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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综述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国外学者对群体行为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在社会学视野下,群体性事件被称为“集合行为”“集群行为”等。上述早期的学者与相关文献,为学术界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3]此外,西方学术界还开展了大量有关如何开展风险沟通以及政府如何回应由环境敏感项目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这部分群体通过文章著述宣传环境危机意识和环保思想,呼吁整个社会和政府引起重视。

国外学者对群体行为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在社会学视野下,群体性事件被称为“集合行为”“集群行为”等。学术界较早提出“群体行为”概念的是美国心理学家Park。他认为,群体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它是个体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一种行为(Park,1921)。此外,戴维·波普诺对“集合行为”也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所谓集合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的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16]。上述早期的学者与相关文献,为学术界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邻避运动的视角

“邻避”是对“NIMBY ( Not In My Back Yard)”的音译,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而邻避运动最初指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公众反对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附近建设垃圾处理厂、变电站、核反应堆、飞机场等设施的反抗运动。[17]邻避现象作为都市冲突的重要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相关研究。[18]

关于邻避情结的具体涵义,维特斯(Vittes)曾经对这一概念予以解释。第一,邻避情结是一种态度。如果某种公共设施被认为有害生存权与环境权,那么它将被全面地拒绝。第二,邻避情结是一种环保主义的主张。建设公共设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该公共设施是否对环境产生价值,或者对环境有害。第三,邻避情结是一种情绪性反应。在涉及公共设施方面,邻避情结拒绝任何技术面的、经济面的或行政面的理性知识。[19]

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环境敏感项目引发的公众抗议运动与公众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其核心观点认为,促使公众抗议和抵制环境敏感项目的心理基础在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对环境风险的评估不一致。围绕这一观点,形成了认知策略、心理模型、心理噪音等不同的解释理论。认知策略理论认为,公众进行风险认知时所使用的一些认知策略不同于专家们所使用的科学分析方法,因而会造成系统错误和认知偏差。[20]心理模型理论认为,导致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与专家对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公众认知环境风险的“心理模型”与专家评估风险的方式存在重大差异。[21]心理噪音理论则强调,由于恐惧、紧张、压力等心理噪音(mental noise)的影响,公众很难对环境风险形成客观而理性的认知。[22]

桑德曼(Peter Sandman)认为,不论邻避运动产生于何种原因,只要公众对工程项目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对该风险的评估不一致,就有可能引发。因此,通过风险沟通来寻求公众与专家等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识上的一致是避免邻避运动的关键。[23]此外,西方学术界还开展了大量有关如何开展风险沟通以及政府如何回应由环境敏感项目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24]

2.社会行动的视角

社会运动是指“为促进或抵制社会或作为社会一部分的团体的变化而进行的具有一定持续性的行动的总和”(Turner and Killian, 1987:223),由一定的支持者、参与者和组织构成,通过采取各种策略来保护地区、国家和全球环境的社会运动被称为环境运动。[25]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26]。斯坦莱·米尔格拉姆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戴维·波普诺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27]

环境维权运动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在20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三次高涨期。(1)20世纪初,美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源保护运动。这次保护运动是由政府官员、企业家、科技工作者组成的“精英层”发起的。[28]他们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该充分利用,有节制地使用资源。资源利用要注重代际公平,不能为了满足当代人发展经济的需要而掠夺性地使用资源。“从最大多数人的最长久的最大利益出发”,这句话成了当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一句流行语[29](2) 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新政期间的第二次资源保护运动。当时美国爆发了历史上瞩目的经济危机,而美国政府实施了罗斯福新政,对经济增长予以政府干预。在大规模的经济干预背景下,资源保护运动以民间资源保护队为重要力量,其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和避免经济对环境的破坏。(3)20世纪70年代美国第三次环保运动发端于民众,1972年的“地球日”是这一运动达到高峰的标志。它是在大众环境意识觉醒、环境保护要求高涨的情况下发生的。民众环境保护的意识输入和觉悟唤醒,主要是来自于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这部分群体通过文章著述宣传环境危机意识和环保思想,呼吁整个社会和政府引起重视。此外,他们还成立各种环保团体和组织,发动了各种环保运动和集会,让更多的人关注环境问题。

