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园区国内文献综述

第1章　导　论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工业园区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行政或市场化等多种手段，集聚各种生产要素，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新形势，满足城市化进程合理集聚的趋势，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科学整合，使之成为结构层次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群竞争优势显著、功能布局优化的现代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是链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纽带。

中国的第一个开发区始建于1984年，经过近20年的发展，各省市区已设立了大大小小4000多个开发区，在中国内地已开始形成沿长江流域、环渤海、东南沿海、亚欧大陆桥以及中西部地区密集的园区经济产业带。据统计，2001年度，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1928.4亿元，工业总产值10116.8亿元; 2002年全国49个国家批准的开发区创造的GDP占全国的3%，进出口额占全国的9%。

工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在新型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园区已经成为了承接区际、国际产业转移，调整和升级区域产业结构，集约发展工业的最佳载体。但是，现阶段的工业园区却存在着很多问题:

(1)以园区、开发区之名，圈地开发房地产。截至2003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而据对10个省市的统计，在458.1万亩园区实际用地中，未经依法批准的用地就达到314.6万亩，占68.7%。许多地方违法授予园区土地供应审批权，园区用地未批先用、非法占用、违法交易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园区在违法征地扩张建设过程中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2)产业关联性差，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经济的阻隔和市场扩展的客观原因，我国各地形成的工业园区之间缺乏充足的联系，产业关联性差。许多工业园区发展出现入园企业的非集群化倾向，影响到园区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体系的形成。我国不少地区产业集群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上存在比较严重的同构化现象。江浙、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明显集中在纺织、服装、鞋业等产业领域，无形中加剧了地区之间的非良性竞争，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据统计，在各地“十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应用软件系统的同构性为42.5%，纳米材料的同构性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开发区间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不仅导致区域内部与区域间重复建设，而且随之而来的无序竞争结果使一个新兴产业和技术很快就处于产品过剩和低盈利状态，无法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形成产业互补和产业链，限制了开发区向纵深发展和区域产业特色的形成，导致大量开发区土地闲置荒芜。

(3)知名品牌产品少，核心能力缺乏。我国一些地方的工业园区由于缺少必要的市场规模，技术整体难以升级，只能生产一些低档产品，形成不了产品的知名品牌，如纺织业的38个工业园区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产品并不多。多数园区因园区内企业规模小缺乏技术创新投入，形成不了技术创新的能力，普遍缺乏核心能力，制约了集群内企业做大做强。

基于上述原因，国务院要求各地全面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截至2003年11月28日，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3837家，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占6.96%，省级批准的1019家，占26.69%，其他2586家都是省级以下开发区，占67.49%，经过清查整顿，全国现已撤并整合的各类开发区为2046个，其中，仅重庆市就清理出176个开发园区。

曾经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能起到很大作用的工业园区却给经济带来了如此巨大的负面效应，是工业园区这种模式本身出了问题，还是人们在利用工业园区作为发展经济的载体时方法上出了问题?

1.1.2　选题的背景

与此同时，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产业集群所散发出的活力和表现出的巨大优势受到了来自政府、商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更有学者(迈克尔·波特)把产业集群同国家竞争力联系起来。

从产业集群在国外的发展情况看，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其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少数地区:鞋类生产在马萨诸塞州，橡胶生产集中在阿克伦城，地毯业分布于乔治亚州的道尔顿，珠宝业位于和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克鲁格曼，1991)。即使在今天的美国，硅谷聚集着让全世界羡慕不已的高科技公司，波士顿的128号公路也聚集着大量高科技企业。虽然很多国家把这种高科技产业的集群更多的是当作高科技产业园区来研究，但实际上硅谷和128公路更是一种高科技产业集群现象。

20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第三意大利”(包括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的7个省)的经济迅速增长，人们考察其原因，发现这同中小企业在特定部门特定地方的集聚有关。还有德国的普姆沙伊德的工业制造业集群，斯图加特的机床业集群，韦热拉光学仪器集群，图特林根外科器械业集群。英国伦敦的高保真器材业集群，法国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瓶业集群，丹麦赫宁的风车业集群。

在发展中国家，玻利维亚的Santa Crtuz de la Sierra的服装业集群，秘鲁的Lima的服装业集群，芬兰南部Lahti和西部Suupohja的家具业集群，加纳的Kumasi的汽车配件业集群，巴西的Sino的鞋类制造业集群，印尼的Anetral Java的棕榈糖业集群和洪都拉斯的San Pedro Sula的金属品制造业集群，都显示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

在我国，产业集群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据统计，目前全国多个省份都有产业集群，分布在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江苏、福建、辽宁、河北、四川、河南、山东、云南等广大地区。如浙江省海宁市许村的布艺和经编、绍兴的印染和化纤布、嵊州的领带、诸暨的袜子、宁波的男装、杭州的女装、温州的皮鞋和西服、织里镇的童装、平湖的服装出口加工、福建晋江的旅游鞋、广东东莞的信息产品制造业、潮州的婚纱服、中山古镇的灯具、沙溪的休闲服、盐步的内衣、西樵的面料及装饰布，河北清河的羊绒、山东青岛的服装等。

这些集群已经成为各地经济增长的龙头，表现出了极强的增长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例如，据《浙江日报》(2002年10月17日)的报道，嵊州有领带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5万多人，年产领带2.5亿条，年产值80亿元，占全国总产量的80%，占世界总产量的33%。而在东莞市虎门镇，发达的服装业集群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该镇常住人口仅11万人，而外来人口却高达60万; 2001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84.3亿元，其中服装工业总产值8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40亿元，财税收入22.2亿元，多年来一直稳居全国乡镇首位;出口创汇9.9亿美元，各项存款余额135亿元。

