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信息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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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认为，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途径除了上述两种外，还包括通过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路径依赖理论通过引入制度和时间维度，把握了由制度和组织的连续交互作用所引起的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诺斯的制度学说认为，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从供求关系来看，制度

3.3.2　制度变迁与信息资源配置效率

1.制度变迁

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生物进化一样，制度的发展变化也是一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过程。正如凡勃伦所说的:“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种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今天的形式是要构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淘汰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对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或加强他们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26]

一般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两种:供给主导式和需求诱导式。供给主导式属于正式制度变迁，而非正式制度变迁多是需求诱导式的渐进性变迁。在分析制度变迁时，更多时候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正式制度变迁上，因为它与人们的利益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

制度变迁是其供给主体在变迁收益大于变迁成本情况下的一种理性行为，获得制度变迁带来的好处是其根本目标。制度变迁就是为了使制度具有多样性的选择空间，有活力的规则安排，以及稳定的变迁与进化过程，通过变迁达到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及人们福利收益的目的。传统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净国民收入增长;二是重新分配收入。新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认为，制度变迁(他称之为“制度交易”)的目标实现途径除了上述两种外，还包括通过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布罗姆利认为，人们最为熟悉、发生最频繁的制度变迁类型是通过改变人类行为的选择集以提高生产效率使货币化的社会所得即净国民收入无可争议地得到增加的制度变迁，它类似于“增大馅饼”的活动。

在发展经济学家中，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是较早注意到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一个。在其1955年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他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说:“为什么在有些社会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则不;或是在某些历史时期，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起的作用较小。我们要问，什么样的环境对促进增长的力量的出现最为有利?这个阶段的探讨又可细分如下:一是我们必须探讨哪类制度对增长有利，而哪类制度对努力、革新和投资是有害的。接着我们将进入信念领域并探讨哪些原因造成一国建立的制度有利于增长……什么样的制度或信念或环境适合于经济增长，可是还存在演变的问题。信念和制度是怎样转变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利于或者有害于增长的转变?增长对转变又有何影响?增长是否为累积性的，即是说增长一旦开始，信念和制度会不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增长;抑或增长是否为自我制约的，即是说按辩证的观点，新的信念和制度的建立会不可避免地抵制增长并使其缓慢下来?”^[27]他还说:“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除非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做出努力的。社会改革者们的努力，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不断变化的制度的，以便使制度为努力提供保护。”^[28]

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及其变迁作用的强调显然具有很高的价值，诺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的提出也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29]他被认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集大成者。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也就是一种新制度安排代替旧制度安排的过程。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纲要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演》中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过程;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变迁的过程。首先，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较低的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即机会成本);其次，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供给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再次，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实际制度供给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等于制度的边际收益，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制度的交易过程，制度交易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交易成本，即有关的制度主体在动态的制度变迁中从事制度交易时所付出的成本。^[30]而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制度稳定性、环境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及人对利益极大化的追求三者之间持久的冲突。^[31]

国家不仅提供了制约人们行为的基本规则制度，而且推动并实施了制度变迁。那么，国家实施制度变迁的动机是什么呢?新制度经济学吸收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济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把国家视为一个组织，这一组织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受制于成本收益的比较。所以，作为“经济人”的国家组织，推动和实施制度变迁的实际动机就是一种制度变迁实施后所带来的潜在利润。

在研究制度的长期变迁时，诺斯还借助于历史分析方法，引进了“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由制度所引起的报酬递增和信息不完全是决定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变迁轨迹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上述两种力量和偶然因素决定了变迁路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存在也使大量非绩效制度变迁陷入“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路径依赖理论通过引入制度和时间维度，把握了由制度和组织的连续交互作用所引起的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32]存在着自身利益需要的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动力。诺斯的制度学说认为，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是为了实现制度均衡。所谓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来看，制度均衡是指在影响人们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一定时，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需求。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人们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权衡及其选择的结果。在这些可供选择和安排的对象之列，人们需要把不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净收益加以比较，选择其中净收益最大的那项制度。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只要其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净收益最大，这项制度就是最佳制度了。这时的制度状态就是制度均衡。

从理论上讲，某一种制度安排达到均衡的实质就是指其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即此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在“帕累托无效率(Pareto inefficiency)”的情况下，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此时通过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即“帕累托改进”，可实现效用水平的提高，这就是一种“制度改进(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过程。可见制度变迁是为了增加绩效，改善信息资源配置，提高信息福利水平。而制度均衡就是现有安排和制度结构已达到了理想的状态。

制度均衡的形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博弈过程，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均衡。影响制度均衡的因素远远多于影响商品市场均衡的因素。制度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制度状态偏离制度均衡的程度，可以用于解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

2.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是一种仅由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投入产出过程，对产量而言，影响因素只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而没有制度变量。新古典经济学定义的生产函数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函数是由生产边界线所确定的函数。可见，这个定义中，生产函数面临的约束条件是技术因素，也就是说，任何生产函数都是以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技术水平为前提的，一旦技术改变，生产函数也会随之变化，形成新的生产函数。但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存在缺陷的。生产绩效不仅依赖于技术进步，还依赖于制度这一重要因素。

信息资源配置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增值活动，通过有效合理的信息资源配置，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研究信息资源配置带来的福利或绩效，可以借鉴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构建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影响信息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以往在研究信息资源配置时，一般只考虑到技术知识等对信息资源配置活动的影响，只考虑到通过知识的获取、技术的进步来改善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福利的增长，这是十分片面的。因为任何信息资源分配者的行为都是在一定制度环境中做出的，并要受到制度变量的影响和修正。

