-2为本研究选题所在的课题调研组在北川县禹里乡石纽村所拍摄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信息牌，该信息牌上标示着地质灾害类型、位置，监测预警方式、人员及其联系方式等信息。从中可以看出，在遇到山体崩塌时，监测预警人员会使用鸣锣这种预警方式向该村村民传递信息。

图5-2　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信息牌

（5）民族节日、民俗活动与庆典。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无论是在民族地区还是汉族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民族节日、民俗活动或者庆典活动，比如藏族的跳锅庄、“逛林卡”，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三”，傣族的泼水节，羌族的羌年节、“祭山会”、“女儿节”等，这既是人们情绪宣泄的机会，也是人们得以较大范围团聚的时候，自然也是进行大规模人际和群体信息交流与沟通的良机。

（6）外墙标语、横幅标语、山体标语。这是一种低成本又能长期保存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是在汶川地震灾区最为常见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图5-3为本研究选题所在的课题调研组在位于任家坪的老北川中学操场所拍摄到的横幅，该横幅上的标语内容为曲山镇党委、政府号召村民克服困难进行重建，官方宣传色彩浓厚，为纯公文句式。

图5-3　位于任家坪的原老北川中学操场上所挂横幅

（7）群体性活动。不同的地区因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而有着不同的群体性活动，比如有的地方有饭市，每当晚饭时节，各家各户的男人们端着大饭碗，蹲在大树下或晒粮食的院坝边，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信息；而在萝卜寨，较为常见的是女人们一边洗衣一边聊天，或在寨口街头一边绣花一边摆摊向游客兜售羌绣商品，还一边用羌语进行人际交流。

2.现代型

现代信息传播形式主要有四类:

（1）内部局域网络。随着网络的兴起，稍大一点的单位都开设有内部局域网络，既方便单位的运行和工作的开展，又能把单位的信息进行快捷而有效的传播。在本课调研组进行调研的2010年11月间，萝卜寨的互联网络已经在铺设之中，这既是其内部局域网，也是其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口，而经济发达的宝山村，互联网更是已经基本接入每家每户之中。

（2）电视自办节目。电视发展以后，具有规模实力的单位都在公众电视的基础上开设自办节目，先是区县，后是乡镇，乃至一些大的单位都努力开办自己的频道、栏目或节目，大力传递内部的电视信息，形成大大小小的公开的或内部的电视自办网络；然而，在极重灾区的乡村社区中，已经不可复见这种传播方式。

（3）电话通信。在汶川地震广大灾区，地震前，有线电话就已基本连通到了经济发达或交通方便的乡村社区，比如宝山村工业经济发达，与外部联系紧密，不仅有线电话早已普及开来，无线电话和手机也较为常见，而任家坪则因为交通便利，靠近北川老县城，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和手机也较早普及开来。地震后，不仅原有的通信方式得到了恢复，通信基站的大范围覆盖还使手机开始流行，同时，手机的便于携带性使其在村民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通信运营商还大力建设通信网络，而手机和通信成本的低廉直接导致了手机拥有量猛增，即使像萝卜寨这样的经济不发达乡村，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手机。另外，伴随着手机的普及，有线电话的拥有量直线下滑。

（4）有线广播。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县以下地域大都有有线广播。在县、公社一级设有广播站，乡村里有的是有线高音喇叭，有的是入户喇叭。较长时间里，有线广播是城镇和农村居民接触的主要大众媒介，也是乡村里的主要信息来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报纸的发达，网络的兴旺，有线广播日渐衰落。但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由于其他媒介的损毁，有线广播的作用又发挥出来。尤其在灾民集聚点和板房区，在抗震救灾时期和灾后重建初期，有线广播依然是各类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有关国家的政策、外界的支援信息、各种通知、大小新闻等都靠有线广播快速传达。在我们的调查中，萝卜寨、宝山村、任家坪在地震过后，均保有本村大喇叭，虽然所起的作用会因管理而有所差别，但其传播的信息都与村民息息相关这一点，几乎都是一致的。

三、调查个案向社区外部的传播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乡村社区对外信息传播形式也可以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类。

1.传统型

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主要有五大类:

（1）通过走亲访友传递信息。走亲访友是中国人进行人际交往的一种传统形式，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民族地区，走亲访友都是常见的人际交流与信息沟通的传播形式。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亲朋好友关系而产生的相互信任关系，信息传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警惕防范心理较小，信息只与特定的有限人群相关联，使得走亲访友成了取得传播效果的最佳信息传播形式。

（2）接受媒体采访与报道。媒体的主动采访与报道是社区或单位内部信息向外界传递的有效手段。接受媒体采访需要核实记者的身份与媒体的资质，同时接受采访者应是有关信息的知情者或新闻发言人。在我们的焦点小组中，任家坪村民竟然接受过路透社和CNN等国际传媒巨头的采访，他们对于这些媒体的所属国家、采访要求等都有所知晓，可见受媒体关注度较高的极重灾区乡村，其社区居民经过媒体采访报道的洗礼后，媒介素养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们向社区外部传播信息是有一定帮助的。

（3）社区外送外发稿件。对外发送新闻稿件过去是一种常见形式，不少媒体尤其是电视台、党报还设有群工部门接纳外稿，有的媒体还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各级组织也有新闻干事或宣传干事来负责这一工作。在汶川地震灾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一形式还有存在，但呈减弱趋势；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山区、民族地区，这种向媒体投稿的形式已不常见，更多的变成提供线索或通过网络、短信、博客等形式发布。在我们的研究案例中，均不复见外送外发稿件的对外传播形式。

（4）举办大型活动传递信息。大型活动往往会吸引众多的媒体参与，是大范围向外界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举办大型活动，需要精心策划，活动主题与内容要重要、新鲜，能吸引媒体吸引公众；同时，需要善待媒体，无论媒体大小，都有自己的受众群，媒体的正面或负面报道，会对社区或单位产生同向的影响。在萝卜寨，羌历新年必举行盛大的庆祝晚会，汶川县委宣传部都会组织相关媒体及采编人员参与其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萝卜寨成了汶川县向外展示羌族风土人情、民族特色的一扇窗口。

（5）通过会议传送信息，举办各类会议尤其是新闻发布会也是向外界传递信息的有效形式，但这种对外传播方式在我们举行焦点小组访谈期间都没有存在，因此，可以肯定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对外传播方式。从发起传播的意愿分析，通过走亲访友、举办活动和会议等向社区外传播信息的主动性强，目的明确，消除信息不确定性的作用也比被动向社区外传播明显。

2.现代型

现代的信息传播形式可以发为两类:一是通过电话、通信与手机短信传播信息。二是通过网络、博客、微博、QQ、发帖跟帖传递信息。应用这类信息传播形式的村民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都较高，必需的硬件设备是进行这种传播的前提。在我们的研究案例中，有村民就试图通过网络发帖的形式反映自己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但因为考虑到对灾后重建大局的不良影响而作罢（任Ⅳ）。利用网络这种现代的信息传播形式向社区外部传播信息并不是个案，突出的例子还有在抗震救灾期间，一位来自茂县的女生张琪通过发帖形式帮助军用直升机成功空降汶川。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中信息需要通过浏览、顶帖、转发等形式才能让数量巨大的网友知悉，网友们转发张琪帖子的动机代表了灾难来临时一部分网友的心声:“网络不一定就代表虚假，我们相信如果每人都来顶一下帖子，说不定就能为灾难者换回平安的消息。”“让我们所有有爱心的网友搭建起一座爱心帐篷，共同抵御灾难。”网友们还呼吁:“灾难时刻，不要在网上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视听，让帖子、QQ成为继前线后，抗震救灾的又一条爱心通道。”^[14]

由此可见，极重灾区乡村社区通过网络进行对外信息传播，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有:

（1）具备连接互联网的硬件基础，比如电脑、宽带接入、电力通畅。

（2）传播者必须是现居于或曾经居于乡村社区中的居民，只有具备这一条件，才能对本乡本土的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有相当的熟悉，而这种熟悉本身在应急情况下可转化为具有巨大实用价值的信息。

（3）传播者传入网络的信息必须经过广大网友的接力，产生巨大的访问量和影响时，才能进入促使信息发挥作用的群体中，这是传播是否产生效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