产业集群的巨大成功同很多工业园区发展的不完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工业园区同产业集群的很多相关性促使笔者思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其找到发展工业园区的具体的措施和途径。本书正是在这一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1.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就做出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这一阶段的精辟论断，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同志针对我国现在的情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断。对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发达，尤其是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如何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就成一个重大课题。通过对该课题的研究，能够为实现各地区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均衡发展，为政府进行合理有效的经济决策提供思路和依据。

我国工业园区现阶段重复建设现象普遍，园区缺乏核心竞争能力，产业结构趋同，园区之间恶性竞争严重。造成我们国家尤其是我国不发达地区试图通过工业园区发展经济的良好愿望事与愿违。不但经济没能发展起来，反而因为不成功的园区的建设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通过对本书的研究，希望能够为各个工业园区确定主导产业，避免园区重复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参考。

我国各地区工业园区数量众多，但很少有工业园区及其内部企业能够树立起知名的品牌，这既不利于工业园区的发展，也不利于园区内企业甚至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提升。通过本书研究，为工业园区内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占领价值链高端，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出一种方法和思路。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工业园区国外文献综述

1.2.1.1　平衡和不平衡理论

(1)平衡理论　平衡理论最早由努尔克塞提出，他阐明所谓合理的经济发展观点是各产业以相等的增长率并按比例发展。其后约特保罗斯、拉乌设计了验证经济增长过程的公式，得出了经济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发展主要是指在产业发展方面、区域间或区域内部各地区间基本保持同步与平衡发展。产业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了产业间的关联互补作用，主张在区域间或区域内部平衡布置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平衡理论有着良好的主观愿望，但区域的发展过程却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历史基础、制度和劳动力素质、资金等种种原因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发展。原苏联和改革开放的中国都因实行这种模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也正是因此，又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

(2)不平衡理论　以霍夫曼(W.G.Hofman)、缪尔达尔(Mydral)和贺希曼(A.O.Hirshiman)为代表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是由于不发达区域企业家素质和政府决策能力低下所致。为了克服这种缺陷，采取对特定产业进行集中投资，从而激起对其他产业的需求。该理论认为进行集中投资的产业应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产业的前后关联效应大。

这种理论主要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针对平衡发展存在的问题，强调不发达区域不具备全面发展的各种条件，均衡发展是难以实现的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根据该地区自身的客观条件，依据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有重点、有差异、有特点地发展，而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进行全面发展。该理论认为不平衡系统中存在着支配因素，它代表着整体的行为。因此，在不同时期选择支配全局的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发展经济，有选择地投资若干区位条件优越的增长极，其他地区可以在此地区带动下逐步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理论顺应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在生产力布局上要依据此规律，优先选择一定地区，让区域经济从不平衡向更高级的平衡转变。

不平衡发展理论实质上为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工业园区就是通过一系列外部因素，以突变的模式求得某个地区或者某个部门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一种模式。

1.2.1.2　区位理论

区位是经济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空间位置。区位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法则。著名区位论学者廖什(V. L.osch)在《经济的空间分布》一书的序言中对区位和区位法则的叙述是:“对我们来说，事物存在的时间是一定的，但我们却可能动地选择它所在的地点”，“凡是有生命的事物都需要选择正确的区位。当然，一个经营得好的企业，建设一座城市，以及能够得到发展的集聚区，也都需要选择正确的区位。不仅如此，事物一旦处于正确的地点，也就会产生法则。”

古典区位论假设研究的区域是与世隔绝的“孤立国”，区域内是不存在自然条件差异的“均质区”，其理论模型表现为静止的、局部的均衡。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古典区位理论先后形成了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和中心地理论(也称城市区位论)三大代表:

(1)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是由德国的经济学家杜能首先提出来的。他根据德国北部克伦堡平原长期经营农业所获得的数据，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农业区位理论的理论模式。

农业区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农业布局时，应综合考虑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农产品价格三方面的因素，以其获得最大理论。其数学公式表述如下:

其中，P为利润，V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E为生产成本，T为把农产品运到市场上的运费。

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市场价格和运输成本可以认为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决定利润的主要因素也就只取决于运输成本的高低了。而运输成本的高低决定于产品本身的重量和生产地同市场的远近。那么，上述公式经等价变换后可以写成:

其他变量意义同上，其中，K是一个常数。

杜能在对距离城市远近与农业耕作的关系，在对影响产品运输的诸因素(如体积、重量、易腐蚀程度)等进行分析后，构建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环状农业圈图式:从内而外分别是农业自由区，林业区，轮作农业区，谷草农作区，三圃农作区和畜牧区。并且各个区划的耕作方式也因为经济价值的不同由集约经营逐步转为粗放经营。

杜能学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市场距离对于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首次确立了对于农业地理学和农业经济学都很重的两个思路，即土地利用方式(或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和优势区位的相对性。

(2)工业区位理论　韦伯是世界经济史上较早而又完整、系统的提出产业区位理论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是对工业区位进行规范性的研究。韦伯是(1909)在《区位论》中是从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阐述产业聚集问题的。韦伯认为，在假定条件下，理想的工业区位和企业厂址，应当选在生产费用最低的地点。而影响生产费用的主要区位因素有:原料和燃料，工资、运费、地租，固定资产的维修、折旧和利息以及集聚因素。在所有因素中，运费起决定作用，并因此构建了数学模型。

由此得出的最低点，就是工业布局应该选择的区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工资的影响会使运费所定向的区位产生第一次偏离，而集聚经济因素的影响又可以使由运费和工资所定位的区位产生第二次偏离，即最终的区位是由运费、工资和集聚三者共同影响下寻求的最佳定位。

(3)空间结构理论　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是反映这种客体和现象的空间聚集规模和集聚形态。空间结构理论是在区位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研究是把处于一定范围的各有关事物看成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体，并从时间变化上加以考察，因此，空间结构理论也被视为动态的总体的区位理论。

