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文献综述

罗雄飞

关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从哲学层面看,可以说五花八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每一种,都隐含各自的方法论思想。限于主题,这里对这些“主义”中的方法论思想不做评论。单从经济学层面来看,系统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的不是太多。在国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罗森塔尔、阿尔都塞、见田石介、伊林柯夫等。^[2]施韦廖夫的思想显然没有前面几位显著,在国内甚至只能找到一篇短文,是北京大学著名哲学教授易杰雄先生翻译过来的。可见,这篇论文在国内马克思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反响。笔者认为,他的观点更加值得关注,应高度重视。

罗森塔尔的看法基本上可以代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观点,他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中。他认为《资本论》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熔为一炉,实质上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简单模式。罗森塔尔和绝大多数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受到传统的苏联教科书的束缚,例如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抽象地相等同),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位一体,等等。他认为《资本论》中的“逻辑无条件地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历史发展的反映”^[3],“逻辑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在理论上总结历史进程的方法”^[4]。总体上看,这种认识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得到集中体现的“唯物辩证法”相吻合。这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还是有差别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可以说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

阿尔都塞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结构主义马克思”的代表人物,福柯、德里达和布尔迪厄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读〈资本论〉》一书中。他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将抽象的人与抽象的没有时代差异及空间差异的经济活动相结合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表现为平面的线性因果分析,并以此构建模型。而马克思把特定时空的社会整体看成复杂深刻的系统结构,并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说明经济现象,把“经济”看成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一个层次。在他看来,西方经济学直接研究现实的经济对象;而在马克思那里,同样的现实对象,由于不同理论的反映角度、层次、内在联系不同,其理论的“对象概念”也就不同,政治经济学只是对这种对象概念进行阐述。应该说,阿尔都塞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是有所认识的,有些方面例如关于“对象概念”的认识,甚至超越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他的思维方式总的说来依然属于形而上学的层次,因此,他只是模糊地理解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实质上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可以说相距甚远。正因为如此,他完全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认为社会发展必然性是借助“术语交错”“短路”形成的“荒谬推理”。^[5]他不仅把特定社会的系统结构看成孤立静止的,认为只有人的认识发展史,没有社会自身的发展,从而把系统结构分析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正因为他否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过分突出了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他必然相应地把社会结构看成“地质结构”,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可见,如果说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基础的话,那么,阿尔都塞可以说完全脱离这一基础。另外,他对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也没有充分的认识。

见田石介的《资本论的方法》一书在日本马克思经济学家中有广泛的影响。书中着重探讨了《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对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明确否定恩格斯、列宁等的逻辑与历史相等同的思想。他认为形式逻辑意义的“分析方法”与“本真意义上”的辩证法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象是“生物有机体”,《资本论》是“解剖学”。见田这书不但流于就方法谈方法的套路,而且不能明确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各自的地位,因此,难以摆脱“二元论”的质疑,他本人也只能感叹其见解“很难被一般人所理解”^[6]。事实上,要区分《资本论》中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不同地位,并不很困难。因为马克思把形式逻辑抽象出来的东西严格限定在它所抽象出来的事实基础上,不让这种抽象物成为独立的观念性存在,从而坚决摈弃了概念先行或“法则”先行的做法。因此,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环节,从属于实证性的科学认识进程的辩证逻辑。此外,对于马克思如何在理论上将实验科学的做法与辩证法结合起来、进行科学实证的结构分析,见田实质上是没有真正理解到的,因而他不可能理清结构分析法这样的“解剖学”与历史分析的关系。