资源动员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运动的重要工具。该理论以“工具理性”为导向,分析社会运动中的资源、正式组织、策略以及政治机会等,并由此延伸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成果,例如“多组织场域”“反运动”及“成员招募网络”等,资源动员理论被称为社会运动理论的“结构派”。例如,伽姆森提出以集体认同、团结、意识及微动员来建构新社会运动理论。[30]

政治过程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角。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梯利发表《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一书,提出了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理论。他的动员模型理论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行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行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集体行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集体行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集体行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这些因素通过特定的组合而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31]1982年,美国社会学家麦克亚当发表《政治过程和美国黑人运动在1930—1970年间的发展》一书,想要解释的是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美国20世纪60年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起因和发展。他认为,一个社会运动是在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就的。[32]梯利和麦克亚当的研究奠定了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

3.基于环境公正视角

环境抗争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强调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阶层和种族应该享有同等的公民环境权利,并分担同等的环境风险。如果环境风险分配有失公允,环境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就有可能起来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布拉德(Bullard)认为,环境不公正是指环境状况、环境政策与实践等方面存在的不公正与不合法现象。[33]环境问题若不与社会公正联系起来就不会得到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非公正性。[34]

环境公正涉及各种自然资源以及环境污染风险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体现了社会学对环境问题与社会公正的双重关怀。[35]大众传媒在环境问题的建构及推动环境问题进入政府政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西方的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36]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的环境抗争。

此外,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环境抗争研究关注除国家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公民社会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政府政治决策结构的钳制作用,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基层环境抗议不断增多,以及环境运动的兴起,等等,被认为是社会对抗或者抵制国家的形式,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37]汉尼根认为,对于有前途的环境问题来说,要想充分而成功地抗争,应当有制度化的支持者,以确保环境问题建构的合法性和持续性。千方百计地使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法律程序,这一点就显得尤其重要。[38]汉尼根(John Hannigan)指出,一个有前途的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媒体的关注,在媒体报道中,相关的主张要被塑造得既真实又重要,许多当代问题就是这样成功的,如臭氧稀薄,生物多样性损失,雨林毁坏,全球变暖。[39]

4.社会文化视角

环境类群体事件研究还强调文化传统、集体价值观、宗教信仰、环境知识、社区及其规范等对公众环境抗争的影响作用。从社会结构的视点来看,莫里斯(Morris)指出,人们的种种行动嵌入于结构的背景当中,这一结构背景形塑了他们的行动,诸如集体认同感、主框架、意识形态包装之类的概念,应该坚实地扎根于它们的相关结构性情境之中。[40]

社会结构影响着个体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41]一个民族或社区基于对大自然的尊重和信仰,将助长保护环境的文化传统。社区成员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传统生态知识被称为生态智慧。[42]而文化又形塑着人们鉴别与评估环境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与主观经验,文化提供了一种决定资源如何被使用和管理的社会基础设施与制度。[43]此外,群体共享的环境保护价值观念会促使他们自发或自觉地去抵制环境风险。个体共享的文化价值观、信仰、生活经历对其环境行动有着重要的影响。[44]集体信仰是被共享的,抗议产生于这样一个信仰,即反抗者的集体行动可以消除他们的不满情绪。[45]

一般而言,一个拥有较多环境知识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更倾向于采取行动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具有不断增强的认知能力来理解复杂的环境议题,这类人群评估所涉及的风险并且设计个人或者集体的实际行动。[46]人们的环境信息和环境知识的获得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环境抗议行为,而不是被更多地作为一种手段去处理人们的环境恐惧与焦虑。[47]传统社区中的一些规范,诸如宗教、禁忌、乡土道德观念以及地方权威等都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起到促进作用,克服哈丁(Hardin)公地悲剧。[48]现代社会,由于污染所具有的地方空间性特征,弗里曼(Freeman)认为,基于环境污染危害是在特定地理空间内表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一个社区往往就是一个环境保护的利益群体。[49]关键事件在促成以社区为基础的集体行动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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