1956年美国学者达恩(E. S.Dunn)提出了空间结构概念，试图探讨经济活动区位结构的一般理论，并提出土地经营的纯收益是空间结构形成演变的主要动力。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提出从“空间经济学”出发研究区位论，并大量引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产业区位的综合分析。对空间结构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的是德国学者博芬特尔(E.V.Boventer)。他力图将韦伯、杜能、廖什的区位论综合起来，认为区位论要考察并尽可能深人地阐明不仅生产和货物，而且还包括居住地、就业场所、流动性生产因素的地理分布。他认为，决定空间结构及其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集聚、运费及经济对当地生产要素——土地的依赖性，而运费是投入产出关系特点与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决定因素。并从最佳土地利用和合理集聚的角度，在理论上论证了工农业的企业规模、城镇规模及城镇规模结构。

空间结构理论是在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向实践应用方向发展的产物，所考察的对象包括产业部门、服务部门、城镇居民点、基础设施的区位、空间关系、人员和产品、财政、信息的区间流动性等。理论的基本内容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客体空间集中的合理程度。由于自然的地带性或地区性差异、相对于海洋的不同位置、与历史上政治中心的关系以及与国际上经济集聚区的区位关系等，造成不同的经济社会呈现经济活动“疏”和“密”的地域空间结构，即区域性发展不平衡。按照各区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选择有效的空间结构构架模式，在区域内进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实施城市重点发展战略，在实践中科学地处理过疏和过密问题。

第二，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上的空间结构特点及其演变。通过一般作用机制的分析，揭示空间结构变化的动力及演变的一般趋势和类型、最佳的企业规模、居民点规模、城市规模和中心地等级体系。理论推导的基础，一是农业区位论，二是聚集效果理论。将最佳企业规模的推导与城镇居民点合理规模的推导相结合，将城市视为企业一样，理解为一种生产过程应用“门槛”理论，将中心地等级体系应用于区域规划的实践。

第三，以城镇居民点(市场)为中心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这是对杜能理论模型和位置级差地租理论的发展。它利用生产和消费函数的概念推导出郊区农业每一种经营方式的纯收益函数，并由此得出经营地带的划分。

第四，空间相互作用。包括地区间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各级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创新、信息和技术知识的扩散过程等。

1.2.1.3　增长极理论

帕鲁(Franciois Perroux)是最早提出增长极概念的法国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向法语体系国家积极宣传凯恩斯、熊彼特等人的观点和思想。帕鲁在1950年发表的《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增长极概念，其后经过不断完善，形成了系统的增长极理论。

帕鲁认为应该把20世纪的经济视作一种“力场”的空间网络而不是交换的网络。20世纪的经济是以支配效应为特征的，经济中存在着“支配力”。为了分析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他引入了“推动单位”(propulsive unit)及增长极概念。所谓推动单位是指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他增长或者创新时，能诱导其他经济单位的增长。推动单位可能是一个企业或者同产业内的一组企业，也可以是共同合同关系的某些企业的集合。如果一个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被定义为“力场”，那么位于该“力场”中的推动单位就被称作增长极。增长极就是那些与环境密切联系的经济单位。

帕鲁的增长极概念刚刚提出时，一开始并不是应用于产业区位理论研究，而是着眼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这一概念被移植到区位论理论中来，是因为帕鲁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集中讨论了对经济增长产生诱导作用的一系列相关特征，研究结果发现这些产业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二是空间聚集。1966年，保德威勒(Boudeville)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使增长极的概念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把经济增长概念的涵义向虚拟空间经济发展转移。一般认为，推动性产业能够导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列昂惕夫乘数效应。它是通过现有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产生的经济效果快速膨胀的经济现象;二是极化效应。当推动产业生产能力的增加而导致区外的其他关联活动形成时，极化效应发生。在增长极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增长极理论，注重于推动性产业——聚集——经济增长发展过程研究。

从上述增长极理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地区要加快经济增长，关键是培育和发展一系列推进型产业，而推进型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当地政府的力量。政府可以根据地区特殊的比较优势、供给和需求结构、文化氛围，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强制性培育产业集群。政府可以创造和提供企业集聚的环境，吸引企业在一定空间地域内的聚集和扎堆。这里的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即物理环境，包括建立产业带、产业园区和基地、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等等;软环境方面，要匹配相应的财税政策、提供优质的服务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条件。该理论认为关键性企业是决定产业集群能否诞生的基础。在政府强制性培育的产业集群形成中，可以通过人为选择而催生该关键性企业。

可见，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将政府在产业聚集形成、发展过程中作用的放大。认为有了政府对推动性产业或专业化企业的投资建设，就会产生围绕这些关键性产业或企业的集聚效应，形成创新能力，最终带动产业所在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显然，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政府人为干预，实现产业集群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1.2.1.4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是经济学家缪尔达尔首先提出，他把社会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导致这种演进的各个因素如技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如果这些因素中的某一个因为某种原因发生了变化，就会引起另一个相关因素的变化，后者的变化反过来又会推动最初的那个因素继续变化，从而使社会经济沿着最初变化那个确定的轨迹发展。因此，社会经济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守恒或者趋于均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而且不是简单的循环，这种循环具有累积的效果。当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化存在上升或者下降两种循环的可能。总之，循环累积因果原理重点强调了社会经济过程存在三个环节，即最初的变化，接下来是一系列传递式的相关变化，最后又作用于最初的变化，接着是一系列传递式的相关变化，最后又作用于最初的变化，并产生上升或下降的进一步变化，从而构成循环。

循环累积原理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在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Nurkse)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到循环累积的作用。(《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的问题》，1953)，卡尔多(N.Kaldor)对发达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