伊林柯夫(伊利延科夫)似乎更加侧重直接运用黑格尔的逻辑学阐释《资本论》。他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一书,被译成了18种文字,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抽象”和“具体”做出了不同于形式逻辑的阐释。在他看来,具体即具体性,是完整的、有机的整体,其内在要素互为前提、相互作用。“抽象”不是旧逻辑学中单纯的思维形式,而是具有“细胞”或“种子”的特点,是具体普遍或具体一般,具体一般即实在(现实存在)的一般或“普遍的实在”。他认为马克思的“抽象”和“具体”与形式逻辑的相应概念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伊林柯夫对逻辑与历史的关系做了全新的阐释,认为它们相当于树的年轮与树的生长过程的关系,并把有机结构的分析方法看成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他认为形式逻辑的抽象只能造成僵死的同一,因而脱离现实对象,使感性具体性受到破坏,因而形式逻辑只有从属于辩证逻辑。伊林柯夫的这些思想,可以说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更加纯正的理解,也更加合理地把握了《资本论》中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相对说来,他对《资本论》的方法的理解与马克思原本的思想方法更接近一些。但是,伊林柯夫很大程度上仅仅局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来理解《资本论》。因此,尽管他理解到“具体一般”与形式逻辑意义的“抽象一般”的差别,却又将这种“具体一般”看成“种子”或“细胞”。这与马克思对“具体一般”(严格实验条件下获得的最一般的生命机理)的认识存在重大差别。正因为他局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超越黑格尔的,因而,尽管他对逻辑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正确的理解,却依然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抽象思辨性的影响,不能不在一定意义上把《资本论》的逻辑展开过程看成一种“概念运动”,把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变成了抽象的思维模式。他将多种内涵赋予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他看来,从理论到实践,从普遍、特殊、个别相统一的“实在”上升到多样性统一,从认识的经验阶段(对“具体一般”的经验)上升到理性阶段,都可以归入这一方法。这与马克思把对象看成有机生命体的思想是相违背的。因此,他所谓结构分析,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此外,他也没有说明历史分析对逻辑分析的具体关系,只是简单地区分了主次地位。而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分析只是基础性和辅助性的,因为逻辑分析的每个环节都是典型意义的,而历史分析虽是必要的基础,却又是在萌芽性意义上把握简单范畴的。他还把价值作为逻辑起点,把商品看成价值化身,把理论逻辑的展开看成价值范畴的自我运动。所有这些,都显露了浓厚的黑格尔主义倾向。对于社会发展机理即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关系,他也是含糊不清的。

施韦廖夫的观点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的逻辑》一文中。^[7]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正像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不能清楚地看到特殊形态的具体性与作为其基础的客观对象的内部机制之间的区别,直接使具体适合于抽象;而辩证逻辑的捍卫者只是把《资本论》的方法看成辩证法的简单原理的运用,不能把《资本论》的方法普遍化为展开一般理论体系的方法。他认为,“发生——结构方法”是《资本论》中发展理论内容时所运用的一种基本方法,它不同于由数学的形式——演绎方法派生的“演绎——结构方法”。这种“发生——结构方法”体现着认识主体的主体性作用特点和自身能动性的实质,同时将思维活动与特定客观对象的内容及其认识任务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矛盾在对象自身中的展开及其对认识活动的要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被他看成是“发生——结构方法”的具体体现,因而被看成展开单独的理论体系的方法,即“法则学”。这种方法体现了理论思维的一般规律性,同复杂的、有机的、发展着的体系的特点联系着。他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在现实地研究具体的客观对象时被运用的,是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存在的客观对象的一种方法,其特点表现为“克服理论思维与经验知识的矛盾的‘狡计’”。它以从具体到抽象的透彻充分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并首先把这些实证研究的成果上升为必要的科学认识,指定出作为出发点的理论结构。这一理论结构要能表达初始的抽象关系,而所有进一步的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展开的整个过程,就是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的,并且需要借助一定的中间环节。