詹森和梅克林认为:“企业的生产函数决定于权利的规定和统治契约的法律或博弈规则。在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条件下，企业可达到的最大产出就不再仅仅取决于‘物质上’的可能，企业生产函数取决于企业赖以经营的契约缔结和产权体系。”^[33]基于这一认识，詹森和梅克林引入了制度变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

正如目前对生产函数的研究引入制度变量一样，对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的研究，也必须将制度因素考虑在内。这是因为，信息资源配置既要受到信息资源生产者、拥有者、分配者之间的相互牵制的机制制约，又要受到特定社会关系下的政治、法律、市场等外部制度的影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好的制度能够激发信息资源生产者、拥有者、分配者的工作热情，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得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而不好的制度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使得信息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甚至导致无效率。在信息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既需要有明确的制度确定信息资源的归属，又需要有一系列激励机制，促使信息资源配置活动各方都能得到满意的收益。

下面将通过具体的数学模型的分析，来说明制度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影响。

试构建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其公式如下:

Q=F_θ(I，i:T)

式中，Q代表产出，即信息资源配置实现的福利;I代表待配置的信息资源;T是一个与信息资源配置相关的描绘知识和技术状况的向量;i是一个广义化指数，用来描述一系列的制度规则的选择，或者说是一定的θ条件下可以选用的内部博弈制度;而θ是一个描述外部制度规则或社会制度结构的特征向量或参数向量。F代表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族，它的成员根据制度体系θ的参数值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所以F_θ代表了这个函数族的某一特定成员，它表示对应于社会制度结构θ或在社会制度结构θ条件下的一个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

总而言之，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Q=F_θ(I，i:T)代表了在技术、制度双重约束条件下的实际所得福利可能线的边界，此种信息资源配置活动在θ所描述的社会制度环境中，采用了T表示的适用技术知识，选择了一种内部组织结构或内部制度规则i，对信息资源I进行了配置。

社会制度结构θ，是一种权利结构，作为外生变量，表现为信息资源配置活动发生的政治、社会和法律体系，它概括了外部博弈规则。这种外生变量θ也界定了一系列潜在的、影响信息资源配置活动的内部制度i，i可看成是一种组织结构。詹森和梅克林强调指出:“权利结构θ和组织结构i，在激励自我利益最大化以达到实际可能的产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34]同样，外部的社会制度结构和内部的激励制度对于提高信息资源配置效率来说，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根据构建的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以及对制度与福利函数的分析可以得知:外部的社会经济制度体制与内部的制度规则的变化，会影响制约信息资源配置活动的有效性，可以在信息资源总量一定，知识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实际所得福利的可能边界线，从而改变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制度影响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所引起的最明显的结果。

假设一个不考虑制度变量的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为Q= F(I)，I为被配置的信息资源。现假设在T₀时期，信息资源配置活动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分别为θ₀和i₀。在θ₀和i₀的制度变量约束下，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为Q=F(I)，信息资源配置实际所得福利的可能边界线为图3-8中的曲线OA所示。假设在T₁时期，信息资源配置活动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制度调整为θ₁和i₁，在θ₁和i₁的制度变量约束下，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为Q₁=F(I)。若调整后的新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减少信息资源配置成本，提高信息资源配置活动参与者的热情和努力水平，刺激信息资源配置中采用更新的技术，则制度调整可以扩大信息资源配置活动的福利水平，外推信息资源配置实际所得福利的可能边界线，即由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Q₁=F(I)所对应的信息资源配置实际所得福利的可能边界线变为图3-8中OB曲线所示。从图3-8可以看出，若用于配置的信息资源为X₁，则在原有制度约束下的OA所代表的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中，其对应的实际所得福利水平为X₁M，而在新制度约束下的OB所代表的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中，其对应的实际所得福利水平为X₁M';或者，若实际所得福利水平X₁M不变，则在原制度约束下的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中，其对应的用于配置的信息资源为OX₁，而在新制度约束下的生产函数中，其对应的用于配置的信息资源减少为OX₂。由此可见，有效的制度调整或称为制度变迁，可以使用于配置的信息资源数量不变而获得的福利提高，或福利不变而投入的资源数量减少。

图3-8　制度变迁与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关系图

与制度影响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制度变量可以通过改变信息资源配置福利函数来改变实际所得福利的可能边界线的形状与位置，由此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

【注释】

[1]韩冰华.农地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冰岛］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刘秀生主编，廖运凤，胡俞越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3.

[4]韩冰华.农地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5]汪洪涛.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7]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8]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9]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10]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1(1).

[11]刘秀生主编，廖运凤，胡俞越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3.

[12]“搭便车”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Mancur Olson)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一书中提出，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13]韩冰华.农地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4]柯继铭.论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19(10).

[15]柯继铭.论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19(10).

[16]熊珍琴，周曙光.论政府配置资源的原则与手段.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2，17(3).

[17]肖平，张敏新.国外森林产权问题研究.世界林业研究，1995(1).

[18]［美］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9]“租值耗散”意味着，如果竞争是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进行，则商品的价值就会烟消云散。

[20]［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1]［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2]［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3]杨俊一等著.制度哲学导论——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24]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