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克鲁格曼在把产业集群的形成的初始原因归结为历史因素，而历史因素的偶然之所以能够不断放大，并作为一个产业发展起来，其根源就是循环累积作用在起着重要作用。

1.2.2　工业园区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很多学者也都对工业园区进行了关注，但和工业园区相关的专著到现在却并不多见。第一本关于工业园区的专著是陆立军、裘晓玲主编的《中国工业园区的发展》一书，书中收录了参加中国首届工业园区发展国际论坛中学者的文章。内容涉及关于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关于工业园区和创新、关于工业园区和制造业基地、关于高新技术园区、关于工业园区品牌战略、关于工业园区融资、关于出口加工区发展、关于大学校园和工业园区、关于开发区建设、关于工业园区与经济国际化、关于浙江优秀工业园区发展等若干个板块。这本专著实际上只是对各派学者的观点一个简单的汇总，并没有真正形成研究工业园区发展的理论体系。

李婉萍、罗贤栋2005年主编了《工业园区竞争力分析》一书，主要从企业集群的角度对工业园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对国外成功的案例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对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同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师和MPA们在对我国最成功的工业园区之一——苏州工业园区调研的基础上，出版了《透视苏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PA苏州工业园区调研报告集》，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对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服务、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而更多的学者则专门针对专业的工业园区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如，刘敏、刘蓉在2003年出版的《科技工业园区的新发展——软件园及其规划建设》一书中，从经济管理和技术的角度探讨了建立软件业的意义、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建立的方法和途径。四川大学的李长虹博士也从各国科技园发展给其带来了巨大活力和竞争力这一经济现象出发，从科技工业园区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其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府角色定位等角度研究了发展科技工业园区的途径。

罗宏、孟伟、冉胜宏主编的《生态工业园区——理论与实证》中，详细介绍了有关生态工业园区的各个理论以及建立生态工业园区的原则与方法。

1.2.3　产业集群国外理论综述

1.2.3.1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产业区理论)

18世纪末，英国首先有了运用蒸汽机的新式纺织工厂，随后蒸汽机运用到其他工业生产，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工业更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蒸汽机在生产中的运用是大机器工业最突出的标志之一”，19世纪的英国是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工厂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厂的时代，即工业革命的时代。大量企业的涌现，主导经济发展的要素由土地、劳动力转向资本，产业组织形式由微型企业、小型企业为主转向中小企业为主，企业间的物质联系也日益密切起来，产品的销售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劳动力供给由丰裕转向短缺，尤其是技术人员非常短缺，原材料的市场购买半径也越来越大，企业在追求内部规模经济的同时，也不断追求外部规模经济。在这样一个工业革命背景之下，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产业集聚理论主要从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而引起外部性，导致整个产业平均成本下降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和动力机制。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中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叫做“产业区”，并且通过分析给出了产业区内环境的特点及优势所在。他说:“在产业区内，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同行们不知不觉中学到很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成绩得到迅速研究。”马歇尔清楚地认识到具有专业分工性质的工业在特定的区域内的聚集现象，并指出形成聚集的原因在于企业能更好地获取外部经济提供的利益和便利。这些好处包括提供协同效应和创新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支持和高水平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方面。这些好处具体表现在:

(1)市场规模扩大的外部性。同行业的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合资、合作或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进行生产、销售等活动，如大批量购买原材料，不仅使原材料价格降低，也节约了单位运输成本;集聚带来的外部效应增加了投入资料或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市场容量越大，分工越细，并具有正反馈效应，具有累积循环的过程;建立共同销售中心，通过批发和零售业务，吸引了国内外客户和经销商前来购买，降低了企业成品的运输、库存成本，使平均成本明显降低，从而有利于价格竞争。

(2)有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随着集群的扩大，本地人员通过培训就业、外地技工被吸引过来，形成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区域性市场，企业在长期雇用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同时，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的需要，及时调整工人的数量，减少工资成本和工人劳动保障方面的费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在区域内企业间自由流动，企业内部劳动力变换率提高，劳动力快速流动对其自身素质要求加大，也促进了信息、思想的传播和扩散，所以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了集群内劳动力供给的效率。

(3)信息交流与技术扩散。由于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提供了协同创新的环境，形成了马歇尔所说的“新鲜的产业空气”。集群内企业可以免费获得有关上游供应商、同行竞争对手、下游客户的相关信息，可以更好地洞察市场需求、产业发展趋势、新市场开拓状况以及技术演变和革新的信息等，从而提供了协同创新的环境。

新古典经济时代产业集聚，还处于萌芽状态，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在物质上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而产生的外部经济性，因此，此时产业集群的时代烙印是地理集中和外部经济性。马歇尔研究集聚尽管也重点强调了产业集群的这一特性，但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一种产生集聚的“新鲜产业空气”——协同创新的环境。由于这一理论是在分析产业生产成本时引进的，它是立足于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马歇尔是为了研究生产要素之一——组织要素而探讨外部经济的，同时，在马歇尔时代，客观上企业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物质的投入产出。因此，受研究目的与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理论的管理研究的限制，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马歇尔没有将他的协同创新环境充分展开，也就没有挖掘出企业聚集产生的非物质原因。

1.2.3.2　工业区位理论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既是研究工业园区的理论依据，同时从集聚经济的角度开创了研究产业集群的先河。

韦伯是世界经济史上较早而又系统完整地提出产业区位理论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是对工业区位进行规范性的研究。韦伯在(《区位论》，1909)中是从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阐述产业聚集问题的。他认为，产业集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从而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产业集群的低级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靠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的同类企业出现，这时，大规模生产的显著经济优势就是产生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应。