施韦廖夫的重大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上升到了“科学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对于特定客观对象及其内在机理的理论认识来说,《资本论》中的方法是科学思维中“唯一正确的方法”,理论自然科学的进展与马克思所揭示的理论展开的规律是相符合的。因此,马克思引进和指定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大大超越自己时代的方法论思想,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来说,至今仍然是典型。可是,在西方的同分析数学和自然科学有关的方法论文献中,马克思的方法及其根本性的特点,只是近几十年才在辩证法的影响下开始被意识到。他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思想方法也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一种思辨思维的逻辑,那么,体现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是“科学认识的逻辑”。因此,不能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当作一个简单的逻辑引申过程”,也不应该把它看成“对初始概念的基础作某种分析”。总之,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方法论思想上克服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所具有的“唯理论”(形式主义的抽象理性思维)、经验论、演绎主义和归纳主义的局限,体现了从结构上展开专门知识理论体系的逻辑——方法论纲要,远远超出了经验主义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论知识水平。因而,他要求人们从分析科学认识的现代课题的观点理解马克思这种思想方法的意义。施韦廖夫的主要局限是,他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分析——综合运动,看成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矛盾运动,不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即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他把马克思的方法称为“发生——结构方法”,是从特定意义把握“发生学”的,按它的内涵,很大程度可以这么理解:“发生——结构方法”=科学的“实证研究”+结构分析,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科学发生学。因此,它与所谓“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等具有本质区别。

至于国内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研究,总体说来是以苏联为“师”,始终是充当着“学生”。许多人停留在罗森塔尔和苏联教科书那里,至多是少数学者对伊林柯夫的思想有所重视。^[8]对于施韦廖夫的新观点,具体到马克思经济学领域,则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重视。从哲学层面看,奉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或抽象思辨的辩证思维的学者越来越多,限于主题,这里对这方面思想暂不评论。

在国内学者中,除了王亚南、郭大力、王学文、田光等老一辈学者之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其系统性和所下工夫而言,应该首推刘永佶先生。他出版了多本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或相关的著作,主要有《资本论逻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资本论逻辑论纲》、《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方法论》、《劳动人道主义》、《现代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大纲》等。《资本论逻辑》把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归结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资本论》的逻辑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之大成,具体而言,它包含: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系统抽象法、抽象与实证的统一等。《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方法论》还注意到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具有“实证性”。对于刘先生的这些成果,这里应该更多地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评论,因为刘先生后期(大致2004年,也可上溯到1997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无论是潜心钻研、真心想读懂马克思,还是自我反思精神,刘先生在国内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2008年刘永佶先生在《社会科学论坛》的2期和3期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资本论〉逻辑反思》的长文。他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几乎都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是唯物主义,他的方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他的历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坦承自己以前“也认同这种说法”。经过反思,他发现“马克思并不是苏联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所写的那样”,那是历经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形成的一种体系,而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按照从考茨基到恩格斯的路数”理解马克思,包括他的《资本论》。在他看来,尽管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否定具有不彻底性,《资本论》本身因种种原因存在局限,但总体上看马克思在由费尔巴哈开始的否定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于是,他开始自觉对自己“所理解的《资本论》逻辑的反思”^[9]。对于刘先生的反思,笔者认为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起码在他那里还存在抽象思辨的情况,并且有从黑格尔主义滑向费尔巴哈主义之嫌。但这种反思是难能可贵的,单就批判的意义而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唯物主义或更准确地说物性化的黑格尔主义倾向的反思,含有很多的合理成分,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属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专著还有章士嵘的《〈资本论〉的逻辑》、刘景泉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郑道传的《〈资本论〉方法论研究》、刘炯忠的《〈资本论〉方法论研究》、李建平的《〈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何干强的《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及其运用》等,这些著作的内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认识大体是一致的,这里不做过多的评论。此外,陈俊明的《〈资本论〉终篇研究》和《〈资本论〉基本理论在终篇的具体化——〈资本论〉终篇再研究》,也具有方法论著作的性质,单就方法论思想而言,两部书基本一致。这里的思想与伊林柯夫较为接近,甚至可以说是伊林柯夫方法论思想的具体化和运用。^[10]对于《资本论》逻辑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成果,将在正文结合具体内容来说明,这里不一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