韦伯认为产业集聚的一般原因是指多个企业聚集在一起与各自分散相比，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节省更多的成本，集聚的收益比分散的收益高，因而企业愿意集聚在某一区域。而集聚的收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集群强化了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二是集群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三是集群大大地提高了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四是集群发展可以做到基础设施共享，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譬如，专门的机器修理厂、靠近的原料供应点、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公用设施道路等有助于生产成本的节约。

韦伯所研究的产业集聚重点也是强调因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而产生的外部经济性，只不过他所强调的外部经济性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而己，从理论上看，他运用模型量化分析了产业集聚优势的因素，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但是，他对产业聚集的研究同其区位理论中的其他内容一样，是一种纯理论化的研究。对于所处的外部动态环境中的企业来讲，如果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市场竞争、历史因素，只是简单的从资源、能源等因素的角度考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其研究结论肯定缺乏科学的现实性。

后来，区位经济学家巴顿研究了企业集群与创新的关系。他在《城市经济理论与政策》一书中指出，地理上的集中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进行改革。有许多实践结果证明，产业集群革新与企业集中有着明显的关联性:首先，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必然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必然极大的促进每个企业的革新行为。其次，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本身就有助于在商品制造者、原材料等方面的供给商与用户之间形成一种更为畅通的信息传播环境。从实践上看，产业集群中相当数量的革新正式由于准确了解用户的需要，以及发现供应方面的特殊问题而产生的结果。第三，通讯工具在企业大规模集中地区有着明显的优势的，这样就能进一步促进该地区所有企业迅速采纳这一革新。但是，巴顿没有深入到企业集群与创新关系的内部形成机制构建方法的研究。

1.2.3.3　前苏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地域生产综合体产生于高度计划、高度垄断体制和工业化处于初期的前苏联。当时苏联正处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新区开发、“开发东方”，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大规模开发，实现生产力的平衡布局，无论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强大，还是对于抵御国外法西斯的侵略都显得愈来愈重要。从1930年到1936年短短的六年时间，“查波罗什工程”、“贝加尔沿岸综合工程”等一些大型项目相继动工完成，虽然这些工程的建设内容不尽相同，但性质上都属于综合体建设。正是顺应工业化初期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对这些工程成就加以总结的基础，科洛索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彭德曼以及前苏联科学院研究人员分别对地域生产综合体进行理论分析，得出了大量的结论。

科洛索夫斯基将地域生产综合体定义为:“在一个工业点或一个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这样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就称为生产综合体。”因此，地域生产综合体具有聚集性质。苏联地域生产综合体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综合体的建设完全是由国家投资完成。原苏联学者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由一些具有不同功能的部门组成:(1)经营类，即体现地域生产综合体发展方向的专业化企业，是综合体的核心;(2)关联类，即与专门化企业由前向后向联系的企业;(3)依附类，即利用专门化企业的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4)基础设施，即为各类企业提供一般性生产条件的多种措施，包括生产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性基础设施和结构性基础设施。地域生产综合体的组成结构表明，它是一种典型的产业聚集，聚集的核心是专业化企业，围绕这一核心的是关联企业、依附类企业，企业之间具有生产的投入产出联系，企业共享各类基础设施。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稳固和正式的投入产出联系。其理论渊源于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强调企业区位优化、交通成本和本地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该理论将与企业区位决策有关的空间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运输费用，还增加了通讯以及协调管理的成本等因素分析产业区位选择，这对产业区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地域生产综合体毕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集聚经济作用被更强的政治目的所掩盖，在前苏联的多年时间也证明其作用是有限的。

1.2.3.4　新产业区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历史时代——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制造业与传统的制造业有许多不同的特点。首先，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也就是说产品更新换代的时间越来越快。其次，多品种、中小批量的生产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三，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四，产品所面临的是全球统一市场的激烈竞争。就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以及美国的硅谷等少数几个地区的经济却呈复苏甚至增长的势头，成为成功地战胜衰退的“经济之星”。由于这些区域在经济运作模式上和历史上马歇尔所描述过的产业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学者们称之为新产业区。

意大利学者巴格纳斯科(Bagnasco)在1977年首先提出新产业区的概念，认为新产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巴卡蒂尼(Becattini)在他1990年所写的书中指出:新产业区是一个社会和地域性的实体，它是由一个在自然和历史所限定的区域中的人和企业集合的特征所决定。新产业区的首要标志是本地化网络，也就是区域内行为主体之间的正式合作联系以及其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关系。

区域产业集群是这样的产业区，它具有一经形成就难以复制的特性。区域企业集群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新产业区，原因在于区域特定性要素的存在:一是产业特定性知识，这种知识的形成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积累与沉淀过程，而且大量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是与本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模仿的;二是特殊劳动力群体，一方面，区域产业特定性知识的低流动性使该地区成为某一产业能工巧匠云集之地，另一方面，这些能工巧匠的云集成为产业区形成的直接推动力;三是特殊的产业氛围，从事特定产业的能工巧匠的云集，使该区域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产业氛围，这种产业氛围与当地的文化、习俗融合在一起，空间流动性很弱，导致在该区域内不断强化，促成产业区的不断演化。

因此，企业集群必须扎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有活力的社会文化环境保证了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

到了新技术革命以后，后工业化和信息经济时代，新产业区理论和新竞争经济理论对于产业集聚或集群的解释正式进入了现代产业集群的范畴。在工业化后期以及信息经济时代，随着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垂直分离基础上的多品种、少批量、定制式柔性生产方式的诞生，企业间与物质联系相伴的信息沟通越来越重要，即时生产使供应商、生产商、客商三位一体，相互靠近。这时新产业区理论研究的产业集聚的目的不再主要考虑运费的节约，而是交易费用的减少，同时外部规模经济也拓展到外部范围经济。各行为主体平等联系构建共同体组织，形成本地结网，企业的本地化成为新产业区的本质要义。这些都是区别于传统产业集聚的地方，也是新产业区理论属于现代产业集群的范畴的原因。

1.2.3.5　弹性专精理论

意大利新产业区的概念虽然是上巴卡提尼所提出的，但真正引起注意的却来自于皮奥勒和撒贝尔(Piore and sabel 1984)弹性专精理论的提出。他们二人在合著的《第二次产业分工》(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一书中，首次对19世纪的产业区再现的现象进行了重新解释，并提出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弹性专精(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

皮奥勒和撒贝尔认为，以弹性专精为基础的产业集群的特点是:(1)柔性加专业化。所谓柔性指通过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不断改变生产过程，专业化指这种资源的再配置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因为进入某一产业界的企业都认为“他们的行业”是生产此领域内的产品而不是其他领域的产品。(2)限制进入。一旦形成产业集群区，则区外的生产者无法享受区内的各种资源及制度性供给。(3)鼓励创新和竞争。(4)限制过过竞争，严禁阻碍技术进步的恶性竞争，如工资等工作条件的竞争。

他们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发展，是中小企业在弹性专精基础上实现的集聚。而这些中小企业集聚区，由于专业化程度高、企业间协同作用强，可以与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进行竞争。他们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第三意大利”产业区，并结合意大利和其他家的一些地区，例如德国的巴登——符腾堡的宏观经济发展和历史背景，提出了一种关于“产业时代的划分”(industrial divide)的假说，这种假说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大批量生产时代可能已经发展到了弹性专精的时代。

1.2.3.6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现代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后，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大量涌现，跨国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不仅取决于生产费用，也与国际间的运输费用以及由于产业集聚带来的生产效益提高等因素紧密相关，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无疑难以把握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机制。另一方面，一些跨国界的区域经济组织如欧洲统一体(EU)的出现，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能够自由移动的统一市场正在形成，传统的贸易格局必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克鲁格曼(Krugman，1991，1995)深入分析了与需求供给相关的外部性和与地理因素相关的贸易成本降低吸引大量企业的在某区域集中的现象，提出了新经济地理理论。

克鲁格曼并没有将新产业区产生的动因追溯到预先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他认为，产业地理集中可能是由当地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引致的、重要的继起的累积因果关系，其理论的基础是规模收益的递增。克鲁格曼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聚集的成因，他在1991年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于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导致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所以，中心——边缘模式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的制造业份额。也就是说，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的空间集聚，而不同的产业又倾向于集聚在不同地方，之所以大量相关或相同产业愿意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与产业专业化和市场需求有关，而事实上产业专业化与该产业的市场需求是互相促进，呈正反馈效应。企业和产业在特定区域集聚，就能因节约运输和通讯费用而获得要素报酬递增。不过这种要素报酬递增只在集聚发生的有限空间发生，即要素报酬递增是有界的。

1995年，克鲁格曼出版了《发展、地理学与经济地理》一书，他在该书中建立了产业集群分析的新模型，对他已有的产业集群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1999年，克鲁格曼与富济塔以及维纳伯勒斯合著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通过设立假设条件:(1)生产条件无法在国际间流动;(2)两种产业都是垄断竞争且具有完全相同的消费者需求函数;(3)两种产业各获得一半的消费支出及相同的需求弹性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简单模型探讨了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和一种生产要素(假设每个国家只有一单位劳动)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形成的动因。克鲁格曼等三位学者在技术上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进行分析，建立投入产出矩阵表，得出了在贸易成本高时，两个产业同时存在于两个经济中，而在贸易成本低时，产业集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甚至可能彻底走上专业化。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不同于建立在无差异空间、无运输成本等严格假设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地理理论，它把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分析框架中，将因运输成本的减少引起的集聚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要素放在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和分散性问题的分析上，得出了比传统经济地理理论更具科学的集聚理论。但新经济地理理论同样面临现实经济问题的考验，如现实的网络经济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从而弱化了运输成本在集聚形成中的作用。克鲁格曼的集聚理论也为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发展的促进因素。不过产业政策只不过是影响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实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毕竟产业集聚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

1.2.3.7　新制度经济学派

科斯(Coase)首先于1937年提出了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以交易费用为基本分析工具，认为企业作为价格的替代物而产生。威廉姆森(Williamson)于1975、1985年分别出版了《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本名著，界定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解释了经济活动的体制结构，提出了“中间性体制组织”的概念。

所谓“中间性体制组织”是指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纯层级组织之间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的存在，是组织本身从效率的角度或称“生存能力”角度内生性决定的。因为利用层级组织可能会带来协调成本过高导致规模不经济，而市场交易成本过大则会存在某种市场失灵的风险，因此，中间性组织是对两者进行权衡后来决定自身组织结构的，区域企业集群就是这样的中间性组织结构。根据这一观点，把产业集群可以理解为:产业集群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众多企业集合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结构是介于纯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这一组织形式通过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交流与沟通所引起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达到追求区域范围经济的目的。

按照这一观点，产业集群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改变小数目条件。前者是因为具有外部经济的空间集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和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后者是因为数目众多的企业地理接近，增加了市场参与的角色，市场机制更能发挥作用。

产业集群还有利于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提高信息的对称性。产业集群不仅使企业的经济活动根植于地方社会网络，而且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产业文化，它们有利于企业间合作与信任，促使交易双方很快达成并履行合约，还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

但是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中间性组织的观点也不能完全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发展的内在机制的作用。因为，一个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内部结构绝不可能只用“中间性”组织的概念就能阐述清楚的。

1.2.3.8　新经济社会学派

新经济社会学有二个基本主题:根植性社会网络和制度。它从经济学不能提供的理论视角，把社会结构引入到分析之中，并发展了根植性、经济的社会结构、网络理论等思想，从而在经济决策中，充分地考虑到社会、文化、权力、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把经济学和社会学较好地结合起来。

一般来说，根植性概念较完整提出的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rttor)在1985年提出的。他指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有文化意义的。他认为通过企业在本地的扎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聚集，可以使企业构筑起交流与合作的系统，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依赖于人际信任关系的社会网络可以超越企业的边界，使企业的社会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强于其原有状态。主要理由是:(1)以信赖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中的企业有强烈的合作愿望以共同承担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2)企业间的关系相对稳定，不容易出现报复行为;(3)企业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容易采取一致行动达到共同的目标。由此看来，在某一区域中的企业其行为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利益，企业行为深深镶嵌在区域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社会网络的根植性，并受到社会整合力的约束。

新经济社会学派的“根植性”概念较好的解释了企业集群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当地产业氛围的作用，强调了学习型网络的重要性，然而有研究表明对于“根植性”的作用在集群形成的初期有较大的作用，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较强的“根植性”反而会影响集群向更高层次发展。就好像一个家族企业，是建立在家庭成员关系的基础上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必须克服家族制的弊端，选择更加开放、规范的体制来提升企业的档次。基于产业集聚的特色工业园区在发展的初期，需要根植性的嵌入到当地的经济中，当园区走向市场化、国际化的过程中又要不断地减少根植性的行为。

1.2.3.9　新竞争理论

波特(Porter)于1998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产业集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提出了以产业集群为主要研究目标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把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引向了新的领域。波特教授认为:集群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由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

在通过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等10个重要贸易国的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国家竞争优势主要不是体现在比较优势上而是体现在产业集群上，产业集群是国家竞争的主要来源，国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产业集群上的竞争。他认为，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获得的根本途径，也是企业保持竞争能力和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而产业集群则正是企业实现创新的一种有效途径，因为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创新环境。这实际上是从竞争力的角度探讨产业集群概念，并指出“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次之间竞争力的关系。波特教授进一步阐述，产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生产率，使每个企业在不牺牲大规模企业所缺少的韧性的条件下从集群中获益，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及相互模仿推动了成本的下降与操作方法的优化;集中的众多相关企业使得专业人才市场降低了雇员和企业之间的相对搜寻成本，并吸引优秀人才到群落工作;地理上的接近使得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很容易的建立，降低了群落内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政府及有关公共机构提供的专业基础设施或者教育项目，以及产业集群内部的信息、技术、声誉等公共物品能够被企业所共享。

对于如何培育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波特提出了著名的企业集群钻石模型。他认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四个: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和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以上四个因素构成了波特的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该模型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而运作，钻石上每一个点都是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1)要素条件。这决定一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地位，包括熟练劳动力供给和基础设施状况等在特定产业竞争中的必备条件。

(2)需求条件。本国市场对该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国内市场的构成和特点对公司察觉、理解和反应国际购买者的需求较为重要。

(3)支撑产业和相关产业。集群利用该区域内其他企业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一个强大的商业共同体提高了集群的生产力，对于制造业集群而言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金融和建筑服务。成功因素包括当地供应商的多样化、质量、成本和能力以及买卖双方关系的质量。用外部供应商来替代当地的供给一般来说是不适宜的，这是由于成本和协调的问题，但是与外部供应商建立一种高质量关系可能会比较重要。但是，如果地区较小，外部但仍邻近的供应商在分析中就显得比较重要。另一个问题是使用相似的技术、可转移的人力资源、相似的专用基础设施或者服务于相同的市场的相关企业。成功因素包括这些相关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它们与集群企业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

(4)企业结构、战略和竞争行为。这指一国控制企业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及由此带来的国内竞争状况。这里所说的企业是指集群内部的企业，一般指直接参与集群主要价值链的企业。具体评价标准包括企业数量和规模、新增企业和关闭企业的比率、产权和财务实力等。此外，一国根据有关体制和价值观为个人和厂商设立的目标，引导资金和人才的流动等等，也将直接影响到产业竞争优势。

波特所研究的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基于企业间长期稳定的竞争合作关系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持续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对提高区域竞争力，推进区域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其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一般认为，波特的理论解释了已经存在的产业集群是如何诞生和成长的，但是不能预测它们将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是还未诞生的“成功中心”等。总之，这一理论至今尚未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普遍承认。

1.2.3.10　区域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企业、产业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熊彼特(J.A.schumpeter)在1934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经济创新的思想。后来技术创新分两条路线:一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论;二是以制度变革和制度推进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创新论。和产业集群相关的区域创新理论属于制度创新范畴，且区域创新理论主要由“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系统”三个理论分支组成。

创新环境理论是基于当地和区域经济发展中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的洞察和理论思考，欧洲的一些研究创新理论的学者提出了“创新环境”的概念。这些学者是由法国、意大利、瑞士等主要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1995年，欧洲GREMI (European Research Group on Innovative Milieu)小组从创新环境理论角度对欧洲产业区进行研究，他们的主要概念是社会文化环境，这个概念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

创新环境从广义上讲指的是产业集群所在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一般是指在集群当地促进创新的各种制度、法规、实践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环境是一种区域发展的基础或背景，它使得创新性的机构能够创新并能与其他机构相互协调。而这创新的环境来源于聚集在一起的企业的协同作用和集体效率，这样企业聚集能使各企业共享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以及组织创新的好处。这个概念其实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就产业集群的根植性特征转移到地域上的拓展和应用。

创新环境理论实际上重申了马歇尔产业区的主要观点，即创新存在于某种无形的氛围中，有创新环境的地方才有创新，而创新环境则在那些有创新的地方存在。不过，相对于马歇尔强调企业家个人主义的自由发展，反对政府干预的观念，创新环境研究更强调产业区内创新主体的集体效率，强调创新行为的协同作用。

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群的核心假设，并称之为“创新相互以来假设”。该假设认为，创新倾向于通过经济网络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群聚在一起，网络的密切程度与企业创新息息相关。该假设的另一种表述，当代的公司几乎没有单独进行的创新，如果通过客户、供应商和知识生产部门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知识交流，可以大大改善公司的创新。

斯科特(Scott)等人认为，正是中小企业之间的这种有效的合作网络，才产生了一种内生力，使得当地经济迅速发展。在区域间聚集的中小企业既竞争，又合作，合作的形式不仅有正式的战略联盟、合同契约和投入产出联系，还包括了非正式的交流、沟通、接触和面对面的谈话。这种网络式的合作是区域可以不断产生创新动力的原因。

区域创新系统是创新系统理论运用于区域层次而提出的新概念，意指区域网络各个结点(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等)在协同作用中结网而创新，并融入到区域的创新环境中而组成的系统。即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有效叠加而构成的动态关联系统，该系统具有开发性、本地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区域系统是建立在本地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长期合作的基础上的。该理论认为，区域是企业的“群”，这些区域通过合作和竞争规则的企业网络构成，区域经济发展不是潜在利益现象的简单集合而是系统有效的整合。

1.2.4　产业集群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国外研究产业集群热潮的兴起，近几年国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也日趋增多，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

仇保兴对小企业集群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个视角，分析了小企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制约因素及其创新意义和深化趋势。从专业化分工角度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从产权、市场结构、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人文环境等角度分析了小企业集群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了发展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措施。

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也是较早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之一，她不仅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而且研究了传统产业集群与国内外典型案例，探讨了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的关系，指出了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营造区域竞争优势是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

黄建康博士2003年出版了《产业集群论》一书，建立了创新性网络资本系统的基本框架，主要研究了创新性集群发展的规律，并提出了我国高新区产业集群化的发展对策。

南京大学的梁琦博士从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出发，从成本、市场和知识溢出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并从跨国投资、专业化分工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进行了分析。

徐康宁教授在其《产业集群形成的源泉》一书中，从自然禀赋、专业化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等角度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集群形成路径的两种模式——市场创造模式和资本转移模式。

1.3　本书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本书结构和主要创新点

1.3.1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1)调查问卷法，有些数据难以在公开出版物中找到，有些数据难以量化，通过问卷调查主要获得这两个方面的数据。(2)投入产出分析法，在识别产业集群时主要采用投入产出分析研究各个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3)聚类分析法，通过实地调研、统计数据搜集和普查数据的搜集获得大量数据，用统计分析法发现其中的规律。(4)实证分析法，为验证本书产业集群识别、形成、升级对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确定、合理化、高度化的有效性，采用实证分析法进行研究。

1.3.2　本书所采取的技术路线

本书采取系统分析的方法，确定了本书的研究框架，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并对其进行了验证。具体路线(如图1－1)。

图1－1　本书采用的研究路线

根据系统分析的思路，首先提出本书要研究的基本问题，然后通过搜集资料及对资料的整理分析，进一步明确本书研究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本书的研究框架，接下来是具体研究工作的展开，包括建立量化模型，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并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为最初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决思路和现实的解决措施。

1.3.3　本书的结构

本书主要分为六章，它们的具体内容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导论是对国内外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现状的分析，找出本书的切入点，并为本书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章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内涵的研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产业管理内涵的探讨，进一步界定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为具体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

第三章对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内涵的研究以及主导产业常规确定方法问题的提出，提出通过产业集群识别确定主导产业的思路，并建立数学模型，找出识别产业集群的方法，为工业园区主导产业的确定提供思路。

第四章首先明确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内涵以及工业园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同产业集群的关系，提出了将有条件的工业园区打造成为产业集群是工业园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一种有效路径;通过对影响产业集群形成各个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工业园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思路;最后通过政策研究，进一步为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提供有效的措施。

第五章首先明确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以及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同产业集群的关系，提出了产业集群升级是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对产业集群升级的方法和路径的探讨，为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提供思路;最后通过政策研究，为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管理提供政策借鉴。

第六章是实证分析，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历程的研究，利用本书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苏州工业园区产业的形成过程以及苏州工业园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并对苏州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1.4　本书的创新点

1.4.1　实践上的创新

第一，指出了工业园区现阶段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缺乏特色、招商引资不力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园区建设伊始主导产业选择不善导致的，并提出了应该用产业集群识别的方式来确定工业园区的主导产业，通过产业转移而非凭空打造一个工业园区的方式来发展尚未形成的工业园区的思路。

第二，指出了现阶段工业园区缺乏竞争力、园区内企业关联程度低、难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因为工业园区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提出了通过将有条件的工业园区打造成产业集群的方式实现工业园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的思路。

第三，指出了现阶段工业园区内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价值获取能力低下、处于价值链低端、在较低水平上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不够导致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园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思路。

1.4.2　理论上的创新

第一，进一步明确了产业集群的内涵，重新界定了产业集群的定义，从空间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两个方面阐明了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关系以及工业园区产业管理同产业集群的关联。

第二，重新梳理了学者们对产业集群识别的研究，在对产业集群现有识别方法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产业集群识别的新的指标体系，提出了基于AHP和熵联合确定权重的产业集群识别新方法。

第三，将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阐明各种因素对产业集群形成的作用机理以及每个因素对产业集群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为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支持集群提供理论依据。

第四，提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以及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方法，并指出了产业集群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一般困境和我国产业集群的自身困境。

第五，对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集群的升级模式，在原有的升级模式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基于雁行模式的产业集群跨链条升级的全新的模式。

第六，对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本书在论述的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外作用力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动态能力的产业集群升级路径，并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升级策略。

1.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阐述了本书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思路以及具体的研究内容，最后，对本书的创新点也做了简要的表述。